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汉至隋，文章迁变，昭然可征者，约有四焉。

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者也。观邹邹阳枚枚乘枚皋扬扬雄马司马相如之流，咸工作赋，沉思翰藻，不歌而诵，旁及箴、铭、骚、七，咸属有韵之文。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色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辞；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爽朗。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辞，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一归于骈俪。由歧趋一，其迁变者一也。

西汉攸作，纵笔所至，故句法长短错综，不拘一格；或以数十字成一句，或以二三字成一句，而形容事物，神理毕出，如贾谊论奏，《史记》纪传是也。东汉之文，句法渐有定式，研炼而出以简化；往往以四字成一语。而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联咸与下联成对偶，诚以非此不能尽其意也。由复趋简，其迁变者二也。

西汉之时，虽骚赋之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其为文章，或此段与彼段互为对偶之词，以成排比之体；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对下半句，皆得谓之偶文，非拘于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拘于用一定之声律也。东汉则字句之间，渐互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虽多华靡，尚有清气。至晋宋以降，靡曼纤冶，则又偏重辞华矣。由散趋整，其迁变者三也。

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辞遣字，亦能古训是式，沉博典丽，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明六书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辞。东汉文苑，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辞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奇字古文，用者甚少，语意易明，而无俟后儒之解诂。由奥趋显，其迁变者四也。

又不仅是。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六经者，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不胜纷纭，识者已病大道之裂矣。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又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目录。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不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次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晋挚虞创为《文章流别集》，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然挚虞《文章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俭集始。而集之为言，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龙蛇之菹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碑传。诸子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由专而杂，由公而私，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具以冠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