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4世纪中叶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1348至1368）的长期战争，方才告一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对方的统治阶级也发生内部的政变，也同样地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的实力俱因内战外战而减削，许多有势力的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局面。最后，统治者因内讧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原百余年的蒙古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帝国。这一次大混战的发动，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罩袍，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举行着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号。一方面又假托是宋的后人，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一直到朱元璋出来，他本人及其军队虽然曾隶属于上述的团体，可是一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这一鲜明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双方所含的因子，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反面，革命的领袖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贫农、佃户、流民，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潜伏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发动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到后期民族意识的自觉，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政治经济的被压迫，转而侧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因此，民族革命虽然完全成功，这一群领导者却已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畸形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他们所打倒的蒙古、色目人的贵族地主的地位，以暴易暴，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积月累，愈来愈厉害，统治者的榨取技术，经过长期的训练，却愈来愈高明。这一口号的转变，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可是，同时也因为这转变，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不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的解决，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二

蒙古人在中国失去政权，被逐回到蒙古去，与其说是被汉族用武力所推翻，不如说是元帝国的自然崩溃。

元代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在文化方面，蒙古族比汉族落后，在人口方面，蒙古族和汉族的比例正如苍鹰之和大鹏同笼，他们单凭了武力的优越来控制一切。皇室、贵族、僧侣、官吏、商人、地主所组成的统治阶级，和用以维持政权的巨额军队，一切的费用均由被征服的汉、南人负担。汉、南人的生命财产由统治者任意处分，在政治上享受差别待遇，在同为被征服者的色目人之下。汉、南人的一部分被强迫作奴隶，世世子孙都为政府及其主人服役。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大地主，拥有全国最大部分的土地，汉、南人除一小部分例外，都被逼失去土地降为贫农及佃户。国内最大的商业经营都被操纵在回鹘人手中，他们更替蒙古贵族经营惊人的高利贷，挤取汉、南人的血汗。一方面下令没收军器马匹，不许集党结合，各地遍驻戍军，武装弹压，用以防止汉、南人的叛乱。注1

可是，正因为对于汉、南人钳制之过分精密，一方面不待说深深种下民族间被歧视的仇恨，一方面则统治者因之松懈了警备征服地的情绪，耽溺于生活服用之享受，放恣任性的政治行为，替自己掘下待终的坟墓。

元世祖（1260至1294）继承先人未竟的遗志，继续用武力统一中国，是一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英主。元代的一切规模都由他开始奠定。他在位的几十年中是元代的极盛时代，同时也由他的登极而种下帝国崩溃和覆亡的因素。

按蒙古族的习惯，合罕（即皇帝）的产生须由库利尔台（khuriltai）选举。库利尔台在蒙古语中为聚会之义，凡国家有重大事件，须召集贵族大臣开库利尔台决定之。除选举合罕外，凡出征外国，颁布法令均有召集库利尔台之举。据可信记载，蒙古族自俺巴孩合罕（ambakhai）以来即用选举制度。前合罕对其后继者有指名之惯例，但无左右库利尔台之权力，合罕之位，不但非父子世袭，即前合罕发表其所希望之后继者时，亦不必由己子中选之，而有由其他皇族选之者。1189年铁木真（temudjin）由库利尔台选举为蒙古合罕，始称成吉思合罕（chingis khaghan）。1206年以统一北方民族之敌，由敖嫩河源地所开之库利尔台，更上同样尊号，举行第二次即位礼。成吉思合罕生前，指定第三子斡哥歹（ogede）为后继者。成吉思合罕崩后，1229年秋于怯绿连河曲雕阿拉（即kerülen河之kodeghü-aral，kodeghü为荒野草原之意，aral为岛之意）召开库利尔台，推戴斡哥歹为合罕。斡哥歹合罕（即太宗）初指定其子曲出（guchu）为后继者，曲出死，更指定曲出之子失烈门（shiramun）。但斡哥歹合罕死后，皇后朵咧格捏（döregene）称制，召开库利尔台，不依指定改选己子贵由（kuyuk即定宗）为合罕。不为皇族中最有势力之拔都大王（batu）所赞同。定宗崩，拔都以与太宗后人不合之故，拥立成吉思合罕第四子拖雷（tului）之子蒙哥（müngge），虽经成吉思合罕长子察阿歹（changhadai）系及太宗后人之反对，卒召开库利尔台立为合罕，是为宪宗。即位后对反对派大加屠杀，由此察阿歹汗国及斡哥歹汗国始不附。宪宗崩，末弟阿里不哥（arigu bukha）居守和林，中弟忽必烈（khubilai）帅师征宋，回军在开平开库利尔台，即蒙古合罕之位。阿里不哥亦于漠北开库利尔台自立，内乱以起。宪宗诸子及察阿歹系诸王均附阿里不哥，太宗孙合失大王子海都（khaitu）亦起兵助之。阿里不哥虽于至元元年（1264）势蹙来降，但海都仍拥兵与察阿歹后王笃哇联合抗中央。至元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于辽东，诸王哈丹等应之。由此钦察汗国、斡哥歹汗国、察阿歹汗国联为一系以与中央作战，数十年中兵祸相仍，蒙古大帝国在事实上完全瓦解，忽必烈合罕（世祖）及其子孙所领有的只是东方一部分的土地而已。注2

世祖即位以后，库利尔台的形式虽然保存，但在实质上则已完全废弃，改选举制为世袭，采用汉人制度预立太子。至元十年二月立嫡长子真金（chinkin）为皇太子，在册命中指明过去的内乱的原因是库利尔台制度的失败，他说：

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注3

制度虽然改变，但贵族大臣的势力仍足以左右帝室，成宗以后诸帝全由大臣拥立，再照例由库利尔台通过。世祖太子真金早薨，未及即位。真金子成宗（铁穆耳）方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儿拥之即位。成宗崩，丞相哈刺哈孙拥真金孙武宗、仁宗相继御极。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英宗后为铁失所弑，拥立世祖长孙晋王甘麻刺子也孙铁木儿为泰定帝。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刺沙立其皇太子阿速吉八为皇帝，枢密使燕铁木儿则立武宗子文宗，力战破上都军。文宗后让位其兄明宗，燕铁木儿弑明宗，仍立文宗。后文宗、宁宗相继崩，皇后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妥真帖木儿入京欲付以位，而燕铁木儿不愿，遂不得立，燕铁木儿死，顺帝始立。注4政变内乱，相继不已；帝位的继承全由权臣操纵，引起帝国的分裂和统治权之动摇，这是元室崩溃的第一步。

世祖自平宋后，即从事于海外之征服。至元十九年（1282）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万出海征日本，遇飓风破舟，丧师而还。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国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1284至1294），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缅国凡两征（1282至1287），亦丧师七千，仅取其成。征占城（1282至1284）时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深入为所截，力战始得归。征爪哇（1292）亦不得要领。统计数十年中，无岁不用兵。用兵的军费无从设法，就从百姓头上打主意，任用擅于剥削的商人作财政官。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兴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中书平章政事。又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阿合马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利搜括。世荣诛死后，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以刑爵为贩卖，天下骚然，自至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始伏诛。世祖在位的三十几年中，几和这三位财政家相终始。注5政治腐败，民穷财尽的情形，恰和这时期用兵海外的成绩相映照。因黩武用兵而极力搜括民财，任用以理财见长的官吏，造成一种贪污刻薄的吏治空气，这是元室崩溃的第二步。

除用兵外，对于诸王和僧侣的负担，也是促进元室崩溃的一个主要因素。上文曾说过合罕之举出须经库利尔台的同意；而库利尔台之最主要人物即为帝室同族的诸王及贵族勋臣。诸王贵族例有岁赐，如察阿歹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锭五十两），缎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斡真那颜位岁赐银一百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绵五千九十八斤，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又有岁例外之赐与，如中统四年赐公主巴古银五万两。至元二年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四年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币三百匹，岁以为常。其非时之赐予，如武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弟仁宗）亦如之。又有朝会之赐与，元贞二年（1296）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成吉思合罕的宗族后人遍布欧亚，这几笔开支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单就库利尔台会后赐与一项算，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臣言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者犹百八十余万，两都所储已罄。至大四年仁宗即位时的赐与总数是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注6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注7僧侣的费用也占国家支出之大部，赵翼记：

