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先生走到自己家已被瓦伦丁关上的百叶护窗板前，停下来，解开大衣纽扣，掏出裤子口袋里的钥匙串。这是每天晚上回家的固定动作。有个人驻足在布雷大街的街角。此人正是卡舒达斯，他要等帽匠把门关上之后才回家。
拉贝先生抬起眼，看见对面二楼的裁缝太太。她似乎有点担心，朝窗外瞥了一眼。
拉贝先生把钥匙插入锁孔，钻进温暖的黑暗之中，关门，上插销。之后他就一直站着，脸贴在护窗板的一条缝隙上。
那个小裁缝刚才一直小心翼翼地站在路中央，这时终于上了自家的楼梯。他走路的样子相当滑稽，一阵阵抽风似的。拉贝先生头一回发现他走路时一条腿略往外甩。卡舒达斯的目光也看向外面，而他太太刚回到厨房。他又冲向楼下店铺，因为他得将护窗板关上，他没有店员替自己做这些事。这一系列动作都是神经质的，一惊一乍。他转身走向楼梯（和帽店一样的旋转楼梯）时应该会喊一声：
“是我！”
他匆匆关上门，插上插销。一楼的灯光熄了，稍后工作室的灯亮了。小裁缝上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窗边看一看。
拉贝先生从他的观察据点退了回来，把用剩的钱放入账柜，回到店铺里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物件，摆弄了一会儿。那像是街上哪个小孩做的玩具，两截木头中间连着一根细绳。
他还一直穿着淋湿的外套，弯腰时水从帽子往下滴。他一直到楼梯口才把外套和帽子脱下来，那里有个衣帽架。他看见厨房门下有一线光。
餐桌已经摆好了，单独一套餐具，一块白桌布，一瓶银色塞子的葡萄酒。
“晚上好，露易丝。太太没叫您？”
“没有，先生。”
他在炉子前坐下来，女仆看了看他的脚，然后拿来拖鞋，跪在地上。他从未向她提过这个要求。她这习惯应该是在农场里养成的。男人们从田里归来，她要为他们脱鞋，为她的父亲和兄弟们。
这儿和铺子里一样暖和，空气也是静止而凝重的。这种空气好像给所有物件都镀上了一层边，让它们有了一种凝固、永恒的气质。
那扇朝向院落的窗户后面传来的总是雨声。这里有一只古老的钟：胡桃匣子，铜圆盘。它仿佛比别处所有的钟都走得更慢。这里的时间和帽子商店里不一样，和拉贝先生的手表不一样，和二楼的闹钟也不一样。
“没人来过吗？”
“没有，先生。”
她替他换上细山羊皮拖鞋。这间房更像是餐厅而非厨房，因为炉灶和洗涤槽都设置在狭小的内间。餐桌是圆的，椅子上钉了皮面。铜器很多，一只质朴乡村风格的餐具柜上，摆放着古老釉陶。
“我上楼看看太太是否有需要。”
“我可以上汤了吗？”
他已经消失在旋转楼梯上，女佣听见楼上门开的声音，脚步，私语，推动轮椅的声音。和每天晚上一样。他下楼，上桌，说：
“她不太饿。今天有什么吃的？”
他拿出一本书放在面前，从镜盒里取出一副玳瑁眼镜。炉子温暖着他的后背。他慢悠悠地吃着。露易丝伺候他吃饭，在上餐间隙，她就待在内屋不动，目光茫然。
她还不到二十岁。长得很胖，看上去傻傻的，凸出的眼睛毫无表情。
用作厨房的小房间放不下一张桌子。有时候她就站着吃饭，另一些时候她等帽匠吃完离开后再坐下来吃。
帽匠不喜欢她。雇佣她极不理智，但这事儿还是以后再考虑吧。
八点差一刻，他擦了一下嘴，抽出卷在银环里的餐巾，塞上瓶塞，那酒他只喝了一杯。他起身的时候叹了口气。
“好了。”他说。
于是，他拿起装了另一份晚餐的托盘，又一次走入楼梯。他每天要爬这楼梯多少次？
一只手拿稳托盘不洒出任何东西，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往锁孔里转动。这件事挺难的。这扇门永远上锁，即使他在家时也一样。他按下开关，对面的卡舒达斯会看见帘子亮了起来。他在一个固定位置放下托盘，接着关上门。
这一系列动作其实相当复杂。是他花了很多时间组织好的。帽匠的每个动作都在一个精准的流程中，这太重要了。
首先，必须要说话。他常常懒得去说一些真的句子，因为在楼下反正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低语。比如，今天，他带着某种满足不断重复一句话：
“你或许错了，卡舒达斯！”
今晚没什么特别好吃的，但他还是选了最嫩的一块小牛排。有几次，他把第二份晚餐全吃了。
