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叫不上名字的两处小车站之间的路段上，夜色混沌中，除了巨大路灯下显现的雨丝，和刚才车站上推四轮板车的人的身形，麦格雷什么也看不清。麦格雷突然想到，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他已经在这个暖气过足的车厢里眯了一小会儿。他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知道自己在一列火车上；他听得见单一、重复的车轮行进声；他可以肯定自己能看得到——即使愈行愈远——广袤而暮色四合的田野上，有一处与世隔绝的农场的窗户亮着灯。他的湿衣服被捂后的气味中夹杂着煤油的气味。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有隔壁车厢里发出的一阵连贯的低语声不够真切。但他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此刻是什么时候。
他完全可能是在随便某列过野穿乡的小火车上。他十五岁时，周六从学校回家，坐的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夜班火车，老式车厢，车头每一次奋起，车厢之间的隔门就咔咔作响。在黑夜中的每个站点，一些男人在托运货物的车厢那儿忙乎，他们发出的声音和他年少时听到的一样。车站长吹哨，哨音也和他年少时听到的一样。
他半张开双眼，看了看已经灭了的烟斗，然后目光落在坐在车厢里另一个角上的男人身上。以前，在开往他父亲居住地的火车上也看得见这样的人物。他可能是伯爵，或者城堡主人，某一村庄或小城镇里的大人物。
他身着一套浅色粗花呢高尔夫装束，一件恐怕只有在那些贵得要命的商店里才看得见的风雨外套。他戴的是绿色打猎帽，一根极精致的野雉毛服帖地插在帽圈缎带的内里。他对车内的温度无动于衷，没有脱下黄褐色的手套。此等人物从不在火车或者汽车内脱下自己的手套。还有就是，无论外头的雨有多大，他的鞋子上没有一点污迹，擦得锃亮。
他大概有六十五岁。名副其实的老先生。男人到了这个岁数还如此在意自己仪表的种种细节，不是有点奇怪吗？他们这种人不遗余力地炫耀，在一切都平庸的凡人中间脱颖而出。
他的面色是这个群体才有的粉色。银白色的小胡子上有一圈嗜抽雪茄留下的淡黄色印记。
他的目光却没有应该有的那般笃定。这位老先生也正从他坐的那个角落观察麦格雷，向后者连续张望了几眼，有那么两三次，差点开口搭腔。火车又开动了，一切脏兮兮、潮乎乎的，没入没有边际、四处又散漫出光源的漆黑之地。有几次，火车经过铁道交叉口的时候，麦格雷依稀觉得有骑自行车的路人在等待最后一节车厢通过。
麦格雷此刻情绪消沉吗？不全然如此，比消沉要复杂，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他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定下心来。而且在这过去的三天里，他喝得有点多，这是必要的，只是不完全是出于自己本意，所以并无乐趣可言。
他刚只身参加了在波尔多举行的国际刑警大会。现在已经是四月了。巴黎人刚熬过一个漫长、乏味的冬季，他动身离开巴黎那天，以为春天就在眼前了。可是波尔多下了整整三天的雨，伴着冷飕飕的风。他不由得把衣服往自己身上捂紧。
不巧的是，他以往在大会常碰得到的几个朋友，像派克先生，这次一个都没在。每个与会国家好像都想方设法只派来些小年轻，三十到四十岁年纪。他从来没见过这些同行。他们个个都表现得对他十分亲切和恭敬，就好像他是老大哥，而他也的确有些年纪了。
他们错了吗？或者只是下个不停的雨搞得他不痛快？还是因为商会邀请大家去参观酒窖，他喝了太多酒？
“你玩得高兴吧？”妻子在电话里问他。
他哼哼唧唧，算是回答。
“有空了就尽量多休息一下。我看你临走时很累的样子。不管怎么说，这样能让你换个环境，理理思路。可别着凉了。”
或许他突然之间觉察到自己老了？开会时大家讨论的几乎都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他对此提不起兴致。
