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此，昭明师法，穷原竟委，足称良史。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闿运、章炳麟，而闿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特是学者猥众，难以悉载。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著于篇。

又按《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闻之前人：粤在明季，南浔庄氏为《明书》，中王阳明一传，有上下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陈寅清《榴龛随笔》，传者以为笑。《书》曰：“辞尚体要。”言史之论纂，贵简不贵烦也。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明史》，每为一传，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为长编，数十纸，传写者为腕脱，每语人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先生言可谓有慨乎其言之。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光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报黄大俞先生》仆少耽研诵，粗有睹记，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例也。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吾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曰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纪》，借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借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餍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至若林纾之文谈，陈衍之诗话，况周颐之词话，以及吴梅之曲话，其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删其要，著于篇。亦班书《贾谊传》裁政事诸疏，《董仲舒传》录“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蕲于有本。聊疏纂例，以当发凡。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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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版校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