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三百，《周礼》是也；曲礼三千，《仪礼》是也。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于是孔子适周而问礼于老聃，追迹三代之礼，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然观殷、周所损益，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礼记》自孔子著称，《太史公书》曰《礼记》自孔子者。世称“三礼”，《周礼》记周官制，《仪礼》详周义文，编著之图籍，王谓之礼经，邦国官府谓之礼法，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皆周朝之官书也，独《礼记》自孔子。门人弟子，著所闻见，微言授受，协诸义而协；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然后知礼者义之实也，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周礼》是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仪礼》是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是《礼记》之所欲著也。夫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周礼》之记官制，《仪礼》之详仪文，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观理之不可易者，盖必于《礼记》之自孔子。而孔子之殁，葬鲁城北泗上，冢大一顷[1]，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车服礼器，而诸儒以时讲《礼》，乡饮、大射其间焉。嬴秦坑儒，而陈涉之王，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死涉之难。初，项籍封鲁公，及其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高帝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孔子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汉兴，太常叔孙通，征鲁诸生共起朝仪，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汉独有《士礼》。《士礼》亦称《仪礼》。曰《士礼》者，以其为士之礼；称《仪礼》者，以其记礼之仪文也。凡十七篇：《士冠礼》第一，童子任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仕[2]于诸侯、天子之士也。《士昏礼》第二，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士相见礼[3]》第三，士以职位相亲，始承挚相见之礼也。《乡饮酒礼》第四，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也。《乡射礼》第五，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也。《燕礼》第六，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也。《大射礼》第七，名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于祭也。《聘礼》第八，大问曰聘，诸侯相於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也。《公食大夫礼》第九，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也。《觐礼》第十，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也。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丧服》第十一，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而子夏为之传焉者也。《士丧礼》第十二，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也。《既夕礼[4]》第十三，《丧礼》之下篇也。《士虞礼》第十四，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殡室以安之也。《特牲馈食礼》第十五，特牲馈食礼，谓[5]诸侯之士大祭祖祢也。《少牢馈食礼》第十六，诸侯之卿祭其祖祢于庙之礼也。《有司彻》第十七，《少牢》之下半篇也。独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孝景帝时，尝封皇子德为河间王，馀为鲁王。顾河间王修学好古，而鲁王好治宫室，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既河间王从民求善书，得《礼古经》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五卷，皆古文旧书，不同高堂生《士礼》之为今文。惟《礼古经》之十七篇，与高堂生同而字多异，多三十九篇，后世不传，而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霤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文[6]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王禅云云，五帝禅亭亭”，皆《古经》之《逸礼》也。《记》百三十一篇者，出自孔氏。孔子殁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各有损益。其中《檀弓》、《礼运》疑子游门人记，《中庸》、《坊记》、《表记》子思所作，《缁衣》公孙尼子制，《月令》吕不韦撰。或录旧礼之仪，或录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汉兴，博士叔孙通乃纂录之以为记，盖《士礼》之传也，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士昏》，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礼[7]》，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仪》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发明其义，盖《士礼》者经，而《记》则其传也。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也。《周官经》五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李氏上之河间献王者也，独佚《冬官》一篇，王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于诸经中最为晚出。其书详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严于职守，而阙略人主之身，传者以为周公作也。其分例虽密，而序官之义有二：一则以义类相从，如宫正、宫伯，同主宫中是，膳夫、庖人、外饔，同主造食是。一则次叙一官之属，不以尊卑为先后，而以缓急为次第，故宫正等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后也。惟其后阙《冬官》一篇，河间王[8]取《考工记》合成六篇。按《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其非周公之典，已无疑义，然奇古奥美，殆圣于文。或以为东周后齐人所作，或以为先秦书，未详孰是也。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共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考工为大事，以之殿《周官》之后，可以考见古代制器尚象之遗焉。惟《周官》虽出，孝武以为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虽入秘府，而未传也。独《士礼》传自高堂生，而鲁徐生乃以善为容[9]世其家，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资性善为容，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容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然孝武以前，诸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孝武帝时，尝行礼射于未央宫之曲台，博士东海后苍近君说《礼》数万言，为记，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者，尝学《齐诗》于鲁夏侯始昌，而礼学则传之同郡孟卿。卿，萧奋弟子也。后之言礼者由后苍，而徐氏无传者。苍校书曲台，著《曲台后苍》九篇，见《汉书·艺文志》，以授沛闻人通汉子方、庆普孝公、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为东平大傅。德为信都大傅，号曰大戴。而圣者，德之从兄子也，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撰集《石渠礼论》四卷，即《汉书·艺文志》著录《议奏三十八篇》也，并《群儒疑义》十二卷，具见《隋书·经籍志》。既出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蜀郡何武君公为扬州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为武系治，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渐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于是传者莫不多武长者而诮圣之经生薄行也。圣与戴德皆受《礼》后苍，而《经》十七篇之次第，《记》百三十一篇之去取，二戴无一相同。盖戴德传《经》十七篇次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宰》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而戴圣亦以《冠礼》、《昏礼》、《相见礼》相次为第一、第二、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宰》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此经篇次第之不同也。戴德检《记》百三十一篇，合《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为二百十四篇，取足以阐明经旨者，得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别删定四十九篇，谓之《小戴记》。《小戴记》传，而《大戴记》逸四十五篇，其存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然各本不同，或两七十三，或两七十二。其逸文往往见引他书，如班固《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禘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蔡邕《明堂月令论》引《佋穆篇》，王充《论衡》引《瑞命篇》，应劭《风俗通》引《号谥记》，皆《大戴》逸篇也。亦有他书引《大戴》篇名与《小戴》同，而文绝异者，如《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汉书·韦玄成传》引《祭义》，《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白虎通·畊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间传》，《崩魂篇》引《檀弓》、《王制》，许慎《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而《大戴记》存篇之与《小戴》同者，有《投壶》、《哀公问》两篇篇名同，《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衅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附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他篇目尚多同者。盖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成书，故异同参差乃尔。