晚宴是昨天晚上举行的。今天上午是最后一场招待会，在市政厅举行，午餐也醉倒了一片。他答应过沙博在经过丰特纳勒孔特时去看看他。他只要在周一上午能回到巴黎就行。
沙博也不再年轻了。他们是老朋友了。他在南特大学攻读了两年的医科。沙博那时候在学习法律。他们住在同一个寄宿公寓里。有几个周日，麦格雷陪他的这个朋友回丰特纳，去朋友的母亲家做客。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了，他们大概总共只又见了十次吧。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旺代跟我当面问好呀？”
麦格雷太太想到了这个主意。
“你从波尔多回来时，为什么不顺路去看看你的朋友沙博呢？”
他应该在两个小时以前就到达丰特纳。他错过了火车。他在尼奥尔等了好久，在候车室内喝了几小杯。他犹豫要不要打电话给沙博，好让他开车来接他。
他思前想后，最终没有打电话，因为朱利安要是来接他，会坚持要麦格雷就住在他家，而警长对睡在别人家里是着实抵触。
他直接先到旅馆。安顿好了再打电话给他也不迟。不在自己在勒努瓦大街的家待着，安宁地休息两天，而是绕弯子到这里来，他真是失策。谁知道呢？也许巴黎现在已经不下雨了，春天终于来了。
“这样看来，他们还是把您搬来了——”
他打了一个寒噤。他没有反应过来，仍淡淡地看向这位同程伙伴，而这位已经下定决心对他说话。这位伙伴挺尴尬的。所以他故意在自己的声音里加点嘲讽意味。
“您说什么？”
“我说，我不敢相信他们会求助于您。”
麦格雷仍旧是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您是麦格雷警长吧？”
同行者恢复社交明星的姿态，从长软座上起身，自我介绍道：
“韦尔努·德·古尔松。”
“幸会。”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您，我经常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您的照片。”
他好像对自己读报纸这一点感到不好意思。
“这种事应该经常发生在您身上吧？”
“什么事？”
“人们认出您这件事。”
麦格雷不知如何回答。他还没有从云里雾里的状态中走出来。他对面这个男人前额上出现细汗，好像他也沦陷于一种他不知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情境之中。
“是我的朋友朱利安打电话给您的吗？”
“您说的是朱利安·沙博？”
“预审法官呀。令我吃惊的是，今天上午我碰见他时，他什么都没跟我提啊。”
“我还是不明白。”
韦尔努·德·古尔松沉思地看着他，蹙着眉头。
“您是说，您这次到丰特纳勒孔特，完全是凑巧咯？”
“的确。”
“您不去朱利安·沙博府上吗？”
“要去的，但是——”
麦格雷突然脸红了，对自己生起气来，因为他顺从地有问必答。他以前和这类所谓的“贵族老爷”就是这样说话的。
“很奇妙，对吧？”这位贵族老爷笑讽道。
“什么事情奇妙？”
“就是麦格雷警长肯定从来没有踏足过丰特纳——”
“您听谁说的？”
“我猜的。不管怎样，没在此地见到过您，我也从没有听谁谈起过您。所以我说这真是奇妙。您到的真是时候，本地政府正因为这起匪夷所思的神秘事件焦头烂额呢——”
麦格雷划燃一根火柴，一下下将火头凑向烟斗，小口吸烟嘴。
“我读书的时候，和朱利安·沙博做过同学，”他平稳地叙述道，“那时候起，我在他位于克列蒙梭街的家里做过几回客。”
“是这样啊？”
麦格雷不带感情地重复：
“是这样。”
“那我们明天晚上肯定会见面的，在我家，拉伯雷街，沙博每个周六都来打桥牌。”
火车在丰特纳站停靠。韦尔努·德·古尔松没有行李，只有一只棕色皮质公文包放在长条软座上。
“我很好奇您会不会解开这个谜团。不管凑巧与否，您在这儿，对沙博来讲真是再好不过。”
“他的母亲还健在吗？”
“一如既往的强健。”
男人站起身，扣上他风雨衣的扣子，紧了紧手套，正了正帽子。火车开始减速，更多的亮光一路延伸开来，月台上的人们跑了起来。
“很荣幸能够认识您。转告沙博，我希望明天晚上看见您和他一道过来。”
麦格雷只点了点头，权当回应，开了车厢门，提起自己的行李（还挺沉），往车站出口方向走去，没有在意过往其他人。
