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请命运女神露一下脸吧，她又名鲍尔。”赛利曼扯着喉咙大叫，“艾尔莎！”

鲍尔夫人像神灯里的精灵翩然出现。

“艾尔莎……”老人开口道。

可是鲍尔夫人打断了他，她用德语叫了一声“教授”之后，便开始用英文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话，埃勒里明白她同时也是要说给他听的。

“该吃午饭的时候才吃早饭，所以没吃午饭。现在该是你休息的时候了。”

鲍尔夫人双手紧握成拳头，支在臂部上，挑衅地看着他这个外国人。

“我非常抱歉，教授。”

“抱歉什么，奎因先生？艾尔莎。”老人以德文温柔地说，“你在门口偷听，这侮辱了我的客人。现在你还想剥夺我所剩不多的清醒时光，我是不是应该把你催眠一下？”

鲍尔夫人脸色发白，拔腿就跑。

“这是我对付她的唯一武器，”老人咯咯笑着说，“我威胁着说要将她催眠，然后送到苏俄去给莫斯科当玩物。对艾尔莎而言，这无关道德，她只是想到苏俄就觉得恐怖。她可以毫不犹豫地跟反基督徒睡觉。你刚才说，奎因先生，卡扎利斯事实上是无辜的？”

“是的。”

老人往后靠着椅背，面露微笑。

“你这个结论是用你那独特、非科学的方法分析得来的，还是根据事实所作的推论？而且这个事实必须能够获得法庭接受。”

“这是根据五岁以上的人都能够明白的事实推论而来的，”埃勒里驳斥道，“就是因为它的单纯，我认为，才使人无法看穿。单纯，以及这么多起谋杀案，同时又拖了这么久，使人模糊了焦点。而且，在这种案子里，随着遇害人数的增多，每个被害者的独特性都免不了会被忽略掉，跟他人的混在一起，最后，当一具具都长得一样的死尸排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不过就像一头头排队准备通过屠刀的牛。那种感觉就像贝尔森、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被处死的尸体照片，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死亡。”

“可是，事实是什么，奎因先生？”

他的口气中有一丝不耐烦，还有一点儿别的什么。然后，突然间，埃勒里想起，贝拉·赛利曼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犹太裔的波兰医生，就是死在纳粹位于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爱使死亡具有特殊性，埃勒里心想，真是一点儿也不假。

“哦，事实啊，”他说，“事实上，它就和初级物理一样简单，教授。您会跟我说过，您年初的时候参加了在苏黎世召开的那场国际会议？确切的时间是今年什么时候？”

他两道白眉聚结在一起：“5月底吧！”

“这场会议总共开了十天，闭幕式是在6月3日晚上举行的。6月3日那天晚上，来自美国的卡扎利斯在大会上对着一大群听众宣读了一篇题为《暴民恐惧症、黑夜恐惧症和失败恐惧症》的论文。根据《苏黎世人》科学期刊的报道，排在卡扎利斯前面的那个丹麦演讲者，超用了他被指定的时间，几乎拖到原本预定的闭幕时间才结束。可是，为了对几乎全程参与的卡扎利斯表示敬意——这是那本期刊在附注中说的——大会特别准许卡扎利斯宣读他的论文。卡扎利斯是在差不多午夜的时候开始宣读，一直到凌晨2点多一点结束。于是，今年的大会就此结束。正式的闭幕时间是6月4日凌晨2点24分。”

埃勒里耸了耸肩。

“苏黎世和纽约之间有6个小时的时差，所以苏黎世的6月3日子夜，也就是卡扎利斯开始在大会中宣读论文的时候，是纽约的6月3日傍晚6点钟。而苏黎世则是6月4日凌晨2点，卡扎利斯快要宣读完论文的时候，纽约时间是6月3日晚上8点。现在我们来假设一个荒谬的情况：大会一闭幕，甚至一结束报告走下讲台后，他立刻就冲出大会的会议厅，他也早就办了旅馆的退房手续，行李也已经收拾好，而且签证通关那些小问题也已经有人帮他打点好了，等他一抵达苏黎世机场，有一架飞机正准备起飞前往美国直飞纽约（历经丹麦的那佛索勒博士那冗长发言，而且已经夜深人静了，还有，根本无法预料到会议会拖延，尽管有些无法排除的因素，卡扎利斯已经买好了那个班机的机票），在纽瓦克或拉瓜底亚机场降落的时候，已经有一辆警察派来的摩托车等候，随后以最快的速度为他所乘坐的计程车开道……假设这些胡说八道都是真的，教授，您猜艾德华·卡扎利斯会在什么时候抵达曼哈顿城中？您能想象的最早时间？”

“我对航空学——如果我用的这个字眼儿没错的话——的进步，所知很有限。”

“这整个空间的跳跃，从苏黎世的讲台到曼哈顿的街道，有可能在3个半到4小时之间完成吗，赛利曼教授？”