后《隋书·经籍志》乃以为《小戴》四十六篇，删《大戴》之八十五篇者，妄也。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而大戴授琅玡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家世传业，号曰桥君学。而荣为琅玡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孝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逸礼古经》一篇，合河间王五十六篇为五十七。于是始立大小戴、庆氏三家礼。然考所谓三家礼者，盖三家受诸后苍所传经十七篇之礼，而《大小戴礼记》附十七篇不别出，《大小戴礼》非《大小戴礼记》，亦不以《逸礼古经》为胜十七篇而立学官也。及孝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卒，王莽以大司马柄国，荐向之子歆宗室，有材行，以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以为“《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苍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果若所言，则是《逸礼古经》之胜十七篇也。然十七篇古称《士礼》，其实不皆士礼。纯乎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祭礼则《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乡饮》、《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礼》为诸侯见天子礼，并非专为士设，其通称“士礼”者，盖以《士冠》列首，遂并其下通称为士而不复分别耳。且士礼何为不可推而致于天子也？“自天子以至于士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则是孔子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也。鲁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粥之食，自天子达。’”则是曾子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也。《记》不云乎：“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何不可推致之有？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礼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悦鞶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酢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腒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10]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是矣。斯则后苍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也，而刘歆非之，何也？歆既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古文尚书》与《逸礼》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言甚切，为群儒排弃。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起歆，累迁中垒校尉，典儒林史卜之官。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等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庭中，将令正乖缪，一异说。而歆尤以为《周官经》六篇者，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足以佐王莽新政化者也，奏请立《周官经》以为《周礼》，置博士。然歆以前，《周官经》之不以礼名者，盖此书乃班朝治军、设官分职之书，而非专为礼设，正名之曰《周官经》，允符其实，奚以改为？然自是《周官经》之名废，而以《周礼》易之。一说：“‘礼，经邦国，定社稷，叙人民，利后嗣。’《左氏》隐十一年《春秋传》。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则礼者，典章之达称，而非仅就揖让周旋言之。‘揖让周旋，是仪也，非礼也。’《左氏》昭二十五年《春秋传》。然则《周官经》之题礼也亦宜。”而王莽盗汉，立法布令，必以《周礼》为据焉。然《逸礼》卒不得立。世祖中兴，《礼》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庆氏《礼》虽不得立，然撰集汉礼以制一代大典者，皆庆氏之徒也。初，鲁国曹充持庆氏礼，以博士从世祖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召对，善其议，拜侍中，然事卒不行。子褒，字叔通[11]，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学礼。常憾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而欲缵父之志，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初举孝廉，再迁圉令，持德化，不立威刑，太守奏褒耎弱，罢官。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褒上疏请定文制，著成汉礼。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12]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寮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褒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遂拜侍中，从驾南巡，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褒监羽林左骑。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制。”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然褒博物识古，父子礼宗，父充作《章句辨难》，而褒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同时治庆氏学以为博士者，又有犍为董钧字文伯。世祖时，举孝廉，辟司徒府，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显宗即位，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亦庆氏《礼》之名家也。初，董钧从大鸿胪王临受庆氏《礼》，而扶风贾徽从刘歆受《周官》。自歆之立《周官》，遭王莽败，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葬，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及徽尚在。徽子逵，字景伯，能传父业，又受业于杜子春。显宗之初，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注《周官》，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逵与河南郑众仲师往受学焉。众父兴，字少赣，亦作《周礼解诂》。而众、逵传父师之学，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而郑兴父子之解不行。扶风马融季长兼揽众、逵二家，谓多遗阙，而众解近得实，因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凡十二卷，见《隋书·经籍志》。自是《周礼》大行。然任城何休邵公犹斥《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惟北海郑玄康成括囊大典，遍览群经，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既因涿郡卢植子幹事马融，融以《周官传》授玄，而玄于诸家解诂，独称“二郑者，兴、众父子。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乃因马融之传，而参取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网罗诸家，裁以己意，撰成《周官礼注》十二卷。而以《周官礼》传写古文，诸本违异，其注云“故书”者，谓初献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间传写不同者，则为今书。而正读之例，有云“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以求其似也；有云“读为”、“读曰”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当为”者，纠其误以正其字也。三例既定，而《周官礼》之大义乃可言矣。然《周官礼》古文学，而郑玄本习今文《小戴礼》之十七篇，后以《礼古经》之五十六篇校之，取其义长者，或从今文，则注云“古文某为某”，如《士冠礼》“[13]西阈外”句，注“古文为槷，阈为蹙”是也。或从古文，则注云“今文某为某”，如《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又有为今文所无而为古文所有者，《士相见礼》“某将走见”，注“今文无走”；“凡执币者不趋容”，注“今文无容”，郑不用今而用古者，以其足于文义也。又有今古并存而复及他说者，《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乡饮酒礼》“遵者降席”，注“今文遵为僎，或为全[14]”是也。又有存古今文而即指其意之所在者，《士相见礼》“某不敢为仪，固请”，注“今文不为非，古文固以请也”；《聘礼》“上介奉币，先入门左”，注“古文重入”是也。凡此之类，盖汉人校雠之通例，而郑玄遵以注校十七篇焉。又以《小戴》十七篇次第，尊卑吉凶杂乱，舍之不从，而依刘向《别录》，以吉凶人神为次，盖据《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冠》、《昏》、《相见》、《乡饮》、《乡射》、《燕》、《大射》、《聘》、《公食大夫》、《觐礼》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故名郑氏学，凡十七卷，盖一篇为一卷也。其注之发凡者数十事，如《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事[15]，质者用糟，文者用清[16]。”“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余诸篇注，皆有发凡之事，此尤有功于学者，盖读礼者非籀绎有明，无以通其指也。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仪礼》、《周官》为《三礼》，而撰《三礼目录》一卷、《三礼图》九卷，其中三卷则陈留阮谌士信，受学于綦毋君，取其说为图者也。于是《周官》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而《礼记》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轨。汉以《经》十七篇立学，《曲台后苍》九篇以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礼》，而十七篇止撰《丧服经传注》一卷，独郑玄遍注《三礼》。《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经》十七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未经人注解，前无所承，比注《周礼》为更难，而郑玄观其会通，独博学而详说之。然郑玄《三礼》之学，其宏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夫《经》十七篇，礼家之今文学也。《周官》六篇，礼家之古文学也。《小戴礼记》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朝仪》、《丧服四制》、《问丧》、《祭仪》、《祭统》诸篇，皆《经》十七篇之传，为今文说；而《玉藻》为古《周礼》说，《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祭法》为古《国语》说，皆古文说，则今古学糅者也。