沙博不可能想到他是坐这班车来的，他也是凑巧搭上的。麦格雷从车站的大门望去，看着共和国大街绵延而去，雨下得挺大的。
“先生，要出租车吗？”
他示意要。
“法兰西旅馆？”
他仍然回答是，蜷在出租车的角落里，心情莫名阴郁。现在才晚上九点，但是城里已经一点生气都没有，只剩下两三家咖啡馆还亮着灯。法兰西旅馆的大门两边布置着大底座也漆成绿色的棕榈植物。
“你们这儿还有房间吗？”
“单间吗？”
“是的。如果可以，我还想吃点东西。”
旅馆已经灭了所有不必要的灯光，好像已经进入深度睡眠，就像教堂晚祷后的情景。他们通知了厨房，在餐厅里又点起两三盏灯。
他不想费力上楼去自己的房间，就在一个瓷制水池子里洗了手。
“要白葡萄酒吗？”
他在波尔多喝白葡萄酒已经喝到反胃。
“你们有啤酒吗？”
“只有瓶装的。”
“那随便给我来杯红酒吧。”
他们为他热了汤，切了火腿薄片。他从座位上看见有人进了旅馆大厅，浑身淋透，好像找不到旅馆的工作人员。那人朝餐厅望了一眼，表情一下子舒展开来，他瞥见警长了。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四十岁左右，因为雨中奔跑或者心情激动或者本身就如此，宽厚的双颊红灿灿的，米色雨衣上斜挎着好几样照相器材。
他摘下帽子，甩了甩雨水，朝前走来。
“首先，您能允许我拍张照吗？我是《西部快讯》驻本地区的通讯员。我在车站就注意到您了，但没能第一时间和您说上话。也就是说，他们把您找来了，为了弄清楚古尔松事件。”
一记闪光，一下快门。
“费隆警长没有跟我们说起您。预审法官也没有。”
“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古尔松事件。”
红发男子笑了，是做他们这个职业的人才有的笑容。别人做不出这样的笑容来。
“那是当然！”
“什么，什么当然？”
“您到这里来，不是——我们怎么说好呢——不是以官方名义。我都明白。但这也妨碍——”
“没什么妨碍不妨碍的！”
“我说的话都有根有据，证据就是，费隆刚才回复我说他正赶过来呢。”
“费隆是什么人？”
“丰特纳警局的警长。我刚才在车站看见你之后，赶紧找了个电话亭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说在这里跟我会合。”
“这里？”
“自然。要不您还会去哪儿呢？”
麦格雷饮尽酒杯，擦了擦嘴，自言自语似的没好气地说：
“这韦尔努·德·古尔松是什么人？他一路跟我从尼奥尔过来。”
“他确实在这列火车上。就是妹夫。”
“谁的妹夫？”
“被杀死的古尔松的妹夫。”
一个矮小、褐色毛发的身形此时也进入旅馆里来，立刻就看到了在餐厅中的这两位男士。
“好啊，费隆！”记者张口道。
“晚上好啊。请您见谅，警长先生。没人通知过我您要来，所以我没在车站接您。今天真是够折腾人的，我才吃了几口东西，就——”
他指了指红毛男子。
“我就急着赶来了，而且——”
“我已经跟这位年轻人说了，”麦格雷推开面前的餐盘，拿起烟斗，及时表态，“我来这儿和你们这个古尔松案没有一点关系。我到丰特纳勒孔特纯属巧合，是为了跟老朋友沙博问好，然后——”
“他知道您在这里？”
“他下午四点应该在车站等过我。他看我没有出现，肯定认为我要明天才到，或者我根本就不来了。”
麦格雷站起身。
“那么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要失陪了，我在上床睡觉之前要到他那儿去。跟他道声晚安也好。”
当地警长和记者一脸困惑。
“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是什么都不知道。”
“您这几天没有读报纸吗？”
“我参加的大会的组织者和波尔多商会没有给我们留出什么读报的娱乐时间。”
他们两人互换了一个怀疑的眼神。
“您知道法官住在哪儿吗？”
“知道。除非他在我上次来过之后搬家了。”
他们没有那么轻易就放了他。在人行道上，他们一人一边，把他夹在中间，站着。
“先生们，很荣幸认识你们，我郑重向你们道别。”
记者坚持不懈，做最后挣扎：
“您没有任何声明要对《西部快讯》的读者发表吗？”
“没有。晚安，先生们。”
他走上共和国大街，过了一座桥，来到沙博家门前。他一路上没见到几个人。沙博住的是一幢老房子，麦格雷年轻时对这里很向往。房子还是老样子，灰色的石砖，四级门阶通向大门，然后是小方格拼接图案的高大玻璃窗。有微弱的光线从窗帘后面漏出来。他按了门铃，听见细碎的脚步声踩过里面走廊上的蓝色石板地面。大门上的门眼打开了。