他一直走到窗边。他有的是时间。他略微拉开一点窗帘，看见小裁缝已经吃完饭，又回到工作台。小姑娘们正在房间的地上玩，老大和母亲大概在洗碗。
他折回托盘所在的位置，大声说道：
“你吃得好吗？很好。”
接着他要清空餐盘——除了牛排的骨头——将在洗手间里处理掉，但是不能开水龙头放水。他起初放水的，但这是一个错误。诸如此类的错误和疏忽太多了，但他正在一点一点纠正。
他拿着空餐碟下了楼，保姆露易丝已经在他的座位上吃完了饭。为了少洗餐具，她直接在雇主的餐盘里吃饭，用他的杯子喝水。她吃饭的时候也看书，一些畅销小说。
“您不出去，露易丝？”
“我可不想被人掐死。”
“晚安。”
“晚安，先生。”
快完工了。还剩几个程序要完成：去确认一下店门已经关好，关灯，再次爬上楼梯，从口袋里取出钥匙，开门，关门。
过一会儿，露易丝就会上楼到尽头的房间去睡觉。接着他要忍受女佣那笨重的脚步声一刻钟，直到她庞大的身躯入睡。
“简直是头小牛！”
他有权大声说话。有时候，他也需要这样。现在，他可以打开洗手间的水龙头，脱掉衣领、领带、上衣，穿上棕色的睡袍。他还需要往壁炉里添三四块木柴。
是露易丝把木柴搬上来的，她每天早上把木柴堆在二楼的楼面上。
这条街上的所有房子都是路易十三时期建的。这些房子从外面看也完全一样，带拱廊，笔直的斜屋顶，但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一幢房子的内部都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改造。比方说，拉贝先生头顶上还有一层，但不经过外面这条街根本无法上去。商店边上，有一扇门开向一条通往院子的狭窄小径。而在那里则有通向三楼的楼梯，完全不经过二楼。
从前，租客很容易就能上到三楼。如今那些房间已经空了很久，准确地说，是从马蒂尔德患病第一年开始空下来的，她受不了头顶上一天到晚都有脚步声。
他经过好一阵折腾才摆脱三楼那些人。但有很多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
他没漏掉什么吧？木柴在燃烧。百叶窗紧闭。他完全可以把顶灯关掉——太刺眼了——只开写字桌上的台灯。那张写字桌一直在角落里，有好多小抽屉，现在对他很有用。
他拿来一叠报纸，几把剪刀，装好老旧的海泡石烟斗。有那么两三次，他转身看向窗外，想着卡舒达斯。
“可怜的家伙！”
起初，完成一封信需要很久，因为每个词都是他单独剪下来的。现在，他对这份报纸已经太了解了，几乎可以确定在哪一栏可以找到他需要的词。他还在马蒂尔德的针线篮里找到几把绣花剪刀，这种剪刀剪东西不会留下毛边。
第六个已经死了，年轻人，整座城市又要悲叹死者的命运了。
他已经习惯直接写信给让泰。
要知道，莫拉尔小姐多年来一直饱受心脏疾患之苦，她贫穷、孤苦，无人照料，不得不以教授朋友小孩钢琴课为生。她那当建筑师的姐夫生活富足，却一直拒绝对她提供帮助。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杀她的原因。我杀她，和杀其他人一样，因为必须。而这一点，没人愿意理解。人们还是言说和书写，说我是个疯子、变态、暴虐狂、魔鬼，但这不是真的。
我做的事都是必须做的，仅此而已。
人们如果想通了这一点，就会避免这种愚蠢的恐慌，恐慌令他们不敢迈出家门，商家门可罗雀。
名单上只剩下一个人，除非有人自己犯蠢。我必须杀七个人，而世上所有的调查都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年轻人，现在我要给您线索了，下一次是在周一。
地址很好组合，因为他只需剪下让泰在一篇文章后的署名即可，报刊地址就印在各种小告示的抬头位置。
露易丝刚刚进了房间，和往常一样动静不小。
拉贝先生封好信，贴上邮票，将信封塞进挂在衣架上的上衣口袋。明天早上，拉下店铺的招牌之后，他就等瓦伦丁来上班。接着他会像往常一样去城里走一圈，无论晴雨。
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他从一开始就不用改变自己的任何习惯。一直以来，他就在这一带街区绕着同样的房子散步，傍晚总是去圆柱咖啡馆。
现在是九点半。他还有整整一个小时。他面对着壁炉坐下来，伸展双腿，膝上摊开一本页面发黄的厚书。
