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个月，邓秀梅和李月辉领导清溪乡支部在全乡建成了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个社大小不一，最小的三十五户，最大的是九十户。全乡四百零九户，已经有三百十二户提出了入社的申请。这数目，超过了上级规划的指标。支部开了会，总结了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并且规定在一九五六年元旦，五个社联合举行成立会。
转眼就到了元旦。李主席起了一个早。从从容容洗了手脸，叫堂客炒一点现饭子吃，听够了伯伯的痛骂以后，他换了一件素素净净的半新不旧的蓝咔叽制服，出门往乡政府去了。在他背后，他的伯伯还在不绝口地大骂农业社。
远远的，他听见了锣鼓的声音。
走进乡政府，他看见一群青年在天井里敲锣打鼓，治安主任似乎是乐队的指挥，他在打鼓。
“你晓得吧，城里工人要派代表来？”锣鼓声里，李月辉大声地问盛清明。
“我们这就是迎接他们的。”盛清明说，还是有板有眼地挥动鼓槌子。
享堂里，一群姑娘正在扫屋子、摆桌椅、贴标语。看见李主席进来，她们一窝蜂拥上。
“李主席，我这标语贴在这里好不好？”一个短发姑娘问。
“好，好。”李主席笑着点头。
“桌子这样横摆行不行？”一个双辫姑娘问。
“行行，”李主席连连点头，“你们的头头，盛家里那个调皮鬼呢？”他又笑着问。
“哪一个？”
“盛淑君。”
“她就来了。”
欢迎工人代表的队伍出了乡政府，几面红艳艳的、轻巧的绸旗在山边路上，在青松翠竹的下面，迎风飘展，锣鼓的喧声响彻了大塅。一大群孩子跟在他们的背后。
从各个村口，各家屋场，人们三三两两地往乡政府走去。年轻的男人穿着棉袄，把手笼在袖筒里；老倌子们戳着拐棍或是旱烟袋，提着烘笼子；带崽婆都把孩子抱来了。
远远的，又来了一大群姑娘。她们手牵手，一路唱着歌。为首的一位，穿件花棉袄，一刻不停地笑闹着。她是盛淑君。
盛淑君这一班子人，一进乡政府，就把李主席团团围住。为首的盛淑君缠住李月辉，发出质问：
“李主席，又是过新年，又是社成立，为什么不演几出戏？”
“你拿钱来。”李月辉向她伸出手。
“政府还没有钱么？”
“政府的钱得用在大处。现在要勤俭建国，勤俭办社。”
“我们自己演个花鼓戏，好吗？”盛淑君偏着头问。
“那太好了，我代表乡政府，十分欢迎你和大春演一出《刘海砍樵》。”
“我才不演呢。”盛淑君撅起嘴巴。
“我的面子小，请不动你。等下要大春邀你。”
“哪一个也邀我不动。”
“李主席，邓同志请你进来一下。”常青社的会计李永和从厢房窗口，伸出头来，这样地说。
乡政府的大门口，出现一位穿大红玻璃缎子棉袄的妇女。她满脸春风，有着疏疏的几点雀斑的脸上，略略搽了一点冷霜膏。她梳了一个巴巴头，耳上的银环，走路时不停不息地打秋千，这是盛佳秀。近几天来，她年轻得多了，参加会议比以前积极。
她的来到，引起了妇女们的悄悄的议论。她们谈论着她的打扮，她的出门的丈夫和现在的情人。
盛佳秀在会场的后排长凳上找了个位子，拿眼睛偷偷寻找刘雨生。几个邻家的妇女围拢来，跟她谈着家务讲，接着又纷纷地品评别的女人的鞋样子。
陈先晋来了，他的腋下夹根旱烟袋，旧布袍上系条腰围巾。他坐下来，跟平常一样，默不作声，听人家说笑。只有在他邻居夸赞大春“是个好角色”的时候，他谦逊了一句：
“他没年没纪，晓得么子啊？”
亭面胡汗爬水流，挑起一担丁块柴，走进乡政府。
“面胡，你这卖给哪一个？”有个农民笑着问。
“卖？你有这样大的钱来买我这一担柴火？”亭面胡把柴放在享堂里，这样地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货？焦干的，烧起来点亮皮子[1]一样。”