“沙博先生在家吗？”他问。
“您是哪位？”
“麦格雷警长。”
“是您吗，麦格雷先生？”
他听出是沙博家的女佣罗丝的声音。她三十年前就在他们家了。
“我这就给您开门。您等一下，我把这锁给去了。”
同时，她朝里面叫唤：
“朱利安先生！是您的朋友麦格雷先生——请进，麦格雷先生——朱利安先生今天下午去过车站——他没有接到您，很失望。您是怎么来的呢？”
“坐火车来的。”
“您是说您是乘夜间慢车来的？”
一扇门开了。在室内束状射出的橙色光线下，立着一位高而瘦削的男人，有一点驮背，身穿一件栗色丝绒室内西装上衣。
“是你吗？”他说。
“当然喽。我错过了那班车，所以就坐了一列慢车。”
“你的行李呢？”
“都在旅馆。”
“你疯了吗？看来我得找人去把行李拿过来。我已经为你在这里过夜准备好了。”
“听着，朱利安——”
说来好笑，他先掂量一下才对老同学直呼其名，但仍然觉得怪别扭的。还有，他也无法轻易地说出“你”字。
“进来呀！我想你还没有用晚饭吧？”
“当然已经吃过了。在法兰西旅馆吃的。”
“我要告诉老夫人吗？”罗丝问。
麦格雷没等朋友回答就说道：
“我想她已经睡下了吧？”
“她刚上楼。她要到十一点或者午夜才会睡觉。我要不——”
“想都别想。我禁止你去打扰她。我明天上午见你的母亲吧。”
“她会不高兴的。”
麦格雷算了算，沙博老太太起码有七十八岁了。他现在非常后悔这么晚还来这里。他用力把自己浸了雨水的沉重外套挂上老古董似的衣帽架，跟着朱利安进入他的书房。这时候，已过六十多的罗丝静候着下一步指令。
“你要来点什么？来点老酒？”
“和你一样。”
法官没说话，但罗丝知趣地悄然退下。这房子里的气味没有丝毫改变，也是麦格雷从前向往的：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宅邸的气味。地板全部上蜡打过光，食物也异常美味。
他都可以判定连一件家具都没有挪动过位置。
“你坐呀。我真高兴能见你——”
他仍认得出朋友与他记忆相符的相貌特征和表情。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慢慢变老，可麦格雷不曾料及岁月的沧桑在他身上有如此功力。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样那样的事需要操心，还是遇到了无法决断的两难的事情？反正朋友的变化之大让他惊诧。
难道他早已如此苍老，只是麦格雷一直没有察觉到？
“雪茄？”
壁炉上有一大盒雪茄。
“烟斗，照旧。”
“没错。我都忘了。我已经戒了有十二年了。”
“医生的命令？”
“不是。就是某一天，我对自己说吸烟真是可笑，于是——”
罗丝进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一瓶陈年酒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地窖尘土，还有一只水晶玻璃杯，就一只。
“你连酒也不喝了？”
“在戒烟时也戒了。只在用餐时配着水喝点酒。你倒是一点没变。”
“你真这么认为？”
“你看上去状态良好，神采奕奕。你能来这儿，我真的很高兴。”
可为什么他看上去并不很高兴呢？
“你总跟我保证说一有机会就会到我这里来。虽然对不住你，但我得跟你说实话，我可没真指望你说到做到。”
“我这不来了嘛，你看看！”
“你妻子好吗？”
“很好。”
“她没陪你一起去开会吗？”
“她不喜欢会议什么的。”
“大会顺利吗？”
“大家就是使劲喝，使劲说，使劲吃。”
“我越来越少旅行了。”
他压低声音。楼上有脚步声。
“和母亲一起去旅行很困难。但我又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她还是那么稳健？”
“她仍旧是老样子。就是视力退步了一点。这让她有些难过，她不能再做穿针引线的活儿了，但是她坚持不戴眼镜。”
他说着话，看着麦格雷。但麦格雷能感觉到他心里想着另外什么事情。他现在的模样跟韦尔努·德·古尔松在火车里看着麦格雷时有点像。
“你留意到了？”
“留意什么？”
“这里发生的事。”