而《王制》为今学礼宗，比之《周礼》为古文所宗云。然汉儒说《礼》，别今古文最严。何休解《公羊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以博士只立今文也。郑众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独郑玄和同今古文两家说，疏通证明，以为周礼、夏、殷礼之分，而于不能合者，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变矣。若乃好引纬书，好改经字，宋儒所讥，固不足为汉儒病也。惟郑玄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驳《周官》，然则玄之议礼，殆以古文说为主者乎？涿郡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撰《三礼解诂》。会灵帝以蔡邕言立太学石经，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盖蔡邕[17]碑今文，而卢植学古文也。然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明著《后汉书》本传。意者植之所学，当亦今古糅杂，与郑玄同道者也。惟玄注行世，而植解不行，独《礼记注》十卷，见《隋书·经籍志》。然植之注《礼记》，有与郑玄不同者，如郑玄以王制为夏、殷杂，而植以为汉法等是也。自是郑玄之学行而大小戴渐废。夫综会今古文，遍注《三礼》，使家法不分明，始于郑玄，而继以魏太常东海王肃子雍，兼并诸家，参合同异，成《周官礼注》十二卷、《礼注》十七卷、《礼记注》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虽佚不传，而每有见引他书者。惟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议礼必与相反。然郑玄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记》“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征》“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而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玄说“圜丘是禘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喾本《国语》、《祭法》，而肃乃谓郊丘，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难郑玄也。玄说“三年祫[18]，五年禘，祫大禘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禘，各于其庙，大事为祫，群庙主悉升于太祖”，而肃引《禘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不知郑玄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郑玄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是郑玄义本先郑，而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皡、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驳郑玄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土谷之神者，同一武断也。考王肃所据之书，郑玄岂有不见而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而肃乃取郑玄所不用者，转以难玄。玄据今文，则以古文驳之，如据《逸礼》以驳《公羊》是也。玄据古文，则以今文驳之，如据董、刘以驳《周官》是也。不知汉儒礼家聚讼，今古文说不同，郑玄折衷其义，始乱家法，倘王肃有意攻玄，当返求之家法，分别今古，斯或可以制胜。乃肃之不别今古，任意牵合，殆尤甚于郑玄。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者，而肃伪撰《孔子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玄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端绪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而《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一托于孔子之言以为论定，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衷诸圣，尚何庸龂龂争辩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体，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六十八事以讥短郑玄，今约存者三十事。礼之大者，即五帝、七庙、郊丘、禘祫、社稷之属，其余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然肃之所谓“圣证”者，即取证于《家语》、《孔丛》，徒以郑玄名高，非托于圣言，不足以夺其席，然而后之学者，卒目《家语》为肃之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者矣。乐安孙炎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乃驳释《圣证论》以难王肃，而著有《礼记音义隐》七卷、《礼记注》三十卷。同时有郑小同者，玄之孙也，亦撰《礼义》四卷，具见《隋书·经籍志》，而皆不传。意必有所以申玄指而难王肃者。惟古礼最重丧服，《经》十七篇，独《丧服》子夏有传，故《丧服》又别为礼家专门之学。大戴有《丧服变除》一卷，见《唐书·艺文志》。《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经》十七篇，马融独于《丧服》经传有注，而郑玄、王肃亦别出《丧服经传注》各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志》又著蜀丞相蒋琬撰《丧服要记》一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丧服变除图》五卷，斯足与魏之王肃、孙炎、郑小同辈，骈称三国之礼家者焉。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而郑氏学几废。迨元帝渡江，太常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即十七篇之郑氏学也。《仪礼》之名始此，汉以前无之也。爰从晋、宋，逮于陈氏，传礼业者，《小戴礼记》尤盛，《周礼》次之，而《仪礼》独盛《丧服》，其著录《隋书·经籍志》者：晋有给事中袁准撰《丧服经传注》一卷，庐陵太守孔伦《集注丧服经传》一卷，陈铨撰《丧服经传注》一卷，征南将军杜预撰《丧服要集》二卷，侍中刘逵撰《丧服要集》二卷，太保卫瓘撰《丧服仪》一卷，司空贺循撰《丧服要》六卷、《丧服要记》十卷、《丧服谱》一卷，刘德明撰《丧服要问》六卷，太学博士环济撰《丧服要略》一卷，徐氏撰《丧服制要》一卷，开府仪同三司蔡谟撰《丧服谱》一卷，散骑常侍葛洪撰《丧服变除》一卷；宋有大中大夫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二卷，通直郎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一卷，丞相谘议参军蔡超宗《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征士刘道拔撰《丧服经传注》一卷，员外郎散骑庾蔚之撰《丧服》三十一卷、《贺循丧服要记注》十卷、《丧服世要》一卷，张耀撰《丧服要问》二卷，崔凯撰《丧服难问》六卷，伊氏撰《丧服杂记》二十卷，孔智撰《丧服释疑》二十卷，抚军司马费沈撰《丧服集议》十卷；齐有东平太守田僧绍《集解丧服经传》二卷，散骑郎司马[19]撰《丧服经传义疏》五卷，给事中楼幼瑜撰《丧服经传义疏》二卷，步兵校尉刘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征士沈麟士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太尉王俭撰《丧服古今集记》三卷、《丧服图》一卷，光禄大夫王逸撰《丧服世行要记》十卷，袁祈撰《丧服答要难》一卷，王氏撰《丧服记》十卷，严氏撰《丧服五要》一卷，卜氏撰《驳丧服经传》一卷，樊氏撰《丧服疑问》一卷，贺游撰《丧服图》一卷，崔逸撰《丧服图》一卷；梁有步兵校尉五经博士贺玚撰《丧服义疏》二卷，尚书左丞何佟之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通直郎裴子野撰《丧服传》一卷，国子助教皇侃撰《丧服文句义疏》十卷、《丧服问答目》十三卷；陈有国子祭酒谢峤撰《丧服义》十卷，大将军袁宪撰《丧服假宁制》三卷、《丧礼五服》七卷，王隆伯撰《论丧服决》一卷。凡二百十九卷，皆明《丧服》者也。《周礼》则有晋之乐安王师伊说《周官礼注》十二卷，散骑常侍干宝注《周官礼》十二卷，燕王师王懋约《周官宁朔新书》八卷，司空长史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十二卷，散骑常侍虞喜撰集孙琦问干宝驳《周官驳难》三卷，孙略《周官礼驳难》四卷，梁之桂州刺史崔灵恩《集注周官礼》二十卷，五经博士沈重《周官礼义疏》四十卷。凡百有七卷，视十七篇之《丧服》杀矣。《礼记》则有晋之燕王师王懋约《礼记宁朔新书》八卷，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安北谘议参军曹耽、国子助教尹毅、李轨、员外郎范宣《礼记音》各二卷，骁骑将军徐邈《礼记音》三卷，刘昌宗《礼记音》五卷；宋之奉朝请业遵《礼记注》二十卷，中散大夫徐爰《礼记音》二卷，豫章郡丞雷肃之《礼记义疏》三卷，散骑常侍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齐之给事中楼幼瑜《礼记摭遗别记》一卷；梁武帝之撰《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步兵校尉五经博士贺玚之《礼记新义疏》二十卷，国子助教皇侃之《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礼记讲疏》四十八卷，五经博士沈重之《礼记义疏》四十卷，秘书学士褚晖之《礼记文外大义》二卷，何氏之《礼记义》十卷，庾氏之《礼记略解》十卷，刘[20]隽之《礼记评》十一卷。凡二百九十七卷，而姓名失考者尚略不著，于《三礼》之中，尤为夥颐沈沈者也。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三十卷，征士陶弘景撰《三礼目录注》一卷，秘书学士褚晖撰《三礼疏》一百卷，斯又囊括大典而观其会通者。论者徒以为南朝好清谈，士习祖尚玄虚，而孰知殚心礼学，若是之精详哉。斯所以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辄罣弹章也。北朝自魏末大儒华阴徐遵明子判门下讲郑玄《三礼》，传业于渤海李铉宝鼎、中山冯伟伟节、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祖俊、田元凤。而铉撰有《三礼义疏》，传业饶安刁柔子瑥，河间邢峙士峻，渤海刘昼、孔昭，长乐熊安生植之，平原张买奴，渤海鲍季详，独安生最为显学。安生初从房纠受《周礼》，后乃事铉，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记》，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而传《大戴礼记》而为之解诂者，仅周太学博士卢辨一家而已。《仪礼》章疏则有二家，信都黄庆，齐之盛德；李孟悊者，称隋硕儒焉。自王肃与郑玄立异，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一宗郑氏，而为义疏者，倘以《小戴礼》而论，奚啻数百家。然唐有天下，国子祭酒孔颖达奉诏撰定《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序称：“南学惟见皇侃，北学惟见熊安生，而皇侃为胜。据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焉。惟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自以为后来居上，虽立说务伸郑注，不免附会。然采摭旧文，词当理博，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贯通群经，譬诸依山铸铜，烧海为盐，说礼之家，有钻研莫尽者焉。然颖达之于郑《礼》，仅疏《记》注。高宗之世，太学博士贾公彦据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梁沈重《周官礼义疏》撰定《周礼注疏》四十二卷，虽颇引纬书，与郑同讥，然《疏》不破注，义例则然，而发挥郑学，信称博而能核者焉。