“显然不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电话给您的原因。然后我发现艾德华·卡扎利斯那晚从会议厅离开后，根本没有到机场。这不是猜测，这是事实。因为您告诉我您把卡扎利斯留在您苏黎世下榻的旅馆谈了一整夜，直到‘日上三竿’——那表示最早的话，至少也要6点吧？我们就假设是6点好了，教授，就让我暂且如此推论吧。当然，我知道，在苏黎世，应该还要更晚。苏黎世6月4日清晨6点钟，相当于纽约6月3日的午夜。您记得我告诉您怪猫犯下第一桩谋杀案的时间吗？叫做艾伯内希的那个男人被杀的时间？”

“记日期是很烦人的事情，再说，有那么多日期要记。”

“的确，这么多日期，而且是这么久以前发生的。可是，根据我们验尸官检查的结果，艾伯内希被勒死的时间是6月3日的‘午夜前后’。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是很简单的物理道理。卡扎利斯确实多才多艺，可是同一个时间在相隔数千里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这我可不敢相信。”

老人惊呼了一声：“可是，你不是说了吗，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啊！而你们的警察、检察官难道都没有看出这个物理上的不可能吗？”

“总共有九起谋杀案和一件谋杀未遂案；从时间来看，历时将近5个月。卡扎利斯过去的妇产科档案、精神科治疗病历、用来勒死人的绳子、他被捕的情况，还有他详尽而主动的招供，现在都造成他的罪行铁证如山的一致看法。检警当局可能因为太过于自信或粗心，或是因为他们判断这几起谋杀案卡扎利斯涉案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没有发现这一点。要记住，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把卡扎利斯和任何一件谋杀案扣在一起，检察官起诉他的唯一证据是第十起谋杀未遂案。在这件案子里，证据的确相当足够：卡扎利斯被抓的时候，他正把绳索套在跟玛丽莲·索姆斯借外套穿的女孩的脖子上，正准备要用力一勒；那是柞蚕丝绳做成的绳套，怪猫的绳套。他就是怪猫，错不了，何必还要调查什么不在场的证明？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辩护律师去查清一切。如果他们也没有找出卡扎利斯的不在场证明，那当然是被告自己的问题。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他非常的麻烦，不愿意配合，他完全拒绝任何律师的协助。再者，被告的律师也很可能受舆论的影响，而认为他的客户的确有罪。

“可是，我怀疑不在场证明之所以还未被发现，其实是因为一个更狡猾的动机，跟犯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的心理机制是如出一辙的。社会大众普遍交叉感染一种精神性的焦虑，希望能逮捕到怪猫，拿一根木桩直刺入他的心脏，然后彻底忘掉这可怕的一切。这种情绪，检警当局也传染到了，怪猫就像一个混世魔王，当检警当局真的抓到一个各方面如此契合这些特征的人时……”

“你告诉我该跟谁联系，奎因先生，”老赛利曼以低沉响亮的声音说，“我会发电报到纽约去，告诉他们6月4日我在苏黎世耽搁了卡扎利斯一整晚的时间，直到日上三竿。”

“我们会安排让您出庭作证。除此之外，我还会提出证据证明卡扎利斯全程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会议，以及6月4日是他返回美国可能的最早时间。这些，将有助于替他洗刷罪名。”

“但就因为卡扎利斯没有办法亲自下手做下第一件谋杀案，就表示他没有杀死其他人吗？这样的结果他们能满意吗？”赛利曼先生问道。

“从相反的方向来推论有欠成熟，赛利曼教授。几乎从一开始，各种迹象都显示这些案子都是同一个人所为，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非常充分。单是被害者姓名的来源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姓名来源来挑选死者的方法也证明了这一点；勒杀时所使用的手法相同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很多证据可以作为证明。而这么多证据当中，最强而有力的一点是：九起谋杀案中所使用的凶器都是柞蚕丝做的绳子——来自东印度，异国风味十足，而且不多见，更不容易买到，因此，它显然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还有，当然了，在一连串具有精神病特征的暴力案件中，所表现的共同的特征……”赛利曼先生说。

“是的。像这类的多重杀人案常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孤狼’模式，是由精神不正常的人独自所为。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您确定现在不要休息一下吗，赛利曼教授？”鲍尔夫人说。

老人一边伸手拿烟草罐，一边皱着眉，使个眼色，把鲍尔夫人赶出去了。

“我已经隐约见到你的目标了，先生。不过，还是先牵着我的手，带我走下去吧。你才解决了一个难题，马上又面临另一个难题——既然卡扎利斯不是怪猫，那怪猫是谁？”

“这就是下一个问题。”埃勒里点点头说。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在天地之间寻找答案，尽我所能，教授，”他终于微笑地说，“绝没有故弄玄虚的意思。所以如果我讲得很慢，请原谅我。