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寝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注8

并且时代愈后，僧侣势力愈大，费用也愈多。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上疏言僧侣之病国云：

古者十农夫而闲民或一，今也十闲民而农夫仅一焉。欲民无饥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赐户赏，塞其蠹财害民之源而已……今释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食饱衣之计，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秕蓝缕以实腹盖体焉。今日诵藏经，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构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处，曾不得茎茅撮土以覆顶托足焉……谬论生死，簧鼓流俗，聚徒结党，使人施五谷以为之食，奉丝麻以为之衣，纳子弟以为之童仆，构木石以为庐室，而人见其不蚕不稼，不赋不征，声色自如，而又为世所钦，为国家所重，则莫不望风奔效，髡首从游，所以奸民日繁，实本于此……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以之犒军则卒有余粮，以之振民则民有余粟，以之裕国则国有余资。注9

僧侣的耗费竟占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试以具体的事实作证，以内廷佛事一项而论，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1303）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十年中增至五倍。以内廷佛事的费用一项而论，据延祐四年（1317）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祐五年前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至万头。注10元代的国家财政岁出岁入，据至大四年（1311）的报告，每岁支出钞六百余万锭，土木营缮百余处计钞数百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又加上内降旨赏赐三百余万锭，总计约须二千万锭。岁入常赋则仅钞四百万锭，入京师者又只二百八十万锭。而且同年十一月份国库所存止十一万锭注11，岁出竟超过岁入十分之八。弥补的办法一面饮鸩止渴，豫卖盐引，动支钞本，例如至大元年的办法：

二月……乙未，中书省臣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豫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轻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注12

结果是阻滞盐法和钞法，扰乱金融，国家和人民都受其弊。另一办法是加税，延祐元年（1314）的课额已比国初时增五十倍。注13中叶以后，课税较世祖时代亦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至二十余倍。注14可是国家财政仍不免入不敷出，陷于破产的地位，《元史·陈思谦传》记：

至顺二年（1331）九月上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注15

柯劭忞论元代财政，以为“夫承平无事之日，而出入之悬绝若此，若饥馑荐臻，盗贼猝发，何以应之。是故元之亡，亡于饥馑盗贼。盖民穷财尽，公私困竭，未有不危且乱者也”注16。是说得很中肯的。

三

元代中叶的政治情形，武宗至大三年（1310）有一概括的报告。在这文件中已经很感慨地说一代不如一代，世祖时代的搜括政治，已成为后人咏叹的资料了。这文件的开头就说：

近年以来，稽厥庙谟，无一不与世祖皇帝时异者……世祖皇帝时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禄米以夺之。世祖皇帝时江南无质子，今乃入泉谷以诱之。世祖皇帝时用人必循格，今则破宪法以爵之。世祖皇帝时守令三载一迁，今则限九年以困之。世祖皇帝时楮币有常数，今则随所费以造之。世祖皇帝时省台各异选，今则侵其官而代之。世祖皇帝时墨敕在所禁，今则开幸门以纳之。世祖皇帝时课额未常添，今则设苛禁以括之。世祖皇帝时言事者无罪，今则务锻炼以杀之。

以下列举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形，最值得注意的几点，第一是名爵太轻：

故于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禄之太重，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今朝廷诸大臣不知有何勋何戚，无一不阶开府仪同三司者。注17

左右近侍因之恃恩骫法，紊乱官政，《元史》记：

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乞台普济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于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注18

更互相援引，以中旨授官，破坏铨法：

时承平日久，风俗奢靡，车服僭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求请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注19

英宗时近臣传旨以姓名赴中书铨注者六七百员，选曹为之壅滞。注20此种由嬖幸得官之内外官吏，其对于平民及政府之恶影响，当可想见。第二是贵族擅政：

今国家为制宽大，所以诸王家室皆有生杀人进退人之权……天下淫僧邪巫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往往依庇诸侯王驸马，为其腹心羽翼。无位者以之而求进，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则假其势以凌人，更因其众而结党。入则离间宗戚，造构事端，啖以甘言，中以诡计，中材以下鲜不为其所惑。注21

第三是刑禁太疏，纪纲破坏。僧侣和嬖幸的恣肆，使法律成为具文，如秃鲁麻：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伦者，王政之本，风化之基，岂可容其乱法如是。帝责丞相曰：朕戒汝无使不忽木知，今闻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谓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从卿言。然自是以为故事。注22

如大赦之频数，张养浩说：

近年臣有赃败，多以左右贿赂而免。民有贼杀，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尝一岁无赦，杀人者固已幸矣，其无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尝官县，见诏赦之后，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夺编氓，有朝蒙恩而夕被执，旦出禁而暮杀人，数四发之，未尝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终成狼虎之噬者。问之则曰赦令之频故耳。意者以为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则前日应死之罪，两御人货而止坐一罪，于我已多，况今犯未必死，我因而远引虚攀，根连株逮，故蔓其狱，未及期岁，又复宥之。岂人性固恶，防范不能制哉!诚以在上者开其为盗之涂故也。注23

奖励官吏及人民之犯罪。政事浊乱如此，在荒旱交逼的时候，统治者犹自大兴土木，极宫室犬马之娱：

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沴疫暴作，郊关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累累焉鹄形菜色，就食他所者络绎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在在皆是……今闻创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则有五台增修之扰，内则有养老宫展造之劳，括匠调军，旁午州郡，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责百出。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注24

在另一方面，基于种族的成见，内外官之长必以蒙古人为之，以汉人、南人为贰，色目人则与汉、南人处于互相钳制的地位。注25南北的区分，种族的畛域，分别极严，歧视极甚，使当时人极感愤恨，叶子奇说：

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注26

蒙古、色目人不谙中国情势，不习政治，甚至不识中国文字：

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注27

叶子奇记：

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转而从左翀转，见者为笑。注28

其唯一的使命即为牵制汉官，事事掣肘：

国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相下。注29

蒙古官之作威肆恶，固不待说，即和蒙古官有关系之汉官亦倚以肆虐，此种关系，当时称为蒙古根脚：

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刘基）覆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注30

色目官吏则更豪横，殴詈汉官，一无忌惮，如宋濂所记邵武路长官事：

郡长官乃西域人，恃与宪部有连，其猛若虎，与守议稍不合，遽引杖击之，守俯首遁去。注31

上下相蒙，唯以贪污相尚，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元初法度犹明，尚有所惮，未至于泛滥。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竟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注32

各项勒索及贿赂均有名色：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注33

当时最高的弹劾机关为御史台，末期的御史大夫几乎成为首相亲属的专官，如太平王燕铁木儿为相，即用其弟买里古思为御史大夫。秦王伯颜为相，即用其兄子脱脱为御史大夫。脱脱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为御史大夫。答麻为相，御史大夫又是其弟雪雪。注34行政权和监察权同属于一人之手，政权虽因势力之消长而有转移，但执政的始终仍是这一群为时人所诅咒不知廉耻的蒙古、色目人。

任用官吏除种族的差别外，又有地域上的差别，两广和江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区域，被任为两广官吏的便一生无升调之望，只好向百姓剥削，作发财之计：

五岭之南，列郡数十，县百有一十，统于广、桂、雷三大府。自守令至簿尉，庙堂岁遣郎官御史与行省考其岁月，第其高下而迁之，谓之调广海选。仕于是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夫士一或贪纵不法，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复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则孜孜为利，旦旦而求仇贼其民而鱼肉之……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注35

吏治的情形如此，在军伍方面，恰也有同样趋势。蒙古、色目军世驻中原的结果，荒于酒色，完全失去作战能力：

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注36

在平时除耗费国家俸饷外，最主要的工作是向百姓敲诈勒索，和地方官吏采一致行动。元人有作诗嘲当时官吏和盗贼相差无几的：

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轻薄子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注37

