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你少想私事！”邓秀梅在乡政府的厢房里，碰到刘雨生，看见他还是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谈了几句工作上的话，就这样说他：“全心全意，投身到工作里边，你的生活就会充实和快乐。李盛氏的情形怎么样？”

“去过一回，她不容易讲话。”刘雨生回答。

“不容易讲话，就多去几回。对这号人，要有耐心，又要细致。”

“顶好你去，你去比我方便些。”

“你有什么不方便？”

“叫一个男人去劝堂客们，总有一些不大合适的地方。”

“你这样封建？依你说，我该打起背包回去了，在这里净和你们男人打交道，这还了得。”邓秀梅随即催促刘雨生：“去吧，去吧，不要忸忸怩怩，像个姑娘了。”

“请你同我一块去，好吧？”

“对不起，我有我的事，不能奉陪。”邓秀梅要去研究陈先晋的材料，辞别了刘雨生，当即首先找到陈大春，含笑责备他：

“看你这个团支书，怎么连亲老子都劝不转啊？”

“他太顽固了。”陈大春生气地说。

“我同你去看看如何？”

“随便哪个去，都是空的。”

“这话说得太死了。”

“不管他怎样，反正我懒得劝他。你欢喜去，自己去吧。我一跟他谈起来，看见他那副顽固样子，就要上火。”

“太爱上火要不得。你看人家李主席，从不发气，工作反而打得开。”

从陈先晋的亲人和邻舍的口里，邓秀梅晓得了这个顽固老倌子的好多的事情。她知道他不爱多话，却非常勤奋。从十二岁起，他下力作田，到如今拍足有四十年了，年年一样；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照得旧，总是一黑早起床，做一阵工夫，才吃早饭。落雨天，他在家里，手脚一刻也不停，劈柴，研米，打草鞋，或是做些别的零碎事。他时常说，手脚一停，头要昏，脚要肿，浑身嫩软的。左邻右舍，看见他这样发狠，都叫他做“发财老倌子”，不过，一直到解放，他年年岁岁，佃地主的田种，财神老爷从来没有关照过他家。

陈先晋的祖业，只有一座小小的后山，和后山坡上他跟爸爸开出来的一亩不算肥沃、土肉发红的山土。

人们公认，先晋胡子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老作家，田里功夫，门门里手。只有一宗，在耕种上，他墨守成规，不相信任何的改变会得到好处。比方解放前，他佃一个五斗丘，每年作五个凼子[1]，沤十担大粪，二十担草皮；年年一样，不多也不少。他认为十担大粪，二十担草皮是这一丘田的恰到好处的肥量，少了田太瘦，多了禾会飘[2]。解放后，上头号召大家点安蔸灰，他不相信这会得到任何的益处。他说：“我作了四十年田了，从来没有点过安蔸灰。”硫酸亚更不用提了，只要听到这个稀奇古怪的名词，他就枯起眉毛来，表示非常地厌恶。这几年来，上头提倡的四犁四耙，小株密植，架子禾等等，他一概不信。农村里的无论什么新变动，他都看不惯，互助组和合作社，在他心目中，更是稀奇事。他对人说：“积古以来，作田的都是各干各，如今才看见时兴，么子互助、合作，还不都是乱弹琴！”又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如今说要把二三十户人家扯到一起，搞得好，我不姓陈。”

土改时，先晋胡子分进了五亩水田，只有这变动逗他欢喜。据他婆婆说：“领回土地证的那天夜里，老驾一通宵翻来覆去，没有睡落觉。二天一早，他挑了一担丁块柴，上街卖了，买回一张毛主席肖像，恭恭敬敬，贴在神龛子右边的墙上。”

陈先晋平空添了五亩上好的水田，连他作熟了的那丘五斗丘在内，这是他祖宗三代，梦想不到的一件大喜事。他盘算着，分进的五亩水田，加上他原有一亩山土，一共是六亩田土，可以作他发财的起本了。

他的那一亩山土，来得实在不容易。这是他跟他爸爸，吃着土茯苓，半饥半饱，开出来的。山荒有树蔸、石块，土质又硬，捏着锄头开垦时，手掌磨得起了好多的血泡。

如今，晴天里响起了一个炸雷，上头说是要办社，说田土要归并到社里，这使他吃惊和苦恼。有好几天，他想不开。到后来，他想，田是分来的，一定要入社，没得办法；土是他和老子，吃着土茯苓，忍饥挨饿，开起出来的，也要入社么？政府发给他的土地证，分明是两种。分的五亩田，发的“土地使用证”，开的一亩土，领的“土地所有证”，如今为什么一概都要归公呢？

邓秀梅刚一入乡，就结识了陈大春。为要了解这位刚强暴躁的青年，邓秀梅向李主席问起了他的家庭，自然而然谈及了他的爸爸陈先晋。“陈先晋，”当时她笑道，“这名字多好，想必他很先进吧？”李主席笑道：“不，他最保守。”“怎么名字叫先进，实际很落后？”“是呀，这叫有其名，无其实。这还不稀奇，顶有味的是他们父子两个时常闹矛盾，吵场合。陈大春左得吓人，老倌子右得气人。父子两人，一个采左，一个偏右，死过不得，但又非在一起过不行。他们没分家，大春还没有亲事，他想搬出来，脱离家庭，在后山坡上搭个茅棚子，手头没得钱，他的这个小小的志愿还没有实现。”

