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

我于1927年夏，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名义，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赴甘、新一带考查古迹古物。日前返平，特述其大略如下。

一、由内蒙古至新疆哈密

我们是在1927年4月间离开北平，向新疆出发。由北平赴新疆有三道。一由大道经陕西、甘肃。一由商道经内蒙甘边。一由俄道，经西伯利亚。我们为工作便利起见，乃取商道（图一）。商道系用骆驼。在由包头至蒙古草地时，因骆驼尚未购齐，停包头五十余日。以7月20日发内蒙茂明安旗（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之亚木塞河畔，向西进展。9月尾，抵额济纳（今弱水）河畔，休息月余。11月初间，复发河畔西行，至次年（即1928年）1月初方抵哈密。时我等均在大队中，与赫定博士、徐旭生先生同行。其旅行一切情形，在中外两团长旅行日记中言之甚详，不待赘述。惟于沿途关于考古工作，可略述一二。

（1）贝勒庙北之古城

贝勒庙属喀尔喀右翼，为多罗达尔汉贝勒游牧地，故称贝勒庙。庙东北35公里许，有一故城，时大队骆驼尚未购齐，乃拟乘间于6月初间，前往视查。在贝勒庙附近，采拾石器后，即沿爱不哈河东北进，2日至老弄苏木（多庙之义），有古城遗址，房舍庙基，尚能见其仿佛。复在城中觅得汉文、蒙文石碑各一方。汉文碑记为《王傅德风堂碑记》，乃马扎罕之子八都帖木儿，于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立为王傅，管领德宁、砂井、净州、集宁等路，在此建设王府。又其撰文与书丹之人，皆署明净州路，故我疑此城为金净州城故址。

（2）黑柳图

蒙名哈利乌台因果尔。有河，名黑柳图河。经阴山之阳南流，由乌兰鄂博入河套。工作地即在河之西岸。时大队先行，我留此工作，发掘七日，共得铜铁器约二百余件，又骨器、陶器之类，约陈两箱，以掘得器物证之，疑为汉代兵营。此地当汉五原北境。盖汉兵由五原攻匈奴，道必由此也。

（3）额济纳河之旧庙及天仓北古堡

当大队抵额济纳河休息时，我则乘间出发考查，先由额济纳河故道北行，途中发现一古庙，采拾残纸甚多。字多草体，亦有真书，经鉴定为西藏文书。复转西行，经苏古诺尔、嘎顺诺尔，我国地图称为居延海。复由嘎顺诺尔之西隅，沿木伦河南行，在河岸古烽台遗址，检拾铜矢镞之类若干，抵天仓之后，在其北一古堡中，发现木简数枚，要皆为汉代故物。盖此一带为汉时出兵居延海以攻匈奴之要道也。

以上三者，皆为我在内蒙古地工作之重要区域。又沿途尚拾有石器、陶片甚多。尤以在巴丹吉林大沙漠之东麓，发现石器为最佳，石器散布约5公里，种类亦多，掇采三日，约得二千余件，为研究内蒙石器之分布及种类的好资料。

二、由乌鲁木齐至阿克苏

我们至哈密后，因赫定博士病途中，遂在此度阴历年节。于1928年2月初间，雇大车发哈密。3月初间到乌鲁木齐。略息，即商出发考查事。我以西域文化之中心点皆在南路，故决定由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进至喀什，转行昆仑山之北麓，东至和田、于田。乃于4月中旬，带工人四名，发乌鲁木齐，龚元忠随行，司照相事。6日至吐鲁番。南路气候较北路为暖，旅行以小驴为最适宜。故在吐鲁番售驼购驴，准备一切，勾留二十余日。5月中旬，向西出发，经行山中。6月初间，抵焉耆，维名哈拉沙尔，古焉耆在此。工作四十余日，7月中，再由大道西进，8月底至库车，龚因事返乌鲁木齐。我在此工作五十余日，后由库车山中，至拜城之克孜尔，又工作两星期，乃由拜城至阿克苏，时已12月底也。兹将各地工作情况略述之。

（1）焉耆之明屋

我此次之复至吐鲁番，时气温已高，不堪工作，略一视查，即至焉耆。当海都河之南，距焉耆20公里，有一旧城，其西南15公里许，有若干废寺，山上山下自成行列。当地人名曰明屋，即千屋之义。曾遭兵毁，东西人士，率来游历。有一庙虽遭兵燹，然尚未经前人发掘，料必有遗物保存其间。我于6月中旬，开始工作，每日十人、二十人不等，发掘十余日，发现泥塑佛像及陶模若干，装陈二十余箱。陶模之背面，均刻有当时通行之古印度文字。又在其西之佛洞内，掘拾写经残纸少许。发掘既竣，又踏查海都河沿岸，及霍垒山一带古迹，亦多为外人所毁也。

（2）库车

古龟兹国地。疆域甚大，包括今之库车、沙雅、托克逊、拜城。我循序先考查库车之西南，经托克逊至沙雅之北面，南抵塔里木河；复由沙雅之东而北，至托和乃山中，而西返库车；行程七十余日，计掘拾铜铁诸器及泥塑像、陶模、塑画等类，共十余箱。

（3）克孜尔佛洞

当库车之北山，渭干河上源木扎提河经行其间，在河出入山口处，依崖凿洞，状若蜂窝。出口处为库木土拉之千佛洞。入口处为克孜尔之千佛洞。克孜尔佛洞较库木土拉为多。惟上下二层，被当地人及东西游历人士，剥掘尽净，惟上层尚未经前人到过，乃系绳凌空而上，工作十余日，计得木版经纸若干，皆古西域语文书。此外又在轮台、库车间戈壁中踏查，发现古城古址，为外人所未至者，无虑十数，以及山川、河流之方位移徙，凡此，详我所著考古记中，兹不备录。

三、由沙雅至于田，西进至喀什，东返乌鲁木齐

我于1928年冬由阿克苏返库车，适当冬春之交。考虑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当有许多废城，入春夏而风沙毒热，万不可行，思于此时横穿沙漠而抵于田。然行沙漠非骆驼不可，乃购骆驼十匹，整备旅行沙漠行装。于4月1日，发塔里木河畔，南行六日至大沙窝，发现一干河川，由西来东流。于河之旁有古道遗址，及铜、铁、陶片之类。又思此河必与和田河通。乃沿河西行，6日至和田河。复沿河南行,10日至洛瓦克。又经行和田北之沙漠，5月初间至于田。由沙雅至于田，在荒寞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三日，辛苦备至。在于田考查二十四日，复西进，经和田、叶城、莎车至喀什，时8月初间也。略息，复由喀什经行大道返乌鲁木齐。工作情况，略述如下。

（1）于田北沙漠中之古迹

此次路线太长，只能略作踏查，在于田北之大沙漠中，曾觅得若干古址，采获陶件铜钱等，及残纸少许。

（2）叶城附近之古址

在叶城东10公里许，地名拉一普，陶片、铜件甚多。区域颇大。在此，拾有古代铜钱百余枚，面圆无孔，两面均刻有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同时拾有宋咸平、天禧、崇宁诸钱，则此地为宋以前之故址，今几及千年也。

（3）巴楚

维语名马拉巴什，其北一站地，称为九台，维名图木舒克。有古址，分布于秋鲁克塔格之南麓，工作二日，掘一僧坟采获古物两箱，泥像、木器较多，残纸亦有少许，皆为古西域语文书也。

四、由吐鲁番至罗布泊

我于1929年冬到乌鲁木齐后，即在乌鲁木齐度岁。考虑到1928年过吐鲁番时，因气候过暖，未及详细工作，必须前往补作。又罗布泊为汉通西域要道，亦当前往探检。乃于1930年2月中旬发乌鲁木齐，16日至雅尔湖，工作月余，转至鲁克沁、鄯善等处视查。复由鲁克沁南行，经库鲁克塔格至罗布泊，工作月余，仍返吐鲁番。复由吐鲁番西北行，探天山即博格达山之最高峰，转至乌鲁木齐。此次工作之重要者为雅尔湖及罗布泊。

（1）雅尔湖

在吐鲁番城西10公里，有旧城，即古交河城。古有两河绕城，因名交河。河流故道尚存。现河低岸高，故又名崖城（本地人称为雅尔和图即此义）。此次工作一月余，计在城中所得者，有维文残纸若干片及木简少许。其在城西坟院所得者，有陶器八百余件，墓碑百余方，皆为北魏至唐之古物，推其年号，可补高昌世次之阙。

（2）罗布泊

即古之盐泽，在今海之东北。因地理的变迁，渐次向东南徙，故昔日之川湖久已干涸。近数年来，水复故道，而从前之干河涸泽，现已汪洋一片矣。我抵此地后，尝编方舟泛水漫游。在此觅得石器、玉器、铜器及木陶类甚多。又在楼兰东百余里，觅得烽燧古址，其烽燧之具犹存。在此工作十余日，采掘汉代木简残整数十枚，漆器、铜件若干。木简有黄龙、元延诸年号，迄今已一千九百余年矣。（详《罗布淖尔考古记》）

抵乌鲁木齐后，知吐鲁番所采集古物，已由内蒙古运平。我乃取道北路，经西伯利亚东归。而内蒙古草地运输之古物，亦先后抵平。此次本团所得采集品已运归者，约计152箱；关于我所采集之古物部分，由内蒙古草地运归者8箱。由新疆运归者，第一次为42箱，第二次为35箱。乌鲁木齐尚存少许，共得古物80余箱。内中除陶器、墓砖、泥塑、壁画为最大多数外，若木件、铜器、石刻、草器、丝织品及西域文字残纸，均有若干件。而古西域文字几达十种，皆中土所未见也。今均安然到平，喜可知矣。沿途照片五百余幅，工作图四十余幅，路线图百余页。历长途而归，虽一方谋休息，然所得之古物，非一一注其渊源年代及发现之地点，他人欲求研究，亦无所适从。而所经过之一切山川故址，民俗遗迹，苟不躬自记述，日久亦或忘之。故深冀多得暇日，以尽科学之义务，方不负此行也。

1930年10月述于北平

1964年9月20日校正

整理者按：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系作者在北京大学欢迎会席上的演说大纲。文前有编者言：

北京大学前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之黄文弼氏，新由迪化归平。该校考古学会特于月之21日上午开会欢迎，并请黄氏讲演在新疆工作情形。首由陈大齐致辞，大意云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国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尤可庆幸云云。次沈兼士演说，大意谓我国的科学的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材经济及环境，均有种种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已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七年前，只北大同人注意于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功。至于以后应如何继续努力，尚应研究进行之策云云。次由黄文弼报告新疆工作情形。

吐鲁番考察经过

吐鲁番盆地，在天山区东部，周围有高山环绕。北为博格达山，主峰高达5445米。南为库鲁克山，平均高度亦达1200米左右。中间形成东西斜长之低地，亦称为盆地。沿库鲁克山北麓，出现一断槽，即艾丁湖及其周围之盐壳区域，最低处海拔为-154米。在天山南麓又隆起一低脊丘陵，东起连木沁，西至雅尔湖，延袤150余公里，屏峙于吐鲁番东北两面。山石由砂砾岩所组成，形成红色，故本地居民称为“克子尔塔格”，义即“红山”也。在红山各断层中，泉水涌出，积流成溪，下流灌地。但因盆地北对高山，南面断槽，高低悬殊，因此气候干燥，夏季温度极高，蒸发强烈，雨滴不及下降即消失。又因盆地处于内陆中心，周围又有高山阻隔，从海洋吹来的饱含水分之空气已渐微弱，不易侵入，故形成雨水稀薄现象。农民凿井穿渠，以资灌溉。正因有泉水及井渠水之供给。土地变为肥沃，一年再熟，出产甚丰。沿盆地周围，如鲁克沁、鄯善、吐鲁番、托克逊，均为居民聚住之区。树木荫翳，禾稼茂盛，为新疆南八城中富庶区域之一。历来各民族均视此地为天赋之乐土，建国称王于此者，不知凡几。

其次论及其位置。吐鲁番在新疆东部，南与罗布泊洼地对直，东接河西走廊，为自古以来东西交通线上之南北两据点。自汉武首开西域道，东西人士之移徙，商贾之往来，必经吐鲁番或罗布泊，通过塔里木盆地而至西域各国。当时来往率由二道：一曰南道，经楼兰即由罗布泊沿昆仑山北麓往西，过葱岭，而至印度、大月氏；二曰北道，则经吐鲁番，即由车师沿天山南麓往西过葱岭而至大宛、康居、安息。历汉至唐，其情不殊。自宋以后，南道闭塞，而北道仍不失为中西交通枢纽，吐鲁番为交通线上活动之中心，至今不变。由于吐鲁番位置之特殊，反映其政治和文化之多方面的发展。在历史上无论汉人、匈奴人、突厥人、西藏人、回鹘人、蒙古人，挟其政治或军事力量西进，而印度人、大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罗马人或土耳其人，拥其宗教或宗教艺术东来，莫不以吐鲁番为焦点而留其残迹。加以吐鲁番气候干燥，腐蚀不易，最适宜于保存地下文物。又因其地理环境之特殊，境内重要地点如鲁克沁、哈拉和卓、雅尔湖等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吐鲁番人民活动中心区，其遗址至今岿然犹存，未尝受风沙之摧毁与淹埋，如楼兰、尼雅之变易其形势也。因此吐鲁番不特为研究我民族历史之重要地点，亦且为研究亚洲历史可珍贵之宝库矣。吾等此次到新疆考察，以南疆为目的地，而以吐鲁番为考察重点之一者，其故在此。但清季以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帝国主义者常派遣其文化特务，藉游历为名，公开盗走中国大批文物，吐鲁番正是受害最巨之一地。吾人来此已晚，仅能捃拾其剩余之一部分而已。兹将考察经过简述如下。

