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凡
王莽诛灭，光武中兴，虽承炎统，而文章风轨，与前不同。前汉恢张扬厉，袭战国纵横捭阖之遗，而自出变化。东汉舂容整赡，得儒者俯仰揖让之态，而好为依仿。前汉张而不弛，东汉弛而不张。前汉为周秦纵横之余，东汉开齐梁骈偶之风。由疏而密，由朴而丽，文章之变，此其转关。
东汉文章，前有班固，后有蔡邕，后先辉映，最为特称，号曰班蔡。而排衍阐缓，冯衍开其前路。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天下兵起，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说以纵横之计，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既而光武即位，获邑母弟妻子，邑乃遣使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招永、衍。永、衍忿邑背前约，乃遣邑书曰：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仇之刃，岂不哀哉！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郕，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叛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
且邾庶其窃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质，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恐伯王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虽有纵横捭阖之意，而开阐缓比偶之体。既降光武，遂见摈弃，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体仿《离骚》，辞尚排比，而音采不赡丽，气亦少靡矣！其乡人有杜笃者，字秀雅，博学不修小节；居美阳，美阳令与游。数从请托，不谐，遂相恨，令系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赐笃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诚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乃上奏《论都赋》一篇，其体沿《子虚》、《上林》，辞不甚壮丽，而特和雅可诵，体密思靡，盖班固《两都》之所由昉云。特班固恢张雒邑，而笃则盛称长安耳。
第二节 班固附崔骃 张衡附傅毅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也。父彪，字叔皮。王莽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以嚣有叛汉之志，乃著《王命论》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改事河西大将军窦融，为从事，画策事汉，草章奏。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知为彪所为，雅闻其才，因召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义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论者以为得实。
固承其学，遂博贯载籍。父彪卒，固居乡里，而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告固私改作国史者，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固弟超乃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乃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盖仿《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名。其文体异于《尚书》，全仿司马迁例也，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惟迁文直而气肆，固辞赡而裁密；迁寄微情妙旨于文辞蹊径之外，而固则情旨尽露于文辞蹊径之中。然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廑乃成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录《公孙弘传赞》曰：
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殚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世安、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借公孙弘以综叙一代人物，虽不如司马迁之卓荦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声色而意度宏远，亦非司马迁之好奇负气所有；特意尽于辞，无迁之微情妙旨！为郎后，遂见亲近，会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而序其意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断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宛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其赋分两篇，盖因杜笃《论都赋》而作；《西都》极其眩曜，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谕也；《东都》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主客对扬，依仿《子虚》《上林》。然相如体隽而气骏，楮墨殆不任轶荡；固则采富而骨重，藻丽只尽于扬诩；而序特和雅，但即眼前铺叙，更不钩深，却自无不尽；节奏最浑妙，舒徐典润，有自然之顿挫，盖蕴藉深，故气度闲；舂容大雅，无意与相如争能；而志节和平，东京本色，乃转以掩相如之铿訇，而别出一格。盖相如恢张，气溢于彩；而固序淡雅，辞有余妍也。固又撰《典引》，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相如骨气奇高，辞笔生动，有飞舞之势。雄则辞采丽茂，好用奇字，然运而无所积。班固体平词茂，结言端直，气少于长卿，文薄于子云，在扬马间别构一体；尚规矩，不贵绮错。其他词赋多可观。
涿郡崔骃，字亭伯，博学，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齐名。顾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时人或讥其太玄静。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肃宗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辞甚典美。帝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然寻骃所作，旨浮而力缓，气益靡矣，不如固之闳丽也。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东京之有班固、张衡，犹西汉之有司马相如、扬雄，萧规曹随，有意相犯。然扬雄不如司马之雄骏，而辞益瑰丽；张衡不如班固之茂密，而气特恢宏；善用其长而自出变化，后先辉映，尽有独至。班固作《两都》，衡赋《两京》。班固作《幽通》，衡赋《思玄》。班固有《答宾戏》，衡作《应间》。衡少善属文，而从容淡静。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西京》全袭班固《西都赋》而语加恢张，参差历落，其文法之变化，亦撷《左氏》之雅练，于整齐中见错落，自成一格，不作排比；此实衡刻意求工，不欲效颦《西都》也。《东京赋》则历数大典，安详整暇，气肃而度舒，几欲掩过其上。盖班固于《东都》，以不写为写；而衡赋《东京》，则以写为写，而详固之所略也。然才欲窥深，词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便觉神气不贯，虑详而力缓；此衡所为不如也。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议论文章，盖欲驾固而出其上焉。