“我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读报纸了。但我刚才坐车的时候，和一个叫韦尔努·德·古尔松的人坐在一起，他自称是你的朋友。”
“于贝尔吗？”
“我不知道。一个六十五岁左右的男人。”
“那就是于贝尔了。”
这座城里没有其他声响了，只听得雨点打着玻璃窗，还有每过一会儿木柴在壁炉膛子里的噼啪作响。朱利安·沙博的父亲以前就在丰特纳勒孔特当预审法官，现在他儿子坐这个位子，书房还和几十年前一样。
“那么，他们应该跟你说了吧——”
“没说什么。在旅馆的餐厅里，有个记者带着照相机，径直来找我。”
“一个红头发的？”
“对。”
“那是隆美勒。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认为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调查那个什么案子。我还没来得及说服他，这里的警长也来了。”
“也就是说，到了现在这个时辰，城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这儿了。”
“你会有麻烦吗？”
沙博一下子收起疑虑的表情。
“不是——只是——”
“只是什么？”
“没有。情况很复杂。你也从没有在像丰特纳这样一个区政府所在城市生活过。”
“你知道，我可在吕松住了有一年多！”
“可那儿没发生过我手头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在莱吉永发生过一桩凶杀案——”
“确实。我忘了。”
在那个案子中，麦格雷在备受质疑的情况下，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了一位众人敬仰的卸任司法官员。
“也没那么严重。你明天一早就会知道了。巴黎那些记者要是没有坐第一班火车上我们这里来，我会惊讶的。”
“一桩谋杀案吗？”
“两起。”
“韦尔努·德·古尔松的大舅子是受害者之一？”
“你这不是都知道嘛！”
“他们就跟我说了这些。”
“他的大舅子，没错，叫罗伯特·德·古尔松，四天前遭人杀害。光这一件案子已经足够弄得满城闲言碎语了。前天，寡妇吉邦又遭遇不幸。”
“这又是什么人？”
“算不上什么引人注意的人。是个独居在厢房街尽头的一个年迈妇人。”
“两桩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
“同一种作案手法，而且毫无疑问，凶手用的是同一件作案工具。”
“手枪？”
“不是。一种可致外伤的钝器，案情报告是这么说的。一截铅管，或者英国人用的扳手之类的工具。”
“只有这些信息？”
“这还不够吗？嘘！”
书房门突然悄然打开，一位娇小、消瘦的妇人一身黑衣，伸出一只手往前走来，由衷地欢迎客人。
“真的是您，朱尔！”
已经有多少年没人叫他的名字了？
“我的儿子去了车站。他回来后，还跟我确定地说，您不会来了，我就上楼了。他们没有为您准备吃的吗？”
“他在旅馆用过晚餐了，妈妈。”
“怎么回事？在旅馆？”
“他下榻在法兰西旅馆。他拒绝来——”
“想都别想！我可不会答应您去——”
“您听我说，夫人。我住宿在旅馆是再妥当不过了，即使眼下，记者们已经追着我不放了。我要是接受您的邀请，明天一早，甚至今晚，他们就会聚集在您家门前，打扰您。另外，最好不要让别人认为我是应了您儿子的请求来这里的。”
说到底，法官的确顾虑这一点。麦格雷已经根据他的表情猜到他的心思。
“你不住在这里，他们还是会这么说的呀！”
“我会否认的。这件案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起案子都跟我无关。我丝毫没有打算参与其中。”
沙博担忧他会掺和进这本与他没有关系的案件吗？他有没有自忖过，麦格雷有点个人主义的办案方式，会让他处在很被动的地位？
警长来的果然不是时候。
“我想了想，妈妈，麦格雷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然后，沙博转向故友：