然《周礼疏》者，尚有多门，择善而从，借手为易，而《仪礼》章疏，只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而已。然贾公彦撰定《仪礼注疏》十七卷，序称：“庆则举大略小，经注疏漏，犹登山远望而近不知；悊则举小略大，经注稍周，似入室近观而远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今以先儒失路，后宜易途，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是创制起例，阐扬郑指，尤有倍难于《周礼》者焉。夫《三礼》以郑玄为宗，而《仪礼》尤以郑玄为绝学。注文古奥，得疏乃明，抉发途径，首在发凡。有郑注发凡，而公彦疏辨同异者；有郑注不云凡，而与发凡无异，由疏申明为凡例者；有郑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经是变例，郑注发凡而疏申明之者；有经是变例，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注精而简，疏详而密，分析常变，究其因由，千余年来，议礼者奉为依归。后来著述，皆此书之支流而已。初，太宗之世，谏议大夫检校侍中曲城魏徵玄成以《小戴礼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采诸儒训注，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录置内府。迄玄宗时，魏光乘请用魏徵《类礼》列于经。帝命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使此书得行，则是唐代之于《礼记》，独出魏注之《类礼》元疏一本，创前古之未有，将郑注之《戴记》孔疏，不得擅美千古矣。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摘类相比，有如抄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自是元疏之魏注《类礼》不出，而孔疏之郑注《戴记》行。顾元行冲终以为郑注《戴记》不如魏注《类礼》，著论自辨，名曰《释疑》。大指谓：“《小戴礼》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四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虽存探究[21]，咨谋靡所。具《郑志》者百有余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肃因之，或多攻诋。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书毕以闻，太宗嘉赏，录赐储贰。陛下纂业，宜所循袭，乃制诸儒，甄分旧义。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22]不伸，疑于知新，果于仍故。然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今孙炎《礼记注》三十卷不传，而证以张说、元行冲之言，则是孙注条例支分，已以类比，而魏注《类礼》，特整次孙注而刊其冗脞尔。然孔颖达《礼记正义》每篇引郑玄《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如《曲礼》、《王制》、《礼器》、《少仪》、《深衣》属制度，《檀弓》、《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属通论，《月令》、《明堂位》属明堂阴阳，《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属丧服，《文王世子》属世子法，《内则》属子法，《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属祭祀，《乐记》属乐，《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属吉事。《别录》者，刘向书也。则是《礼记》之分类，固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何张说独议魏徵哉？然魏徵《类礼》卒以张说之言不行。论者谓《戴记》不废，张说固有存古之功；而《类礼》不行，说亦不无泥古之失焉。迨唐中叶，昌黎韩愈退之，一代文雄，然读《仪礼》而苦其难，于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俾学者可观焉。既唐氏失祚，降为五代，周世宗诏国子司业聂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六本，重加考订，成《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题曰“集注”，盖兼采六图，不主一家也。宋初上于朝。太祖览而嘉之，遂诏国学图于先圣殿北轩之屋壁焉。考礼图始于汉郑玄、阮谌，《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三礼图》九卷是也。其后可考见者，《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四家与郑、阮《图》并不传。意聂崇义所据《三礼旧图》六本者，盖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敕撰六也。然勘验崇义书之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朱子亦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搜采诸家，具有来历，当不尽出杜撰也。梁正题阮谌《图》，讥其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不必以违异郑注独讥聂崇义此图矣。自唐之孔颖达、贾公彦疏章郑注以成《三礼正义》，而礼学久定一宗。顾宋儒好创新解，故相违异，而始作之俑者，当推临川王安石介甫。贾公彦以前，说《周礼》者明典制；王安石而后，说《周礼》者阐义理。神宗时，诏置经义局，撰《书》、《诗》、《周礼》三经义，皆本王安石说。惟《书》、《诗》皆出其子雱元泽及诸门弟子手，独《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出安石自为。虽训诂多病穿凿，然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后来儒者或訾安石以周礼坏宋，而于是书终不废采用也。《新经》既行，诵习者夥，然而阐明其说，著书传后者，仅见福州陈祥道用之之《礼书》一百五十卷及王昭禹之《周礼详解》四十卷二家而已。祥道之书，贯通经传，论辨精博，缕析[23]条分，间以绘图，唐代诸儒之论，并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惟掊击郑注，或来訾议。然祥道本王安石之徒，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然则祥道之排斥旧说，故是师法然尔，何有于郑注哉？至王昭禹未详何人，而撰《周礼详解》，训诂皆用王安石，倘亦安石之徒？然其阐明经义，推究得失，则有不尽同于安石之学，而足订《注疏》所未逮者。既长乐杨时中立撰《周礼辨疑》一卷，则攻安石之《周礼新经义》者也。南渡后，临川俞廷椿[24]寿翁撰《周礼复古编》一卷，大指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凿空臆断，殊嫌无据。然自是说《周官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斯可特笔也。初，神宗相王安石，尊《周官礼》，而《仪礼》罢废，学者不复诵习。迄南渡，孝宗之世，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始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德明《释文》一卷，冠以《目录》一卷，载大小戴、刘向篇第异同，而永嘉张淳忠甫实为之校定，撰《仪礼识误》三卷，其所引据，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德明《释文》、贾公彦《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惟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此实不能无蔽。然是书存，而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借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于今，亦借以得见崖略，其有功于《仪礼》，诚非浅鲜也。自是《仪礼》之学渐盛。而庐陵李如圭宝之撰《仪礼集释》三十卷，一宗郑注，而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出入经传，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而别出《纲目》一卷，以明章句之旨，又为《释宫》一卷，以考宫室之制，而《释宫》之作，尤为礼家之所不可缺。何者？盖古者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旧，如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之属，读《仪礼》者倘不能备知其处，则于陈设之地，进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而如圭是书，仿《尔雅·释宫》，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如据《顾命》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之文，证寝庙之制，异于明堂，而不用孔《疏》引《郑志》成王崩在镐京，宫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诸侯之说；又如大夫士东房西室之说，虽仍旧注，而据《聘礼》“宾馆于大夫士”，证其亦有右房，据《乡饮酒》及《少牢馈食》证大夫士亦有左房东房之称，与天子诸侯言左对右、言东对西者同。其辨析详明，深得经意，发先儒之所未发，大率类此。信可为治《仪礼》者之圭臬也。朱子尝与如圭校定礼书，而谓“《仪礼》者，礼之根本。《礼记》本秦、汉诸儒解释《仪礼》之书，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因撰《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是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践阼》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其书以《仪礼》为主，而取大、小戴《礼记》及他书传所载系于礼者附入之。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或者不免割裂古经之讥。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于是解记附经，撰成是书。《答应仁仲书》曰：“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诸[25]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观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倘亦考礼者所不废乎？惟《丧》、《祭》二礼未及伦次，则以属其女夫长乐黄幹直卿。幹草创就质，喜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则是朱子之与幹者深也。然幹仅成《丧礼》十五卷，其《祭礼》则未及订定而卒。福州杨复信斋者，亦朱子门人，而幹之修《祭礼》也，尝邀复参订焉，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续成其书，凡十四卷，并幹成《丧礼》为《续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修也。虽续解不出朱子，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大略具是矣。初，建德赵彦肃子钦作《特牲》、《少牢》二礼图，质于朱子。朱子曰：“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佳。”于是杨复原本师意，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于图，凡二百有五，曰《仪礼图》。又分宫庙门、冕牟门、牲鼎礼器门，为图二十有五，名《仪礼旁通图》，附于后。其于是经，可谓用心勤挚矣。惟是读《仪礼》者，必明于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陈所位，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仪礼集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皆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使众目皆有所丽。