“为了要寻找这个答案，我根据我们对卡扎利斯精神官能症的了解，重新检视其在怪猫案中他为人所知的行为。

“卡扎利斯到底做了什么？他的作案程序是到第十个被害者的时候才被我们测出的。他挑中玛丽莲·索姆斯作为第十个被害者，这种挑选方法跟怪猫在卡扎利斯从前的妇产科档案里搜寻他的猎物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我自己也运用了相同的方法推测，而且也果真是同一个被害人。所以，任何一个有起码聪明才智的人只要对前面所发生的九起谋杀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可以接近这些病例档案，都可以推断出同样的结论。

“卡扎利斯采用怪猫选择被害者的方法之后，接下来他是怎么进行的？

“很不巧玛丽莲·索姆斯在家里面工作，她忙得不得了，而且没有固定外出的时间。怪猫在每一个案子里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得熟悉那些被害对象的相貌和身材。所以，如果是真正的怪猫，把玛丽莲·索姆斯定为目标之后，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她从家里诱骗出来，以便研究她的外貌。卡扎利斯也是这么做的。因此，他找了一个藉口，把玛丽莲·索姆斯引诱到一个拥挤的公共场所，好让他安全地研究她。

“接下来几天，卡扎利斯昼夜在那女孩家的附近游来荡去，还勘查了她住的那栋公寓。换作是怪猫本人，他也会这么做。在前面几件案子里，怪猫一定就是这么做的。

“卡扎利斯伺机而动的那段时间，若遇到暂时性的挫折时，他会很夸张地表现出急躁、随机应变、失望等种种反应，一如人们对精神不正常的怪猫所预期的那样。

“终于，在10月的那个晚上，高潮出现了，卡扎利斯突袭了一个身高和体型都酷似玛丽莲·索姆斯的女孩，她那天刚好不小心穿了玛丽莲·索姆斯的外套。他把她拖进一条小巷里，拿出怪猫在前几起命案时所用的同一种柞蚕丝绳出来，‘开始’要勒死她。

“我们抓到他的时候，卡扎利斯承认他就是怪猫，而且承认他在这之前九起谋杀案的所作所为，包括发生在卡扎利斯尚在瑞士时那起艾伯内希案的细节！

“为什么？卡扎利斯为什么要模仿怪猫？为什么他要承认怪猫所犯下的罪？”

老人专心地倾听。

“这种行为显然不可能是神志不清之人所为。宣称自己犯下其实是别人所作的残暴行为，这种例子在过去那5个月里发生过好多次，在每一起轰动社会的案件中，多少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人，许多精神病患者都说是自己犯下这些骇人罪行。但卡扎利斯不是这样的。他用思想、用计划、用行动来证明他是怪猫；他根据他对怪猫的习性、方法、手段的了解和仔细的研究，创造出一件新的，而且是典型的怪猫式犯罪。这甚至不能说是模仿，而应该说是了不起的诊释，里面包含了对某些细节的投入及刻意的避免。比方说，那天早上，卡扎利斯真的进入索姆斯家那栋公寓，他在后院的时候，玛丽莲·索姆斯下楼来了，在内外门之间的信箱旁站了好几分钟，在那边看信。就在这个时候，卡扎利斯又走进公寓的大厅，除了卡扎利斯和他的被害者外，附近没有任何人；那时正是清晨，外面的街道空无一人。尽管如此。那时卡扎利斯一点儿也没有做出要攻击那个女孩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做了，那么怪猫所犯的几起命案的规律性就会被他打破，因为从第一到第九起，谋杀案所发生的时间都是在入夜以后，而那时是大白天。这种对细节如此巨细无遗的态度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身上，更不要提他所表现出的自我克制。”

“卡扎利斯没有精神不正常，他非常有理性，他刻意且富有创意地扮演怪猫的角色，甚至到惟妙惟肖的地步，因此，他是有理性的动机的。”

“那么，你的结论是，”赛利曼问，“在小巷里的时候，卡扎利斯根本无意置那女孩于死地？他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是的。”

“不过，这么一来，我们就得先假设他知道警察在跟踪他，而且想在他下手的那一刻逮捕他。”

“他当然知道，教授，他是这样一个有理性的人。从他明明不是怪猫，却要证明他是怪猫这个事实来看，一定会引发这个逻辑问题：他要证明给谁看？我刚才已经指出来了，他的证据不仅是他的自白而已，还包括许多天以来刻意显露的行径，包括他脸部的表情，以及到索姆斯家附近去闲逛的动作。一个人之所以会假装，前提是他知道有人在看他，而且要骗他。没错，卡扎利斯知道警察在跟踪他，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训练有素的专门人员在注意、在记录。