固自以志郁道滞，仿《离骚》，作《幽通赋》以自畅；而衡亦为《思玄赋》。《幽通赋》意祖《离骚》，而辞多诘屈，似有意学扬雄；然辞奇而气不疏，遂不能运；又平典似道德论；赋家以体物为铺排，而《幽通赋》独以议论引古为结构，正言未能若反，转以正襟未能高谈，不耐寻味。然《幽通》写意以直赋；而《思玄》则叙事为比兴，仿屈原《远游》之意而推广之，布局尽宏，而用意甚紧，以视《幽通》之艰涩平板者，何啻后贤之畏。但仿古太似则不新，立局太宽则不紧，此所以不如前人也。扬雄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东京词赋，大抵则而不丽；而丽者又或欠骏逸，茂于辞而不疏于气，班固、张衡，其焯焯也。独马融作《广成颂》，典丽矞皇，波澜壮阔；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藻采焕发，气机流动，苍劲古逸，胥有西京之遗云。然东京文章阐缓，而诗特警遒；文章绮茂，而诗特疏朗；所以逸响高调，挺拔而为俊矣。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傅毅为《冉冉孤生竹》一诗，亦此意也。其辞曰：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雅得风人比兴之意，辞不华藻，而特高亮凄激。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而固讥“武仲下笔不能自休”；今观毅所作，虽不如固之云兴车屯，辞笔奔会，而凝厚之中，饶有流动，堆垛尽化烟云。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造怀指事，诗最清峻。至张衡为《四愁诗》，则益原本屈宋，依仿楚声，七言腾踊而为新体。其辞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乃仿屈原，以美人为君子，珍宝为仁义，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自抒其郁陶云尔。衡所作诗，如《怨篇》四言和雅，得三百篇之敦厚；《同声歌》五言婉笃，异《十九首》之哀思。而《怨篇》托兴于秋兰，《同声歌》取譬于淑女，香草美人以喻君子，则又出于楚《骚》也；然取《骚》之意而不为其体。《四愁诗》朗丽以哀志，则又袭《骚》体而异其调；楚《骚》缠绵，而此则哀激也。
第三节 蔡邕
司马迁、相如，才骏而气逸。班固、张衡，辞丽而体闳。而蔡邕，则不能骏逸而为冲和者也，不能闳丽而为雅淡者也。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少博学，好辞章；献帝时，累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董卓为司空，重邕才学，厚相遇待。及卓诛，并被收付廷尉。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至是乃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卒被杀。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别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今存九十篇，而墓碑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处士郭泰有高名，及死，邕为作碑曰：“吾为人作碑，未尝不有惭容；惟为郭有道颂，无愧色耳！”其辞曰：
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膺天衷，聪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砺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尔乃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祛其蔽。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凡其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置念，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佥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俾芳烈奋于百世，令闻显于无穷。其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纯懿淑灵，受之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匪惟摭华，乃寻厥根。宫墙重仞，允得其门。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搢绅，言观其高；栖迟泌丘，善诱能教。赫赫三事，几行其招。委辞召贡，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兹铭，摛其光耀。嗟尔来世，是则是效。
邕之文，泽古者深；其辞坦迤如不经意，而暗与之合。大抵以《书》之端凝植其骨，以《诗》之安和植其节，以《左氏》之整暇调其机。其文以意度胜人，不以骨力见高；舒详安雅，而气如莹，沨沨乎三代之遗音也。然有余于安和，不足于警切；叙事不具本末，议论亦欠分晓。集中《郭有道》、《陈太丘》两碑，最为名篇；而浮辞满纸，绝不见其人性情。词赋依效《离骚》，亦无跌宕伟丽之观；平流徐行，盖其素性然云。东京作者，骈称班蔡；然邕虑详而力缓，温雅以循规；不如固之雅壮而多风，情高以会采也。世传有《蔡中郎集》六卷，或十卷。
第四节 孔融附祢衡
遒文壮节，足以振靡起懦者，于汉季得一人焉，曰孔融。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性好学，博涉多该览。建安中，献帝都许，累拜将作大匠。既见曹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操惮融名重天下而建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操遂构成其罪，令路粹枉状奏融：“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竟坐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而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纵笔无结构，然雄迈之气，弥以不掩。其辞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嵇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能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且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当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因表不悉。
不甚斫削，然疏俊可诵！又《荐祢衡表》，则于典丽之中，能为疏宕；虽野于班固，而茂于蔡邕。建安文章，雅壮多风，结两汉之局，而开魏晋之派者，盖融有以先之也。融所为五言杂诗，如“岩岩钟山首”一首，气郁勃而辞遒壮；“远送新行客”一首，意凄惋而笔曲达；骨气奇高，不假藻饰。融与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并称建安七子。六子皆与操子丕植友善，各被操辟为掾属；独融为汉尽命。
平原祢衡，字正平，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自以有才辩，而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惟善于融，融亦深爱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既为疏荐之，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于是遣人骑送之荆州刘表，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卒以见害，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独传《鹦鹉赋》，未极铺采摛文之能。其他文章，俪体行文，亦伤平典；雅而不壮，未及孔融之逸气贯注，淋漓行墨间也。盖融气盛于为笔，衡则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