而复是书，独废此一门，但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列一隅，遂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其见于宫庙门者，仅止七图，而远近广狭，亦未分明。然其余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而于议礼考文尚不无裨补。此南宋诸儒之治《仪礼》者也。考南宋诸儒之治《礼记》者，莫善于吴郡卫湜正叔，撰《礼记集说》一百五十卷，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其后序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则甚矣其用心之厚，可特表而出之者也。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也。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可谓《礼记》注家之搜采极博者也。时乐清王与之次点撰《周礼订义》八十卷，采旧说五十一家，亦称极博，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自刘敞以下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冠以浦城真德秀西山序称：“郑、贾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为无功，而圣人微旨，终莫之睹。惟洛之程氏，关中之张氏，独得圣经精微之蕴。永嘉王君，其学本于程、张。”盖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所取宋人独多矣。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谓《冬官》未尝亡，则袭俞廷椿之说。惟是四十五家之书，十佚八九，仅借与之是编以传，虽贵近贱远，不及卫湜《礼记集说》之多存古义，而搜罗宏富，要亦湜之亚矣。此宋儒礼注之宏博者也。若乃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厥有临卭魏了翁鹤山之《仪礼要义》五十卷，赣州朱申继显之《周礼句解》十二卷。了翁之书，为《九经要义》之一，于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于下方，与《周易》、《尚书》要义略同，盖其著书本例如是也。夫《仪礼》于诸经为难读，而郑注古奥不易通，贾《疏》文繁句复，虽详赡而伤芜蔓，端绪不明。今了翁删繁取要，分胪纲目，条理秩然，使品节度数之辨，不复以辞义为病，斯足为初学之津梁也。申之《句解》，大略逐句诠释，裁约《注疏》而申以己见，其间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然亦有与《注疏》异者，至于《注疏》之疑不能决者，则从多闻阙疑之例，诚慎之也。然宁乡易祓彦章撰《周官总义》三十卷，则直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注疏》不嫌异同，虽持论互有短长，要皆以经释经，不为凿空，而于《职方氏》之地理山川，考证尤详，斯又词必己出，不蹈前人者也。南宋入元，而礼家胥出南人，盖仍宋学也。最著者崇仁吴澄草庐，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撰《仪礼逸经传》二卷，凡经八篇，曰《投壶礼》，曰《奔丧礼》，取之《礼记》；曰《公冠礼》，曰《诸侯迁庙礼》，曰《诸侯衅庙礼》，取之《大戴礼记》而以《小戴礼记》相参定；曰《中霤礼》，曰《禘于太庙礼》，曰《王居明堂礼》，取之郑康成《三礼注》所引《逸礼》。编次先后，皆依行礼之节次，不尽从其原文，盖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记》，著所出，郑注不著所出。惟郑注《三礼》曾引之《天子巡狩礼》、《烝尝礼》、《军礼》、《朝贡礼》、《逸奔丧礼》皆未见采，而《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之见引郑注，未采澄书者亦不少。至《传》十篇，则皆取之二戴《记》，曰《冠仪》，曰《昏仪》，曰《士相见仪》，曰《乡饮酒仪》，曰《乡射仪》，曰《燕仪》，曰《大射仪》，曰《聘仪》，曰《公食大夫仪》，曰《朝事仪》。其《乡射仪》、《大射仪》取《礼记·射义篇》所陈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射，厘之为二；其《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仪，则取宋刘敞之所补。然敞拟《记》而作者，尚有《投壶仪》一篇，亦见敞所著《公是集》，而澄遗焉，则亦不免多所疏漏。然较之祁门汪克宽德辅所撰之《经礼补逸》，则条例精密多矣。克宽之《经礼补逸》九卷，盖取《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诸经之文，有涉于礼者，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之，《吉礼》之目六十有八，《凶礼》之目五十有七，《军礼》之目二十有五，《宾礼》之目十有三，《嘉礼》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礼经附说》终焉。然克宽究心道学，于礼家度数，非所深求，于著书体例，亦不甚讲，如每条必标出典是矣，乃一类之中，条条连缀书之，合为一篇，文相属而语不属，遂致参差无绪。又此书实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载春秋失礼之事，系以论说，杂列古制之中，卷页虽视澄书为增，而精实则远逊澄焉。澄之撰《礼记纂言》也，其书三十六卷，每一卷为一篇，大致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文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盖刘向《别录》、魏徵《类礼》之嗣响也。他如《大学》、《中庸》，依宋儒别隶《四书》，而《投壶》、《奔丧》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胥以隶于《仪礼逸经传》之内焉。倘亦张皇补苴，有裨礼经者乎？若乃疏解《三礼》，继往开来，厥有豫章毛应龙介石之《周官集传》十六卷，长乐敖继公君善之《仪礼集说》十七卷，都昌陈澔可大之《礼记集说》十卷，大抵好为臆谈，不本古义，三家之所同蔽。而度长挈短，当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善。其自序称：“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不合于经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一得之见。”又疑《丧服传》违背经义，非子夏作，皆未免宋儒师心之余习。然于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无吹毛素垢、百计求胜之心。盖继公于礼，所得颇深，其不合于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毛应龙之《周官集传》，胶执旧文，疏于考核，不如敖继公《仪礼》之能疏通证明，然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于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例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崖略，其搜辑之功，尤不可没也。至陈澔之《礼记集说》，其详明者，皆袭自郑注，其简略者，即自以意为删改，不知礼制当有根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字句，循文为诂，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斯不足，要视敖继公之《仪礼》、毛应龙之《周礼》尤为卑之无甚高论者矣。初，仁宗制定科举，虽罢《仪礼》、《周礼》，不以试士，独用《礼记》，然《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澔之《集说》，徒托空言，而成书则在仁宗制科举之后，本不为议礼者所重，徒以礼文奥赜，诵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斯以为便蒙之读本耳，讵意明纂元祚，遂定《礼记》用澔说。而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修《五经大全》，其中《礼记》三十卷，一以澔说为宗，用以取士，遂诵习相沿。而不知用《注疏》，则《集说》之精华毕出；用《集说》，则昔贤之训诂半沦。此固澔始愿所不及也。夫说《礼记》者，汉、唐莫善于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说之浅显。宋儒莫详于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说之简易。又南宋以来，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余干饶鲁，鲁师黄幹，而幹为朱子之婿，遂借朱学之旗鼓，独列学官而成礼家不刊之书焉。自是《礼记》之陈澔《集说》行，而郑注、孔疏废。《三礼》之在有明，几为绝学。《礼记》既古义荡然，而《仪礼》束阁无人问，独《周礼》差多习者。然《周礼》一书，得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虽有疏舛，要非宋、元诸儒望文凿空者所得置辞也。宋儒周、程、张、朱自度征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于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于文句之间，而自俞廷椿以后，多骋臆见，窜乱五官以补《冬官》之亡，经遂破裂不完。朱申以后，又苟趋简易，以《叙官》为无用而删之，经遂有目无纲。沿及明代，弥逐颓波，又空疏不事考据而推论义理，于是考证之学，渐变为论辨之学。其可考见者，如山阴季本明德之《读礼疑图》六卷，归安唐枢惟镇之《周礼因论》一卷，昆山王应电昭明之《周礼传》十卷、《翼传》二卷、《图说》二卷，德清沈瑶林珍之《周礼发明》一卷，大抵议论多而考证少。至广昌何乔新廷秀之《周礼集注》七卷、进贤舒芬国裳之《周礼定本》四卷、长兴陈深子渊之《周礼训隽》二十卷、长乐柯尚迁之《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休宁金瑶德温之《周礼述注》六卷、丰城徐即登匡岳之《周礼说》十四卷、京山郝敬仲舆之《周礼完解》十二卷、莆田郭良翰道宪之《周礼古本订注》六卷，则又承讹袭谬，窜乱古经，而宗宋俞廷椿《冬官》不亡之说者也。郑注、贾疏亦几几乎从祧矣。独昆山王志长平仲于神宗之世，撰《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一以郑注、贾疏为主。谓之删者，以其书多刊削郑注、贾疏之繁文也。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故谓之翼。虽多采宋以后说，不免浮文妨要，而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者也。又篇第一遵旧次，不为窜乱，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可谓研心古义者矣。既让清代兴，礼学重光，而首开风气，驱除先路者，厥推济阳张尔歧稷若、鄞县万斯大充宗，皆明之遗献也。初，尔歧之父曰廷鸾者，自以家藏宋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明国子监刊本附益，手自点校，并取朱子与黄幹、杨复所次，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其书全录《仪礼》郑注，摘取贾疏，而略以己意断之，于字句同异，考证极详。所校除监本外，则有唐开成石经本、元吴澄本，及陆德明《音义》、朱子师弟《经传通解》诸家，其谬误脱落，衍羡颠倒，经注混淆之处，皆参考得实，又以监本十三经《仪礼》脱误尤多，而西安王尧惠刻石经补字，亦有舛错，乃为一一驳正，而因其文之古奥难通也，故并为之句读。盖《仪礼》一经，自唐韩愈已苦难读，故习者愈少，传刻之讹愈甚。尔歧兹编，于学者可谓有功矣。昆山顾炎武亭林于友朋严于推许，独为人称尔歧《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而惜其不求闻达，无当时之名，作《广师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推挹甚至，不徒然也。