这是《十九世纪名案录》其中一卷。五个月前，他从货行买回来不成套的二十卷。他还剩七卷未读。
他小口抽着烟斗，吐出悠长的烟圈。他感觉很温暖。露易丝大概终于睡着了。他只听到单调的落雨声，间或一声柴火的噼啪，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阅读时光。
拉贝先生很平静，很从容。他偶尔抬头瞥一眼闹钟。
还有二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还有五分钟。十点半，他合上书，叹了口气，起身去了浴室。十一点差一刻，他在右边的床上躺下来。
从前，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极美的床，和房里的其他家具和谐搭配。自从马蒂尔德生病，那张床就被搬走了。那张床通过外面的街道——因为这两层楼之间没有楼梯——被搬到楼上的空房。又搬来两张一模一样的小床，用一个床头柜隔开。
他转身看了看，确保火炉里仍旧通红的木柴不会滚到地毯上，引起火灾。
对面的卡舒达斯一直在干活。这是个可怜的家伙。他什么都是自己做，包括裤衩、背心，那些大裁缝都把这些打发给店里的女学徒做。
现在房间里是暗的，拉贝先生可以透过百叶窗，看见街的另一边那个灯光明亮的长方形房间。
他入睡之前悄声说（这样说并没错）：
“晚安，卡舒达斯。”
他不用闹钟，早上五点半自然醒来。胖丫头露易丝仍在睡，还埋在她柔软的床里。露易丝大概能听见他起床，去楼面取木柴，关门，生火。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这天早上少了什么东西，是雨声，雨点滴滴答答的声音。夜色尚未完全褪去，看不见天空，但可以猜到是来自外海的风把云吹到内陆去了。
他铺床，整理房间，把装木柴灰的桶放到外面。他做这些事时动作非常精细，是按照仔细研究过的顺序做的。
他会随便说几句话，反正不会错过对面的灯亮起。开灯的不是卡舒达斯，他还在睡，而是他妻子。她点起屋里的灯，打扫工作室，掸除灰尘。
他听见小推车经过门口，往市场方向而去，有些汽车停在这条街上。农妇的说话声，篮子相互碰撞和袋子落在地上的声音陆续响起来。
今天是星期六。他洗了澡，穿好衣服，这时露易丝正在浴室的隔墙后洗漱。
露易丝先下楼煮咖啡。他下楼的时候，炉火已经点上。
“早上好，露易丝。”
“早上好，先生。”
他划一根火柴，点燃店铺的瓦斯炉。街上热闹起来，但还没到拉起百叶窗的时候。
他自己先吃早饭，再把马蒂尔德的端上去。天亮起来了。拉贝先生将那把扶手椅推到窗边：总是固定的位置和角度，并且确保那个从店后间拿来的木脑袋不会滚下来。
关灯。拉百叶窗。天色一片灰蒙，又几乎是白的。雨变成了雾，他只能隔着纱一样的雾气看卡舒达斯家的灯光。
玻璃窗冰冷。玻璃会不会被冻坏？街上那些乡下女人裹着披巾，有时会停下来，放下篮子，搓一搓被冻得发紫的手。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四十年来一直驻扎在同一个位置。她点起一个露天火盆。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她卖的是板栗和坚果。
卡舒达斯还未在他的工作台坐下来。厨房门开着，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早饭。卡舒达斯太太还没梳洗。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男孩，还穿着睡衣，他有着一双黑色的杏仁一般大的眼睛。
这真是群奇怪的人。他们从一大早就开始吃猪肉。卡舒达斯背对着外面，肩膀比其他人高。
拉贝先生会等他。他也有一些小事要做。被他剪掉一些词和字母的报纸已经被他烧掉。他把自己前一天的套装给露易丝，让她拿去熨。他对衣着十分讲究，他的衣服都是上好的细呢绒材质，鞋子都是定制的。
街上最开始只有两三辆小推车的车轮声和几声零落的话语，而此刻，从街的一头传到另一头全是震耳欲聋的喧嚣——每个周六都会如此。他刚一打开店铺门，就在扑鼻而来的气味中闻到新鲜的绿蔬，带露的甘蓝，母鸡和兔子的气味。
他眯缝着眼睛等了好一会儿，卡舒达斯才终于从家里出来。于是他也出门，隔着那些妇人喊道：
“早上好，卡舒达斯。”
