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书，总以四部，四部之学，经史为大！特是经名学而史不闻，（浦起龙《史通通释》叙曰：“六经之名，始见《庄》、《列》书。史名尤古，见于《书》、《论语》。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史有书而学罕述。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然载笔有人，而述学罔见！囊括大例，榷而为论，史之名学，断自二家：唐有刘知幾。近推章学诚。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纂《文史通义》；千载相望，骈称绝作！然而有不同者：刘知幾别出经生而自成史家。章学诚综赅经学而贯以史例。刘氏之业专，而章氏之学大！其不同者一也。刘知幾著书言史法。章学诚发凡籀史意。刘氏之裁断有法，而章氏之议论入微！其不同者二也。刘知幾议馆局纂修之制。章学诚明一家著述之法。刘氏之论备，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章氏《家书》二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明乎章氏之不同于刘氏，而后可与读章氏之书！然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仆纂兹篇，爰析四目：一曰论世，述章氏之生世也。二曰叙传，知章氏之为人也。三曰解题，正名以核实也。四曰读法，发凡而起例也。至“读法”之章，重分四节：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曰析篇，辨众篇之异趣。曰原学，明作者之有本。曰异议，竟群言之流别。将以究义蕴，诏读例。词不必自我出，学庶以明一家！伯尔君子，尚览观焉！

一、论世

夷考让清一代学派，实开自昆山顾炎武亭林。其后婺源有江永慎修，休宁有戴震东原，歙有程瑶田易畴；而休宁戴氏声誉隆洽，最称大师。由声韵、训诂、名物、度数以反求之于诸经，一洗宋元儒者肤受之陋；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三吴间则吴县惠栋定宇禅其家学，亦称大师，衍昆山顾氏之绪，与休宁戴氏同。然而有不同于戴氏者：惠氏之学，博闻强识，以信而好古为揭帜，说者谓之纯汉学。戴氏之学，“空诸依傍”，以“实事求是”为鹄的，（戴氏《东原文集·与某书》曰：“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传》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说者谓之考证学。皖之有戴氏，犹吴之有惠栋。

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县江声艮庭、余萧客古农；而嘉定王鸣盛西庄、钱大昕辛楣，乃汲吴县惠氏之流而别自成家。盖吴县颛汉儒治经家法，而嘉定则以其汉学考证之法，旁及诸史也。夫嘉定出于吴学，而门户较吴为大，非吴学所得赅；犹之文家阳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为大国，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学于江永，亦尝执经问业于惠栋，则是皖者吴之旁出也。惟吴中惠氏世守古学，张皇补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谓有志闻道，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之语，考诸篆书由《说文》以睹古圣人制作本始，更念《尔雅》为承学津筏，又殚心其书，遂为后来治学者开一法门！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为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采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其播教四方，传于北，有曲阜孔广森顨轩、楼霞郝懿行兰皋，传于南，有金坛段玉裁懋堂、高邮王念孙怀祖。段玉裁阐扬师说，穷微极博，撰《说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说字音字义，谓：“《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群经之大义。”而于是汉学之机括以发！王念孙精深古训，乃别出机杼而撰《广雅疏证》一书，谓“训诂之指，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扩充于《说文》、《尔雅》之外。无所不达，传其学以授于子引之伯申，而于是休宁之门户始大！郝懿行为《尔雅义疏》，乃不惮繁词，以阐发字借声转之义，正名辩物，旁笺子史，并为休宁法嗣。独孔广森虽从戴震学，而工骈文，说《公羊》，不类休宁朴学面目！其间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而高邮王氏父子尤以朴学精识正经传，旁及诸子，裒然为乾嘉大师，以追休宁戴氏，骈称曰休宁、高邮之学。特是休宁专治经训，而高邮旁及诸子。盖高邮之学，由名物训诂以通大义，出皖派师法，而别开蹊径；犹吴派之别出嘉定也。德清俞樾曲园、瑞安孙诒让仲容、余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邮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义逃难！“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采姚鼐《赠钱献之序》，见《古文辞类篹》卷十二。）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独章学诚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谓“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家书》五，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治学蕲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离于事，将以实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经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致远，救汉学之碎。理贵实证，言不离宗，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辩章旧闻，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学，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宁、高邮诸儒远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广森之渊雅，然识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纲，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大原，则有非休宁、高邮诸儒所能谛言者！盖休宁、高邮诸儒之学精于核；而章氏之学则善于推。休宁、高邮诸儒之学审于析；而章氏之学则密于综。休宁、高邮诸儒所用以为学之术径，惟章氏能会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刘承幹《章氏遗书序》。）休宁、高邮诸儒之学既世学者承袭，浸成风会，破坏形体，支离大道，而所以议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则以章氏之召世疾也，盖有五焉；何则？

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凭据佐验，得一孤证，即可间执承学之口，而不必问其全书宗旨之如何；不通，则引申假借以说之；又不通，则错简衍文以迁就之。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乃从而管之。故为章氏之学也拙；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巧！人情喜巧而恶拙。一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劳于目治，逸于心获，但使有古类书字学书数十种，左右钩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条。为章氏之学，则其立义也探赜甄微；彷徨四顾，有参考数年而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则人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氏之学也难；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易！人情趋易而避难。二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严绝勦说，故必引据成文；往见时贤解经之书，王伯申说，段茂堂说，开卷灿然；非是则人以为陋；为章氏之学则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异不非，惟义之与比；放之四海而准，公之四达之衢而人不能窃！故为章氏之学也约，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约。三也。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详一训，虽繁杀殊科，而其义也，皆有所底。为章氏之学，则规矩诚设，其运无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学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称广譬验之造述而后确者，虽复节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谬，而正无害其大体。故为章氏之学也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实！人情畏虚而夸实。四也。抑又有其可异者！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以墨守为宗，再传而后，疲精许、郑，至甘以大义微言，拱而让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则往往援之以自重。为章氏之学，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虽以举世所鄙弃之郑樵，举世所呰毁之象山、阳明，章氏扬搉所及，亦且时时称道焉。章氏以不党救党，而守门户者以为党！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别识者以为衺！故为章氏之学也逆风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逆则不乐从；而顺则人人皆骛之。五也。虽然，学之为术，有统有宗，必伦必脊；或治其分；或揽其总；虽相迕而实相济，譬则振裘然；章氏挈其领，而休宁、高邮诸儒则理其氄。为章氏之学，而不以休宁、高邮精密征实之术佐之；凭臆肤受，其病且与便词巧说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张尔田《章氏遗书序》。）

而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全，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倘无章氏以持其后，则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术将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问于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大抵为休宁、高邮之学者，所谓“多学而识之”者也，而章氏则“一以贯之”者也。

方当让清乾嘉之世，休宁、高邮之学既称极盛，而异议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为桐城派之文学，姚鼐、方东树其选也。其一为浙东派之史学，章氏及邵晋涵其著也。其一为常州派之经学，庄存与、刘逢禄其桀也。大抵桐城、浙东以宋学为根柢；而常州则以西京张门户。桐城、浙东以大义为导扬，而常州则以微言恣诡诞。大义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与知能也。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论，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常州既以素隐行怪不餍人意。桐城复以浅见寡闻诒讥儒林。独章氏疏通知远，阐扬书教，以起为浙东开山之祖。谨为寻其脉络，条其流别，以著于篇；而为读章氏书者知人论世之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