无独有偶，当时的军人竟有一面作皇帝的侍卫，一面是横行无阻的盗魁的。张宪《怯薛行》：

怯薛儿郎年十八，手中弓箭无虚发，黄昏偷出齐化门，大王庄前行劫夺。通州到城四十里，飞马归来门未启，平明立在白玉墀，上直不曾违寸晷。两厢巡警不敢疑，留守亲侄尚书儿，官军但追上马贼，冒夜又差都指挥。都指挥，宜少止，不用移文捕新李，贼魁近在王城里。注38

在战时则但知劫掠，见敌即溃：

朝廷闻红军起，令枢密院同知赫厮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颍上红军。阿速者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二将沉湎酒色，军士但以摽掠为务。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者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传以为笑。注39

当时名相脱脱弟野先不花率重兵平乱，也遇敌即逃：

汝宁余寇尚炽，丞相脱脱命其弟中台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师三十万讨之。至城下，与贼未交锋即跃马先遁。汝宁守官某执马不听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师遂大溃。汝宁不守，委积军资如山，率为盗有。脱脱匿其败，反以捷闻。注40

蒙古、色目军既不能用，只得调湖广的苗军来剿除叛乱，苗军是以犷悍著名的士兵，无军纪可言，淫掠更甚：

杨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宾庆杨。注41

就官军和叛军的军纪比较，恰好相反，有下列一事可以证明：

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初十日，蕲黄徐寿辉贼党入杭州城……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于簿，借府库金银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伤殆尽。注42

蒙、汉兵都不能用，于是有募兵和义兵出来。募兵是用钱雇人为兵：

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太平官军止有三百人，贼号百万……乃贷富人钱，募人为兵。先是，行台募兵，人给百五十千，无应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众争赴之。一日得三千人。注43

义兵则为地主及官吏所组织的地方私军。这两种军队的领袖大体都是汉人，在帝国将亡的前夕，蒙古人种族之见仍未稍泯，汉人有功亦不蒙赏，而对于叛军领袖则一抚再抚，縻以好爵，结果义军大部均次第叛变，加入对面的队伍中去。叶子奇记：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注44

在另一方面无功而有钱之富商大贾，则都乘机用贿拜官：

庐州开义兵三品衙门，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官者，此岂尝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赏。故寇至之日，得赏者皆以城降，而未赏者皆去为贼。注45

在这局面下，当时比较有眼光的学者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是纪纲败坏的结果，应由中央负责：

承平以来，百年于兹。礼乐教化，日益不明，纪纲法度，日益废弛，上下之间，玩岁愒日，率以为常，恬不为怪。一旦盗贼猝起，茫若无措，总兵者唯事虚声，秉钧者务存姑息，其失律丧师者未闻显戮一人，玩兵养寇者未闻明诛一将。是以不数年间，使中原云扰，海内鼎沸，山东、河北莽为丘墟，千里王畿，举皆骚动，而终未见尺寸之效者，此无他，赏罚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注46

另一派人以为是吏治腐败的缘故，应由地方负责：

国家承平百年，武备浸弛，盗发徐、颍，炽于汉、淮、武昌，南纪雄藩，一旦灰灭，洪省坚壁，寇蔓延诸郡，水陆犬牙，北来名将，相继道殒。丞相出督步骑，直抵高邮，事垂成以谗废，方面多贵游子弟，贪鄙庸才，漫不省君臣大义，草芥吾民，虚张战功，肆意罔上，诛求冤滥，惨酷百端。重以吏习舞文，旁罗鹰犬，意所欲陷，则诬与盗贼通，其弊有不忍言者。间存一二廉介，则又矜独断，昧远图，坐失机会，民日以弊，盗日以滋。注47

可以说是都说中了，但只是病态的一面。

四

元代的土地大部分属于处征服者地位的蒙古、色目的贵族及僧侣，一部分集中于汉、南人的大地主手中。占极大多数的农民只耕种着最小部分的土地，同时却负担着国家赋役的绝大部分，除掉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赋税以外，他们还应当替贵族和地主们尽一部分对国家的责任。注48

世祖平江南后，于各地遍驻戍军，官吏和军帅的苛扰，使农民不能忍受，到处发生叛乱。内中一部分假宋后为名，如至元二十年建宁路总管黄华第二次叛变时称宋祥兴年号。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作乱。一部分则纯为对新治权之反抗，如至元十七年漳州陈桂龙、建宁黄华之乱，二十年广州新会林桂芳、赵良钤等拥众万余，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二十一年漳、邕、宾、梧、韶、衡诸州农民之乱。二十三年婺州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民董贤举，浙江民杨镇龙、柳世英，循州民钟明亮相继起兵，皆称大老，明亮势尤猖獗，数降数叛。二十七年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成宗元贞二年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二十年中蒙古人眼光中所称为南人的地带，无一处无一年不发生变乱。注49《元史》记福建之叛系由戍军扰民所致：

至元十六年左丞唆都行省福建……中书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扰民，致南剑等路往往杀长吏叛。注50

再叛则由长吏贪残之故：

至元二十六年，授（王恽）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乃进言于朝曰：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注51

农民是最能忍耐最驯顺的，可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容受时，也会突变为最勇敢的斗士，奋臂一呼，立刻成为一支不可侮的革命势力。在开始的十几年，蒙古军队的压迫愈厉害，农民的抵抗力也愈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元军疲于奔命。可是，到后来，刘六十叛变之平定，却并未经过武力的镇压，政府所采的手段只是除去害民的官吏：

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董）士选请自往，众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注52

农民除受地方军政长官之压迫及剥削外，最使农民陷于绝境的是中央政府的搜括和过重的负担。因赋税之无法完纳，不能不舍弃乡里而度逃亡生活的农民大流动在元代是常见的现象。在未统一前，刘秉忠曾上书太宗说：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之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注53

这文件指明当时汉人逃亡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嘉熙二年（1238）的报告，农民因灾逃亡者竟占十分之四五：

（太宗）戊戌，天下大旱蝗……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旧，天下病之。公（耶律楚材）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安。注54

统一后仍有此种情形，北人多流徙江南。至元二十年（1283）隹彧言：

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

二十三年又奏：

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注55

在江南，则政府要增加税收，理算天下钱粮，农民被逼逃亡，政府仍不放松，发兵搜捕：

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注56

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感，结合抵抗政府的无理压迫。欧阳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记》：

（此役）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州县置狱株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吏发兵搜捕，因相挺拒命，两河间盗有众数万。注57

延祐元年（1314）又从章闾之议，经理钱粮，括江南民田，作增税之计，“期限猝迫，贪刻并用，官府震动，人不聊生，富民黠吏，并缘为奸，盗贼并起，田莱荒芜”注58。《元史》记：

延祐改元……铁木迭儿奏：……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皆从之。寻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注59

当时经理情形，地方官务以增多为功：

延祐二年吴元珪奏曰：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为能，加以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注60

农民无法，也只好虚报塞责：

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注61

剥削过甚，于是延祐二年有蔡五九之变：

八月丙戌，赣州贼蔡五九陷汀州宁花县，僭称王号。诏遣江浙行省平章张驴等率兵讨之……乙未，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制曰可。注62

昵匝马丁因括田激起民变，遣张驴率兵平定，政府并即下令罢冒括田租，这事似已告一结束了。但这只是书面上的报告，括田的举动并不因民变而暂停，因为蔡五九叛于延祐二年八月，同年九月又有负责平变的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的记载。注63并且括田所得的新租，还是照样征收，三年后在同一地点又引起第二次的民变：

五年十月癸丑，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征新租，招谕之。

同年七月，亦因同样原因罢河南省左丞陈英等所括民田，止如旧例输税。注64可是两年后又改变了策略，江南田地一律增加田赋：

七年四月己巳，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注65

同时凡括田地带未经农民武装反抗的仍照新加赋额征收：

泰定元年（1324）（张珪）奏：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帝终不能从。注66

除田赋外，又对日常生活必需品茶盐酒醋之类课以重税，一增再增，后来竟超过原额数十倍，这也是农民的直接负担：

近来盗贼四起，在在用兵，课赋无艺，即税额一节，往往增加无算，市中不堪其扰。当延祐间，程文宪条言：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时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缘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谄上司，其实利则归己，虚额则张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行蠲减，从实恢办。明旨凛然，今但挂壁而已。注67