“当他把丝绳绕在赛莱斯特·菲利普斯——就是被他误认为是被害者的那个女孩——的脖子上时，卡扎利斯正在为他的观众演出最后一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十起谋杀案是唯一一件被害者能够大叫出声，而且声音大到可以被听到的案子。而且，卡扎利斯的绳子也勒得够紧，所以女孩的脖子上留有血迹，可是他竟会让她的手有机可乘，插在绳套和她的脖子之间，这点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他并没有像之前至少两起谋杀案一样，先把被害者打晕再下手，所以赛莱斯特·菲利普斯收到攻击之后没多久就又可以正常地说话和行动了，唯一留下来的伤害都是她自己的挣扎和恐惧所导致的。如果我们没有跑进那条小巷去‘阻止’他，卡扎利斯会这么做呢，这就只能凭空想象了。也许他会在不对女孩造成致命伤害的情况下，继续让她尖叫，直到有人出面干涉为止。这个人有可能是在不远处被蒙蒙浓雾所困的警探，而这里是城里人口密集的地段，也不怕没人听到。”

“他想要在怪猫行凶的过程中被捕，他计划了如何在怪猫行凶的过程中被捕，而他也成功地在怪猫行凶的过程中被捕。”

“很明显，”老人喃喃地说，“我们要抵达我们的目标了。”

“是的。要一个有理性的人去承担别人的罪名，而且愿意承受他人的惩罚，就理性、心智的角度来看，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人在包庇另外一个人。

“卡扎利斯要隐瞒怪猫的真正身份，卡扎利斯要保护怪猫免受侦察，不让他暴露，不让他受惩罚。

“卡扎利斯这么做，同时也是在惩罚自己，出于深埋在心底的他对怪猫的负罪感以及他对怪猫的情感。

“您同意这个说法吗，赛利曼教授？”

老人听了，只是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说：“我只是你旅途上的旁观者，奎因先生，我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不同意，我只是倾听。”

埃勒里听了大笑着说：“现在，关于怪猫我知道些什么呢？怪猫是跟卡扎利斯有着感情牵扯的人，因此卡扎利斯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怪猫是卡扎利斯强烈要保护的人，怪猫所犯的罪行跟卡扎利斯心中精神官能性的负罪感关系非浅；怪猫是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某种可以确定是精神上的原因，他要找出几十年前卡扎利斯还是妇产科医生时接生来到这世界上的人，予以谋杀。最后一点是，怪猫跟卡扎利斯一样，同样能接近摆在他家里、锁在贮藏室的那些妇产科旧病例资料。”

赛利曼正要把烟斗放回嘴里，听到这里，手就停住了。

“有这样的人吗？就我所知道的人？”他说。

“据我所知，确有其人。”埃勒里说，“只有一个——就是卡扎利斯夫人。”

“卡扎利斯夫人，”埃勒里说，“是唯一一个符合我刚刚所描绘的特征而且还活着的人。

“卡扎利斯夫人是唯一一个跟卡扎利斯感情亲密的活人，而且是感情最亲密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卡扎利斯夫人是唯一一个可以激发卡扎利斯保护欲望的人，对她所犯的罪行，卡扎利斯认为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她的罪行跟他精神官能性的心中负罪感有紧密的关系。

“卡扎利斯夫人有一个可确定的——而且是唯一可以确定的——精神病患者的理由在支持她寻找并杀害那些由她丈夫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

“而且不用说也知道，卡扎利斯夫人和她先生一样可以轻易地取得他从前的妇产科病例记录。”

赛利曼脸部的表情一点儿也没变，既不惊讶，也不表示赞叹。

“我对你提出的第三点很感兴趣，也就是你所说的，支持卡扎利斯太太谋杀的‘可确定的精神病患者的理由’。你怎么证明这一点？”

“用另外一个被您说成是无科学先例的方法。教授，我知道卡扎利斯夫人的两个孩子都在分娩的时候死亡；我知道，根据卡扎利斯告诉我的，第二次分娩之后，她就再也不能生育了；我知道，从那以后，她就特别宠爱她姐姐的独生女雷诺·理查森，宠爱到好像她的侄女是她的女儿，而不是她姐姐的；我知道、或者说我认为，作为一个丈夫，卡扎利斯在性方面是无能的，尤其是在他精神崩溃和其后接受治疗的那段期间，对他的妻子而言，他是令她不断挫折的主要原因。而且，他们结婚的时候，她才19岁。”

“所以，从19岁之后，”埃勒里说，“在我看来，卡扎利斯太太就过着抑郁而紧张的生活，此外，两个婴儿的夭折、再也不能生育的噩耗以及转移到她侄女身上那种无所归属、无法满足的感情，凡此种种，都压抑着她强烈的母性，使得她的性情愈趋复杂。她知道雷诺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她的女儿，雷诺的母亲神经质、嫉妒心强、有很强的占有欲、又幼稚，同时又爱多管闲事——是无休止的麻烦的源泉。卡扎利斯夫人并不开朗，显然她从来都不开朗。所以她受挫折的心理只好向内延伸；她隐忍这些情绪……隐忍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她过了44岁，然后，她崩溃了。