小裁缝瘦削的肩膀颤抖了一下，转过身来，张开嘴，几秒钟后才说：
“早上好，拉贝先生。”
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好像身处幻觉之中——大雾也许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所有事情和每一天的早上没什么两样，至少和其他的周六都一样。帽匠新刮了胡子，穿戴甚是精细。他郑重其事地将招牌撤下来，一块一块放进门背后的角落里。
石板路依然潮湿，人行道上有不少水洼。卡舒达斯家隔壁的熟食店还点着灯。
瓦伦丁八点半到店里，鼻子通红，一进店门就开始擤鼻涕。
“我感冒了。”他说。
帽子店里已经过暖的空气大概可以将他治愈。拉贝先生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我一刻钟后回来。”
拉贝先生朝着市场走去，很多人和他打招呼。他出生在拉罗谢尔，一直在这里生活。他选择梅西街的那个邮筒：今天早上，他不能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冒险。他喜欢在星期六做这件事。他投完信后钻进市场里，在各种海鲜水产摊位前闲逛。
他在回去的路上，才在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上买了份报纸，直接塞进口袋，没有好奇地先看一眼。
一位农妇带着儿子来看帽子。瓦伦丁一手拿着手绢，正在为农妇的儿子试一顶鸭舌帽。天已经完全亮了。拉贝先生去脱掉外套和帽子，隔着门缝对露易丝说：
“您去买一些海鳌虾。沙朗来的矮个子女人卖的虾还不错。太太有没有喊人？”
“没有，先生。”
他先在楼下吃了自己那份鳌虾，又在卧室里吃了马蒂尔德那一份。幸亏从前的女仆德尔菲娜搬去奥莱龙岛上和女儿一起住了，因为德尔菲娜在他们家工作了二十年，不会不知道马蒂尔德不喜欢任何海产品。
他本可以找到更好的，而不是这个露易丝。好多事本可以进行得更令他愉快。他甚至开始讨厌这个胖姑娘。她从来不发问。拉贝先生猜不到她到底在想啥。也许她根本什么也不想？
他不喜欢她睡在自己家。德尔菲娜有孩子，所以晚饭过后就回自己家，她家就在火车站的另一边。露易丝最初也去城里过夜。后来，由于老妇被杀案，她就声明自己天黑后不会再出门。
他为什么接受在二楼为她安排一间房？或许，那时候，他脑中还隐约藏着一个模糊的念头？从远处看，露易丝还是相当诱人的。然而现在他隔墙听着她梳洗的过程，无法忽视她的不修边幅。他曾进过她房间，里面的气味，以及随意散落在椅子上的衣物，令他感到恶心。
她很可能不是个危险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会让事情变得复杂，而他为了避免复杂已经做了很多事。
看看再说。
他换了上衣（他工作时总是穿一件旧上衣），走进商店里间，给暖炉通电，等会儿他要用暖炉熨帽子。
他用钥匙串里最小的那把打开壁橱。这些异常重要的钥匙如同他的整套工具一样光滑、闪亮。他一直把钥匙放在同一个口袋里，上床睡觉前从不忘记将它们置于床头柜上。
壁橱里面，一根细绳从天花板挂下来，他拉了两三下。
瓦伦丁一直在招呼那位带着小男孩的女顾客，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太太叫您，拉贝先生。”
他拉绳子等于启动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会使二楼的地板发出敲打声。从前，马蒂尔德为了呼唤他，会用拐杖敲地板。
“我这就去。”他叹了口气，说道。
他关上壁橱，把钥匙放进口袋。卡舒达斯正在店里为一个母亲带来的小男孩量尺寸。真是奇怪，街道两边各有一对母亲和小男孩。更奇怪的是，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子。
拉贝先生消失在旋转楼梯上，瓦伦丁还能听见他的脚步声。楼上房间门已经关上。窗帘阻隔了外面的视线。从不关注对面邻居的卡舒达斯太太正在自己厨房里举着双臂，往衬裙上套一件裙子。这些人为了暖和点儿，穿衣，甚至洗澡都在厨房里进行。小女孩们和那个小男孩，就用放在椅子上的搪瓷脸盆洗脸。
他往火炉里添了一块木柴，坐下来，点上烟斗，然后才打开那份报纸。