“挑到这里干什么？”
“给大家烤火。成立农业社，搞社会主义，叫你们冷得缩手缩脚的，心里过不去。”
大家听亭面胡这样一说，就都七手八脚地搬柴火、找稻草、划火柴，一时间，整个享堂里，烧起了五堆大火。
“你们烤火吧，柴多火焰高，我再去挑一担送来。”亭面胡掮起扁担，又出去了。
享堂里人们分五起，围着五堆火。盛佳秀跟妇女们和姑娘们一起，坐在角落里的那堆火边上。她的银质的耳环，在火光里，不停地摆动和闪耀。
“看，符癞子来了。”一位姑娘说，其他姑娘笑起来。
“你老人家也来了？”一位农民看见李槐卿拄着拐杖慢慢走进乡政府，这样招呼他，并且让出矮板凳子的一截，请他坐下。
盛家大姆妈出现在门口，盛淑君连忙跳起去扶她。
“大姆妈，这样大冷天，你何必来呢？”她说。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热闹。”盛家姆妈说。
这时候，外面传来锣鼓响，孩子们都蜂拥出去，挤在大门外的青石阶矶上，有几个还爬在屋面前的一株梨树上。邓秀梅、李主席和刘雨生都跑到门外，欢迎来宾。
工人代表和欢迎代表的人们摆着一字长蛇阵，从村路上来了。打头的是几面红旗，接着是几担盒、一套锣鼓、一队细乐。
陈大春带领几个后生子拿着筑了火药的三眼铳，走到地坪边边上，朝田野站着。队伍达到地坪边，他们放铳了，轰隆三响，天崩地塌，把梨树上的孩子惊得几乎掉下来，墙上的鸟雀都飞了。盛清明连忙丢了鼓槌子，也来放铳了。他是最爱放铳的，他爱三眼铳的声响的雄壮和威武。
在大门口，宾主们握手、问候、互道“辛苦”，然后挤挤夹夹地进了乡政府。三抬红漆盒，整整齐齐，搁在享堂的中央。在细乐声中，为首的工人恭恭敬敬走到盒旁边，揭开盖子，又退了下来。
人们围起拢来看礼品。盒里装着犁头、锄头、镰刀、足球、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等等，亭面胡拿起一具犁钢头，笑眯眯地说：
“好家伙，分量不轻，犁尖又快，再硬的板田，也奈得何。”
人们赏识这种种礼物，称赞它们都扎实、有用。一个小把戏从人丛里钻出，伸手到盒里拿起一个羽毛球，亭面胡看他是李主席的七岁的儿子李小辉，就一把抓住那皴裂的小手，含笑说道：
“慢点，小辉，现在不是玩球的时候，你先放下。”
门外，三眼铳又连响三下，惊天动地，接着是噼噼啪啪一阵千子鞭[2]。锣鼓和细乐齐作。司仪李永和宣布开会了。李主席临时拍拍衣上的灰尘，把头上的土灰色的绒绳子帽子扶得端端正正的，毕恭毕敬，向讲台走去。他忽然看见小辉比他先一步抢到讲台边，指手画脚、做鬼脸、行军礼、学他爸爸的口吻，开始演说：“各位父老，各位同志们。”他笑着说，又做了个鬼脸，引得大家都笑了。
“你讲呢，还是我来？”李主席问他，并没有生气。
“来，小朋友，跟我来，我们去放炮竹去。”盛清明上来，把小辉拉走，“现在还轮不到你给我们讲话。”
李主席的开幕词出乎意料的非常的简洁，结尾，他说：
“说老实话，办农业社，我们跟大家一样，满姑娘坐花轿：是头一回。不过不要怕，人都不是生就的。何况我们还有英明上级党委的代表长驻在这里。”李主席讲到这里，眼睛看看邓秀梅，又继续说：“要是有人问，我们办社的方法是什么？我回答说：向全县全乡的各个先进社学习。我们这里有句话：‘有样没样，且看世上。’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一阵响亮的鼓掌以后，工人代表走到讲台的前面，拿起一张写在大红纸上的礼单，双手递给李主席。李月辉叫李永和宣布礼单开列的项目，念到“人肥两百担”的时候，人群里爆发一阵经久不息的鼓掌。