“我因此假设，赛利曼教授，有一天，卡扎利斯夫人告诉自己一件事，自此以后，那件事就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一旦她对那件事深信不疑，她就迷失了，迷失在精神病扭曲的世界里。是因为，教授，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时候最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卡扎利斯太太根本不需要知道她的丈夫认为自己谋杀了刚出世的孩子，实际上，不用怀疑，她的确不知道——这是指当她生活在理智中时——不然，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在这个阴影下还维持这么久。不过，我认为，在她不正常的精神层面上，她获致了差不多相同的结论。

“我的看法是，最后她告诉自己：我的丈夫为别的女人接生了这么多活生生的婴儿，可是，轮到我的时候，他却给我死婴，我丈夫杀了他们。既然他不让我有我自己的小孩，我也不让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他杀了我的孩子，那我就杀他们的小孩。”埃勒里接着说，“那香醇美昧、非维也纳式的咖啡，我能不能再喝一杯？”

“哦。”赛利曼向前探身，拉了一下铃。鲍尔夫人马上出现在门口，“艾尔莎，我们是野蛮人是不是？一点儿都不懂待客之道！再来一点儿咖啡。”

“早就准备好了。”鲍尔夫人立刻用德语回了一句。等她端了两个胖胖的、冒着热气的咖啡壶和干净的杯盘回来时，她说，“你这个老痞子，你在找死呢。”说完她气冲冲地跑出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这就是我的生活，”老人说。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埃勒里，“你知道吗，奎因先生，你的推论真的很了不起，我只能坐在这儿赞叹不已。”

“是吗？”埃勒里说，他还没完全领会，不过心里倒是非常感激那个神灯精灵送进来的恩赐。

“因为你循着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径，却抵达了正确的目的地。

“如果是由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来看你的卡扎利斯夫人，他会这么说：这个女人是安静、顺从的那一类型的人，个性内向、不善交际、拘谨、有点儿多疑而且吹毛求疵——当然，我现在说的是我当年认识的她。她的丈夫英俊潇洒，事业有成，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妇产科医生，是无时无刻得和其他女人接触的。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她和她丈夫面临了种种令人烦恼的冲突和紧张。不过，她还是努力地调适自己，适应生活，虽然，仿佛像个跛子似的很吃力。

“她从来不会要人家特别注意她，事实上，她总是活在她丈夫的阴影下，受他控制。

“然后，在她四十几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过去20多年来，她一直暗自嫉妒她丈夫和年轻女人那些频繁的接触，她们都是他的精神病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这是卡扎利斯在苏黎世的时候告诉我的：近几年来，他的病人几乎都是女性——然而她始终没有找到‘证据’。因为她一向有精神分裂的倾向，而且，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尽管如此，卡扎利斯太太的精神分裂倾向最后发展成一种妄想症，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偏执性精神病。

“她渐渐产生一种臆想，认为她的婴儿是被她丈夫杀死的，因为他不想让她拥有他们。甚至，她可能认为在他成功接生的那些小孩当中，有几个是他的亲生骨肉。不管她究竟是不是不认为他在外面有私生子，她为了报复，遂着手要除去他们。

“就心理医师的角度来看，会对你所描述的这个杀人凶手作如下的解释：她的精神病症状都封闭在她的内心世界里，只有通过她所犯下的罪行，才会在外在的世界显现出来。如你所见，奎因先生，结论殊途同归。”

“不过，我的描绘，”埃勒里说，微笑中带点挖苦的意味，“似乎像诗人作诗一样，有点儿多愁善感。我想起纽约有一个艺术家把这个勒脖子的凶手画成一只猫，我对他的直觉心有同感。母老虎——猫类的老祖母——如果发现她的小孩被抢走，不是也会气得发狂吗？而且，教授，不是有这样一句谚语吗？‘女人和猫一样有九条命’。卡扎利斯太太刚好也索了九条命。她开始一个一个地杀害，直到……”

“直到？”

“直到有一天一位骇人的访客造访了卡扎利斯。”

“这个访客就是‘事情的真相’。”

埃勒里点点头：“这个真相可能以下述几种方式之一出现。也许是他无意间发现她藏匿丝绳的地方，然后回想起几年前他们到印度的时候，她，而不是他，买了这些绳子。

“不然，也许是有一两个被害人的名字触动了他的记忆，只消花几分钟翻一下以前的档案，就足以让他恍然大悟。或者，他可能注意到他妻子行为诡异，于是就跟踪她，虽然来不及阻止悲剧的发生，可是终究领悟到这个可怕的行为的意义。