勒脖杀手再次犯案。
这个记者真是奇怪，如此执著于字眼，仿佛它们可以扭曲事实。勒脖杀手！还大写！就好像他天生就是个勒脖杀手。好像这是种职业！事实和他的描述相去甚远！这一点每次都能激怒他。所以他才写了第一封信给报社。记者写道：
一个危险的疯子正在城里游荡。
他反驳：
不，先生，没有疯子。请勿谈论您所不知道的事。
小让泰并不笨。警察在调查流浪汉和靠岸船员，或者在街上胡乱问询路人，并向他们索要身份证件时，这位记者已经一点一点建立起一个站得住脚的推论。夜间志愿巡逻队组织了起来，第三位受害者，也就是圣庸街缝纫用品店的老板娘朗热小姐出事后，当时小让泰断言：
人们一直错误地关注那些流浪者，或者说所有穿着或举止引人注目的人。但凶手一定不是个引人注目的人。不会是部分人认为的外地人。他三次作案都是在户外，志愿巡逻者肯定在街上遇到过他至少一次。
确实如此。帽匠曾经遇到过巡逻队，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走他的路。有人拿手电筒的光束对准他，这时一个声音说：
“晚上好，拉贝先生。”
“晚上好，先生们！”
只有一位为人熟悉并受尊重的居民才可能……
这位每晚坐在圆柱咖啡馆第一张桌子上写东西的年轻人继续推论：
凶案发生的时间说明，这是个已婚男人，作息规律……
他根据所有凶案都发生在晚饭前这一点推论：
所以，这是一个不在晚上单独出门的男人……
他还研究了细节。在第五起（即倒数第二起）案件发生后，针对费提耶的助产士雷奥尼德·普鲁之死，他写道：
助产士很可能是在接到一通电话后出门的，因为她被袭击时随身带着急救箱……
这不对。这是拉贝先生唯一偶然下手的对象。当然，她在名单上。或许，他若不是正好碰见她，最终也会打电话给她？
但从公共电话亭或者咖啡馆打一个如此罪恶的电话是极其危险的……
他自以为比凶手还聪明。他甚至断言凶手家里有电话。难道他就没想到凶手在家打电话，就不怕妻子和女仆可能听见电话的内容吗？
拉贝先生没有电话，并且一直拒绝在家里安装电话。
小让泰继续在死胡同里挣扎。
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位坐办公室的人，在五点至六点之间下班，在回家之前作案。
他这是在误导别人，他排除了那些每天在咖啡馆出现的商人，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总是在打牌中度过晚饭前的一两个小时。
今天，他的推理可靠了些。报纸上的副标题是：
我们是否已掌握凶手的体貌特征？
人们在晚上八点多发现了伊雷娜·莫拉尔小姐的尸体。一个警员结结实实地绊到尸体才发现的。整条街都警戒起来。老小姐给一个小女孩上了最后一堂课，她的母亲哭诉道：
“我反对让她一个人回去。我求她等我丈夫回来，我丈夫会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就是不愿意听我的。她嘲笑我胆小。她声称自己一点也不怕。她开着门看着她走远，好听见她的脚步声。我现在想起当时有一个男人站在路中央。我差点儿呼救，转念又觉得自己很可笑，一个杀人凶手不可能就那么站在大路正中央。但我还是把门关得太早了。我没有看得太清楚，但差不多可以确定那个男人个子瘦小，套着一件过长的雨衣。”
卡舒达斯的雨衣，或者说不属于卡舒达斯的雨衣。是一位商旅之人经过此地时留在他家的，因为雨衣已经又旧又脏，而商人又买了一件新外套。小裁缝省吃俭用，会在下雨天穿这件雨衣。
拉贝先生转身走向窗户。卡舒达斯已经上了工作台。他在和妻子说话，她手上拿着购物袋正要出门。她大概在问他想吃什么。
裁缝还没看报。今天上午，他只出去拉了百叶窗。刚才，他妻子从市场回来，给他带回了《夏朗特回声报》。
露易丝也出去采购食品了。店门上的铃刚才响了好几下。店里有顾客。
拉贝先生离开卧室前，不忘低声说几句话，并略微移动了扶手椅的位置。
瓦伦丁依次看见了双腿、身躯，最后是平静从容的脸。瓦伦丁看上去局促不安，帽匠便问他：
“怎么了？”
于是患感冒的年轻人指着一位体型巨大且左右摇摆的农民：
“他需要戴五十八码的，但我们只有五十六的。”
“让他再看看。”
他用蒸汽熨了熨帽子，那顾客在镜子前戴上帽子后照了照，带着一丝不安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