一、第一次工作经过

1928年我等行抵新疆最东之一城市哈密时，值旧历春节，遂在此度岁。徐炳昶、丁道衡诸先生等一行先赴迪化（今乌鲁木齐），我与袁复礼、刘衍淮诸先生为最后赴迪化者。2月12日首途北上，经头堡、三堡至吐鲁番。由哈密至吐鲁番原有两路：一由哈密西南行，经四堡、五堡、十三间房沿沙漠边沿，西至吐鲁番，为南路。唐时玄奘由伊吾涉南碛至高昌，即由此道。一由哈密往西北，过七角井，如北逾天山，即可达到天山北路之古城子。由七角井折西南行，经东、西盐池，至吐鲁番为小南路。南路沙碛多风，春夏旅行不宜。我等乃取小南路（图一）西北行。经柳树泉、三道岭、瞭墩、一碗泉入山，经车毂轳泉至七角井，转西南行，过东、西盐地，至土墩子，车行135公里之石碛，甚为艰苦。又15公里许至七克台。又一站至鄯善县，亦名辟展。住一日。城中七圣庙内悬有一木匾，浮雕“神灵感应”四字，传出自哈拉和卓旧城，本地人送县悬之。次日至连木沁，行旅大车由大路行，我与袁、刘二先生骑行，穿连木沁沟，傍红山南麓，至吐峪沟，一览晋唐佛教遗址。复穿吐峪沟，依红山北麓，至胜金口。次日至吐鲁番。在此一带，东起连木沁，西至桃儿沟，有一座低脊山脉，居民称为克子尔塔格，计长180余公里。山谷间泉水涌出成溪，下流灌地。如连木沁之水下流灌鲁克沁，吐峪沟之水下流灌洋赫，木头沟、胜金口之水下流灌二堡、三堡，葡萄沟之水下流灌吐鲁番、洋沙、沙河子，桃儿沟之水下流灌玉林宫，雅尔湖之水下流灌野木什及让布工商。因此，自连木沁至野木什，凡有水之地，居民稠密，自成聚落。在此一带山脉中，每一溪涧均有佛教遗址，依岩凿洞，金豾辉煌，为古时居民礼拜之所，尤以吐峪沟、胜金口为最著。外国文化特务闻风而来，大量盗掘，出现古物如经卷、木牍、塑像之类，捆载而去，不可胜数。我等来此已晚，且急需赴省城，未及详细勘察。

我等在吐鲁番休息两日后，即赴迪化，时3月8日也。在迪化停留四十余日，筹商分途考察事。我任新疆南路考古工作，筹备一切。4月19日，同龚元忠、亚生、蓝福苟等一行四人，出发南行。经柴窝堡、达坂城、白杨河、根特克，五日至吐鲁番。在柴窝堡海子边，有土墩及古坟遗址。曾在古坟中掘出陶器数件，但因急赴吐鲁番，未及详细工作。

吐鲁番有两大古城：一为在现吐鲁番城西10公里之雅尔湖旧城，一为在现吐鲁番城东南25公里之哈拉和卓旧城。我等抵此后，一方面筹备赴库车途中之所需，一方面访探古迹。4月26日清晨，我同亚生游览雅尔湖旧城。城在两河之中洲，形同扁叶，有二甚深之河床绕城而过，古称为交河，故此城古亦以交河为名，现称为雅尔和图。河中已干涸，惟泉水尚旺，下流灌野木什地。居民亦多。城中颓垣败壁，满布平野，洵为可工作之地。但因时间关系，拟留待下次来工作。在吐鲁番稍休息后，于5月3日复同龚元忠、亚生等向哈拉和卓出发，作高昌城之探查。

（一）高昌城之沿革

在哈拉和卓之古城遗址，本地居民往往有不同的名称，或称为伊底库特赛里，或称为达克阿奴斯城。后者出于吐峪沟中麻扎之传说。据云：“在回教来新前，有罗马国六人来此访道，其中一人为达克阿奴斯初建此城，死后葬于吐峪沟中，立为麻扎，连同一狗，称为七位眠者。”现在仍为本地人朝拜之所。但达克阿奴斯来此建城之真确年代，尚无史料可征。我国古代记载，则称为高昌。高昌之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后王姑句“即驰突出高昌壁”。《后汉书》云“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列传》八十七）《北史·西域传》云：“高昌者，车师前王庭之故地。……或云昔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厂，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是此城称高昌远在二千年前。由晋至魏常设太守以统之。虽累经变革，其名未改，至ndc28氏王高昌时，且以为国号，传世百四十年（公元500—640年）。唐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仍置高昌县；唐贞元中，始没入吐番。内属者百五十余年（公元640—791年）。唐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北庭回鹘，进取西州，而西州遂属于回鹘。但此地仍称为高昌。据吐峪沟所发现之古维吾尔文石刻称：“其国王布哈里葛亦都克，在高昌之克子尔重修庙宇”，是高昌自汉至元均未废弃。明初并入吐鲁番，城遂荒废矣。

（二）高昌古城之现状

高昌旧城在吐鲁番东南约30公里，邻近阿斯塔拉（亦名二堡）及哈拉和卓（亦名三堡）两村落。两村落南部，有一片颓败城墙及土堆，乃古之高昌城旧址。周围约5公里，大部尚完整。居民依城凿室而居，多在北城，因此北墙有若干裂口，为居民出入城内之径路。城墙周围甚不整齐，以东墙为甚。城墙建筑，有用土筑者，有用土坯堆砌者，又有用黑沙泥筑者。高昌自汉至元，历经一千五百余年，政权之更替，民族之变迁，于城墙之建筑术及其形式，均有影响。城墙之不规则或突出，或洼入，其原因亦由于此。大城之内，另有一子城，西、南两面，尚可见城墙遗迹；北面亦可见一段；东面全缺。居民云，“大城中有九个子城”，现可见者仅此，或历代添筑修补，致现出多种形式，并非真有九个子城也。城中多半已开垦为耕地。城中古建筑，由于农人挖取墙土作肥料，亦大半逐渐消失。现在保存之大宗建筑物，多在子城内西北区，居民称为学堂，多为古代庙宇建筑，作穹窿形，用土坯砌成，再加涂泥粉及彩画。在此东南接近中心处另有一较古老建筑，颇宏伟，墙壁皆用红泥土筑，每版约二尺见方，居民称为“汗土拉”，或称为“可汗堡”。据云：曾在此处发现有五铢钱及烧砖。我等在此处稍作发掘，但未有所获。德国考察队在可汗堡东南角，掘取红沙石石刻一方，即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王树豿《新疆访古录》考订为沮渠氏承平三年，即宋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时沮渠安周称王高昌，建筑寺宇，则此一带或即沮渠氏时代之遗址。在可汗堡之南，勒柯克曾发现摩尼教壁画，及古维吾尔文经典。居民亦称在此处发现古维吾尔文字甚多，是子城之南部，或为回鹘人入新后之政治中心区。城之东南部均为低地，现已辟为田园，或为当时子城之城隍。故疑自汉迄唐之政治中心，可能均在子城之中心偏西北地区也。

（三）高昌古城附近之情形

我等于5日在城中考察完毕，次日复游览城之周围。东城有河流绕于旁，此水即由胜金口水南流，以灌二堡、三堡之地者。河之东岸为一大平原，有路东至吐峪沟，东南至鲁克沁。在路南城之附郭处，有寺庙遗址数处，并有穹窿式大坟，由北而南并列成行，本地人称为失巴子。再东则为柏什柯布克，俟下节述之。东北西北均为戈壁，直至胜金口。在此戈壁滩上，古坟甚多，皆撮土为坟，外围土垣，与雅尔湖略同。惟西北区坟后均起建筑，现虽倾圮，然尚存其遗迹，张怀寂墓亦在西北区，墓中曾发现一石碑，为张怀寂墓志铭，泥塑及残余经纸亦多。石碑现藏乌鲁木齐博物馆。东及东南皆为田园。在城西约0.5公里处，有一废庙遗址颇高大，墙壁间尚可见壁画残迹。北为居民聚集之所，骈列为市，间有维族坟墓及礼拜堂。旧时遗址已多不可见矣。

我等游览既毕，乃开始考察周围之佛教遗址。首胜金口。5月6日下午全队沿胜金口水溯流而上。沿途树木密茂，泉水淙淙，居民络绎不绝。随河流之曲折，蜿蜒于三堡与胜金口间之大戈壁滩上，古坟棋布，直抵胜金口。坟后塔庙已半倾圮。约行7.5公里至胜金口，居一店中。

1.胜金口

此为突厥语与汉语合名。突厥语“口”为“额格子”，胜金额格子，即胜金口之义也。为克子尔塔格各山口之一。有胜金水流于其间，下流灌二堡、三堡之田。山前为胜金口，山北为胜金堡，大道由连木沁至吐鲁番，沿克子尔塔格之背，由胜金堡南行而至胜金口，再转西行至吐鲁番。我等初来时，行李车即取道于此。我与袁复礼、刘衍淮初沿山南麓至吐峪沟，复转行山背大道，此次则由三堡北来也。在胜金水之东岸，山腰有庙基一，墙壁遗址尚存。转北山腰有佛洞二，山麓又有废庙一，佛洞一，洞中壁画间有存者。复沿溪行，在沟东岸，山上山下，废庙及洞室络绎不绝。我在东北山腰洞中检拾残壁画二块：一方墨绘菊花瓣，一方墨绘梅花。又在沟东南废庙内，拾婆罗谜文字数块。又购得写古维吾尔文字壁画数方。皆本地人由废庙中拾取者，文字颇明晰，但不识其意耳。

2.柏则克里克

在胜金口游览毕，即向柏则克里克出发，胜金水，由山中南流至口时，木头沟水自西来会。故吾人欲至木头沟，亦须沿沟水涉涧曲行，依傍岩壁，至胜金水入口处。再攀登右岸之山腰，绕行于绝壁中之羊肠小道，转至山后，豁然开朗，展布一宽阔平原。木头沟水经流于沙原之下，岸高10多米，随水流为曲折，成马蹄状之湾岸。柏则克里克之优胜佛洞，皆位于湾岸之中层。故不到河岸不知此间有美丽如画之建筑也。柏则克里克为突厥语，有装饰绘画之义。盖选择此地为可隔绝尘寰、独身修炼之地。我等住于洞北2.5公里木头沟村庄一阿訇家中。柏则克里克之佛洞皆在沟西半壁间，依岩凿洞，鳞次栉比。由北而南，计洞十八。第一、二、三、四、五洞皆已倾圮，壁画无存。第六洞为一穹窿式之庙宇建筑，顶绘菩提像，旁题汉字，为“菩萨摩诃萨”。下为方形，绘画已残毁，皆难辨识，惟面貌似为黑色耳。第七洞，前为厅堂，堂后墙两旁开二小门弄，直入后室，后室为桶状式，长900厘米。两旁门弄北弄长650厘米，宽110厘米，南弄长730厘米，宽120厘米，高约150厘米。前面厅堂作四方形，宽长均为740厘米，藻井绘花朵状之图案，类宝相花开放之形。两壁绘佛像及楼阁，均已残缺。第八洞宽430厘米，深980厘米，高410厘米，四壁亦绘有佛像，多已残毁。第九洞宽380厘米，深730厘米，高约400厘米，顶绘佛坐像四，两壁绘佛立像六尊，后壁一尊，均已残毁。第十洞有厅堂，方形，后壁两旁为弄门，直通后室。后室作桶状式，与第七洞形式相同。南弄门深810厘米，北弄门深820厘米，宽各130厘米，均绘千佛坐像，但绘画不精。第十一洞，深770厘米，宽310厘米，高约500厘米，顶绘千佛坐像，两壁绘佛立像七尊，均已残毁。第十二洞无画。第十三洞，深980厘米，宽220厘米，高约300厘米，顶绘千佛坐像，两壁绘佛立像七尊。第十四洞，深1410厘米，宽370厘米，高约400厘米，顶绘千佛坐像，两壁绘佛立像十六尊，现均涂泥。第十五洞，深1210厘米，宽410厘米，高约300厘米，顶绘千佛坐像，两壁绘佛立像十二尊，残，涂泥。第十六洞，深1840厘米，宽420厘米，高约400厘米，后层为套房，无画，南壁书古维吾尔文字；旁有一套房，门墙破裂，墙壁里有一复墙，书有古维吾尔文字。是外墙为后人所重建，藉以保护里墙也。外墙上之古维吾尔文字为墨书，红绿双钩，颇为美观。一为红线双钩轮廓，而以绿色填之。第十七洞，宽180厘米，高220厘米，深250厘米，后层为套房，无画，中储黄米渣甚多，疑为旧时之仓库。以上各洞皆东向。第十八洞，宽355厘米，深615厘米，高约400厘米，顶绘千佛像，已涂泥。两壁绘佛像六尊，均已残缺，东北向。上述第七、九、十一、十八各洞，皆有残毁痕迹，显系被人有意铲除者。后查德人勒柯克所刊布之《高昌》称“在第四、第九两洞壁画铲取甚多，而第九洞几全部铲取”。当时未携带勒柯克原书对勘。不知彼所盗取者属于我所记何洞。但此破毁之洞中，必有为勒柯克所盗取者也。一幅完整之壁画，既经破坏，则他人若欲研究壁画在洞中之整个情形，及洞中各部分之关系，已不可能。又彼用暴力铲取，残存部分，因之遭受损伤者亦多。因此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之破坏活动，无所不至也。

3.葡萄沟及以西古迹

5月9日清晨，龚元忠因病先归。我同哈得尔带队沿红山之背，经行戈壁往西。时当春季，气候早暖，吾人挥汗如雨，而天山高峰，白雪皑皑，耸立云霄，反映出分外美丽。行20公里至葡萄沟，水流颇大，来源自雪山，下流灌沙河子、雅尔巴什等地。居民千余户，沿沟边而居，树木茂密，凉爽宜人。每至夏天四方之人来此游憩者甚众。地产葡萄，甘甜味美，甲于他地，故地以葡萄为名。下午游览葡萄沟之佛洞，复返店中。次日复西行，越过岗峦戈壁，约2.5公里，至西傍，有倾圮古庙遗址二、三，据引导者云：日本人曾在此掘出许多写经残纸。又过二沙梁，有一干沟，西岸有佛洞二所，壁画已毁。山上有古庙基一所，沟东有古址二所，均无可取。复西行，越二山梁，约1.5公里，至塔提剌布拉克，有寺庙遗址十余所，或依岩凿洞，或建立山腰，洞中壁画多已毁败，而壁画旁之古维吾尔文题词，尚隐约可见。复西行，至桃儿沟，憩息一回民家中，复循大道返吐鲁番，时为5月10日也，自5月3日出发，至此已八日矣。虽未作大规模之发掘，然零星搜集，已满陈四大木箱。此第一次在吐鲁番考察之经过。