“接着，他会唤起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记忆，发现发生这些命案的夜晚，他都无法确定她在哪里。再说，卡扎利斯有长期失眠的毛病，得按时吃安眠药才能睡觉，于是他明白，这无疑让她有很多机会实行计划，而且卡扎利斯办公室通往外面街道的门可让她夜晚进出公寓而不被门房发现。至于白天的时间，对女人白天的行踪，通常丈夫是很少过问的；在美国文化里，不论哪一阶层，‘逛街购物’就像万能的咒语，一切事情皆毋需解释……也许，卡扎利斯甚至看得出来她太太在妄想症中是如何狡诈地在算计，刻意跳过好几个被害者，以便谋杀她的外甥女——这是九件谋杀案里最残忍的一件。因为她死去之孩子的替代者已无法满足她，所以她便要杀死她——如此一来，她也可以设计让卡扎利斯加入怪猫案的调查，通过他，她对警方的所知所想就可一目了然。

“不管怎样，身为一个精神医生，卡扎利斯立刻就能理解她为什么选择绳子这个具有脐带象征的工具来作案——仿佛把被害者看成是刚出生的婴儿。男性的被害人用蓝绳子，女性被害人用橘红色绳子，这种与出生婴儿性别标示方式不谋而合的逻辑，当然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开始追溯她精神创伤的源头，试图理解她的妄想症的起源。她失去自己两个婴孩的产房是唯一的答案。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临床上观察出来的结果——虽然对他个人而言是很痛苦的发现。卡扎利斯可以遵循惯例采取医学和法律的程序，或者将事实公诸于世，如果那会使他承受太深的痛苦、责难、羞辱的话，他至少可以让她不要继续造成伤害。

“不过，这并不是正常的情况。因为那间产房同时是他再度产生负罪感的源头。也许，豁然洞悉妻子精神病的起因所带给他的惊吓使他以为早已经消弹的负罪感又死灰复燃。不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卡扎利斯一定发现了自己又陷于精神官能症的痛苦中，而且还比从前顽强千倍，这都是因为发现真相所带来的惊吓所致。没多久，因为精神官能症状的影响，他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如果他没有‘谋杀’他们的两个婴孩，她就不会变成精神病患者。所以，这个罪是他的，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因此，他必须承担一切惩罚。

“所以，他把妻子送到南方去，托她姐姐和姐夫照顾。接着，他把剩下来的丝绳从她藏匿的地方拿出来，放到只有他知道的地方，然后就着手计划，要使当局以为他，艾德华·卡扎利斯，就是五个月以来纽约市疯狂地想要缉捕到案的妖怪。随后他详细的‘招供’其实是目前为止最容易办到的部分，由于他参与警方办案，所以警方知道的线索他都了如指掌，于是他就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编造一个合理、可信的犯罪框架。从那时开始以及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刻意演戏，多少是精神错乱的表现，我就不敢臆测了。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赛利曼教授，”埃勒里一字一字清楚地说，“如果就您所知的情形当中有与它不同的地方，请您说出来。”

他发现他在发抖，他想可能是炉火已弱的缘故。此刻炉火正发出嘶嘶的声音，仿佛想要引人关注它的窘境。

老赛利曼站起来，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重新把温暖带回书房。

埃勒里等待着。

突然，在他背后的老人低声咕哝道：“也许最明智的做法是，奎因先生，现在就发那封电报。”

埃勒里叹了口气：“我能不能打电话？电报里说不清楚的，而且，如果我能跟我父亲说上话的话，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我帮你拨到接线员那里。”老人缓缓地走向书桌。拿起话筒的时候，他故作幽默地说，“我讲德语——至少在欧洲这边来说，奎因先生——一定比你用你的德语讲省钱多了。”

他们可能是打到外太空某一个遥远的星球，而不是纽约。他们沉默地啜饮咖啡，竖起耳朵等待至今未响的电话铃声。

白昼即将结束，书房开始阴暗模糊起来，再也不像先前那么特色鲜明。

等待的时候，鲍尔夫人闯进来过一次。她鲁莽的动作把他们吓了一跳，不过，他们的沉默和包围他们的薄暮也着实让她吃了一惊。她蹑手蹑脚地四处走动，帮他们打开灯，然后像只老鼠一样很快地溜了出去。

埃勒里突然噗哧一声笑出来，又一次打破了沉静，老人抬起头来。

“我忽然想到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赛利曼教授。从我第一次看到她以及这四个月来不论是打招呼、想到或提到她时，除了‘卡扎利斯夫人’之外，我不知道还可以怎么称呼她。”

“不然你要怎么叫她，”老人火爆地说，“奥菲丽亚吗？哈姆雷特那疯疯癫癫的情人吗？”

“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现在仍是一样。我只知道卡扎利斯夫人……那个伟大男人后面的影子。不过，从她杀了她外甥女之后，她始终在那里，在边缘徘徊，是背景里的一张面孔，偶尔随口插进一句话——可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话。她把我们当傻子耍，连她丈夫也包括在内。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教授，精神正常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又大笑了一声，故意显示这句话有趣，想借此起个头，无伤大雅地聊个天；但他心里其实忐忑不安。