刘雨生代表常青农业社，向其他四社提出了生产竞赛的挑战。他把挑战的条件事先写在一个本本上，但他没有照着念。他的记性好，条条都记得。他的挑战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拍手，盛佳秀的手板拍红了。
四个社一一应战以后，邓秀梅上来讲话了。她口齿清楚地回顾了这段建社的过程：“经过大家起早睡晚的一个月的努力，人们的觉悟显著提高了。全乡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六，超过了区委规定的指标。我们清溪乡可以说是基本上合作化了。”她把自己工作的地区像故乡一样地看待，亲昵地称作“我们清溪乡”。
在讲话里，邓秀梅特别提到了以盛淑君为首的姑娘们的贡献。她说：“从前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男当家，女插花’。这就是说，女子们只配做男人家的玩物，我们的姑娘们的活动完全证实了这一句话是封建的鬼话。”
妇女们都鼓掌了，为了礼貌，男人们也跟着拍手。邓秀梅接着回顾到村里砍树的风潮：“这是痛心的，同志们，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对于坏人和谣言，都应该提高警惕，听到了有人讲怪话，赶紧去告诉治安主任或民兵队长。我们要堵住可供坏人利用的一切空子。”
邓秀梅说这些话的时候，坐在末尾的龚子元和符贱庚，一声不响，只顾抽烟。
“我们要把我们的江山保得像铁桶一样。”
“对呀！”陈大春用洪亮的嗓门插进来呼唤。
大家起初是一怔，往后又是一阵大鼓掌。
“我们五个社今后的任务，”邓秀梅继续说道，“简单一句话，就是增产。社里的一切措施，一切计划，都是为了完成这任务。各位同志，各位父老，各位姐妹们，你们要八仙飘海，各显神通，要在几年内，使稻谷产量，达到亩亩千斤的指标。同志们，做得到吗？”
“做得到。”几十个声音同时回答。
“这就是你们代替我做的这篇讲演的结论。”
邓秀梅下来以后，程序里有“自由讲演”，李主席本来约了王菊生和张桂秋，代表单干户，来说几句话，但两个人都没有出席，也就算了。
锣鼓和细乐结束了会议。送走了工人代表以后，男女老少渐渐地散了。天井里、大门外正飘着雪花。出了乡政府，两个最会作田的老作家：亭面胡和陈先晋，走在一路。
“这场雪下得真好。”望着一片茫茫的山野，亭面胡说。
“是叫，雪兆丰年，明年是个好世界。”陈先晋说。他还是按农历来计算年份。
“只等天一开，就要动犁了。用牛全看你的戏。”亭面胡说。
“哪里？说到用牛，我比不过你。”陈先晋作谦。
“不必过谦，先晋胡子。我们两个人把牛工包下，耕得深，耙得平，包管我们常青社，不到两年，就做到亩亩千斤。”
雪下着，一会就把人们的帽上和肩头都落白了。田野静静的，人们踏着路上的干雪，各自回到各自的家里，等待着开天，等待着春耕的开始，以便用自己的熟练的、勤快的双手，向自然，向黑土，取回丰饶的稻麦和果实。
1957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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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亮皮子：造纸的嫩竹的皮子，可以引火或照明。
[2] 把许多的小炮竹，编在一起，叫做鞭子，顶长的一种叫作“千子鞭”，其名一千响，其实不过几百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