二、第二次工作经过

吐鲁番第二次工作，以吐鲁番城西雅尔湖为中心，采获亦多。其详细情形，已见拙作《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兹为明了工作轮廓起见，再总述如下。

1.雅尔湖古城

当我等于1929年冬返迪化后，本拟东归，适闻罗尔泊水复故道之消息，拟往勘察。又吐鲁番虽前后数次经过，但均未详细工作，亦有补充之必要，乃于1930年2月19日，复领队南行，24日抵雅尔湖住次。此次工作，雅尔湖古城亦为目的地之一也。休息二日，27日开始工作。

古城在雅尔湖村庄之西，位于两道甚深之河床中间，遗址满布平野，作椭圆形。居民称此为雅尔和图，“雅尔”为突厥语“崖岸”之义，“和图”为古蒙语“城”，合译为崖城。此二河床，在古时本为二河，环流古城之两旁，至城之南端而合，故名曰交河。现分四沟：头、二道沟发源于约干特勒克塔格，西南流20公里，经行戈壁，分为二道，一南流为头道沟，一西南流为二道沟，约15公里至古城之东北隅而合，流于城东。三道沟起自戈壁，南流约5公里，绕于城西，至城之南端与二道沟合。四道沟亦出自戈壁，绕古坟群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南流，至雅尔沟与三道沟合流出口。头、二道沟出自天山，但雪水久已不至，现均为泉水。出古城北3公里左右，流于河床中间。两岸多已开垦为耕地，居民散布其中，树木庇荫，亦沟中之胜景也。

雅尔湖古城，汉名为交河城，见《汉书·车师传》。ndc28氏王高昌时为交河郡。唐灭高昌置西州，始改为交河县。唐末，回鹘人西迁交河，此地又属于回鹘。至元末，分设柳城、火州、吐鲁番三部万户府达鲁花赤，而交河遂并入吐鲁番，此城遂废。今则颓垣满野，为农民垦殖之沃土矣。次日偕同本地居民审观城中建筑，由其颓垣之分布，建筑之不同，及城中各地出现之遗物观察之，显有时代先后之差异。据居民云：“此城原为三城，有城门三座，南为伊犁河人所筑，中为汉人所筑，北为蒙古人所筑。”高大庙宇均在中部。谛审此城建筑方式，多不一致，故建筑时代，或有先后。以庙宇建筑术论之，北段墙基由约二尺宽之四方形土块叠累而成，下为方形地室，上覆苇草，类似羊户居室。吾人曾在此附近掘拾古维吾尔文写本残纸，则城北部为回鹘人所居，殊有可能。至中部庙宇之建筑，上为庙宇，下为洞室，庙墙为长方形土坯所砌，下洞依岩凿成，四周陶片为粉红色，面覆白沫一层。以各地陶片例之，凡类此者多为唐代遗物。又居民曾在此一带拾有唐开元、乾元诸钱，则此地为唐代遗址，或为可信。或即唐西州交河县故治，亦有可能。南部未工作，但在土台上曾拾有红底黑花陶片。我在《高昌陶集》中，曾推论为公元前后之遗物。故疑此区原为车师王前庭治所，ndc28氏王高昌之交河郡城，亦因之，后渐向北推移耳。又南部建筑，虽亦为上宇下洞，依岩为室，而上部之墙为黑沙泥土砖所砌，则或为后人添筑，非其原形。但此不过就城中各时期活动之中心而言，实则此城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初期，皆有居民活动其间也。

当考察古城时，曾派人发掘北部，大庙后之古房址，发现古维吾尔文写本残纸甚多，又发现佛书音义残片，则为唐人手笔。

2.雅尔湖古坟

甲、沟北。2月28日傍晚，我队掘手汗木多利自古城工作地回来，报告本地一居民在沟北古墓中掘出一陶器，红底黑花，审其形制色彩，类似甘肃沙井子出土之陶器，且可与城中之彩色陶片相互证，遂购留之。29日留一部分工人仍清理北部大庙后之古房址，另派六人发掘沟北古坟区，冀能获得有彩色之陶器。在古城北半公里许有低脊沙梁一道，隆起于戈壁滩中。沿沙梁两旁，井穴鳞比，作长方形，皆为死者埋藏之所，其尸骨已多被搅乱。但其殉葬物品，则置于身旁或头部及足部，以陶器为最多，其状或为圆底，或作桶状，皆旁具一柄，用红泥由手抟法作成。亦有骨器、铜器之类。如在沟北第一冢之死者腰间拾铜环1件，在第三冢拾石斧1件，石斧置死者腰际，而陶器置死者头部。右边第七冢，发现骨矢镞1件，以木为干，置于死者左侧。使我最感兴趣者为第八冢。死者陈于复穴之上，在其身两旁，发现骨签两副，计四支，为一骨之剖为两半者，剖面尚刻有四方格纹，在副端有半圆形之缺口，显为系绳索皮带之用。身之两侧各陈一副，但此二冢中，均未发现陶器。由其墓室构造及殉葬遗物观之，与其他各冢，显有差异，可能为另一习俗也。

乙、沟西。2月30日注1正清理古城北部回鹘人住宅，并发掘沟北古坟时，二引导者导我探视四周古迹，在三道沟西四道沟东，有一狭长大平原。北枕山岗，南抵土子诺克塔格沟口，宽约1公里，长3—4公里，古坟累累，隆起高阜，或方或圆，绵延以抵于沟口。因发现此大批古冢，遂决定开始发掘工作。初用10人，分为两组，每组5人，日可得两冢，后加至30人，分五组，日可得10冢。自3月1日开工，至17日止工，中间休息两日，整半月之工，共得古物35箱，计墓表120余方，陶器数百件，皆此十余日之收获也。

丙、沟南。先是在沟西之东里许，当四道沟与三道沟水合流出口处，当土子诺克塔格之北麓，有高原隆起于三道沟与四道沟之间，古冢累累如棋布。工人建议试往工作，因又继续掘沟南坟茔，以与沟西古坟作一比较。由沟西坟茔东行，山势陂陀，虽间散布一二古坟，但已与维族新冢相杂厕，前行半公里许即至其地。两旁临甚深之崖岸，居民均住于沟中，依岩作室，泉水东南流，树木荫翳，野木什人往迪化者咸取道于此。于3月17日开始工作，以18人从事，三日之中，得陶器80余件，墓表2方。收获甚丰，终为时间所限，即行停工。

3.吐鲁番南部古遗址之考察

当在雅尔湖古坟群南部工作时，本地居民以阿亦普沁事相告，传说其城中神话。乃留汗木多利与小侯工作于沟西路南之古坟地，我与毛拉及引导者出发，寻觅阿亦普沁。3月8日午向东南出发，沿沟中行。居民均住沟中及岩之东岸，泉水甚旺。午后1时出沟口，转南行于戈壁。经野木什村庄，有居民约数十家，并有一小八札。复入戈壁往南，经大庄子住于锡兰木一维族家中。次晨，又西南行，至托克逊水，两岸泥淖，深没马蹄。西南行，至阿萨土拉，周285步，为土坯所砌；城墙高丈余，中无遗物可验。但其南有车行痕迹，在碱滩中，似有古道东西行者，则此土墩当为古时营堡。据居民云：“毕占土拉、阿萨土拉，均有古道辙迹，现名北京邮路，为古时口内至新疆大道。”现由东至西，均有古时土墩，突厥语称为“土拉”形成一线。阿萨土拉即其中之一也。过此，仍为盐壳覆盖区城，枯苇僵结，鳞积成波浪纹。下午2时，住于英尔野勒克羊厂。次晨即骑马觅古城。传说古城在山边，及至其地，则所谓阿亦普沁者，除白色如银之库鲁克山岩石外，不见有何古代遗迹。但推其误传之由，或因山麓前有土墩三，后有一道土沙梁，弯曲若城基，东南隅有黄沙梁若城中房屋，远望遂若城墙。故本地羊户说：“远望为城，城门及城中房屋均见，近视则变了”，故取名曰阿亦普沁，谓“望之是，即之则非也”。在土梁上，细石甚多，略备五色，红、白、绿、蓝均有。复沿山麓东行，觅得古墓茔多处，并拾得红陶片，或为古时沿艾丁湖畔之居民所遗,3月11日，由英尔野勒克东行，转北行，又经几处古坟群及“土拉”，在山麓碱滩中，发现卜柯洛克土拉。与毕占土拉、阿萨土拉，东西形成一线。卜柯洛克略偏南，在土拉南，有古道东西行，车迹宛然若新。土墩旁有古渠，东西环绕，墩后有塘，傍于渠侧，或为古时蓄水池。距墩1.5公里，均有古时田亩遗迹，中露平川一线，疑为古时至墩旁大道。除此外均为盐壳覆盖区域。高低不等，形同巨浪，与罗布泊古涸海岸之盐层大致相同。颇疑此处为古时屯田之所，虽无遗物之证验，但因土墩建筑之形式，似与屯戍有关也。当日下午，沿碱滩中羊户所行之山道至大墩子，当晚返雅尔湖住次。此在吐鲁番西南视察之情形也。

雅尔湖工作完后，3月20日始将采集品26箱运至吐鲁番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设立之气象测候所存放。21日上午，向哈拉和卓——三堡首途。下午2时，全队离雅尔湖，绕道让布工商，考察古城。

初向南行，出土子诺克塔格沟口，转东南行；过摄提项村庄，转东行；沿让布工商渠东南行，渠水自雅尔湖沟中流出，已灌让布工商者，故以地名名渠。晚7时半，至让布工商，住一维族家中。让布工商汉名二工，在西尚有头工，为清光绪中屯垦之地。头工置150户，二工置120户，后售与本地居民，故现为维族及回族所有。此地古址有二：一为汗土拉，距旧城2.5公里，屹立于戈壁上。城为黑沙泥土坯所砌，墙高丈余，周约200步，城旁建筑之房屋，墙壁尚存。壁中掏空为圭形洞穴，以置被褥用具者，与当地现代住宅相同，盖为近代筑。据说，“由此土拉至大墩子5—10公里不等，均有土拉，与此土拉东西成一斜线”。大墩子西北约2.5公里，有安集延时代之旧营垒，名哈拉玉尔滚，与此土墩或为一时所筑。考查既毕，转南行，至古城处。古城在让布工商村庄之东，地名卫忙坎尔仔。城墙已圮，惟东墙及西墙之一隅，尚有遗址，南北墙因农民挖取城土肥田，已无遗迹可验。城之南部均已开垦成耕地。北部间有低隆不平者数处，居民称为“学堂”，陶片甚多，在此检拾红底黑花彩陶片数块，其花纹与雅尔湖旧城中所出者相同。此城疑与交河、高昌诸城为同一时期之遗迹。又据本地居民云：“在此城之西约15公里，有一旧城，名安集占不周洼，因有安集延人之麻札，故名。地名帕格布拉克，汉名头工，城墙已圮。但其墙基遗迹，尚可看见。”惜因时间所限，未及前往。

4.哈拉和卓古坟院之勘察及赴鲁克沁途中

当让布工商工作完毕后，次日由小侯、汗木多利带队直至哈拉和卓。我偕毛拉至吐鲁番购备什物。24日晚，返哈拉和卓，25日开始工作古城。数日辛苦，毫无所获。盖勒柯克在此穷力搜掘，盗窃已尽。30日即改作古坟。在哈拉和卓附近有古坟三区：一、在古城西北0.5公里许，其面积之大过于雅尔湖；著名之张怀寂墓亦在此区。二、在古城东北1.5公里许，当往吐峪沟途中，古坟亦多，其状与西北区同。在此处掘取墓表两方，一为朱书题“河西王通事舍人敦煌张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无年号及年月日。一为墨书“章和七年平远府禄事参军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均录入《高昌砖集》中。此一带坟院形式与雅尔湖同，每院有石线作栏，冢前亦立一石线，其族划区分，亦颇清晰。惟西北之坟区，与此略异，无坟院，无石栏，冢前不立石，每冢之周围有半月形之土埂，表示为冢墓之屏障。亦有在坟后起建筑者，现已倾圮而遗迹犹存。哈拉和卓旧城及雅尔湖旧城附近尝有类此之建筑物，其前均有坟墓，有时外表不隆起，故不能知其墓穴何在也。三、在二堡东南伯什柯布克，距旧城东约2.5公里，四周均开垦为熟地，仅现南北行城墙一段。城东即古坟院。南北分布，绵延约5公里。在此一带工作数日，仅发现零星铜件。盖此一带地湿土疏，古物不易保存。因是离此地转往鲁克沁。