可是，老头子只是闷闷地哼了一声。

之后，他们又各自陷入沉默。

直到电话铃声响起。

电话线路奇迹般地清楚。

“埃勒里！”奎因警官的吼叫声足以撼动整个大西洋，“你还好吧？你还在维也纳干什么？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连个电报也不打！”

“爸，我有消息要告诉你。”

“消息？”

“怪猫是卡扎利斯太太。”埃勒里禁不住咧嘴而笑，他觉得自己好像有虐待狂似的，很卑鄙。

他父亲的反应相当令人满意：“卡扎利斯太太。卡扎利斯太太？”不过，警官说话的口气有点儿奇怪，说不上来是什么。

“我知道这样讲对你似晴天霹雳，我现在解释不清，不过……”

“儿子，我也有消息要告诉你。”

“有消息要告诉我？”

“卡扎利斯太太死了，她今天早上服毒自杀了，今天早上。”

埃勒里听到自己在跟赛利曼教授说：“卡扎利斯太太死了，她服毒自杀了，今天早上。”

“埃勒里，你在跟谁说话？”

“贝拉·赛利曼，我在他家。”埃勒里努力稳住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消息像是炸弹一样把他给震呆了，“也许这样也好，的确为卡扎利斯解决了一个痛苦的难题——”

“是啊。”他的父亲说，口气仍是有点儿怪。

“爸，卡扎利斯是无辜的。不过，等我回家再告诉你细节。现在，你最好赶快联系检察官。我知道，明天早上的审判是来不及取消了，不过……”

“埃勒里……”

“什么？”

“卡扎利斯也死了，他今天早上也服毒自杀了。”

卡扎利斯也死了。他今天早上也服毒自杀了。埃勒里本来以为这是正在他脑中回响的一个句子，不过，等他看到赛利曼脸上的表情时，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正在大声地重复他父亲的话。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切是卡扎利斯计划的，他告诉她去哪里弄这些东西，要怎么做等等。她已经有好一阵子都这样神智恍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俩单独待在他的牢房里还不到一分钟。她替他带了毒药来，他们两个同时吞下那致命的毒药。那毒药的药性很快，牢房的锁还来不及打开，他俩的身体就痛苦地扭成一团，6分钟之后就死了。事情就像一阵狂风卷来一样，发生得很快，卡扎利斯的律师，那时正站在……”

他父亲的声音消散在空气中，或者应该说，听起来好像是如此。埃勒里觉得自己全身绷紧，想要抓住那远去的声音，却又不真想抓住什么，除了一种捉摸不定、实心的什么东西——他从不知道那原来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而他现在终于知道了——但它却像光一样飞快地缩小，他根本无力抓住它。

“奎因先生。奎因先生！”

好心的赛利曼，他是了解的，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才会那么激动。

“埃勒里，你还在听吗？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他妈的，我什么都听不……”

“我马上就回家，再见。”说完，有人挂掉了电话。

埃勒里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沉静得令人困惑。有很多嘈杂的声音，好像有鲍尔夫人的声音，然后又好像没有了；他身旁好像有一个男人，脸被重重地打了一拳，滚烫的熔岩沿着喉咙流下，因此像个傻子一样地哭诉。之后，埃勒里张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皮沙发上，赛利曼教授像个慈祥可亲的老祖父一样弯腰俯视着他，一只手拿着白兰地，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条手帕，正轻柔地擦拭他的脸。

“不要紧，不要紧，”老人说话的声音有一种神奇的安抚效果，“长途旅行消耗体力，又睡眠不足，加上我们讲的太兴奋了，当然还有你父亲那令人震惊的消息。放轻松些，奎因先生。躺下，现在不要想，闭上眼睛。”

埃勒里听话地躺下来，什么也没有想，闭上眼睛。可是马上他又张开眼睛，说了一声“不”。

“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吗？也许你可以告诉我。”

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坚定，令人充满安全感，这个老人。

“我又迟了一步，”埃勒里听到自己用情绪化得可笑的声音说，“我用害死霍华德·范·霍恩的方式又害死了卡扎利斯。如果我没有那一阵子悠闲地带着那顶发亮的小桂冠飘飘欲仙，而是立刻审视卡扎利斯和九件谋杀案的关系的话，卡扎利斯今天就不会死。活着，而不是死掉，赛利曼教授，你理解吗？我又迟了一步。”

那像老祖父般慈祥的声音说：“是谁现在开始患了精神官能症了，先生？”

此时这个声音不再温柔，反倒像法官般地有威严，不过还有令人感到安全的感觉。

埃勒里说：“在范·霍恩那件事情之后，我发誓说我再也不用人的性命当赌注，但是过后我食言了。我竟然是这样的人，我真是卑鄙透了，教授。我卑鄙的个性一定是与生俱来的，要不然我怎么能食言了之后还安坐在我第二个被害者的坟头上。人家会怎么说呢？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可怜人因为我这般狡诈卑鄙而尝尽苦头？我沉醉在我的偏执狂里，长期享受事业上带来的荣耀。单是自大的妄想就谈不完了！我会对律师谈法律，跟化学家谈化学，跟弹道专家谈弹道，大言不惭地跟毕生研究指纹的专家谈指纹。对已经有30年经验的警官，我发表我至高无上的命令，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案；自以为是地对经验老道的精神医生大谈我不容怀疑的精神分析结果；拿破仑在我眼中不过是个男厕所里的服务生。自始至终，我就像个快乐的天使大闹宴会一样，在无辜的人群中胡作非为。”