至斯大以《三礼》名当世，不同尔歧之然隐沦，传者称“斯大排纂说礼之言，较卫湜为尤传，湜无所折衷，而斯大则批却导窍，言之了了，为书三百卷”，惜其不见，而别出者四书：曰《周官辨非》一卷，大旨病其官冗而赋重，历引诸经之相牴牾者，以力攻其伪也；曰《仪礼商》二卷，则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说者也；曰《学礼质疑》二卷，盖读礼有不安者，以志疑也；曰《礼记偶笺》三卷，则与《学礼质疑》相为表里者。大抵好出新义，勇于师心，读者或喜其覃思，而亦嫌其自用。然斯大学本淹通，用思尤锐，其合处往往发明前人所未发，如《仪礼商》之辨治朝无堂，《学礼质疑》之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兄弟同昭穆，及宗法十余篇，推阐皆极精确，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学也。然好骋独见，不尽可依据，转不如张尔歧恪守郑注，离经辨志之谨朴矣。自张尔歧、万斯大而后，风气大开，议礼之作日出，略可考见者，《周礼》则有安溪李光坡耜卿之《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李钟伦世得之《周礼训纂》二十一卷，桐城方苞望溪之《周官集注》十三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周官辨》一卷，吴县惠士奇天牧之《礼说》十四卷，婺源江永慎修之《周礼疑义举要》七卷，金坛段玉裁懋堂之《周礼汉读考》六卷，韦协梦之《周官汇说》三十二卷、附《解义》十二卷，武进庄存与方耕之《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二卷、《周官说补》三卷，德清徐养原新田之《周官故书考》四卷，南城王聘珍贞吾之《周礼学》二卷，南海曾钊冕士之《周礼注疏小笺》四卷，湘潭王闿运壬秋之《周官笺》六卷，瑞安孙诒让仲容之《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焉；《仪礼》则有李光坡之《仪礼述注》十七卷，方苞之《仪礼析疑》十七卷，仁和吴廷[26]华中林之《仪礼章句》十七卷，无锡蔡德晋仁锡之《礼经本义》十七卷，吴江沈彤果堂之《仪礼小疏》一卷，长洲褚寅亮搢升之《仪礼管见》四卷，秀水盛世佐之《仪礼集编》四十卷，江永之《仪礼释例》一卷，段玉裁之《仪礼汉读考》一卷，歙县凌廷堪次仲之《礼经释例》十三卷，韦协梦之《仪礼集解》四十卷、《仪礼章句》十七卷，武进张惠言皋文之《仪礼图》六卷、《读仪礼记》二卷，绩溪胡培翚竹村之《仪礼正义》四十卷，泾胡承珙墨庄之《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徐养原之《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十七卷，嘉定金曰追璞园之《仪礼经注疏正讹》十七卷，绩溪胡匡衷朴斋之《郑氏仪礼目录校证》一卷，王聘珍之《仪礼学》一卷，湘乡曾国藩涤生之《读仪礼录》一卷，遵义郑珍子尹之《仪礼私笺》六卷，湘潭王闿运壬秋之《礼经笺》十七卷焉；《礼记》则有满洲纳喇性德容若之《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李光坡之《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方苞之《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永之《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仁和杭世骏大宗之《续卫氏礼记集说》一百卷，江都焦循里堂之《礼记补疏》三卷，阳城张敦仁古余之《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二卷，德清俞樾荫甫之《礼记异文笺》、《礼记郑读考》各一卷，侯官陈乔枞朴园之《礼记郑读考》六卷，湘潭王闿运壬秋之《礼记笺》四十六卷，湘阴郭嵩焘筠仙之《礼记质疑》四十九卷焉。若乃一事一篇，专攻名家者，《周礼》则有沈彤之《周官禄田考》三卷，嘉定王鸣盛西庄之《周礼军赋说》四卷，休宁戴震东原之《考工记图》二卷，仪征阮元芸台之《车制图考》一卷，歙程瑶田易畴之《沟洫疆理小记》、《水地小记》、《考工创物小记》各一卷，郑珍之《考工轮舆私笺》一卷、《附图》一卷，定海黄以周元同之《军礼司马法》一卷；《仪礼》则有秀水诸锦襄七之《补乡礼》一卷，荆溪任启运翼圣之《宫室考》十三卷、《肆献祼馈食礼》三卷，江永之《释宫谱增注》一卷，兴化任大椿幼植之《弁服释例》八卷，临海洪颐煊筠轩之《礼经宫室答问》二卷，程瑶田之《丧服足征记》十卷，胡匡衷之《仪礼释官》九卷，南丰吴嘉宾子序之《丧服会通说》四卷；《礼记》则有钱塘邵泰衢鹤亭之《檀弓疑问》一卷，江永之《深衣考误》一卷，吴县惠栋定宇之《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任大椿之《深衣释例》三卷，胡培翚之《燕寝考》三卷，善化皮锡瑞[27]鹿门之《王制笺》一卷，南海康有为长素之《礼运注》一卷。而兼综博考，不名一家者，则又有昆山徐乾学健庵之《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平湖陆陇其稼书之《读礼志疑》六卷，江永之《礼书纲目》八十五卷，金匮秦蕙田树峰之《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歙金榜檠斋之《礼笺》三卷，曲阜孔广森约之《礼学卮言》六卷，江都凌曙晓楼之《礼说》四卷，侯官陈乔枞朴园之《礼堂经说》二卷，临海金鹗诚斋之《求古录礼说》十五卷、《补遗》一卷，当涂夏炘心伯之《学礼管释》十八卷，仁和邵懿辰位西之《礼经通论》一卷，黄以周之《礼书通故》一百卷，皮锡瑞之《三礼通论》一卷焉。凡一千六百三十一卷，其不知者盖阙如也，可谓洋洋乎大观也哉。间[28]尝究其得失明其指归，有考订字句，正其讹脱者；有辨章注语，校其音读者；有离经辨志，明其章句者；有发凡起例，观其会通者；有删正旧注，订其阙失者；有驳纠前人，庶乎不刊者；有明发经疑，以俟论定者；有偶疏小笺，自抒所见者；有折衷至当，重造新疏者；有依物取类，绘为礼图者；有疏证名物，究明古制者；有心知其意，创通大义者；有网罗众说，博采前贤者；有旁采古记，而补礼经之阙佚者；有囊括大典，而考礼制之沿革者；有兼综《三礼》，而明礼学之源委者。略条诸家，以明指归，则有胡承珙之《仪礼古今文疏义》，徐养原之《周官故书考》、《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金曰追之《仪礼经注正讹》，张敦仁之《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俞樾之《礼记异文笺》，斯所谓考订字句，正其讹脱者也。段玉裁之《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俞樾、陈乔枞之《礼记郑读考》，斯所谓辨章注语，校其音读者也。吴廷华、韦协梦之《仪礼章句》，江永之《礼书纲目》，胡匡衷之《郑氏仪礼目录校证》，所谓离经辨志，明其章句者也。江永之《仪礼释例》，凌廷堪之《礼经释例》，庄存与之《周官记》，任大椿之《弁服释例》、《深衣释例》，斯所谓发凡起例，观其会通者也。李光坡之《周礼述注》、《仪礼述注》、《礼记述注》，李钟伦之《周礼训纂》，斯所谓删正旧注，订其阙失者也。纳喇性德之《陈氏礼记集说补正》，惠士奇之《礼说》，沈彤之《周官禄田考》，江永之《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褚寅亮之《仪礼管见》，郑珍之《仪礼私笺》，斯所谓驳纠前人，庶乎不刊者也。陆陇其之《读礼志疑》，方苞之《周官析疑》、《周官辨》、《仪礼析疑》、《礼记析疑》，邵泰衢之《檀弓疑问》，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郭嵩焘之《礼记质疑》，斯所谓明发经疑，以俟论定者也。沈彤之《仪礼小疏》，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庄存与之《周官说》、《周官说补》，焦循之《礼记补疏》，张惠言之《读仪礼记》，王聘珍之《周礼学》、《仪礼学》，曾国藩之《读仪礼录》，曾钊之《周礼注疏小笺》，斯所谓偶疏小笺，自抒所见者也。胡培翚之《仪礼正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29]》，斯所谓折衷至当，重造新疏者也。戴震之《考工记图》，阮元之《车制图考》，张惠言之《仪礼图》，郑珍之《考工轮舆私笺附图》，斯所谓依物取类，绘为礼图者也。任启运之《宫室考》，江永之《释宫谱增注》，王鸣盛之《周礼军赋说》，程瑶田之《沟洫疆理小记》、《水地小记》、《考工创物小记》，洪颐煊之《礼经宫室答问》，胡培翚之《燕寝考》，胡匡衷之《仪礼释宫》，陈乔枞之《礼堂经说》，金鹗之《求古录礼说》，夏炘之《学礼管释》，斯所谓疏证名物，究明古制者也。惠栋之《明堂大道录》、《禘说》，程瑶田之《丧服足征记》，凌曙之《礼说》，吴嘉宾之《丧服会通说》，皮锡瑞之《王制笺》，康有为之《礼运注》，斯所谓心知其意，创通大义者也。方苞之《周官集注》，蔡德晋之《礼经本义》，杭大宗之《续卫氏礼记集说》，盛世佐之《仪礼集编》，韦协梦之《周官汇说》、《仪礼集解》，斯所谓网罗众说，博采前贤者也。诸锦之《补飨礼》，任启运之《肆献祼馈食礼》，黄以周之《军礼司马法》，斯所谓旁搜故记，而补礼经之阙佚者也。徐乾学之《读礼通考》，秦蕙田之《五礼通考》，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斯所谓囊括大典而考礼制之沿革者也。邵懿辰之《礼经通论》，皮锡瑞之《三礼通论》，斯所谓兼综《三礼》而明礼学之源委者也。虽议礼考文，厥功无二，然识大识小，贤否判然。而扬榷群言，较其短长，要以惠士奇之《礼说》，盛世佐之《仪礼集编》，褚寅亮之《仪礼管见》，杭大宗之《续礼记集说》，秦蕙田之《五礼通考》，段玉裁之《二礼汉读考》，庄存与之《周官记》，凌廷堪之《礼经释例》，张惠言之《仪礼图》，胡培翚之《仪礼正义》，邵懿辰之《礼经通论》，十二家开设户牖，为能不诬来学，斯有可得而论者焉。按惠士奇之《礼说》，仅限于《周礼》，而言礼学者，固以郑玄为宗，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可语其义理。郑玄之时，去周已远，其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后世去汉，年代杳远，在玄当日之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之书，虽不载全经而惟标举其所考证驳辨者，然古音古字，无不为之分别疏通，而援引诸史百家之说，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阐明制作之意，尤为有裨礼学，不惑方来。其持论以为：“《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诂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列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况。贾公彦于郑注，如飞矛、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非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雅驯，然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故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斯诚通儒之谈，而非拘文牵义之经生所敢与知者也。盛世佐本末无考，其《仪礼集编》一书，成于乾隆十二年丁卯，虽不如惠氏《礼说》之湛深经术，而裒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断以己意，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排郑、贾之习，于诸家谬误，辨证极详，而以宋杨复之《仪礼图》本《注疏》作，然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之。其持论谓：“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分属经文，盖编纂之初，不得不权立此例以便寻省。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仍不改，非朱子意。”故是编经自经，记自记，一依郑玄，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写混淆者，则别定次序于后而不敢移易经文，亦可谓《仪礼》家之谨严者矣。时则有褚寅亮，殚精《仪礼》盖三十年，尝谓：“宋人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独《仪礼》为朴学，空谈义理者无从措辞，而朱子、黄幹、杨复诸大儒又崇信之，故郑氏专门之学，未为异义所汩。至元吴兴敖继公出，乃诋为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说》，云采先儒，实骋私臆。学者苦《注疏》之繁重而乐其易晓，往往舍古训而从之。近儒方苞、沈彤咸称其善。