邓秀梅又作了进一步了解，晓得陈先晋的舅子，共产党员詹永鸣是革命烈士。“马日事变”后，他逃到华容，在那里被捕，牺牲于长沙浏阳门外。詹永鸣的遗体抬起回来时，陈先晋夫妻去送了葬。揭开棺盖，亲眼看见了哥哥的鲜血淋漓的尸首，陈詹氏哭得死去活来。陈先晋落了眼泪，却没有做声，往后他更不爱说话，不问世事，只晓得低着脑壳，做田里功夫。

听到解放军来到了县城，共产党人又回来了，陈詹氏又喜又愁，喜的是这回晴天了，哥哥的冤仇好报了；愁的是自己的儿女也出去革命，万一变了天，他们都会遭受哥哥同样的悲运。陈先晋还是跟往常一样，不大做声，只认得作田，长年的艰辛和穷苦，使他变得有些麻木了。

一个难忘的日子到来了。解放后不久，一个响晴天，村里来了一位白马的骑者，一路询问到陈家。这位北方干部是来打听詹永鸣的家境和遗族们的。他在陈家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陈先晋坐在堂屋里，只顾抽旱烟，不大说什么；陈妈把干部当做自己的亲人，装烟、筛茶，亲热地回答他的各样的问话。陈大春那时才十五，他妈妈不准他旁听，骂道：“你还不死得去砍柴火呀？”大春拿着扦担柴刀走出去，又从后门溜回来，躲在灶屋竹壁下，偷听他们的谈话。听到工作干部夸赞自己的舅舅，他心里浸满了荣誉的感觉，并且立志要走舅舅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对于他是平坦而且顺畅的。他首先参加了民兵中队，不久入了团，刚满十八岁，就被吸收入党了。

在陈大春身上，邓秀梅清楚看出两种不同的气质。一种是父亲熏陶出来的勤劳的刻苦的精神，一种是母系传来的豪勇的革命的气概，两种气质，在他身上，都显得十分强烈而鲜明。而且，人们一下就能洞察它们的渊源。看见他克勤克俭，老辈人说：“有种有根，无种不生，他跟他爸爸，真正是分毫不爽。”看他工作舍得干，大公无私，干部们说：“外甥多像舅。”惟有他的躁性子，人们还看不清源头，知道他的家系的人说：“他的外祖父的性子很暴烈。”如果是这样，难道真有隔代遗传的情况？但作兴是从小生活苦，辣椒吃多了，下力又太早的缘故吧？搞不清楚，谨此存疑，以待贤明的考证。

大春下力的那年，是十三岁，比起爸爸当年来，还迟了一年。这是老驾体恤自己的儿子，怕他出力过早了，伤损了筋骨。这孩子，却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没毛鸟子天照应”，他吃得不好，睡的不多，日晒夜露，功夫又重，却像一株松树一样地发育起来了。刚满十六岁，他长成一条魁梧奇伟的猛汉，担子能挑百二三。自从参加了民兵，他往往夜里放一夜的哨，白天还是照样做功夫。

他长一身黑肉；衣服总是补疤驮补疤；一条蓝布腰围巾，扯常四季沾满了泥浆。他说话直套，粗鲁，发起脾气来，有时还拍桌打椅，奇怪的是一般的人都不讨厌他，村里好多姑娘们还偷偷地爱他。调皮的盛淑君也是这样的姑娘中间的一个。她一见了他，又是畏惧，又是欢喜，小圆脸总是一下子红了。

陈大春嫌他爸爸思想太落后，给他丢脸，父子两个，不是吵架，就是成天不说一句话。他对妈妈一味顺从爸爸的好性格，大不以为然。

“我妈妈是个古板人，”有一回，陈大春对邓秀梅说，“讲究的是三从四德。她算辛苦一世了，一天到黑，不是绩麻，就是纺棉花，还要做饭、洗衣、泼菜，不是在菜园里，就是在灶屋里。她从不出大门，一生一世，没上过街，没见过河里的木船，更不用说轮船了。她省省俭俭，只想发财。她怕我爸爸。真是奇怪，我舅舅那样不怕场合，妈妈却这样懦弱，一娘生的，完全两个样。”

“这和环境、经历和思想都有关系，你舅舅是共产党员，自然和一般人不同。”邓秀梅接着又问：“你舅舅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

“舅妈去世了，表弟也死了，表姐出了阁，如今他家只剩表哥詹继鸣。他是我姐夫，我们是亲上加亲。”

邓秀梅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连忙问道：

“你姐夫思想如何？”

“他是党员。”

“他跟你爸爸谈得来吗？”

“爸爸蛮听他的话。”

邓秀梅掏出怀里的小本子，记下詹继鸣的名字。

又有一次，邓秀梅向李主席打听大春家里其他成员的思想状况。李月辉笑笑说道：

“他们家里，先进和落后，摆了一个插花的阵势。大春爸妈是那样，大春自己是这样，二弟孟春跟爸妈一鼻孔出气，只认得作田，不肯探闲事。妹妹雪春思想好，如今是少先队中队长，快要入团了。”

“按理，这样的家庭，不应该还有落后分子。”邓秀梅说。

“是呀。他们家的思想这样不齐整，要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李主席检讨自己。

“趁这次运动，我们补它一下火。”

“就怕来个兔子不见面，日里他们到田里、山里去了。”

“夜里去。”

“吃过夜饭，他们就关门睡了，为了省灯油。”

“落雨天去。”

“老驾落雨天，也要出去做功夫，卖柴火。只有吃夜饭时节，他们都在屋。”

邓秀梅把陈家里的底细探听明白了，订出了一个计划。她想首先亲自到那里去探探虚实，看看苗头，然后派兵遣将，争取这个守旧的老倌子，做农业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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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凼：音荡，田里沤粪的小坑。

[2] 飘：禾苗光长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