4月2日自阿斯塔拉住次向东南行，经昨日工作之伯什柯布克，转至洋赫，有麻札，名额力汗麻札，相传与哈拉和卓旧城旁额力帕他麻札为兄弟。复东南行，入鄯善界，下午3时，至鲁克沁住次。次日往见回王，并游览旧城。鲁克沁东有一回城，为安集延时代所筑。但有一旧城，城墙一段，其建筑形式和方法，与哈拉和卓旧城同，疑即高昌时代之田地城，唐柳中县之遗址也。在鲁克沁使力克普沟口，塔木和塔什地方有一废塔颇高峻，四周有佛像遗迹，多已残毁，塔顶部作圆弄形，朱书“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年号，知为唐代遗物。并题有“僧辩真画”等字，盖为内地僧侣过此之题记。由此入沟，沿沟北行约4公里，至残石处。石为一方形石块，四周雕塑佛像，惜多残毁，上有一排圆孔，显为建筑之用，疑此残块系由山上庙中坠下者也。转西过沟，山上有古庙基遗址及刻石三块，一石上镌“□貀年安”四字。旁刻有“龙”字，下缺，疑为“朔”字，如所推不误，则此石刻为唐高宗龙朔间物也。时大风忽起，岩石下坠如雨，急驰归。4月5日，发自鲁克沁，向西南行，村舍络绎不绝。约2公里，至伯什塔木村，居民均用坎井水，为吐鲁番坎井最富之区。转西南行，经草滩，为本地羊厂。又渡鲁克沁河，下午4时，至克齐克阿萨，有六角形建筑三座，中尚留存残壁画，已被烟熏黑矣，附近又有穹窿式之庙宇数处，悉为土坯所砌，疑为9世纪以后之遗迹。外人曾在此盗取古维吾尔文、汉文、藏文残纸若干，是此庙在回鹘人迁入吐鲁番以后，尚继续为居民所崇拜。复由此向西南行，约2公里，至穷阿萨，有城墙，墙高丈余，城中在当时显有多数之居民。中有一巨大土阜，盖为当时大建筑之倾圮者。其房屋遗迹尚可考见，房屋重叠，类似一高塔，屹立于城中央，墙壁甚厚，中为一圆顶形，四周又有小圆顶屋围绕之，其窗扉正对围墙而罗列，建筑形式，颇类托克逊北部之遗址，或为当时官署所在地。在穷阿萨之后，尚有一围墙，基址范围甚大，东自克齐克阿萨一并包括在内，是此地与克齐克阿萨为同一时代之遗址。最可注意者，在穷阿萨之北，不及半公里，有古道一，车迹犹存，本地居民呼为“北京邮路”，据说此道为从前内地通西域之古道。又云：“沿大道均有古时土墩，形成一线。东至哈密，过十三间房至得格尔转西至穷阿萨毕占土拉、阿萨土拉，与托克逊之屋威梯木相接。”毕占土拉以西之土墩及古道，上文已述及，得格尔亦有一古时土墩，此次亦曾查勘明白。据此，则此道或为汉唐以来通西域之大道。盖鲁克沁东为大沙漠区域，余已考证此砂碛，即唐之大沙海，宋之大患鬼魅碛。唐玄奘由伊吾涉行南碛，至高昌，王延德使高昌经行大患鬼魅碛，即此。虽穷阿萨在鲁克沁西南，为玄奘、王延德所不经，但彼等系到高昌，故西北行，若至焉耆，则直西行，唐称为银山道，郭孝恪攻焉耆，曾取道于此。在此地勘查完后，乃转至得格尔，作罗布泊旅行之准备矣。

（原载《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

焉耆考古调查简记注2

一、古代焉耆概说

焉耆为古国名，首见记载于《汉书·西域传》称：“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南至尉犁百里。近海水多鱼。”《后汉书·西域传》称：“焉耆王居南河城（《后汉纪》作河南城），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联，道险裀，易守。有海水，出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由古书所载形势，证以今地，现喀拉沙尔之北、西两面为天山，为海都河发源及汇流之地。南、东两面为库鲁克山，古称南山即沙山，《水经注》所云：“敦薨之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是也。中有博斯腾湖，亦称巴勒喀斯湖，《水经注》称为“敦薨之薮”，亦称为“西海”，为海都河尾闾。海都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流迳流焉耆之野，至县城之东南，而入博斯腾湖。湖南、东两面均滨库鲁克山，沙碛纵横，北、西为天山，距海岸较远，中间隆起广大平原，海都河流贯其中，古之焉耆、危须、尉犁皆生息于此大平原也。据《汉书·西域传》“危须西至焉耆百里，焉耆南至尉犁百里”，是危须在焉耆之东，尉犁在焉耆之南，如以曲惠为古危须国地，曲惠之旧城为其治所，则古危须国是据海北面平野。如以哈拉木登为古焉耆国地，其旧城即古员渠城遗址，则海之西北面大平原为焉耆国区域。如以四十里城市一带之遗址为古尉犁国地，则海之西南面平原为尉犁国地矣。至魏晋以后，焉耆王强盛，并有危须、尉犁两国地。晋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疆理西域，以张植为前锋，植击败龙熙子遮留谷，进据尉犁（《晋书·四夷传》焉耆条）。遮留谷即今哈满沟，植从南来，过哈满沟进据尉犁，是尉犁已为焉耆之一县，而焉耆西境直至库尔勒而与龟兹接壤矣。魏太平真君七年，魏太武帝遣万度归讨焉耆，破左回、尉犁二城，进围员渠。左回即曲惠，古危须国地。是在北魏时，危须、尉犁已为焉耆之二城，故焉耆东境，当至榆树沟（喀拉和色驿）而与高昌交界，西南出铁关谷至库尔勒而与龟兹接壤矣。晋释法显至焉耆由南来，唐释玄奘至焉耆由东来，即由高昌来，均未提及危须、尉犁，则此两国早已并入焉耆矣。《西州图经》残卷称：“银山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即此地也。唐贞观间灭高昌，改为西州，焉耆遂与唐接壤，为唐通西域之桥头，故在唐上元二年，置焉耆都督府以备四镇。唐末回鹘入新疆，焉耆亦相继属于回鹘，与中国关系遂无所闻。直至清乾隆中叶平准噶尔后，焉耆又复内属，但由五代至清七百余年间，而焉耆民族又几经变迁，非复汉唐之旧矣。

二、焉耆山中及东部之探察

我于1928年5月18日在吐鲁番考察完毕后，即赴焉耆考察。由吐鲁番至焉耆有二道：一为驿道，即今大道。由吐鲁番西行，经布干台、托克逊，折西南行，至苏巴什入山，经阿哈布拉克、桑树园子、库木什出山，折西行，入焉耆界，经榆树沟、新井子、乌沙塔拉、曲惠、清水河而至焉耆，共11站，420公里。我在1929年返乌鲁木齐时曾行此道。二为山道，即由亦拉湖穿行天山中间至焉耆。我此次西行即采此道（图一）。盖天山自葱岭东行，绵延于塔里木盆地北面，至焉耆分一支脉东南行，与吐鲁番北面之博格达山对峙；南为库鲁克山，中间之低地即吐鲁番盆地。故由吐鲁番至焉耆必须穿过天山。不过走大道是横断库鲁克山而至焉耆；走山道是穿行天山主干折向西南行至焉耆。我在5月18日离开吐鲁番工地，循克子尔塔格西行，经耶木什、托克逊，至亦拉湖，乃作行山道之准备。5月23日由亦拉湖出发西行，晚住托湖尔克庆。24日至塔斯土儿。塔斯土儿现维吾尔语石塔之义。此地有石垒一座，周60米，高约4米，全以石垒砌而成。城隅有一高墩，亦用石垒砌，中有房屋遗址，相传为清末安集延人占据吐鲁番时所筑。但我掘墩中古房址，出现残履及帽缨，又拾红底黑花之彩陶片，余均为红陶片，皆为公元前后之遗物，盖非安集延人所筑也。此处北为榆树沟，通乌鲁木齐；南为博尔图沟通察汗通格至曲惠；西为阿拉癸沟通伊犁，折西南至焉耆。故此地可能是汉代车师国西境，与乌孙、焉耆东境相接，故在此设守望台以为防守。

5月25日发自打斯土儿，过榆树沟，向西南，绕过一山头，进阿拉癸沟西行。沟水深二尺，宽丈余，岩石壁立，两旁树木密结，顽石充塞，在密林顽石丛杂之中，露出小路。即从小道曲折向西前进。27日乃转入草滩，至一旧城住次。城墙遗址犹存。南北长87.2、东西长76、宽4、高1米。门向南开，门宽4.6米。城中已种麦，间有带黑花纹之薄肉红陶片，但未发现其他遗物。在城东有一石堆区，疑为古坟群，亦有红陶片。旁有一旧房屋遗址，中有发掘痕迹。但除红陶片外，亦无其他遗物。根据红陶片疑与阿拉癸沟口之石垒同为公元1世纪前后之遗迹。在此住一日，29日发自旧城，沿山坡西行。沿途有蒙古人牧畜，仍行草滩，住巴克斯因沟中，距塔斯干大坂尚有5公里。塔斯干乃中间之义。山北为旧土尔扈特地，山南为和硕特蒙古地，此处为分界线。5月30日复前行，沟中顽石横陈，下临悬岩，驴驮通行，颇为艰苦。而前途顽石更大，天气突变，乃停住沟中。31日动身过大坂。大坂宽约4公里，顶上雪水泞泥。余等冒雪沿沟向南偏西驰行，至可根托龙盖住次。此地有蒙古人驻牧，属和硕特旗。6月1日过王子营盘。有蒙古包6座。入沟行，顽石填塞沟中，驴驮踏石而过，进行颇为艰苦，3日近午方抵沟口。沟两旁岩石壁立，如双阙，高数十米，门宽6米，顽石填其中，两旁榆树骈植，瀑布如流，景致颇佳。出口，南行至察汗通格，此地有喇嘛庙一，土筑，外有土房六，蒙古包七，散居附近之蒙民约三、四十家。6月4日复自察汗通格南行沟中，出口转西南行，至曲惠住次。在曲惠西北250米处，有一古城遗址。墙基犹存，东西98、南北75.5米，墙高3.3、宽5米。东西开门，门宽3米。在城中有一土墩。横直12.5、高5.4米。夯土所筑。顶为土砖所砌，已颓。砖中夹有木材树枝。据本地人云，城中曾出红泥陶器，不见他物。我在城中拾小铜片及铁块亦未觅出他物，但红色陶片甚多，亦有红陶带黑花纹者，疑为公元前后之遗址，或汉时危须国地也。现属和硕县地。6月6日由曲惠出发，向西行，走吐鲁番至焉耆大道，经他加其、清水河，西南行。经草滩，遍生芨芨，高约1.2米，茎粗如箸，可作食具。6月7日续向西南行，近午抵焉耆注3。

三、焉耆南部及西部古址之发掘与探查

1.锡科沁之明屋

我等于6月7日抵焉耆县城后，6月11日起程赴四十里城市考察。四十里城市是指距县城哈拉沙尔20公里（四十里）。在海都河之南，东距博斯腾湖约5公里，居民约数十家，成一小集镇，为焉耆至库尔勒及库车所必经之地。明屋亦在四十里城市西南，约12.5公里。我因工作关系，故亦以此地为据点。在博斯腾湖平原之西南面，有一低脊山脉，自天山分支东南行，与库鲁克山相接，围绕平原之西、南两面，在平原上隆起低脊沙梁数道；东西行，与霍拉山脉成平行线，在沙梁上下有已倾圮之庙基不下数十处，本地人称此地为“明屋”。明屋为维语，即千房之义。大地名为锡科沁。所有遗址，均在山腰或山脚，排列成行。每一庙基，墙址尚存，高者约丈余。庙中为大殿，殿两旁必有甬道，与吐鲁番柏则克里克佛洞组织大抵相同。大者上下两层，凡倚墙壁处，皆有泥塑像，墙壁上亦多彩绘，惜已残毁。又有小庙，顶作圆形，外有围墙绕之，与大庙相间杂，排列颇为整齐。此一带遗址，审其灰烬，是被焚毁者。何时被毁，无从考查。但吾人在大庙甬道中掘出“建中通宝”铜钱一枚（公元780年），证明此庙在8世纪后期尚在活动，则被残毁，当在9世纪以后也。1907年，英国人曾来此盗掘古物，据本地人云：“彼日雇三十人，发掘余四十日，所不掘者甚少。”我审查此一带遗址，除几堵墙壁外，庙中灰土已被盗掘一空。故此地遗址，不是被烧毁，即是被盗掘。吾人来此已晚，所能工作者，皆为外人遗弃之唾余耳。在沟西有一大庙基，为浮土填塞殆满，虽已被焚毁，但尚未经外人盗掘，即在此处开工。初用四人，掘大殿旁之右甬道，出泥塑佛像碎片甚多，及唐钱一枚，可识“中宝”二字，盖为“建中通宝”钱。但吾人又拾得洋纸一张，书mi、xi二字，证明此甬道已被外国人盗掘，而被放弃者。吾人乃另行发掘大庙侧之红灰土层。土堆积几与墙平。初用六人发掘，发现泥塑像及陶范甚多。陶范为石膏质，经火烧后变为坚结。或仅属佛像头部，或为佛身及装饰品，俱属阴面。由此可知泥塑佛像及纹饰皆自陶范中铸出，后经艺术家整合为一。陶范背后每刻有婆罗谜文字。至于出现泥塑像，皆为残件，有头部及肢体，经火烧后已变坚结，成为陶质，埋藏于灰土中，故能经久不坏。17日转掘大庙中大殿，发现泥塑佛像残件甚多，唯头部尚完整，余均属残肢体及纹饰，皆在大殿门东隅，不足9平方米之地，而所出佛像头部已数十枚矣。在头部及肢体中间均空，而有草制痕迹。盖当时塑像之法，先用木及草制一模型，然后涂泥，再装配头部及躯干衣饰佩戴而成。经火烧后，草型化为灰烬，空存遗痕，塑像中常留存草灰可证。次日仍继续掘大殿，除佛像外，又有象、马、猴、鸟之动物形像，最后在大殿中间，出现一高台，台上无物，必原有一佛像而被倾圮者。我等将大殿清理完毕后，又掘殿后房址，在灰土中有木炭及残木块。可证此房亦被焚毁者。又在此庙旁侧，发掘另一座庙，发现木盘及灯座之类。又在c庙中拾残纸一小卷为民族古文字，及珠粒一小串，壁上绘画已残毁矣。当我等在大庙工作时，又分出一部分人在圆顶式小庙工作。在泉水南端小庙中发现有绘画之墙壁，残木器片及残陶罐与牙骨灰，疑此类建筑为僧侣所住，或埋葬僧侣骨灰之所。15日又发掘一小庙，发现带字陶片3块。复下掘，深1.5米皆流沙，底铺土坯，是此庙原为土坯所砌，浮沙后侵入耳。在小庙西北隅有烟熏遗迹，中有灶灰土及木炭，可证此间曾经为僧侣所居。又在此处发掘数处，均无显著遗物，乃转至沙梁之西工作。距此约2.5公里处，有一道低矮沙梁，亦由天山分支东南行，与东边沙梁骈列，有若干佛洞分布在山腰或山脚，每佛洞所在之沙梁上，必有已倾圮之建筑遗址，各洞皆被外人盗掘，空无所有。惟有一洞土半塞，尚未经人盗掘。6月22日乃发掘此洞。发现残纸一片，又有一贝叶，上书婆罗谜文字。又在另一大佛洞内，掘现一排佛洞，与大洞相联，但无遗物。想此一带佛洞必多，均堙没于沙土中未经发现耳。我等为时间所限，亦不能详细工作。在此地自6月13日开始工作，6月23日停工，共工作十日。所得之遗物，以泥塑残件及木件为多，装运至四十里城市驻处，乃转向霍拉山出发考察矣。

