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说过，降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途径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

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愿忍受永无止境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所遵循的道路通向生存的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后才有的。

他说过：“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那就是说，他努力要做到相信这一点。可是他失败了。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索自我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如果他不想相信上帝，那他当时为什么不中止追求呢？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找，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谬性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就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可这不是“多久”的问题，也不是“多少”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的问题。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即：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还能何所求呢？

（原载《泛大西洋评论》，一九六一年春季号；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打字稿。本文此前见于法国的《法国妇女新闻杂志》，一九六〇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