中国无文学史之目。而“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

自范晔《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王融、谢朓、孔稚珪，不入《南齐书·文学传》。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王融、谢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学传》。元结、韩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适，不入《宋史·文苑传》。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不入《明史·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借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物，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文学著作之日多，散无统记，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昔挚虞始作二书：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三十卷，见《晋书》本传。今其书佚不见，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盖志如今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人为纲；而流别疑如姚鼐《古文辞类篹》，以文体为纲者也。尔后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宋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苏天爵之《元文类》，明唐顺之之《文编》，黄宗羲之《明文海》，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辞类篹》，姚椿之《国朝文录》，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之《续古文辞类篹》，王闿运之《八代文选》，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文纪》，起皇古，迄隋，博蒐毕载，是为总集家变例，然而与史有别者；以所孜矻者，不在文学作业之纪载，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此只以与文史、文苑传，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

昔刘知幾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捃采诸史；文学史之文，滂沛寸心；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莫如义折衷于《周易》，文裁则于马、班。《易·系辞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又曰：“《易》有圣人之道，……以动者尚其变；……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为取义也。至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其后班书合传，体仍司马，而参以变化；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两传之合，辞有断续；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征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人分首尾，斯义分主从；传详著述，则文有征信；倘可取裁而以为文学史之文者也。然而世之能读马班书而通其例者鲜，读《周易》而发其义于史者尤鲜。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可谓观其会通者矣。所惜者，观会通于帝王卿相之事为者多，观会通于天下之动者少，不知以动者尚其变耳。

试翻十九朝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然事以久而后变，道以穷而始通。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所损益者微也。秦燔诗书，汉汲汲修补，惟恐不逮，其所创获者浅也。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律诗，远因陈、隋。宋之诗余，又溯唐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也。元之姚、虞，明之归、唐，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追唐宋之遗也。是则代变之中，亦有其不变者存。然事异世变，文学随之，积久而著，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较，可得而论。兹以便宜，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辞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于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律绝之盛而辞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于清，谓之近代；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治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辞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虽然，中国文学史之时代观，有不可与学术史相提并论者。试以学术言：唐之经学，承汉魏之训诂而为正义，佛学袭魏晋之翻译而加以华妙，似不宜与宋之理学比，而附于陈隋之后为宜。而自文学史论：沈宋出而创律诗，韩柳出而振古文，温韦出而有倚声，则开宋元文学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为宜。故谓学术史之第二期，始两汉而终五代，与文学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终。而第三期则始于宋而终于明，与文学史殊其终，并不同其始。盖明之学术，实袭宋朱、陆之成规而阐明之；不如文学之有何、李、王、李复古运动，轩波大起也。

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三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二曰骛外。何谓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文学不异话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倘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降服焉耳。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屦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蔽，谥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蔽，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余耽嗜文学，行年六十，诵记所及，辄有撰论；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约为是编，观其会通。治国闻者，倘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