2.霍拉山废寺

6月23日由明屋出发，循沙梁北面北偏西前进，至下级曹，转西北行，沿霍拉山支脉走。沿途丛草葱翠，沟渠如织，下午住于锡科沁渠畔。距此约2—3公里地有一古城俗称唐王城，城周约0.5公里，墙为土坯所砌。城中潮湿、泥淖，除间有厚红陶片外，无其他遗物。在城之中央有一土台，本地人呼为炮台。城外四面为红泥滩，高低不平，亦有红陶片，必为古代有居民区域。此地为古代龟兹或鄯善至焉耆必由之路。现哈拉木登蒙古人到罗布泊及库车亦取道于此。

次日由锡科泌出发，沿霍拉山支脉向西北行，约20公里。至察汗通格，转至沟西驻霍拉山沟口。在山口或山腰及山脚散布废庙遗址，墙壁皆以土坯累砌，墙基用石累砌，计有废庙18处，皆系被火焚毁者。有焚毁余烬及残渣可资征验也。26日开始工作，先就各遗址作试探工作，但发掘半日不见一物。盖多数遗址在1907年为斯坦因所盗掘。凡可工作之地未有不遭其破坏者。但有一幸运存焉，我准备测绘此地形势图，嘱工人友哇放置图架于一旧庙基上，友哇见磁砖角露出，乃试掘之，出现绿磁方砖，砖上花纹与吐鲁番三堡所烧砖同。下午添人掘之，又出磁砖数块，以木作柱，砖砌其中，又见门框残料，似此地为庙门，所砌之磁砖，即门两旁之柱也。又一工人在其西北面掘现许多车旋纹残件并泥塑佛头，知此处为一大庙遗址也。28日复掘此大庙遗址。前后掘遍，不见其他遗物，乃移掘此废庙北之另一废庙遗址。出现木雕佛像一件，颇完整：两手拱立，中有孔，其形式似内地墓前之石刻翁仲。又拾残壁画数块，据一本地居民云：“三十年前，有外人来此发掘多日，在山上庙中掘出写经残纸泥塑像甚多。”今观各庙遗址，皆有发掘痕迹，或曾为彼等所盗掘也。

3.阿拉尔旧城

6月29日晨，由一蒙古人作引导，向河南岸即阿拉尔旧城出发，城距霍拉山口约15公里。初向北偏西沿山坡西行，过一干河床，又连过二干沟，下一沙梁；转北行，俯瞰平原，青草弥漫，海都河两旁树林骈列成线，夹持河流，蜿蜒东趋，而阿拉尔旧城土墩，颓墙败壁，历历在目。9时过锡科沁大渠，前进至阿拉尔旧城驻焉。此地有旧城二：一、在沙岭上，即我等驻处。城作椭圆形，南墙屹立于沙梁上，高约1米；北墙已颓圮，边于干沟岸。城中满布石子，不见任何遗物。南墙长约110、东墙长90米，北墙当与南墙同长。城北有查墩渠，来自大河，下流10余公里即没。此城之北有巴龙家大渠，即锡科沁大渠，东南流入锡科沁灌地。西、南、北三面皆大山环峙，中显平原。此岭突起于平原中间，城即建于此岭之西北麓。海都河出西北大山中，出山口后东南流，环绕此岭北面，故有海岛之目。东另有一遗址，在此岭北坡下，北面滨大渠，类似围墙。北面遗址尚存，长468、中宽48米。墙西有大土堆一、废址二，中部亦有大土堆一，东亦有土堆及废址，与西部土堆形成一线，可能为旧时围墙外建筑之残存。附近间有红陶片，亦无其他遗物。二、为河南岸旧城，与沙岭北旧城斜对，相距约2—3公里。在海都河南岸，距海都河仍有2—3公里地。城作长方形，南北约121.2、东西约90米。仅存墙基，余悉倾圮。墙基用石累砌而成，城中已开垦成地。惟西南隅土墩巍然屹立，城中间有旧房址数处，汗木多利以镐掘之，出现泥塑像残件，有一件彩绘色尚鲜明，因未经火烧不坚固，后因搬运已毁矣。城之东面，另有一围墙遗址。墙高约2.3、南北37.2、东西84米，房址无存。外仍有一墙壁，以石为基，距围墙约8.4米。两城之陶片皆作红色。北距海都河约2—3公里，可望及之。东、西、南皆熟地，麦穗飒飒。南距沙岭旧城约3公里，南北斜对；北望河北岸旧城，历历如画，盖亦古政治中心区也注4。

4.四十里城市旧城

我等返四十里城市后，休息一日。有本地维族人那卡愿导余等察看附近一带之古址，盖由此往南偏西，有大道至库尔勒。沿大道南行约2.5公里地，即遍地沙丘，上生红柳，在红柳堆中，时现红土墩及红泥滩，并满布古陶片。红土墩多为土块累砌而成，但已颓圮，其形式不一，必均为古代建筑之遗存，与沙阜及红柳堆相间杂，非仔细考察，不能分别。南至紫泥泉子，西至明屋，东至盐池，东北至白土墩子，即海边；周围约15公里，皆为此类沙阜及土墩所散布。本地人每于大风后即往红泥滩上拾金子及古铜件，皆有采获。余等在此一带检视地形，亦随手拾得碎铜片、古钱、石燕化石、石矢镞、残瓦鬲与汉唐钱。陶片均作红色而厚，石矢镞作打制圆锥形，瓦鬲为红灰色，上有压纹，仅觅得一足，又有蛤壳贝二枚，显然为公元前后之遗物，则此遗址在纪元前后必已有居民。又在沙丘之旁，时露出磨石残块及开元钱，是此地至唐代仍有居民。又在此遗址之南，约5公里地，有古坟一区，即在盐池之旁，地名土子诺克。有土阜一，高3米多，宽约25，长134米，为一小土丘，土色白而坚结，上生蒺藜，死者即埋葬其中，亦无棺椁，因此，人骨、古物与沙土常胶结为一，发掘极感困难。我等在7月2、3两日，用6人从事挖掘。出现人骨骼一，并有汉式铜镜1、帽饰1、陶器残片10余。铜镜在死者胸部，帽饰在头部，亦为纪元前后之遗物，则此坟必与遗址为同一时代之遗存，而为遗址中居民死后埋葬之所也。又在附近戈壁上古坟前拾得已残破陶罐数件。因天气甚热，饮水困难，故辍工。自盐池往东南，地势低洼，形成一小海子，现已干涸，疑古时与博斯腾湖相连也。在盐池之西北面，有土墩7座，维吾尔语名“土拉”，皆用土砖所砌，惜多已倾圮，然本地人仍在此一带拾金饰及碎铜片等。此地在紫泥泉子之北，为焉耆通库车及罗布淖尔之要道，故在此筑墩以为防卫也。在此遗址之西北约10公里，即四十里城市之东约2公里地，有旧城一座，名博格达沁，北距焉耆18公里，位于草滩之中，墙基尚存，周约3公里。城中已漫草荒芜，洼者且浸水而成池塘。城中有二土阜，审其发掘痕迹，似为土坯所砌之古房址。城西北隅有一大土墩，高3米多，同人在其附近拾有开元钱半枚及碎铜片数块，则此城确为唐代遗址。距大城约250米，有一小城，周约1.5公里，城垣已颓。小城中又有一小城基，类府第之属，当时或为军事上之设备也。至于此一带之古址，在历史上应属于何国，因未发现记录明文，无从臆度。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以四十里城市附近之旧城（即博格达沁）为焉耆员渠城（卷二，二二），我以为非是。按员渠城，为汉代焉耆都城。我在此旧城中，拾得唐开元钱，且其建筑为土坯所砌，盖唐以后之古址，决非焉耆旧都员渠城。审其形势及军事设备，或为唐焉耆镇所在地。其次，四十里城市西南沙阜中之遗址，有纪元前后遗物之发现。由规模之宏伟，亦必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区。据《水经注》云：“敦薨之水，自西海迳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迳连城别注。”（《水经注》卷二，页十五）由现在形势观察，沙山即今库鲁克山，铁关谷即今哈满沟。此处敦薨之水，即现由博斯腾湖西南溢出之水，即孔雀河，河水由淖尔溢出后西流，转西南流迳行哈满沟中，出铁门关，而至库尔勒，与《水经注》所述形势，完全吻合。然则在紫泥泉子以北地区，是古尉犁国地。《晋书·四夷传》称：“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败（龙）熙于遮留谷，进屯尉犁。”（卷九十七，页十二）遮留谷即今哈满沟，张植从南来，是尉犁在哈满沟之北。据此，则此沙丘中遗址非焉耆之员渠城，而是尉犁城矣。《水经注》称：“尉犁北去焉耆百里”，此盖出于《汉书·西域传》语，若以阿拉尔之旧城即古焉耆员渠城，则自阿拉尔至此地，适当百里，距离亦复相当。虽然尉犁城形势不明显，但在沙阜中断断续续之墙基及土墩，尚可窥见其痕迹。至魏晋以后，并入焉耆，仍为尉犁一县；至唐代仍保持其活动，故在遗址中，同时亦有开元钱出土者此也注5。

5.哈拉木登旧城

当我考察河南岸旧城时，望北岸旧城如在目前，但欲前往考察，必须取道焉耆。乃于7月8日由县城向西行，经过一大草滩，至哈拉木登；复由哈拉木登南行约5公里，即抵旧城。城在海都河北岸，距海岸约2公里。有内外两城：外城周约1140米；内城周约360米。墙高约1米左右。东距焉耆76公里。城内为水冲刷，地面满布小石块，街衢巷陌已荡然无存。内城中间有隆起堆阜，或为建筑遗存。中有发掘痕迹，系本地人所掘，以拾取镪物者。间有红陶片，但墙为土坯所砌，四周突出，城垛城门转雍瓦，以建筑言可能是唐时遗址。城北约2.5公里许，有土阜4处，地名乌芸托罗盖，意为红土丘之义。传说有一神仙到此种麦，日收10万石粮，聚集为墩，故墩形如麦堆。盖其中有一土墩，顶为圆形，故有是传说，实皆古建筑之倾圮者耳。以上均在海都河北岸，与海都河南岸阿拉尔旧城遥遥相对，相距不过5公里，中隔一海都河水，故其河南北两岸遗址，古代必属于一国之政治中心区。如上面叙述四十里城市遗址群时，推断为古尉犁国政治中心区，根据《汉书·西域传》：“焉耆南至尉犁百里”，是此地当为古焉耆国之政治中心区也。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轮台考古调查简记注6

一、库尔勒至轮台途中遗址之探查

库尔勒在库鲁克山之南，为进入塔里木盆地之桥头。现设置专区，统且末、若羌、尉犁、轮台等地。汉代为尉犁国南境。西南与渠犁，西与乌垒、轮台相接。轮台、渠犁常有田卒屯垦，而乌垒为西域都护所在地，故在西汉一代，现库尔勒专区地当为政治及经济中心地。至东汉明帝时，西域都护移设龟兹，乌垒、轮台遂属龟兹。魏、晋时，尉犁亦并于焉耆，自此后，库尔勒遂为焉耆、龟兹交界地点，仅为东西往来通途。唐玄奘由焉耆至龟兹，称：“籐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步行七百里乃至。”（《大唐西域记》卷一）小山即库鲁克山，二大河疑即孔雀河与克子尔河，是玄奘所行之路，与现在由焉耆至库车之大道一致。云：“西得平川，步行七百里乃至”，其区域荒凉，无甚多居民可知。《新唐书·地理志》内属诸胡州府，有乌垒、渠犁，如此二州府即汉时乌垒、渠犁地，则在中唐时又渐趋于繁荣，但至宋、元以后，仍沦于沙漠。其遗址何在，尚待吾人今后之探查与发现也。

图一 塔里木盆地考察路线图（库尔勒） 我之赴库尔勒，是由四十里城市前往（图一）。旁博斯腾湖西岸大道行，15公里至紫泥泉子，本地称为效尔楚克。霍拉山支脉东南行至此，与库鲁克山相接，形成一狭口。孔雀河水由博斯腾湖溢出后西流，入狭口转西南流，穿行沟中，即有名之哈满沟也。此地出煤出铁，故古有“铁关谷”之名，又称为“遮留谷”，焉耆王龙熙伏击晋张植于遮留谷即此。两岸岩石壁立，中显通衢，河水流贯其间，清波荡漾，碧草弥绿。吾等沿河岸西偏南行，15公里出山口，转西南行约5公里即至库尔勒。