然推继公之意，不在解经，而实有意与郑玄立异，特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无意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于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曲就其义，如《乡饮酒记》‘若有北面者东上’，敖改东为西，不知注明言‘统于门’，门在东，则不得以西为上也；《乡射记》‘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反位’，敖以‘袒执弓’句为衍，不知所谓‘胜者之弟子’，即射宾中年少者，以是胜党，故袒，执弓，非衍文也；《燕礼》‘媵觚于宾’，敖改觚为觯，不知献以爵者酬以觯，燕礼，宰夫主献，既不以爵，则酬亦不以觯矣，安可破觚为觯乎？《大射仪》‘以耦左还，上射于左’，敖依《乡射》改为于右，不知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乡射、大射所同，但乡射位在福西，从福向西，则北为右，大射次在福东，从福向东，则北为左，敖比而同之，昧于东西之别矣；《丧服记》‘公子为其妻冠’，敖改为练，不知练冠之纰，亦缘以，故《间传》云：‘练冠缘。’就其质言之曰练冠，就其纰言之曰冠，母重，故言其质，妻轻，故言其纰，非有二也；《士虞礼》‘明齐醙酒’，敖以‘醙酒’为衍文，不知注明言‘有酒无醴’，而据下文‘普荐醙酒’，亦专言酒，不及醴，岂得妄解明齐为醴，辄删经文乎？《特牲馈食礼》‘三拜众宾，众宾答再拜’，敖改再为一，不知《乡饮酒》众宾答一拜者，大夫为主人也，《有司彻》之答一拜者，大夫为祭主也，此士礼，安得以彼相例乎？”凡如所云，皆融贯全经，疏通证明，虽善辨者不能为敖氏置喙也。因著《仪礼管见》一书，虽不如盛世佐《仪礼集编》之博洽，而于敖氏书绳愆纠违，亦有世佐所不逮者焉。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所录自宋、元人迄于清初，别择固极精审，而搜采之博，亦不亚盛世佐之于《仪礼集编》。惟其书网罗群言，而略不折衷以己意，则有与世佐异者，盖仍卫湜之例。然论礼书之采摭极博，当无有过于秦蕙田《五礼通考》者也。蕙田专攻礼学，及冠之年，与同县蔡德晋宸锡、吴鼐大年、吴鼎尊彝兄弟为读经会，而蕙田实尸其事。相与论《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缺，注疏杂入谶纬，纷纭。《宋史》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以下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今观所著《经传通解》，继以黄、杨二氏修述，仅汇纂经、传，而未及考订汉、晋以来之礼。然汉、晋以来之礼，即孔子所谓“百世可知”之礼，皆有天下者议礼考文制度之实，而为当代礼典所由出，特其沿革损益，不能尽合古人者有之，而其不合之处，正宜搜罗详述，考订折衷，以定其是非，此而不录，则世儒议礼，所谓“损益可知”者，从何处下手，虽欲为叔孙通之绵蕞而不可得矣。独昆山徐乾学《读礼通考》一书，本之经、传而参以历代典制，规模义例，具得朱子本意。惜其仅及丧葬，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禘尝、飨宴、朝会、冠昏、宾祭、宫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经文之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牴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专门名家之考论发明者，半月一会，问者难者，答者辨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己，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如是者二十余年，而裒然渐有成帙矣。然后发凡起例，一依徐氏，而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五，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圜，立“观象[30]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虽事嫌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统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于《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也。顾同县顾栋高震沧读其书而讥焉，谓援引多而断制少，典故多而发明少，如礼书总账簿，读者漫无别择，甚无谓也。蕙田则应之曰：“援引者，断制之所从出；断制者，援引之归宿也。苟不援引，何从断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断制，非两事也。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裨官小说，亦取其言之是而助吾之断制者耳，即不然，亦显著其谬，明斥其非，不使如隐慝之潜滋，阴流其毒，以惑后世，而潜害吾之断制者耳。如此，则援引愈多，典故愈多，而发明断制亦因以详备，然后疑处可破，碍障可除，先圣之制作，乃独伸其是而尊于百世之上，岂漫无别择而牵引之哉？若使希图省事，源流本末，罔然不知，即有所谓断制者，亦必凭私忖度，罅隙百出，动辄罣碍而不足信。孔子曰：‘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中庸》曰：‘无征不信。’征者，援引也，典故也。”以故考证经史，原原本本，具有经纬。而同削草者吴鼎，与校订者桐城方观承宜田、嘉定钱大昕莘楣、山阳吴玉搢山夫也。可谓体大物博，而集历代礼制之大成者矣。然议礼制固綦难，考礼文亦不易，而考礼文之审，其惟段玉裁之《二礼汉读考》乎！自序称：“点画谓之文，文滋谓之字。音读谓之名，名之分别部居谓之声类。郑君注《周礼》，多采杜、卫、贾、马、二郑之说，犹有差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盖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也。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疑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了然也。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仍本字者，如以别音，为以别义。当为者，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为字之误，声近而讹，为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言当为者，直[31]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六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是则《周礼》汉读三例，实自玉裁发之，其言固不仅为《礼经》发。而《周礼》写自古文，《仪礼》称尤难读，礼文不先为考定，礼制且无从置议，因先成《周礼汉读考》六卷，而“读如”、“读为”、“当为”之诸例俱在焉。其《仪礼》则仅成《士冠礼》一卷而已，亦不如《周礼》之完密也。夫《周礼》一书，根据郑注，考其读例者，莫如段玉裁之《汉读考》，而融贯经文，明其制度者，当推庄存与之《周官记》。开通群经，融会参证，于体国经野分土任民之法，言之尤详，其书不循文注笺，而提要钩玄，自成一书，匪经文之舆儓，实古礼之别记也。至《仪礼》之所以难读者，朱子云：“只为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诚哉是言。然通伦类，宜起凡例。郑注、贾疏，咸重发凡而有未逮。凌廷堪《礼经释例》，融贯全经，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宏纲细目，经纬具在，信足匡郑、贾所未逮，而为礼经之功臣。然而不别立宫室之例者，盖以为宋李如圭《仪礼释宫》已详故也。惟是读《仪礼》者，必明宫室而后陈设进退知所措。宋杨复《仪礼图》无宫室，论者以为未得要领，凌《例》将无同讥？独张惠言仿杨复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图，而首冠以宫室之图，总絜纲领，以补杨复之所未有，可谓知所先务也。自凌廷堪撰《礼经释例》，而后详略隆衰，《仪礼》之节文明；张惠言制《仪礼图》，而后陈设进退，《仪礼》之器数明。至胡培翚覃精《仪礼》，谓郑注而后，贾疏独行，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参稽众说，别造《正义》。自述所造，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玄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玄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玄旨，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玄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虽乖唐贤疏不破注之例，要之无所依违，期于大通，斯足以破经生拘墟之见，而佉曲学专己之私焉。邵懿辰《礼经通论》，不龂龂于训诂名物，而考订源流，辨章经记，卓乎礼学之钤键矣。黄以周兼综三种，撰《礼书通故》，列五十目，囊括大典，殚见洽闻，与秦蕙田《五礼通考》比隆，其校核异义，或谓过之。盖蕙田《通考》按而不断，而以周则博征古说而断以己意者也。然《通考》之作，即援引以成断制，蕙田固明言之矣，宁不能断制哉！乃或者以此损蕙田而扬以周，斯亦未为知言也。孙诒让专攻《周礼》，别造《正义》，大抵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而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清儒诸家解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盖郑注极简奥，而贾疏或隐略，又于杜子春、郑兴、郑众三人异义，后郑之所不采者，但有纠驳，略无申证。诒让谓“唐疏例不破注，固无足怪，然六朝义疏则不尽然。郑注精贯群经，固不容破，然杜、郑三君之义，后郑所赞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经儒，考释此经，间与郑异，而于古训古制，宣究详确，或胜注义”。博稽众家，辄据匡纠，凡所发正后郑数十百事。而拘牵后郑义者，往往又仇王肃。诒让一无适莫，郊社禘祫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于郑注不为曲从，亦犹胡培翚《仪礼正义》订注之例也。至其甄采旧疏，明揭贾义，不如胡培翚《仪礼》之或袭贾释而没不称名，其不攘善之用心，尤有培翚所不逮者焉。独是让清礼学，冠绝前古。正义《仪礼》，前有胡氏，更疏《周官》，别出诒让，更光前人，有功礼学。独《礼记》则无之，不惟《三礼》新疏，缺一不备。昔闻元和江声艮庭之殁，诏其子以告友人阳湖孙星衍渊如曰：“吾父死无他言，疑《周官》、《仪礼》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星衍则譍之曰：“礼意之会通在《礼记》，不曰‘君子行礼，不求变[32]俗’，又曰‘礼从宜，使从俗’乎？居丧衣衰麻，不食肉饮酒，而公门则脱齐衰，大夫父友食之，则饮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旨哉！然则管礼学之枢要者，《礼记》也。倘籀礼义，必明《礼记》，惜无人更为之疏以有光于前人者。至皮锡瑞《三礼通论》，大抵本邵懿辰之《礼学通论》，而博采众说以为敷佐，别白今古，论证沿革，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斯实读礼之指南，治学之入门也。惟是学者并称《三礼》，罕及《大戴》。然考《大戴》所记，《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迁庙》、《衅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投壶》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大戴》不可废也。顾北周卢辨之注，既未精备，而更数千年，无缵业者，章句混淆，古字更舛。迨清儒休宁戴震东原、余姚卢文弨抱经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广森约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叙录》一卷，然臆改《记》文，有识或病。南城王聘珍贞吾重为《解诂》，凡十三卷，《叙录》一卷。其校《记》文也，专守古本为家法，所以惩孔广森妄据他书径改《记》文之失。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确守汉法，多所发明，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实有胜于孔广森之《补注》者焉。斯亦《礼经》之别子也，谨以殿于篇末。纂《三礼志》第五。