农民在生活方面已经苦到无可再苦，一遇荒年，政府不管，社会不管，除忍饿外，还须应付催租吏的勒索。随便打开一种元人文集，便可看见当时诗人同情农民疾苦的呼声，例如耶律铸《苦旱叹》：

六月亢旱田苗枯，自嗟自叹耕田夫，差官咫尺征秋税，今岁田家一粒无。饥民日日望霖雨，雨意欲成云散去，天公胡不用老龙，年年只被蛟螭误。注68

张养浩《闵农》：

父子傅衣出，夫妻趁熟分，未言先欲泣，乍见内如焚，征负敲门急，充饥饮水勤，何当天雨粟，四海共欢欣。注69

政府在名义上虽有劝农使的设置，却并不过问农民所遭遇的困难，陈泰《苗青青》：

苗青青，东阡西陌苗如云，经年不雨过秋半，苗穗不实空轮囷。田家留苗见霜雪，免使粜岁劳耕耘，县官催租吏胥急，籴粟输官莫论直，劝农使，不汝恤。注70

一方面徭役繁重，农民只能忍痛卖去田产去换取个人的自由。元淮《农家》：

田夫有话向谁言，麦饭依稀野菜羹，半顷薄田忧户役，近来贱卖与人耕。注71

有若干地带的壮丁被征发充军，田土即随之而荒芜，无论年岁丰歉，均不免于饥寒，童冀所咏永州即是一例：

永州荒田多宿草，永州田多人苦少。南村田荒无人耕，北村草深人不行。往年峒瑶据城壁，驱迫编户充军役。十户迨今无一存，当时宁望长儿孙。壮者随军入军伍，老者尽作泉下土。少者仅存虽长成，十家九户惟单丁。应当门户倦奔走，岂有余力到农亩。荒苗积草如人长，熟田近年亦抛荒。男啼女号饭不足，草根本实常充腹。荒田幸免官征科，熟田征科真奈何。永民自叹生来苦，不信人间有乐土。注72

农民困于赋役和荒旱，在本土不能生活，只好相率逃亡，成为流民，张养浩的《哀流民操》最能道出这种情形：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汁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汝俱生存，哀哉流民。注73

可是旁的地带也同样是蒙古人在统治着，同样不能生活，结果人自相食，弱肉强食，演成人类史上的悲剧。如大德十一年（1307）两浙饥，浙东为甚，越民死者殆尽，人相食以图苟存。注74吾衍《丁未岁哀越民》说：

越壤吴江左，州民泰伯余，田莱空草莽，井邑共萧疏，相食能无忍，传闻信不虚，寒沙满骸骨，掩骼意何如?注75

周霆震描写人相食的惨状：

髑髅夜哭天难补，旷劫生人半为虎，昧甘同类日磨牙，肠腹深于北邙土。郊关之外衢路旁，旦暮反接如驱羊，喧呼朵颐择肥胾，快刀一落争取将。凭陵大嚼刳心燎，竞赌兕觥夸饮釂，不知剑吼已相随，后日还贻髑髅笑。阴风腐余犬鼠争，白昼鬼语偕人行，衔冤抱恨连死骨，著地春草无由生。注76

甚至沟中死尸也不免为饥民所食。张翥《书所见》：

沟中人啖尸，道上母抛儿，有眼不曾见，无方能疗饥，干戈未解日，风雪正寒时，归与妻孥说，毋嫌朝食糜。注77

这是至正十八年（1358）的事。蒙古政府对于此种情形的处置，我们可以举一个可信的记载来作代表。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

至正四年（1344）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民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予为御史，行河南、北请以富民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注78

政府不但不肯负责救济，并且连赈款也整个吞没。《元史·顺帝纪》记陈思谦事可以作这一记述的旁证：

至正五年三月，以陈思谦参议中书省事。先是思谦建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镇守中夏。不听。注79

农民左右是死路一条，铤而走险，势所必至。再加上地方官吏的盲目的压榨，农民遂揭竿而起，和政府对抗。刘基所述永嘉的农民暴动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情形：

永嘉浙名郡，有州曰平阳，面海负山林，实维瓯闽强，闽寇不到瓯，倚兹为保障，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廪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橐，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官司大惊怕，弃鼓撇旗枪，窜伏草莽间，股栗面玄黄，窥伺不见人，湍江走伥伥，可中得火伴，约束归营场，顺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强，将吏悉有献，欢喜赐酒觞，杀贼不计数，纵横书荐章，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注80

朱德润替这运动下一经济的解释，他说：

今太平日久，民不知兵，经费所入，江、浙独多。（岁给馈饷二百五十余万）而比岁以来，水旱频仍，田畴淹没，昔日膏土今为陂湖者有之。而亲民之官不谙大体，重赋横敛，务求羡余，致有激变。所得有限，所费不赀。且以州县税粮言之，有额无田，有田无收者一例闭纳，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饥寒迫身，此其为盗之本情也。至于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致作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贫民食糠秕不足，老弱冻饿，而强壮者入海为盗者有之。一夫唱首，众皆胁从，此其为盗之本情也。其言谓与其死于饥寒，孰若死于饱暖，因是啸聚群起，劫掠官粮，杀伤军民。注81

在未叛乱的地带，则官军所至，鸡犬皆空，舒颙《感时歌》：

郡邑自从乱离后，官设总制因防寇，奉公守法能几人，窃禄贪婪来贸贸。大府日夜催军需，和籴草料无时无，富家卖田为供给，贫者缚窘充寨夫。老幼不得息，抱恨向天泣，元戎贪利病民力，盐半斤，斗米入……道路多白骨，髑髅带绛抹，道旁遇行人，一半是兵卒。荒田弥望无人耕，深夜时见鬼火明，居无室庐隐无所，排列县官不识名。注82

犒赏饮食，均强迫农民负担，周霆震《农谣》：

万田草生农务忙，饭牛夜半饥且僵，侵晨荷耒散阡陌，和买犒军官取将，高堂大嚼饮继烛，持遗妻子丰括囊（官吏饱足之后，复以大囊满贮，送至其家），苍头庐儿饱欲死，义丁畴敢染指尝，锄耰漫劳犊方稚，十步九顿空彷徨，将军大笑不负腹，东皋南亩从渠荒。注83

征敛税粮，较平时更形苛急，袁彦章《征粮叹》：

至正十七载，丁酉夏六月，江淮尚兵戈，岁久未休息，捍敌百万兵，甲胄生虮虱，有司供馈饷，费冗每匮乏，上官急诛求，僚属走折屐，嗟此穷海邦，田赋岁不给，巨室能几家，何如有蓄积，况罹去年秋，农苗半无买，民生正艰危，朝来不谋夕，未秋先借粮，粮米从何出?吏曹幸此灾，公檄出如蝶，皂隶且欣然，纷纷入村落，喧呼夜打门，鸡犬尽惊怛，恣取无不为，孰忍受驱迫，顾兹田野间，青黄曾未接，米舡久无来，楮币不堪籴，一升百青蚨，杖头何处觅，督责严限程，十室九逃匿，田莱尚多荒，讵暇颐耕织，隔篱有邻翁，头颅白如雪，七十若膺门，一日两遭责，日暮寄衣归，斑斑血犹湿，相看重叹伤，家赀复谁惜，负郭数亩田，出鬻不论值，求售卒亦难，搔首了无策，新谷曾沫升，粜一从折十，肯为身后思，且济目前急，养兵固自壮，剥民无乃瘠，寄言吾父母，夫何至此极。注84

结果是已叛乱区域的势力蔓延日广，未叛乱的区域也因加速度的压迫而被逼反抗，革命的队伍在同一目标之下向统治者进攻。

五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作乱陷颍州，奉韩林儿诈称宋徽宗九世孙，颁发诏书，略曰：