库尔勒有旧城三：一为玉子干旧城，在回城南1.5公里，城墙已颓，只余墙基，周约1020米。中有土墩，本地人在此掘土，曾出一石碾，方形，长1.11米，围0.96米，两端有孔，确为田户用具。城中陶片均作粉红色，类唐代遗物。又在城东北，踏查羊达克沁旧城。城在回城东北约3公里，周约330米。陶片作青灰色，无花纹，疑近代之物。在玉子干南有一大城，名狭尔乱旦。城周1080米。中有土墩，墩为土坯所砌。城中积水淖泥，无一遗物，间有少数青灰陶片，与羊达克沁同。余初疑库尔勒为古尉犁国地，新疆曾在库尔勒南设尉犁县，今检视遗址，考之历史，乃知非是。自库尔勒以西（图二），有遗址数处，约在大道旁，今依次述之。

1.库尔楚

库尔楚亦名查尔赤，旧有查尔赤河故名。8月1日，由库尔勒西行，经上户地、羊达胡都克，2日抵库尔楚。地面全为戈壁，附近有一土阜，本地居民掘土肥田，发现人骨及陶片甚多，则此处必为古坟地。土阜周围为泥滩，高低不一，周约3公里，青红陶片散布颇广，青灰陶片上有刻绳纹者，陶片颇古。汗木多又在红泥滩上拾铁块多件。距此西南约0.5公里，有一大墩，其陶片与库尔楚土阜相同。传说库尔楚南三站也有7座古城，为汉家屯十万兵马之处，但不易寻觅。库尔楚之南，适当古渠犁国地。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水经注·河水篇》云：“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国。’即此处也。”（卷二，页十五，合校本）则传说中之七座连营或即指此。故此地有古代遗址埋于沙中，亦系事实，不过尚未发现耳。

2.野云沟

8月3日，又由库尔楚西行，至小野云沟，即古乌垒国地。复前行，抵野云沟住。此地旧名依什玛，有古遗址二处：一在村南约250米处，有一高阜，面为浮沙堆集，上生芦草间有红陶片；一在村东北500米处，有大红泥滩一块，作椭圆形，直径约540、宽约240米；中有小土台，周约120米，疑为房屋建筑遗址。碎铁块甚多，瓦砾遍地，有作红色者，有作青色剔花纹者，均与库尔楚同，疑亦为汉代遗址。汗木多在城中稍作挖掘，即出现已被焚毁之碎木块颇多，是此城昔曾被火攻陷者。先是我在库车据一张姓言其家有陶罐2个，出自野云沟古城。1929年返行过此，访其家，见其陶罐为红泥质，高30多厘米，无花纹，圆底口小，旁有两耳，类甘肃沙井子所出。盖为公元前后遗物。此罐出野云沟东北10公里阿克墩东北一古冢中。据说当时掘出尸骨甚多，有陶罐数十，均被居民打毁，甚可惜也。

3.卡尔雅河畔古址及石刻

8月5日复由野云沟出发西行，当日抵策特雅尔。为一小集镇。次日复前行，至羊沙尔巴杂。此地有居民约千余户，亦一大集镇也。据说市西北约10公里，卡尔雅河畔有旧城，城中有石碑，半为汉字，半为蒙文。我于8月7日带引导者向西北出发。约行5公里，抵卡尔雅河畔，有一麻札，以土垣围之，中有二土墩，出现人骨甚多，间亦有红陶片散布，盖古坟地也。麻札上悬羊角、白布、羊毛等。余等抵此后，沿卡尔雅干河川直西北行，约3公里许抵旧城处，并无城，只有已倾圮房址数处。在河两岸均有红泥滩，掘视亦无遗物，亦不见石碑。转东南行，遇一维族老人，指示石碑所在。转沿河西岸行，皆红泥滩，间有古房址及古渠田界，形迹甚显明，疑此地为古代垦殖区域。再由此南行1—2公里即至石碑处，亦在红泥滩中，与初所见房址相隔约0.5公里，当属一地，而仅失之交臂也。碑圆形如石鼓，半埋土中，半露地面。刻字均在鼓上，裄字极浅，字体曲折，类似蒙文，又似中国古篆文，均不认识，因手拓数纸以备研究。时已6时，光线不够，不能摄影，乃驰归。8月8日，向西出发，转西南行，过苦水河及克子尔河，履行平川，当日抵轮台县城。

二、轮台草湖中之古城

轮台县城，本地名布古尔。西汉初年仑头国地，为汉武帝时李广利所灭。后置使者校尉，屯田轮台，尝有田卒数百人。以后并于龟兹。自魏、晋至隋、唐，轮台之名不见于载记。现轮台县为清光绪中所开，东与焉耆、西与库车相接，为通行南疆必经之地，但较之汉时轮台已北移数十里矣。

1.克子尔河畔之古城

余抵此后，即拟考察县城南之旧城。8月11日，由南乡乡约引导，向东南行，过那巴庄入戈壁，有一干渠，南东行，旁有红泥滩，埂界犹存，疑为古时垦殖区域。沿此东南行，抵一土墩，本地人称为梯木沁，即土墩城之义。周围约33、高约7—8米，四周散布红陶片及死人骨骸。旋转东行约5公里，抵黑太沁，在那巴庄南10公里，距县城约15公里。“黑太沁”即“汉人城”之义。城高丈余，低亦数尺，土坯所砌，成一圆形。周337米，城中已全为碱地，中有一隆起处，大概为古时建筑遗址。四周红瓦砾甚多，均无花纹，间有碎铜片及丝线鞋与帽缨之类。吾人掘其遗址，深2米，上为浮沙土，中含黑灰土一线，铜片瓦砾均出此层中；下深1.3米，完全为黑泥沙土。根据城墙建筑及散布之陶片，疑为唐代遗址。8月12日，由黑太沁旧城出发，向南偏东行，皆红泥滩，间有红柳和沙碛，后沿一旧渠行，此渠即古时引克子尔河水以灌地者。约行5公里，又抵一旧城，城名柯尤克沁，即被火焚毁之义。城墙已颓，仅余墙基，略作方形，周约933米；中有土阜，高约6米余，全为土筑。陶片皆为红衣黑胎之瓦片，间亦有红底黑花之彩陶片，是此城建筑当早，可能为汉仑头国故址。城西南有古时流水沟渠，盖引克子尔河水以灌城中者。惟城中浮沙淖泥深尺许，面呈白沫，时陷马足。无法工作，转东行，过一干沟，经行湖滩，枯木构织，泥沙坚结，履行甚艰。湖滩中沟渠甚多，皆干涸无水，疑皆古时沟渠旧迹。旋转东偏北行，仍为一望无际之平滩，仅有少许红柳及柘蒿随风飘摇而已。约10公里，抵着果特旧城时已下午7时，即住于城之东南隅土阜下。城四周皆为红泥滩，为克子尔河水经流区域，克子尔河夹带红泥沙，故其所经流之地，皆染成红色。在旧城东北约1公里，有旧河床东去，必为旧时克子尔河故道。一切古代遗址，均在旧河道旁，现克子尔河向东北移，相距约5公里，流至柯克确尔即四散，水大时积而为潭，本地人称为柯克确尔海子。此城周约1200米，略作圆形。城墙已颓，仅余墙基，皆土筑。中有一隆起土阜，周67、高约3米，疑为古代建筑遗址。在其南有二小土堆，掘其左堆，出现稞麦壳甚多，古时必为仓库。右方之土堆，掘之无物，并有围墙痕迹，似为古时住宅，或官署所在地。在城之东南隅，有长方形土台，周124、高约9米许，余棚帐扎于土台下，而置箱物于土台上。上下掘痕甚多，皆本地人掘取镪物，或掘土肥田者。此高台究作何用，未经发掘，无从臆度，但必为古时城中之建筑遗址也。城中泥淖深尺余，陷马足足踝，人亦没履。城外东面距城根162米有土墩一，亦略作长方形，周约68、高约3米。城西亦有一土墩，略作圆形，周约40、高约6米。在此东尚有一小土堆，疑皆古时营垒，为田卒屯戍之所。城中有红底黑花陶片，与柯尤克沁旧城所拾者相同，皆为公元前后之遗物。又拾铁矢镞一，中实有柄，系汉物，故我疑此城为汉代屯田轮台时所筑。因城有营垒，当为田卒所住。城中有粮食，城南及东皆为红泥滩，古时沟渠田界痕迹，尚显然可见。《汉书·西域传》云：“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疑即此处也。又据本地人云：“柯克确尔有一干河自库车来，会克子尔河东流至尉犁，入塔里木河。”如本地人之言可信，则此干河必即《水经注》中之东川水。《水经注》云：“东川水又东南流迳于轮台之东也。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卷二，页十三）如果推论不误，则此城亦即汉时屯田之校尉城。核以形势，证以遗物，尚属可信。至柯尤克沁旧城，我疑为古仑头国都城，时代当与此城相差不远，由其所出之陶片相同故也。至黑太沁则为唐代遗址，因丝线履尝出现于遗址中，陶片作浅红色亦为唐代遗物也。8月14日由着果特旧城返轮台，途中又踏查卡梗不拉克土墩。周约二百余步，墙基间有存者，皆为土坯所砌。墩旁有一土堤，东南、西北行。据说此土堤是自那巴庄东南行，直至柯尤克沁，长约20公里。土堤两旁均为红泥滩，地形稍低，中间隆起一道土堤若长虹，横亘于湖滩中，疑为古时在苇湖中所筑之堤坝直达仑台国都以通行人者，且阻溢水横流，后人遂讹以为苇桥。现轮台市河寿桥，仍题“汉苇桥遗址”，盖亦沿于传闻之讹也。

2.第纳尔河畔之古城

第纳尔河为轮台之一大河，源于天山，南流出山口分为两河。一为克子尔河，又分为二水：一东偏南流于轮台东，一东南流于轮台市东2.5公里。河寿桥即建筑于此河上。东南流于柯克确尔海子即没。一为第纳尔河流于轮台西，灌穷巴克庄，转东南流至草湖，即四散。古时克子尔河水大，流亦长，所有旧时轮台遗址，均在克子尔河旁，沟渠田界历历可数，故克子尔河流域为古时垦殖中心区。其次当谈到第纳尔河古迹，第纳尔河为后起之河，当初水不大，故现所遗留之古迹不多。就我所探查者有二处：一为于什博罗久。8月16日，同草湖乡约由轮台市出发向西南行，复沿第纳尔河南行约30公里，抵乌斯托胡拉克庄。余曾单骑往访恰阳河景物。8月21日，由乌斯托胡拉克庄出发返回穷巴克途中，余同乡约及毛拉绕道考察旧城。8时，向西北行，沿第纳尔河前进。河身宽约0.25公里，河水停凝，每溢流为湖泽。初旁河岸行，复入碱滩，转北偏东行约15公里，12时抵旧城，城周约162米，西北有土墩稍高，墙已颓，只余墙基，审其状为土筑，本地人呼此城为于什博罗久，尝在此拾铜钱及珊瑚化石之类。余等亦拾碎铜片若干，并拾一“乾元”钱（公元758年），证明此遗址为唐代所遗。城中有烽渣残块，为古时举烽火遗滓。乡约并在土中拾有木炭，证明此城曾被火攻陷者。然此城为何时何人所毁现尚无确定答语，然必在10世纪之末或11世纪期间也。其次为黑太克尔。我等由于什博罗久城向北行，仍为碱滩，略有稀疏红柳随风飘摇，约10公里左右抵黑太克尔（即汉人渠坝之义）。有一土垣若城圈，周216米，现有积水。西南有干渠二：一南行，一东南行，必为古时垦殖遗迹，虽无遗物可验，然必与于什博罗久同一时期。因该城有“乾元”钱之发现，可能为公元8世纪之遗址，则第纳尔河之繁荣，当亦与之同时。余观察完后，连夜至穷巴克、轮台草湖考查，至此遂告一段落。

23日，复由穷巴克出发，沿大道向西偏南行，过阿尔巴特，24日抵托和乃。此为库车东境之一大集镇也。集镇有街市，在镇北约10公里有一千佛洞。25日，李稽查导余往游。此地有红沙山一道，东西蜿蜒，与北山骈行，千佛洞即建于此山脉上。山间泉水涌出，下流灌托和乃庄田，河南岸土阜重叠，佛洞密如蜂窝，东西骈列。西面有佛洞8座，前后对立，中空无壁画，有二洞中间实土，未开；中部6洞，一洞颇大，顶绘佛像，面为黑色，眉目用白线勾勒；东有佛洞5座，亦无壁画，共约20余处。洞多在山下，穿山而过，前后可通，因土阜本不高大，故可穿过，与库木土拉依岩凿室只有一面可通者不同。此间洞形建筑，多作上圆下方之穹窿形，洞门旁有窗牖约4平方米，为古代龟兹国佛洞建筑之一般形式，与吐鲁番、焉耆佛洞微异。又此间佛洞多作方形，洞与洞相联，有门及门限。而焉耆、吐鲁番佛洞，洞形深长，正殿两旁有甬道通后室，盖此地土阜狭小不可能作深洞也。又在佛洞西北旁河有高塔二，旁有红泥土堆，高低不一，疑为庙基。因急需赴库车，未及工作。12时仍循旧道返托和乃巴杂。8月26日，复由托和乃出发，西行至库车，达到余所欲考察之目的地矣。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库车考古调查简记注7