“你现在这么说，”那个声音说话了，“本身就是妄想症。”

“但证实了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吗？”埃勒里听到自己的笑声，听起来真的很惹人厌恶，“我的哲学就和《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个皇后一样，既能通融，又理直气壮。您知道《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本书吧，教授？您，或者是哪个人，一定会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过这本书。它是一部教人要谦虚的伟大著作，包含了所有人类懂得自嘲以来所有的智慧。不管事情的大小，书里面的皇后解决困难的方式永远只有一个，您记得吧，就是‘把他的头给斩了！”这个口出呓语的家伙此刻正站立着。实际上他是从躺椅上跳下来的，好像赛利曼用火烧他的脚似的。而现在他站在那儿，恶狠狠地对着这个举世闻名的老人挥舞着手臂。

“好啊！好啊！我这次真的完蛋了。我会努力把我的卑鄙无耻导向与人生死不相关的事情上去。我完了，赛利曼教授。一个自以为娴熟地运用精确万能科学的痞子，他所谓辉煌的一生将就此打包堆到贮藏室去，连防虫剂都免了，因为连虫子都懒得去咬。我是否表达了我的意思？我说得够不够清楚？”

他觉得自己被那双眼睛给慑住了，动弹不得。

教授说：“坐下，先生。你强迫我要这样抬头看你，我的背可痛得很呢。”

埃勒里听到自己那个混蛋分身喃喃地说了声道歉，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眼睛瞪着那像死尸一般一个又一个数也数不完的咖啡杯。

“我不认识你刚刚提的范·霍恩，奎因先生，不过感觉到好像他的死对你有极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你无法面对卡扎利斯的死。然而这件事从事实来推究确是有理可循的，你没有用你清晰的脑袋好好想过，先生。

“没有合理的解释，”那从容的声音继续说，“我指的是你对卡扎利斯自杀这件事过分情绪化的反应。即使你能预先防范，你也阻止不了这一结果。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方面我的知识比你丰富。”

埃勒里开始能够在他面前把这张脸拼凑起来。那是张令人放心的脸，他听话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即使你在一开始调查这些谋杀案不到十分钟内就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卡扎利斯的下场，我猜想，恐怕还是一样的。我们来假设说，你一开始就看出卡扎利斯太太就是杀死这么多无辜者的精神凶手，她会因此被捕、接受审判、定罪，然后根据你们的法幸加以裁决，可能是承认她的精神不正常，或者是认定她在法律上仍须负责任——虽然我认为这通常很荒谬。如果是这样，你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而且没有理由要责备自己。事实就是事实，而且一个对社会造成如此严重伤害的人总算被除去了。

“我要你现在想一想：如果卡扎利斯太太被缉捕到案并接受裁决，卡扎利斯会不会因此觉得责任小一些，他的负罪感会不会因此减轻呢？

“不会的。卡扎利斯的负罪感会同样的活跃，而且最后他会像现在一样了结自己的生命。自杀是一种激烈地想要自我表达的极端做法，常常是因为对自我厌恨到了极点才会出此下策。年轻人，不要把根本不是你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更何况，你个人根本无从对其加以控制。即使你能改变事情的演变结果，已发生的和可能会发生的主要差别在于：卡扎利斯是死在牢房里，而不是死在他公园大道办公室里铺着昂贵地毯的地板上。”

赛利曼教授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人了，非常清楚，而且离他很近。

“不管您说什么，教授，或是您怎么说，事实还是事实，我就是被卡扎利斯蒙骗了，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能在维也纳这里和您用口头验尸。我这次真的失败了，赛利曼教授。”

“从那个角度来说……是的，奎因先生，你失败了。”老人突然身子往前弯，两手握住埃勒里的手。在那接触的一瞬间，埃勒里知道他已经到了旅途的尽头，他再也不需要四处漂泊了，“你以前就失败过，你以后还会再失败。这是人的本质和角色。

“你所选择的工作具有崇高的意义，有非常伟大的社会价值。你要继续做下去。这不只是对社会，对你本人也很重要。

“可是，在做这一件重要又有益的工作时，奎因先生，我要求你时时要记住一个伟大而且永恒的教训，这个教训给你的东西比这次你自认的失败经验更隽永。”

“这个教训是什么，赛利曼教授？”

埃勒里非常专心地聆听。

“这个教训，先生，”老人一边说，一边拍拍埃勒里的手，“就写在《马泰福音》里：“‘神只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别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