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前两句指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后两句指出蒙古人统治下的掠夺结果，说明反抗的动机。前两句是政治的宣传，后两句则为经济的解剖。“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注85

韩山童是一个白莲教世家，同时又倡弥勒佛（maitreya）下生之说，《元史·顺帝纪》：

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注86

起事时以红巾为号，故号红军。以烧香礼弥勒佛，又号香军。注87同年八月，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亦以烧香聚众而反。蕲州罗田县人徐贞一（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举兵为乱，亦以红巾为号。注88又有北锁红军，南锁红军：

（刘福通起兵），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水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陷朱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蕲、黄者宗彭莹玉和尚，又推徐真逸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锁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锁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注89

在几个月内，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诸地纷纷起事，不约而同地都称红军，把元帝国中截为二，南北不通。元人记红军起后，“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注90。可见这是一种贫农的结合。再看前后红军和非红军的起事领袖的身份，如方国珍和张士诚是贩私盐的，陈友定是农人，曾为佣于富家。韩林儿的祖父被罪迁谪，郭子兴是相命的儿子，陈友谅为渔家子，徐寿辉（真一）是贩布的，明玉珍家世务农，朱元璋是游方穷和尚，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有产阶级的。注91

至正十一年红军的起事，只是最后一次的大爆发，事实上在元代前期已有此种秘密组织，并曾陆续地发生过几次暴动。红军是白莲教徒的武装团体，所崇拜的偶像是弥勒佛。元代是信仰自由的时代，白莲教也被准许公开传教，成宗时（1295至1307）并曾特降圣旨受政府的保护，并建有寺院，有报恩堂、复一堂、清应堂诸祠宇。以都掌教为首领。注92武宗即位后忽然取消此项特权，至大元年（1308）五月丙子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注93至治二年（1322）五月癸卯又下诏禁白莲佛事。注94从此白莲教便成秘密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弥勒佛下生当有天下的预言，也早在泰定二年（1325）即已流行，《元史》记：泰定二年六月，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注95后伏诛。注96至元三年（1337）弥勒教徒反于河南。

二月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棒胡本陈州人，名闰儿。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杏冈。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讨之……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注97

同年朱光卿等反于广东，自拜其徒为定光佛：

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讨之……四月己亥，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注98

据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讨张士诚檄所数元廷罪状：

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注99

按此檄文中所指弥勒为一事，烧香又为一事，弥勒（maitreya）为佛教中之重要人物，相传“弥勒菩萨应三十劫，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注100。应入世三十次，佛薄伽梵（buddha bhagavat）灭度后八百年，胜军王都有阿罗汉名难提蜜多罗（nandimtra）在般涅槃前预言人寿七万岁时，十六阿罗汉（arhat）既护法藏毕，造窣堵波（stupa）赞叹已，至窣堵波金地之中，入般涅槃，释迦牟尼正法遂灭：

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时，瞻部州（jambudvipa）广博严净，无诸荆棘，溪谷堆阜，平正润泽，金沙覆地，处处皆有清池茂林，名华瑞草，及众宝聚，更相辉映，甚可爱乐。人皆慈心修行十善，以修善故，寿命长远，丰乐安稳。士女殷稠，城邑邻次，鸡飞相及。所营农稼，一营七获，自然成实，不须耘耨。注101

这是佛教徒所幻想的极乐园，也是农民所最渴望的理想世界。烧香则为白莲教徒必需举行的仪式。白莲教徒有政治的目的，可是缺少一个为农民所了解所注意的最后目标。弥勒佛的下生预言已经流传了快一千年，为农民所熟知，其意义即等于救世主。白莲教徒就利用这传说，强合为一，宣传弥勒已经降生为尘世主宰，其使命即为解除现在农民身受之一切疾苦。农民久困于异族统治下之苛政重敛，一听有能使他们“所营农稼，一营七获”，并且是“自然成实，不须耘耨”的救主出来，自然死心塌地的信仰，一致加入去追求这理想的乐园了。并且，农民是不很能了解政治革命的意义的，一般的都以忍耐苟安为最好的德性，要他们来参加革命，也非加上一些宗教的或迷信色彩的外障不可。弥勒佛和定光佛的出现，正是一种麻醉农民，集中其意志力的手段。

红军中势力最大的，是韩林儿、芝麻李、徐寿辉三支。韩林儿最先起，兵力最强。芝麻李不久即为元所灭。徐寿辉的势力后分二系，一为陈友谅，一为明玉珍。非红军中最强的是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三支。红军的目的是推翻蒙古政府的政权，从异族压迫之下解放自己，和蒙古政府完全处于敌对的不两立的地位。非红军则无一定宗旨，起事的目的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生命安全，割据一隅，恣意于生活的享受，和蒙古政府的关系也以利害为转移，时降时叛，时合时离，和红军则处于敌对地位，互相攻击。

在蒙古政府方面，贵族和官吏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身家，当然竭力拥护政府，可是这一些养尊处优惯的上流人和他们的军队一样，事实上并不能作战。和红军抵抗作战的却是各地的地主，他们在逼不得已的环境之下，出私财，募义军，用全力保卫自己的家族和家产，间接地也替蒙古政府支持了十几年。各地的义兵倏起倏灭的不可计数，如东莞李氏、凌氏：

东莞李氏尤豪于诸族。朝政不行，盗贼蜂起，富民各专武断，聚兵自卫。既而各据乡土，争为长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萧然，凌氏亦结民为保，内援官军，外御群盗，里人赖之以安。注102

龙泉胡氏：

至正壬辰，江、淮俶扰，盗贼蔓延闽、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龙泉。公（胡深）叹曰：浙水东地气白矣。生民无所赖，祸将及矣。乃集乡民，共为守御计而结寨于湖山。注103

京山刘氏：

至正辛卯两河乱。（京山人刘则礼）割财募兵，隶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陆、襄、樊、唐、邓，悉讨平之。兄弟子侄多死于兵。注104

临川陈氏：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盗起江、汉间，郡县相继陷落，聚民争揭竿为旗以应寇。天锡顿足曰：事急矣，可奈何!即跃马入郡城，白监郡完者帖木儿曰：天锡家世以义声著吴、越间。今天下大乱，贼以红巾帕首，呼啸成群，所蹴蹈处绝无一人御者。天锡虽不才，愿竭忠以报国家。自度乡里健儿，一呼之间，可得千人，甲胄糗粮当一一自给，不以烦县官。教以坐作击刺进退之法可用，或攻或守，惟明公所命。即从所请奖励者甚力。天锡还，朝夕聚兵训练如前谋。注105

江阴许氏：

至正十二年十月红巾陷江阴州。州大姓许晋，字德昭，与其子如章聚无赖恶少，资以饮食。贼四散抄掠，诱使深入，殪而埋之。战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注106

其他地方官吏所率之军队，亦多由地主私军改编，如王宣之黄军：

淮东豪民王宣……募城墅骄勇惯捷者，可以攻城，前后各得三万人，皆黄衣黄帽，号曰黄军……须臾脱脱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注107

答失八都鲁所统之义丁：

至正十二年，遂用宋廷杰计，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申其约束。行至蛮河……贼大败。注108

地主不约而同地自组私军，抵抗农民的攻击，名义上是红军和蒙古政府作战，而实际上则成为农民和地主的战争。内中势力最大，和红军相持最久的是起自沈丘的察罕帖木儿父子。《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系出北庭……幼笃学，尝应进士举，有时名……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焚城邑，杀长吏，所过残破，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儿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

十五年定河北，十七年定关陕，十九年复汴梁，定河南，韩林儿遁走，檄书始能达江浙，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谋大举以复山东。正在准备东征的时候，和另一支抵抗红军的有力军队孛罗帖木儿发生地盘的冲突，内战已起。注109