一、古代库车概说

库车为古龟兹国地。北倚天山，南对昆仑，西通疏勒，巴楚图木舒克为龟兹西境；东接焉耆，库尔勒为其分界线。塔里木河流贯其南，隔一大沙漠，而与于阗相对。水草丰盈，城市栉比，在西域三十六国中，龟兹为一大国。包括今之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而以库车为中心。当汉、唐时，西域都护均设在库车，故在历史上龟兹与内地关系异常密切。征之载记，龟兹初通汉，始于公元前1世纪绛宾王朝时。《汉书·西域传》称：“绛宾娶乌孙公主女为妻。元康之间，同入朝汉。宣帝赐之甚厚。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子丞德立，自谓汉外孙，成、哀之际，往来尤数。”西汉时，汉西域都护设乌垒，去龟兹仅三百五十里，而龟兹北与乌孙接，去乌孙赤谷约六百余里。汉使乌孙必经龟兹，故龟兹在西汉时常为交通枢纽。汉在龟兹亦设有田卒，屯田积谷以食使外国者。至后汉班超出使西域，初居于阗、疏勒间；永元以后，龟兹附汉，班超移居龟兹它干城，即今大望库木一带。余等在此一带，常发现汉代遗迹及铜钱、印章之类，是后汉之政治中心区，又移至龟兹矣。魏、晋以后，中国内部分离，政治上与西域时绝时通，但僧侣之往还，货物之交流，从未有停止。至唐灭东、西突厥，西域各国统属于唐。设四镇都督府，龟兹与于阗、焉耆、疏勒号称四镇。唐显庆三年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四镇十六府州之地。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皆隶属安西都护，号称极盛。自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高仙芝大败于怛罗斯，大食势力向东扩展，葱岭以西诸国皆转奉伊斯兰教，然葱岭以东诸国仍保持唐代势力。至唐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乘新疆空虚，乘机攫取安西、北庭，自此后，内地遂与西域隔绝。及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回鹘部众西迁，龟兹亦隶其版图。至11世纪初期，喀什改奉伊斯兰教，渐次东展，龟兹与喀什为邻，后亦改奉伊斯兰教。至15世纪中叶，新疆南疆大部分居民均改奉伊斯兰教矣。

我赴库车考察，于1928年9月初旬开始，历访库车、新和、沙雅、拜城等地遗址（图一）。沙漠湖滩，有古必访，马不停蹄，共历七十日，至11月中旬方毕。兹据当时考察记录，择要依次述之。

二、库车西部佛教遗址之工作

1.库木土拉千佛洞

我等到库车后，准备赴库车西部考察，自库木土拉始。库木土拉为古龟兹国佛教中心区之一。北倚确尔克塔格，分布于木扎提河出口处。在《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均被提及，现尚留存遗迹。凿山为洞，石室鳞比，故又有千佛洞之名。在库车西南，距库车巴杂约25公里。我于9月3日前往考察，住库木土拉村。洞在确尔克塔格山麓，距库木土拉村庄约5公里。有木扎提河流贯其间。循河而北，岩壁屹立，依岩凿洞，或在山腰，或在山脚，均在河东岸岩壁间。余等初沿河岸行，由南往北，最南一洞南向，行数武，又一洞西南向。再往北约0.25公里，洞室颇密，约有洞十余，皆在岩下边河，可循石级攀援而至。余订为河坝区。至此有一小沟若羊肠，沿沟向北偏西曲折蜿蜒而行，两旁亦有佛洞。复出沟沿河岸，有佛洞十余，有石级，可循级上，直达石室。共五洞，骈比相联，中穿一夹道，以便往来，此为后人所凿。再北即为悬崖，临河，不得去，乃返行。又同乡约探查一干沟，初东南行，后转东偏北行，沟宽丈余，不见天日，或两岩结空，不通行人；或奇峰耸立，高出云表。在沟东岩上有佛洞，非梯绳不得至；复迤沟东行，在沟西半岩，亦有佛洞，复前往0.5公里即返。我所观察者仅此而已。其他还有在高岩，无路可上，或未及前往，据最近调查，此地约有九十余洞，则我所遗漏者多也。次日开始工作，分两组：一组掘河坝佛洞（a、b）；一组在石室拓字（e）。在河坝洞中左侧巷内（a），掘出写经残纸一条，上写“尊致病交公夹行书夫人例不致及一君礼裇公宠之过”，反面书汉文《法华经》，盖当时人用《法华经》残纸作书牍之用也。又有木器盖及木皮之类。乃移掘佛洞（b），洞半塞，疑未经人盗掘者。发掘结果，发现划字陶片一，上刻“法诚”二字。法诚疑为汉僧之名，或此洞属于汉僧住持。洞壁佛像多已残缺，但一部分尚可看见。每像均袒右肩，作说法式。面庞丰盈，线条生动，亦颇类唐人作风。疑此寺为唐人所建也。余同乡约又往前日所已觅得未看之洞，携带梯绳，在干沟北转东首，有二洞（c）在山腰。下临悬岩，无路可上，乃作绳梯，系绳于腰，一人拉之，以为上下，往复递上，得至洞前。洞宽不过1.3、深约2、高约1.7米。左右前后，刻划汉字殆遍。审其文义，此洞为藏罗汉骨灰处，所有题识，皆过此僧侣来此巡礼所记也。兹抄录如下：

西壁

香净法集（乙）九已年

令兴□礼法满

前不布施且作语言时来时逈佛礼去时逈佛归义诠

惠增留名之记 一月十二日 法超

支（？）仏屈（辟支佛窟）礼拜行道功德回施□持和尚法真□□□□霑此福一时成仏（佛）

丁未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时共互香使八人法超礼罗汉屈（窟）

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第僧沙弥惠顺日（？）巡礼至

惠峻行礼

法师惠增共大德□进法兴

惠超礼拜罗汉回施功德兹（慈）母离苦解脱

李道超巡礼之记

后壁南墙

壬辰年五月（下缺）

□茂惠初礼（下缺）

回施日初和尚礼（下缺）

解脱

东壁

礼罗汉骨

大师彦寿□坚更法师

大唐东裊（京） 坚行

惠盖法灯律师巡礼罗汉

王（壬）年七月十六日（惠盖）光及沙弥初

惠初巡礼功德为焉耆小万我知（和）平福相见即是愿也 坚行智恩（红土笔书）|普满|比丘惠灯记|

丁卯年七月十一日

沙弥戒初 智净

北右壁

施□□□□□□当来世师得其人亦□□乙酉年十一月五日戒诠书记|（愿）此福分回施法直师心时

乙酉年七月六日巡山寺示□□□

日照是恶人广德书记

以上题辞均在c洞，即罗汉窟。在素壁上用木具或金属具刻划，线条甚浅，不便椎拓，题辞中有“大唐大顺五年”（公元894年）等字，大顺为唐昭宗年号，此为库木土拉署唐纪元之最后年号。又题名中有“惠增”、“法超”、“法真”、“法晴”、“惠顺”、“法兴”、“惠超”、“惠初”、“彦寿”、“坚更”、“坚行”、“惠盖”、“法灯”、“戒初”、“智恩”、“惠灯”、“智净”、“戒诠”、“义诠”，皆为僧侣之名，疑为唐朝僧侣巡礼罗汉窟留名题记。在各僧侣中有“法师”、“律师”、“沙弥”、“比丘”等称号，皆同于内地。惟东壁题有“大师彦寿□坚更法师”，写在“礼罗汉骨”之旁，疑“彦寿”为罗汉本名，且“彦寿”亦不类汉名也。又东壁题有“为焉耆小万”云云，疑小万焉耆人，在龟兹出家者。又题名中除“大唐大顺五年”署唐年号外，尚有许多题名，只写干支不署年号，例如西壁“乙巳年”，疑为唐僖宗光启元年，“丁未年”为光启三年，与大顺五年题名同属一壁，必在大顺先后所写。又后壁“壬辰年”，疑为懿宗咸通十三年。旁尚有回鹘文题名。东壁有“丁卯年”，疑为宣宗大中元年。北壁有“乙酉年”，疑为懿宗咸通六年。这些年号皆在唐之末际，时回鹘人已入新疆。在后壁“壬辰年”汉文题识旁，有回鹘文题识，时代虽不能必定同时，但可证明此时龟兹已属回鹘，故过往僧侣，只署干支，不署唐朝年号，由此可知唐在西域控制力至此已全丧失；而回鹘人入新疆，库车已隶属于回鹘，均由此可得一证明。

以上皆在c洞，即罗汉窟。在c洞东北另有一洞，在半山岩，旁刻“惠光”、“任光”、“法诠”、“道”等字。又罗汉窟旁岩石上，亦刻有“仙”、“智月”、“法门”、“志升”、“法铭”、“惠光”等字。又在附近岩石上刻有“□悟”、“智月”、“太守李（？）”、“仙”、“太宗”、“只向”、“法诚”、“惠裌（演）”、“惠兴”，以上均刻在岩石上，仰首上望，仅见其仿佛。“太守”二字为隶体，书写甚优，下一字疑为李字，因壁临悬岩，不便细阅，故我亦未椎拓。余在此地抄录完后，复迤沟曲折东行，约2.5公里许，又有一洞（d），在干沟西岩半山腰。用梯线攀援而上，洞东壁刻“惠增”、“林”；洞北壁刻“惠增”；洞西壁刻有“金沙寺”、“六年”、“彦太”等字。洞东侧甬道刻有“貃”、“nd83d”等字，底为沙石，亦不便椎拓。返回至河坝洞，查看汗木多等工作，并在河坝南岩一洞中，洞东壁上亦有用具划字三行，为：

……题记之耳廿一日画金砂寺新□

大德法藏鄢□□□□□

月廿四日画□□□□□□□

又在洞东壁用红色笔书写题识为：“惠超法圣伯裍到此间”“戒明到”“智岭”“三月九日到此日畔晏”，以上皆为汉文。旁尚有用民族古文字划者，未录。其中可注意者，沟西d洞及河坝南岩洞中，均有“金沙寺”等字。疑“金沙寺”为汉人在龟兹所建立之寺庙。慧起《往五天竺记》云：“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类。”慧超不知是否即题记中之惠超，慧超过龟兹时在开元十五年，时库木土拉佛寺正是兴盛时期也。

在干沟迤北佛洞区，有石室五所。在廊下开一通道，五洞可通行。中有一室（e）颇宽广，四壁均刻有汉文及民族古文字。东壁刻汉文“成香”“还原”四字；又刻有回文刻辞，字甚模糊，可见“法轮常转”等字。北壁东墙，刻民族古文字（g、h）两行；北壁西墙，刻汉文“惠亲惠”等字，同时刻有民族古文字（a、b）两行。西壁刻有汉文“向明”“沙门日”，同时亦刻有民族古文字（c、d、e、f）四行。各洞佛像，仅存背光，面像已遗失；或仅存残身，头部残缺。《大唐西域记》称：“昭怙篅佛像庄严，殆越人工。”今由其他各洞残迹，亦可见当时佛像盛况。清徐松《西域水道记》称：“丁谷山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相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是在前清中叶，石像尚存也。《西域水道记》又云：“洞门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惟辨‘建中’二字。”（并上，卷二，十三）所谓“隶书梵字”，大概是指民族古文字题识，惟“建中”二字今不见，或是星伯误认也。沙门题名今尚存。

9月7日，乃掘河坝洞。除发现带字陶片外，余无所获。乃移至东庙（d）发掘。发现铜片及残纸少许，并佛像残件，知此为废庙基也。但此庙已为前人盗掘，遗物无存，故停止工作。8日移至千佛洞之南，库木土拉村庄附近旧城工作。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420米，四方形，城中已开垦为熟地。余等在城东北隅，拾唐代陶片数枚，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在城北0.5公里许，且有一陶片上划汉字，字迹甚模糊。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炮台”，盖为当时守戍官兵瞭望之所。在沙雅河（渭干河）西岸，与河坝洞区东庙相对，亦有古代寺庙遗址一区。我等于9月12日，由阿克雅尔前往探查，此地亦名千佛洞，实为大庙遗址。形同一小城，周约380米。沿城四周，均有住宅遗迹。城东有方形高塔一座，底宽8、高约7米，砖砌。形同西安大雁塔，惟顶部已残毁，我疑此为龟兹古代雀离大寺遗址。在城西亦有高塔一座，下为方形，宽约8米，上略圆形，宽约6.3米，高约6米余。城中已生青草，除拾得唐代陶片外，余无他物。

沙雅河（渭干河）两岸遗址，根据《大唐西域记》，当为古时昭怙篅。《西域记》云：“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篅。东西随称，佛像庄严，殆越人工。”今按其形势，遗址均散布于确尔克塔格南麓，跨木扎提河即沙雅河出口处，即《西域记》所称接山阿隔一河水者也。南距伯里克斯之于什格提大城，约20余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述方位大致相合。城三重，量其中城，周约624米，疑即《大唐西域记》所谓荒城也。以今推古，名称虽易，而形势未变。《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龟兹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卷二，页九）按“雀离”与“昭怙篅”，或为一名之异译。《高僧传·罗什传》云：“什在胎时，其母慧悟倍常，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高僧传》初集卷二，页一，金陵刻经处本）《高僧传》之雀梨大寺，当即《水经注》之雀离大清净寺，亦即唐之昭怙篅。罗什生于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据《西域之佛教》二七二页），此时雀离寺已臻极盛。则此寺之创建，当在东晋建元以前。吾人虽无遗物之证据，但据河西城西之高塔，上为砖砌，下为土筑，显然是两个时期之遗物。如以土坯累砌当于唐代，则用土筑当在唐前，故我定唐以前此寺即已存在，想无问题。同时，又在罗汉窟中发现“唐大顺五年”题识（公元894年），是此寺自公元3世纪50年代至9世纪末，此寺均在活动，则此寺之历史，约550余年，可谓悠久矣注8。