“如你所见，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调查。被杀害的罗伯特·德·古尔松，是众人所知的大人物，跟这个地区所有有头有脸的家族或多或少都有姻亲关系。他的妹夫韦尔努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第一起凶案发生后，就已经有闲言闲语传开了。接着寡妇吉邦被害，闲言碎语的导向有点改变。可是——”
“可是什么？”
“一时很难跟你解释清楚。当地警察局的警长领导这次调查。他是个正直的男人，熟悉这个地方，他又是南部人，我记得好像是阿尔勒那里的吧。普瓦捷的宪兵行动队也在现场帮忙。最后，就是我这边——”
老妇人此时已经安坐下来，像是在别人里做客一般，只端坐在椅子最边缘，听儿子侃侃而谈，如同在大弥撒时聆听布道。
“三天里发生了两起谋杀案，对于一个只有八千居民的小城来讲，可够多了。已经有人开始担惊受怕。今天晚上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可不单单是因为下雨。”
“居民们怎么想？”
“有几个人说是个疯子干的。”
“没有财物遗失吗？”
“两起案件中都没有。而且在两个案发现场，受害者都没有任何提防。凶手很自然地开门入室。这是个线索。这也差不多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唯一一个线索。”
“没有指纹？”
“一点也没有。如果真是个疯子干的，他肯定还会再作案的。”
“我明白了。你怎么想？”
“没有头绪。我还在思索。我感到不安。”
“为什么？”
“我讲不清楚。我身负着巨大的责任。”
他用的是忍辱负重的公务员的口吻。他的确只是一个小城公务员，正身陷一步错步步错的恐慌中。
警长自己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他看着朋友，感觉自己也正在老朽。
“我在想我搭第一班火车回巴黎是不是更合适。归根结底，我绕道丰特纳，只是为了跟你见上一面。现在我已经见过你了。我的出现恐怕会让你面临的局面更复杂。”
“你的意思是——”
沙博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反对他立刻离开。
“那个红发男子和当地警长都已经认定是你向我寻求帮助。大家会认为你害怕了，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收拾这——”
“并不是这样。”
法官虚弱地否认道。
“我不能让你就这么离开。我总还有招待朋友的权利吧。”
“我的儿子说得没错，朱尔。至于我嘛，我认为您还得住在我们家里。”
“麦格雷按照自己的习惯可能更自由点，是不是？”
“我的确有自己的习惯。”
“那我就不坚持了。”
“我还是明天上午离开更妥当些。”
电话铃声响起，这铃声也跟别处不一样，是老旧的声音。
“稍等，我接一下。”
沙博这是答应他了吗？
沙博拿起电话。
“我是预审法官沙博。”
他的神态表明有什么事发生，麦格雷敛起微笑。
“谁？啊！知道了——我听着呢，费隆——怎么样了？高毕耶吗？在哪里？在战神广场的一个角落，靠近那什么街——我马上过去——是的——他在这里——我不清楚——等我过去，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碰——”
母亲看着他，一只手捂在胸口上。
“又一件？”她颤颤巍巍地问。
他点头。
“是高毕耶。”
他对麦格雷解释道：
“是一个老酒鬼，丰特纳这儿的所有人都认识他，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桥附近钓鱼。他刚才在人行道上被发现，已经死亡。”
“谋杀？”
“颅骨被击碎，跟其他两位一样，很可能是同一件凶器。”
他站起来，打开书房门，从衣帽间里拿出一件穿旧了的风衣外套，和一顶不挺括、他恐怕只在雨天才戴的帽子。
“你一道来吗？”
“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在这儿了，我如果没有把你带去，他们会胡思乱想。两起凶案弄得满城风雨。现在发生了第三起，居民们会恐慌不安。”
他们出门的一刻，一只颤动的纤小手掌一把抓住麦格雷的手臂，这位老母亲在他耳边低声诉求：
“帮我好好看着他，朱尔！他太过投入，没有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