孛罗帖木儿为答失八都鲁之子，答失八都鲁是蒙古政府的世将，红军起后，率义丁复襄阳。十五年攻克亳州，韩林儿遁走。数和刘福通作战，均有功。注110死后，子孛罗帖木儿领其众，移镇大同。陕西、晋、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儿所平定，孛罗帖木儿欲据晋、冀，两军交战数年，政府几次派人为之讲和，二十一年冬兵始解。时察罕帖木儿已收复山东大部，二十二年围攻益都，为降人田丰、王士诚所刺死，子扩廓帖木儿代领其兵，攻克益都，山东悉平。而孛罗帖木儿复以兵来争晋、冀，内战又起。注111

同时蒙古政府和宫廷间也发生重大的政变，名相脱脱于至正十二年出师复徐州，擒芝麻李后，威名大震。与幸臣哈麻交恶，十四年脱脱率大兵征张士诚，围高邮，城垂破，为哈麻所谮贬死，士诚势复振。注112哈麻为相后，以前进西天僧劝帝行秘密法为耻，谋废帝立皇太子爱育失里达腊，事发诛死。注113太子母高丽奇皇后和皇太子仍图废立，遣宦者朴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肯，为皇太子所恶，谮杀之。注114时扩廓帖木儿正和孛罗帖木儿相持，于是皇太子派丞相搠思监及朴不花倚扩廓为外援，皇帝派老的沙则为皇太子所怒，逃奔孛罗军中。皇太子怨孛罗匿老的沙，搠思监、朴不花等遂诬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等谋不执，二十四年四月诏扩廓帖木儿举兵讨之。孛罗知非帝命，先举兵向阙，皇帝派杀搠思监、朴不花以谢，孛罗始还大同。皇太子出走，再征扩廓兵讨孛罗，攻大同，孛罗复帅兵犯阙，皇太子战败逃太原，孛罗入京师，拜中书右丞相。二十五年皇太子调扩廓及诸路兵进讨，孛罗战败，被刺死于宫中。注115太子奔太原时，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不可。及孛罗死，扩廓还京师，奇皇后谕指令以重兵拥太子入城，胁顺帝禅位，扩廓又不听，因此扩廓为太子所恨。注116先至正二十六年扩廓奉命总天下兵出平江淮，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李思齐以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得檄怒不肯受命，下令一甲不得出武关。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三军亦不受节制，连兵力拒扩廓。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顺帝谕扩廓罢兵南征，扩廓不听，其部下骁将貊高、关保叛归朝廷，和李思齐等合。顺帝乃尽削扩廓官，分其兵隶诸将，并令关保戍太原。扩廓怒，尽杀朝廷所置官吏，顺帝令诸将四面讨之。时朱元璋兵已下山东，收大梁，元兵方忙于内战，列城望风降遁，无一人抗者。兵逼潼关，李思齐等仓皇解兵西归，而貊高、关保亦皆为扩廓所擒杀，顺帝大恐，立刻复扩廓官，令与思齐等分道南征，诏下一月，朱元璋兵已逼大都，元帝北走。扩廓仍拥兵西北，谋恢复，洪武元年败明将汤和于韩店，北出雁门欲攻北平，明将徐达、常遇春乘虚攻太原，扩廓还救大败，以十八骑遁去。明兵遂西入关，李思齐以临洮降，张思道、张良臣败死。洪武三年明徐达大败扩廓于沈儿峪，扩廓奔和林，时顺帝已崩，皇太子继位，复任以国事。四年明复遣大将徐达、李文忠、冯胜将十五万人出塞攻扩廓，至岭北与扩廓遇，明兵大败，死者数万人。明年扩廓复攻雁门，以明兵严备不得入。后随宣光帝徙金山，洪武八年卒。注117

蒙古人虽失去在中国的政权，可是在漠北，却仍未失去合罕的地位。明前期国力强时，数出兵北讨，蒙古族逐渐北徙。自明成祖五次北征以后，明兵力渐衰，国防线渐由开平内移，三卫弃而辽东和宣大的声援隔绝，东胜、兴和徙而边防虚，蒙古族又渐南移，至入居河套，边墙之外，即为敌国，三百年中汉人和蒙古人的战争迄未停止。“北虏”的威胁致使明用全力防御北边，偏设戍兵，置九边要塞，国力为之疲敝，为明一代的大患。

六

蒙古政府的政变和内战，给红军以一个发展的好机会。红军的内讧和对非红军的混战，又给一个后起的红军小领袖朱元璋以一个发展的好机会。这一幸运的成功者在称帝后三年发表一道极有趣味的文件，说明他的成功是偶然的，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元的覆亡是自身的崩溃。他说：

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注118

他是起义于濠州红军领袖郭子兴的部下，郭子兴死后，代为领袖，直隶于韩林儿，受宋的官爵，用龙凤年号，是红军中后起的一支有力部队。可是一到红军干部因内讧而势力锐减，韩林儿失去根据地来投奔以后，就立刻抛去红军的宗教意味的宣传，严厉地加以指斥。在至正二十六年讨张士诚的檄文中，竟公开地抨击红军说：

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注119

前一部分斥红军为妖术为妖言，后一部分以采恐怖手段，屠杀地主——有产阶级为红军的罪状。接着他说：

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县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

指斥蒙古政府之不能维持治安，把自己的立场和红军分开，不愿分担红军所负的责任。可是这时候在名义上他还是韩林儿的臣下，在这文件的开首还不能不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末后也不能不用龙凤十二年的年号。同年十二月他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彻底排除红军的残余势力，授意部下大将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注120，以次年为吴元年，自为最高领袖。韩林儿死后，他听取了幕中儒生的劝告，把这次革命解释为民族自决运动，喊出驱逐蒙古人的口号。原来韩林儿在起事时虽假托宋后，国号也用宋的旧称，以图收拾民心。可是这到底是一幕假制的剧本，在实际上并不能发生什么效力。韩林儿之非赵氏子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子一久，马脚渐露，他们也就索性不提宋后的话，专意于弥勒救世的宣传。到这时候红军势力消失，社会秩序混乱，弥勒之说已不能再鼓动人心，所以不能不提出一个新口号，从复宋的旧口号扩充放大为民族革命的口号，从恢复一家一系的帝统扩大到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明显地指示出这次革命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集合汉族的力量。同时也给予知识分子及旧地主官吏以安全的保障，求其合作。吴元年（至元二十七年，1367）十月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以北伐之意曰：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注121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也是朱元璋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之一。

红军诸领袖之所以不能成功，一方面是受地主阶级的顽强抵抗，一方面是红军内部的分裂。红军之发动地为河南、湖北一带，起事后诸领袖人自为战，不相统属，并各自称帝称王，互相颉颃。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1355至1366），建都于亳。至正十八年迁都汴梁。十九年察罕帖木儿破汴梁，韩林儿退据安丰。二十三年吴张士诚将吕珍破安丰，韩林儿奔滁州依朱元璋。宋势力最盛时，四出略地，所至无不摧破，至元十七年分兵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刘福通则率众出没河南、北。白不信一支被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破走入蜀，毛贵一支则陷济南、蓟州，略柳林，直逼大都，蒙古政府至议迁都以避之。关先生一支则分军为二，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辽潞，陷冀宁，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至陷上都，毁诸宫殿，转掠辽阳，抵高丽，复折回陷大宁，犯上都。李喜喜余党则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黄河以北，东至高丽，北至和林，西至宁夏，蹂躏殆遍。可是初建国时，同党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丞相杜遵道得宠用事，平章政事刘福通阴令甲士挝杀之，自为丞相，国事均决于福通，韩林儿只是一个象征的偶像，丝毫不能过问。其他诸将俱与福通同起事，率不肯遵约束，福通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所攻城邑，亦不能守，随得随失。接着在山东最得民心的毛贵为同党赵均用所杀，赵均用又被其党续继祖所杀，所部自相攻击。远征诸大将李喜喜、关先生等转战万里，亦多走死。于是在北为蒙古军队所围剿，在南则又受张士诚的攻击，安丰破后，势力就完全消灭。注122