注解：

[1]　顷，原作“项”，误。

[2]　仕，原作“任”，据《仪礼注疏》所引郑玄《三礼目录》改。

[3]　礼字原脱。

[4]　礼字原脱。

[5]　谓，原作“非”，据《仪礼注疏》所引郑玄《三礼目录》改。

[6]　文，原作“大”，误。

[7]　礼，原作“食”，误。

[8]　王，原作“工”，误。

[9]　容，原作“客”，据《史记·儒林传》改。

[10]　相，原作“和”，误。

[11]　通，原作“道”，误。据《后汉书·曹褒传》改。

[12]　为，原作“冠”，误。据《后汉书·曹褒传》改。

[13]　，原作“阒”，据《仪礼》改。

[14]　全，原作“金”，据《仪礼注疏》改。

[15]　事，原作“士”，据《仪礼注疏》改。

[16]　清，原作“济”，据《仪礼注疏》改。

[17]　邕，原作“融”。

[18]　祫，原作“袷”，误。

[19]　，原作“”，据《隋书》改。

[20]　刘，原作“创”，据《隋书》改。

[21]　究，原作“空”，据《新唐书·元澹传》改。

[22]　压，原作“厌”，据《新唐书·元澹传》改。

[23]　析，原作“悉”，据文意改。

[24]　椿，原作“樁”，据《宋史》改。

[25]　诸，原作“诣”，误。

[26]　廷，原作“建”，误。

[27]　瑞，原作“理”，误。

[28]　间，原作“问”，据文意改。

[29]　义，原作“仪”，误。

[30]　象，原作“众”，据《五礼通考》改。

[31]　直字原脱，据《周礼汉读考》序补。

[32]　变字原脱，据《礼记·曲礼》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