起自湖北的徐寿辉（1351至1360），于至正十一年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都蕲水。后迁都汉阳，分兵四出陷饶信，连陷湖广、江西诸郡，东南发展至杭州、太平诸路。天完和宋一样，同样地也陷于内讧的局面。至正十七年丞相倪文俊谋弑寿辉自立，不克奔黄州。其将陈友谅杀文俊代其位。二十年弑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1360至1363），尽有江西、湖广之地。注123寿辉别部明玉珍略地四川，闻寿辉被弑，因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塞瞿塘，绝不与友谅通。至正二十年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1362至1366）。注124

陈友谅势力方盛时，朱元璋亦起据集庆路，取太平和友谅接界。友谅陷池州，元璋遣将击取之，由是结仇，连兵不解。友谅大将赵普胜守安庆最骁勇，为朱元璋所间，友谅杀普胜，并其军。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约张士诚从东面夹攻，朱元璋惧两面受敌，以计促友谅先发兵，大败之于龙湾。其部下诸将因赵普胜被杀，多不安，于光、欧普祥、吴宏、王溥、胡廷瑞等纷纷以所守地来降，友谅疆土日蹙。至正二十三年大发兵来围洪都，与朱元璋军相遇于鄱阳湖，大战三日，友谅兵败中矢死，大将张定边挟其次子理奔还武昌，立为帝。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亲督师围武昌，陈理出降，汉亡。注125玉珍在位五年死，子昇嗣位方十岁。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大将万胜以私憾杀知院张文炳，内府舍人明昭复矫皇后旨杀万胜。胜为玉珍开国大将，功最高，人心多不平，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举兵杀明昭，入执国政，朝事大坏。洪武四年明将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伐蜀，昇出降，夏亡。注126

在非红军的集团中，张士诚以被地主凌侮起事：

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负其直不酬。而弓手丘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注127

陷泰州、高邮。至正十四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十六年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自高邮来都之。时朱元璋亦下集庆，境遂相接。士诚遣将攻镇江，徐达败之于龙潭。朱元璋亦遣将来攻常州，士诚大败，由此交兵不已。士诚所据要塞长兴、常州、江阴相继失，兵不得四出，不得已请降于元，乘间袭取杭州，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至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二十三年九月复自立为吴王。士诚无远图，自据吴后，渐奢纵，怠于政事。诸将帅日夜歌舞自娱，偃蹇不用命，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亦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陈友谅约士诚夹攻应天，士诚欲守境观变，虽许而兵不出。及陈友谅既平，朱元璋遂大发兵取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破平江，擒张士诚，吴亡。注128

浙东的方国珍的起事，和张士诚颇相类，其对蒙古政府的态度，也和张士诚同样地反复不定。《明史》记：

元至正八年，有蔡乱头者行剽海上，有司发兵捕之。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

地方官往讨为所败，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未几复叛，再又降元为海道漕运万户，进行省参政，据有温、台、庆元之地。以兵和张士诚相攻，至士诚亦降元，始罢兵。朱元璋取婺州，与国珍接境，国珍惧不敌，自请纳土，未几又反复不受命。张士诚被擒后，朱元璋将朱亮祖、汤和取浙东，国珍不能抗，奉表降。注129

非红军领袖中始终对蒙古政府维持君臣的关系的是陈友定。友定以乡农立功为黄土寨巡检，十年中以次削平闽、粤叛乱，西拒陈友谅，北拒朱元璋，累官至平章，尽有福建八郡之地。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赀，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方国珍败降后，朱元璋即发兵由海陆两道入闽，洪武元年（1368）明兵取建宁、延平二路，友定被执死。注130

在这样一个混乱局面之下，红军中的三等头目朱元璋竟能利用机会，统一全国，逐出蒙古人，建设汉人自治的帝国，除开上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以外，是有其他的重要原因的。他出身于贫农之家，很懂得农民的心理。青年时代过的是漂流乞食的生活：

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

起兵后极力拉拢知识分子，一方面给自己以历史的训练，一方面受儒家的政治教育。至正十三年（1353）破滁州后即得名儒范常，留置幕下。范常首先劝他整饬兵纪：

诸将克和州，兵不戢。常言于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还其家，民大悦。注131

十五年（1355）渡江取太平后，又得耆儒李习、陶安。陶安批评当时诸领袖的行为，独推重他的不乱杀人：

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注132

十六年克集庆，立即宣布政纲。他说：

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注133

这正是农民所渴望的政治，地主阶级因为地方治安得以保持，也对新政权表示好感。十七年克徽州后，耆儒朱升劝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注134。十八年克婺州后，得学者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二十年复征学者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为其定策安民，及取天下大计。农民、地主和知识分子三方面的合作，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

次之，个人的人格意志和军事学识的卓越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在天下平定后，他曾自述成功的原因：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注135

这是一个最公平的自白。

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天的时候，红军势力除僻处四川的夏国以外，已全部消灭，非红军方面，张士诚已被扑灭，方国珍来降。北面则已派徐达、常遇春乘元军内战北伐，南面则汤和、廖永忠已逼福州，两路大军均势如破竹，天下指日可定。遂以至正二十八年为洪武元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是为明太祖（1368至1398）。

洪武元年陈友定平后，即命廖永忠率舟师取广东，广东行省左丞何真迎降。广西亦继定。北征军方面以次定山东、河南，八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二年八月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四年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明昇降，四川平。时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犹据云南，纳哈出据辽东。十四年遣傅友德定云南。二十年复大举讨纳哈出，时大宁已为明所取，纳哈出和蒙古政府的呼应断绝，势竭来降，始成大一统之业。

七

蒙古人所施的种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汉族的反感，发生一场战争二十年的民族革命，终于被逐回到蒙古去。这教训明太祖是很记得的。他北征时的口号虽然是“驱逐胡虏”，但其意义只限于推翻异族的统治权，对蒙古、色目人并不采歧视的态度。在北征檄文中并特别提出这一点说：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注136

即位以后，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汉人同样地登用，中央官如以鞑靼指挥安童为刑部尚书，以咬住为副都御史，忽哥赤为工部右侍郎注137，以高昌安为吏部侍郎。注138外官如以高昌安为河东盐运司同知。以脱因为廉州知府。以道同为番禺知县。注139军官如以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仍领所部鞑官二百五十人。注140即亲军中亦有蒙古军队，如洪武五年之置蒙古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答失里为佥事。注141二十二年特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注142时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汉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注143洪武三年曾一度下诏禁止擅改汉姓：

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注144

但此项法令不久即自动取消：

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无姓以别之，并宜赐姓。如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名。从之。注145

可知在洪武时代已有“编置勘合，给赐姓名”之举。其唯一的限制为特立一条蒙古、色目人的婚姻法：

凡蒙古、色目人听其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例。注146

这禁例的用意一面是要同化蒙古、色目人，一面是防止其种类之繁殖。法令虽然颁布，可是实行的程度，也许也和禁改汉姓一样，实际上并不发生效力。

在反面，太祖登基后立刻下令将衣冠恢复唐制，并禁止生活习俗之蒙古化：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注147

元制尚右，吴元年十月令百官礼仪尚左。注148元人轻儒，至有九儒十丐之谣，谢枋得记：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注149

郑思肖也说：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注150

这虽都是宋末遗老的话，但元人也有同样记载，余阙《贡泰父文集序》：

至元初奸回执政，乃大恶儒者，因说当国者能科举，摈儒士。其后公卿相师，皆以为常然，而小夫贱棣亦皆以儒为嗤呧。当是时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注151

可见儒者在元代之被摈斥。而明则在太祖初起时已重儒者，建国以后，大臣多用儒生，后来流弊至以科举为入官之唯一途径。反之元人重吏：

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供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注152

方孝孺《林君墓表》也说：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注153

因法令极繁，案牍冗泛，故吏得恣为奸利，为弊最甚。明兴即革此弊，从简严法令下手：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极繁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今立法正欲矫齐旧弊，大概不过简严下手，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注154

洪武十二年又立案牍减繁式颁示诸司：

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骫文繁词，多为奸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为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版颁之，俾诸司遵守。注155

自后吏员遂为杂流，其入仕之途，唯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注156这是一个大变化。一面用严法重刑来肃清元代所遗留的政治污迹，《明史》记：

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

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续诰》，后又增为《三编》，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郭桓之狱，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空印之狱，也施行一次官吏的大屠杀：

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注157

由此中外官吏均重足凛息以“不保首领”为惧，以生还田里为大幸。注158

在另一方面，蒙古人的政权虽然被推翻，但在典章制度方面，则仍有若干部分被因袭保留，最显明的是官制、兵制和教育制度。

中央的官制，在洪武十三年以前，大抵依据元制，行政最高机关为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下设吏礼户兵刑工六部为执行机关。监察最高机关则为御史台，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军政最高机关改元之枢密院为大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都督等官。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党案发生后，更改官制，提高皇权，集中军政庶务一切权力在皇帝个人手中。废中书省不设，提高六部地位，使得单独执行政务，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均直隶于皇帝。地方行政则置行中书省，设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路为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后增设云南、贵州为十三布政使司（北平后改为京师，与南京称为两京，直隶中央），置布政使、参政、参议诸官。司法则仍元制置各道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及副使佥事领之。军政则置都指挥使司十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行都指挥使司三（陕西、山西、福建），后增都司三（云南、贵州、万全，北平改为大宁），行都司二（四川、湖广），置都指挥使领之，掌一方军政。注159

在兵制方面，元代内设左右前后中五卫，卫设都指挥使，下设镇抚所、千户所、百户所，以总宿卫诸军。又因各族兵设阿速、唐兀、贵赤、蒙古、西域、钦察诸卫亲军指挥使司。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军士则蒙古壮丁无众寡尽佥为兵，汉人则以户出军，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死则役次丁，户绝别以民补之。注160明兴后，中外皆用卫所制，亲军都尉府（后改为锦衣卫）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又别置金吾前后、羽林左右、虎贲左右、府军左右前后十卫，以时番上，号亲军。外则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卫以指挥使领之，外统之都指挥使司，内则统于五军都督府。这是依元亲军制扩充的。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将无专兵，兵无私将。这又是模仿唐代的府军制度。注161其内军之分配训练，则又略近汉制。刘献廷说：

明初军制仿佛汉之南北军。锦衣等十二卫卫宫禁者南军也。京营等四十八卫巡徼京师者北军也。而所谓春秋班换，独取山东、河南，中都、大宁者，则又汉调三辅之意也。注162

军士则行垛集令，民出一丁为军。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外又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注163

在教育制度方面，元制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监，教授汉、蒙、回学术。监设祭酒、监丞、博士、助教，教授生徒。地方则诸路府州县皆置学，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又有医学及阴阳学教授专门人才。生徒皆廪饩于官，诸学皆有学田。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提举凡学校之事。注164明代完全接受这制度，于京师设国子监，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生员各地皆有定额。生员考试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设提督学政官以领之。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入学者谓之诸生（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之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再经皇帝亲自考试曰殿试，分三甲。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由此入仕必由科举，而科举则必由学校，《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注165

学校的教育和科举的范围，元初许衡即提议罢诗赋，重经学。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臣言：

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注166

由此专重经学，“四书”、“五经”成为学者的宝典，入仕的津梁。至明更变本加厉，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取士，又特定一种文体，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通谓之制义。注167指定限于几家的疏义，不许发挥自己见解。文章有一定的格式，思想又不许自由，这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特色。学校和科举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必由科举，而科举则必由学校，政治上一切人物均由学校产生，而训练这一些未来政治人物的工具，却是过去几千年前的古老经典，这些经典又不许用自己的见解去解释去研究。选用这一些未来政治人物的方法，却是一种替古代人说话，替古代人设想，依样画葫芦的八股文。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污点，这污点从元传到明，明传到清，束缚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造成了无量数的八股政治家，是一个消磨民族精力的最大损失。

红军之起，最大的目的是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说，明的兴起已经完全解决了过去的歧视。在经济方面，虽已推翻了蒙古、色目人对汉族的控制特权，但就汉族而说，则本土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并未觅得解决的途径。

在上文曾经说明地主是拥护旧政权的，在混乱的局面之下，他们要保存自己的地位，便用尽可能的力量组织私军来抵抗农民的袭击。可是一等到有一个新政权建立，而这一新政权是能够保持地方秩序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疑地投入这一新政权的怀抱，竭力拥护。同时一批新兴的贵族、大臣、官吏也因他们的劳绩获得大量的田土，成为新的地主。新兴的政府对这两种地主不能不加顾虑，因之农民的生活问题就被搁浅，永远不能提出一个解决彻底的办法。

明太祖及其大部分臣下都是农民出身的，他们过去曾身受过地主的压迫。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靠地主的财力和他们合作。在这矛盾的关系之下，产生对地主的双层矛盾政策。他们一面仍旧和地主合作，让地主参加政治，如登用富户，《明史·选举志》：

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注168

洪武八年十月特下诏举富民素行端洁达时务者。注169如用地主为粮长：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上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科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注170

《明史》记：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注171

但在另一方面，则又极力排除地主势力。排除的方法第一是迁徙，如初年之徙地主于濠州：

吴元年十月乙巳，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注172

建国后徙地主实京师，《明史》记：

（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注173

第二是用苛刑诛灭，方孝孺《采苓子郑处士墓碣》：

妄人诬其家与权臣（胡惟庸）通财。时严通财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不实，必死而覆其家……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注174

不问实不实，必诛而覆其家，这是消灭地主的另一手段。

对农民方面，在开国时为了应付农民过去的要求和谋赋税之整顿，曾大规模地举行土地丈量：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注175

以后每平定一地后，即派人丈量土地，如：

洪武五年六月乙巳，命户部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注176

洪武十九年，又再丈量一次，方孝孺《贞义处士郑君墓表》：

洪武十九年诏天下度田，绘疆畛为图，命太学生莅其役。注177

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另一面则调查人口，编定黄册：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二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十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

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阪、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以鱼鳞图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买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注178这法度虽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随之而进步，农民仍然和过去一样，要负几重义务，生活之困苦，并不因政权之转换而稍减。注179

最后，元代因滥发交钞的结果，财政破产，民生困瘁。《元史》记：

至正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注180

原来在初行钞法时，钞本和钞相权印造，钞本或为丝，或为银，分存在中央和地方，所以钞和物货能维持稳定的比率，流通无阻。到末年钞本移用一空，却一味印发，用多少就印多少，自然物价愈高，钞价愈跌，驯至不能行使市面了。明兴以后，仍沿其弊。洪武初年铸大中通宝钱，商贾用钞惯了，都不愿用钱。洪武七年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分六等：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交，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可是并无钞本，政府唯一的准备是允许用钞交纳赋税。初期凭政治的威力，虽然滥发，钞法尚通，后来钞价渐跌，钱重钞轻，一贯只值钱一百六十文，物价愈贵，政府虽屡次想法改进钞的价值，严禁其他货币行使，可是仍不相干。宣德初年米一石至用钞五十贯，成化时钞一贯至不值钱一文。这是蒙古人遗传给明代的一个最大祸害。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农民并没有从革命得到什么好处，也许比从前还更糟，可是新的统治权并不因此而发生动摇。这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是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农民已经厌倦了，不能再忍受那样的生活了，暂时能够苟安一下，虽然还是吃苦，也比在兵火之下转侧强一点。并且壮丁多已死亡，新统治者的军力超过旧政府远甚，农民只好屈服。第二是战争的结果，天然地淘汰了无数千万的人口，空出了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人口比过去少，土地却比过去多，农民生活暂时得到一个解决。元末残破的情形试举一例：

丁酉（1357）十月甲申，遂命元帅缪大亨取扬州，克之。青军元帅张明鉴以其众降……明鉴日屠城中居民以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鉴等不支，乃出降……按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李）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注181

这是至正十七年的事，扬州是江南最繁富的地方，几年的战争，便残破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可想而知。土地空旷的情形也举一例：

洪武三年（1370）六月丁丑，济南府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守御军在远者亦移近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从之。注182

可是一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人口又飞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够分配，同时政府的军力也逐渐衰敝的时候，政治的腐化，政府和地主的苛索，又引起了接连不断的农民革命。注183

一九三五年除夕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