2.铁吉克遗址

我在库木土拉工作完后，即拟考察沙雅河西岸遗址。于9月9日，由库木土拉向西出发，渡沙雅河，河宽约1公里，渡河转西偏南行，至阿克雅尔稍息，复前行，沿途村舍络绎，柏杨夹道，下午抵今新和县住店。店有一小花园，颇舒适，在此休息一日。11日复出发至阿克雅尔，往探查沙雅河西岸及把什何计北之古址。13日，复由阿克雅尔向铁吉克出发，向西南行入戈壁，又过一大渠，本地人称为裕勒都司海子。盖沙雅河自库木土拉出山口后，分为二渠西行：一曰小裕勒都司渠，西南流至沙雅境内；一曰大裕勒都司渠，流灌裕勒都司，余水溢为湖泽。两渠并行向西，我等初行傍小裕勒都司渠，后傍大裕勒都司渠，沿渠村舍络绎，田亩相望。下午抵托卜沁。有一旧城在路南0.25公里处，只余墙基，城中已生青草，无一遗物可检。3时转至一猎户阿西木家住焉。14日即由阿西木家出发转西行，经红泥滩，间有沙碛，过玉尔滚，有土墩二：南墩高约9米余；北墩亦高6米。为土砖所砌，墩东西有垣墙遗址，已满积黄沙。我等在此检得碎铜片及陶片若干。审其陶片，均作粉红色，皆为唐代遗物。在墩东北约1公里沙碛中露出红泥滩，满布瓦砾及铁块甚多，并有烽火遗渣，知此地为古军事警戒区域，沿途置有戍兵。在南约5公里，亦有一旧址，未经探查。复由墩向西南行，初行沙窝之南，复穿过沙窝，绕行沙窝之背。此沙窝自沙雅河西岸，旁确尔克塔格西南行，至阿克苏境，绵亘50余公里，或即《大唐西域记》中龟兹与跋录伽中间之小沙碛也。出沙窝，向西傍山行，下午抵铁吉克，住店中。此处有一东西山脉，总名确尔克塔格。由库车北托和拉旦分支西行，木扎提河穿山而过，库木土拉佛洞即在其出口处。西行至铁吉克，本地人称为柯尤克塔格。柯尤克为喜欢之意。传说有一圣人至此，在山中牧放迷途，复被寻得，共称欢喜，故名。山为黄土层，中出石油，清末曾有人开采，后已停开，现山腰间尚留存许多洞穴，即旧时开掘遗迹。在山麓一带有铁块及硫磺炭渣甚多，是此地古代必为军事要地。复往西，查看千佛洞遗址。佛洞或在山顶，或在山腰，形势颇为散漫，现可见者约十余处。又有古房址或废庙，又有一古营垒，形同土堡，均在山顶，墙壁多已倾圮，此地遗址颇为复杂。我等先掘沟北佛洞（a），发现陶模一件，为佛掌。又在沟畔（e）掘出一烧砖铺底，间有花纹，惟不见他物。16日又移至古垒侧之佛洞发掘，在深1.2米下发现蓝墨锭若干，及尖头木具一。此洞或为画师所居，其颜料即以粉画墙壁者。运回后，抗战期间毁于兵燹，甚可惜也。又发掘古垒东墙，掘出一旧井穴，中有熔铁破瓦罐甚多。又垒中拾有铁箭头及铁弹子。箭头为扁叶状，颇类近代之物，但陶片及古垒建筑，则为唐代所遗。又掘沟坝，出现一小陶瓿，口部有四孔，未知何用。亦有佛像残件，知为古庙遗址。总之，此地遗址，除山上古垒外，其余大部为佛教遗址。但此一带地区，完全为黄土层，洞宇均凿山而成，故岩壁墙壁颇难辨识。我在河畔掘一处。现出砖石瓦片，且有灰土，为一住宅，但掘至宽2.66、深1.33米，全为黄土，以致庙宇痕迹隐晦不明。又山中裂沟甚多，盖为水冲刷而成。但沟中发现圆顶形房屋，墙壁有斧凿痕迹，表面为烟熏黑，确是人为，而非天然。因此我疑此处古时必有甚多之庙宇及住宅，经过雨水冲刷流为沟渠，建筑倾圮已变其形势，增加工作困难，故工作三日，即行停工也。

三、新和西部之古址

1.大望库木旧城及周围之古址

余等在铁吉克工作完后，即往沙雅西北一带访古址。9月18日，由铁吉克出发，向东南行，经过盐壳及沙碛所覆盖之地面，又穿过一沙碛区域，抵伯克里克村边，沿途树木夹道，田亩相望，下午抵巴杂住焉。此地属沙雅县所管。由乡约代请一引导，名阿西木，年50余，对此一带之古址颇熟悉。由彼引导，历访各古迹，自近者始。在村庄附近有一旧城，距村庄西南约1.5公里。城三重，城基尚存，高约1米，本地人称为干什加提，即三道城之义。余于20日前往视察，分为内城外城大外城三重。内城土阜起伏，隆洼不平，洼者浸为水池，本地人传说为衙门，意谓官署所在之地。由内城至外城相隔约60余米。外城形略圆，每面均约156、周约624米。城中有土阜数处，或为建筑之倾圮者，大部分已开垦成熟地。由外城至大外城相隔约240米，外城周围未测量，城中隆起处不多，检视无一遗物，即陶片亦不可得。地面满覆泥沙，陷马足，因碱性蒸发有已变为硬壳者。询之本地人，亦无有在此拾一物者。一山西人告我云，此鞑子城，盖谓蒙古人之城也。城为夯土所筑，规模宏大，以城基建筑术言，或为唐以前之旧址，疑为龟兹旧都，即《大唐西域记》中所谓荒城也。《西域记》云：“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篅。”昭怙篅遗址，我已证明即今之库木土拉佛洞，现此城北偏东距库木土拉不过25公里左右，位置相当，可能是龟兹金花王时代旧都。必须有待于将来之发掘作证明也。稍停，复向西行，抵伯勒克斯，住一庄户家。又本地农民送来铜花押之类，据说出于克子尔旧城。始在伯克里克时，亦购到铜章数件，知此一带古址必多。乃置行李于村中，余同引导及毛拉、汗木多等骑马往访。9月21日，由伯勒克斯向西出发，经行沙碛，在沙碛中露出红泥滩，瓦片铁块甚多，必为古时居民住地。旁有干沟已为浮沙所掩，但必为古时流水遗迹，或是古渠道。下午1时，抵大望库木，住于红泥滩上。此地在沙窝之中，遍生芦苇。引导人在此掘井，水出颇淡，即留什物于此，骑马往探旧城。此地沙碛纵横，枯木拟构，入其中者，顿失所向，孰为旧城，不易辨识。据说旧城旁有一胡桐树，但亦失其所在。在此一带盘旋四小时，旧城终未觅得。但土阜中瓦砾，触目皆是，亦是有居民之证。22日复往探寻，先考查住处北之土墩。墩在住处东偏北约3.4公里，在沙窝背面，屹立红泥滩上。墩为红土所筑，周约36、高约6米，中填土坯，疑原为汉墩，唐以后重修者。在此墩北，另有一墩，周30、高约5米。在此墩之南偏东，约1.5公里，又有一土墩，周约36、高约12米,下层为红土所筑，上为土坯所砌，亦为汉墩，唐以后重修者。余在墩旁拾有铜扣及蛤贝之属。墩西约数十步，复有一墩，亦为土筑，间有烽火遗渣。在此稍停，又西南行约11公里，有一营垒。垒二重：内层周约54米，外层周约161米。东北西北隅，均为沙碛所掩盖。城墙基址，间暴露于外，高不及1米，大部分均埋于沙中。观其形势，可能为古时军事中心区。9月23日，复考察此一带之古址。在住地西偏南约5公里地，有一沙碛，露出红泥滩一块，散布红瓦砾甚多，铜钱、铁块俯拾即是，我拾得五铢钱一枚，可知为汉代遗址。范围颇大，横直约2.5公里，满布浮沙，旧城城墙隐没于浮沙中，若隐若现，犹能窥见其仿佛，本地人名此城为额济勒克。附近有土墩二：一略高，一略低，相隔不过5米。四周瓦砾、铁块甚多，且有烽渣，或为烽火台遗址。红泥滩中，时有隆起小土丘，可能为古时房屋之遗迹。略经探掘，亦未发现任何遗物。在此查勘后，复西南行，寻觅大望库木旧城。初向南行，沙窝累累，乃转南偏西行，又转南行，绕至大沙窝南部，红柳柘蒿与沙阜相间杂，大望库木旧城即在沙阜错丛中。北距额济勒克旧城约5公里。城墙遗迹已不可见，惟见土阜高处，四周散布瓦砾甚多，小铜钱散布极广，盖为龟兹所铸之货币，形式略同于刘宋时之对文五铢，但无字。我在此停留不及两小时，拾钱近百，乃转东行。沿途又经过遗址4处，情形均与大望库木相同，虽然沙窝不如额齐勒克一带之大，但在红泥滩上时有散布瓦砾、铜钱。惟靠近伯勒克斯村边一古址，区域颇大，纵横约3.5公里。余等在此拾小铜钱、印章、戒指等等，并有人骨露出，或部分为古坟地也。时已近黄昏，乃返行，抵伯勒克斯原驻地，已半月高照，家家灯火矣。

综计吾等于9月21日由伯勒克斯出发考察大望库木一带之古址，至23日返伯勒克斯。三日之探查，自早至晚，驰驱于沙窝泥滩中，周围约15公里，发现遗址10余处。或有城墙遗址，或为烽墩，或为房址，铜钱、铁块、瓦砾遍地皆是，而各遗址所出现者均同，可能为同时期所遗留。但由其发现有五铢钱及小五铢，例如额齐勒克所出者，则此一带可能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之故址。又由于土墩旁有烽渣、铁块，可能有守望设备。因此就其性质言，或为军事中心地。由其小铜钱、瓦砾散布之广，又有铜印章、铜戒指之类，则居民亦多，或为戍卒之遗物。我于23日日记上有一段结束语曰：“回首远眺白泥滩上，高阜起伏，若隐若现，犹想见古时屯戍刁斗之声。白屋历历，鸡鸣犬吠，如闻仿佛。”现在印象仍然如此。虽此地无显著大城，但遗址分布区域规模甚大，必为当时一重要中心地。据《后汉书·班超传》及《梁裏传》均称：“班超为都护，居龟兹它干城。以后延平间，段禧为都护，赵博为骑都尉，均居其地。”是此地或为后汉时它干城故址也。

2.通古斯巴什旧城及周围之古址

余等在伯勒克斯西南一带之古址考察完后，即拟考察伯勒克斯东南一带之古址。9月24日由伯勒克斯出发，初向东偏北行，后转南行，约15公里至克子尔庄。庄南有一古城名克子尔沁，维语红城之义。两城相连，迤西一城周330米。有墙基，高约2米不等，红土所筑。北有土墩三。此城东又有一城毗连，相隔不过十余步，稍大，周约600米。满生青草，墙基稍高，除散布红陶片外，无其他遗物。25日继续考察克子尔庄西之旧城，名鹤什土拉。城墙周约102、高约2米，实一土墩，并非古城。“土拉”亦即土墩之义。城东北隅又有一土墩，已倾圮，地面散布碎铜片及小铜钱。在鹤什土拉之西，有一古城各色当沁，在旁又有一城，二城相连。迤北一城，有城墙遗址，周约210米。东南隅有一土墩已倾圮，城墙均为土坯所砌，余等在此拾“开元”钱一枚，是此城在唐代尚有居民。迤南约30余米，又有一城，城墙已毁，略存形迹，周约270米。在城北有土阜三，中一稍大。余等在土阜旁试掘，出现土墙，全为土筑，一面涂青灰，一面涂泥，墙宽不及1米，坚结非常，一墙半为土坯所砌，必系后来补筑。墙内堆满沙子，间有胡麻，必为古时陈储粮食之仓库，沙子则系由外面吹入者。余等在此附近，拾小铜钱及铜片，又拾五铢钱一枚，则此地又为汉代遗址。又因其墙一半为土坯所砌，则此址至唐仍未废弃也。往南约0.5公里，在沙窝中露出红土埂一道，亦为土筑，类似城墙，可能与克子尔沁有关，但因整个形迹不甚显著，故不能决定其性质也。26日继续考察克子尔庄西南之旧城勒哈米沁，维语有濠沟之义。西北距克子尔沁约5公里。城周210米，内有类似水磨石二块，不能取出，取则水上涌。余自洞伏地爬入至井底，周围亦不过丈余。形圆如葫芦，上透微光，井底有木柴二根，盖为后人放入者，亦不见有何遗物，或为当时之废井。在此城附近，拾铜片及红陶片数枚。在此城西北约1.5公里，有古房址二处，本地称为砖头城。实无城。四周散布红陶片甚多。余等在此拾开元钱一枚，则此遗址可能是唐代所遗也。27日继续往南考察，初向南行，过克子尔沁，转南东行，过卡勒克沁小城，周180米，门向北开，墙为土坯所砌，高约6米，在城外拾“开元”钱两枚，则此地亦为唐代遗址。复向南东行，抵通古斯巴什旧城北一村庄住。旧城在庄南，名通古斯巴什，盖谓“通古斯族首领”之义，又称为唐王城，为龟兹大城之一。四面城墙，巍然独存，城四隅尚有突出城垛。墙外尚存城垛五。高约9、周约825米，土砌。南北开门，门宽约1.3米，北门楼尚存，在北门楼东有古房遗址数处。9月28日开始工作，先掘城内东边垃圾堆处，发现布巾之类，次日仍继续掘通古期巴什旧城，先掘城中高地，深0.6米即现土墙，断为房基。再下深1.6米到底，发现干草甚多。又出现胡麻、油饼及木屑之类。油饼圆形，径30厘米余，盖用榨筒榨出。余在胡乃玛庄时见一家正在榨油，其法：凿一树为槽，大可盈拱，高约1米，中空，置菜子于内，以杵捣之，下有孔漏油，别以横木架杵，用驴或马拉转，杵上加木石之类颇重，一人一面赶驴，一面捞菜子粉，下有一碗盛油，不知古时与此法相同否？现在此地仍用胡麻油、菜油、棉子油，惟无芝麻油耳。在此地掘完后，又掘昨日之垃圾堆，又发现巾布、木裐、鞋履之类甚多。又有一布口袋，可能是盛弓箭之用。又有木碗、木具等等。余发现此类遗物时，本地人均笑之，而余则认为至宝。又本地居民在城中拾一残纸，上有唐大历年号，是此城为唐城无疑。当汗木多等工作通古斯巴什旧城时，余往南考察，单骑往访南5公里之不徒瓦什旧城，城周约250米，亦为小城。门向北开，墙基尚存，高约2米许，为土坯所砌。往西略偏南又有一旧城，名可提尤干，为一土墩，并非古城。墩下为土筑，上为砖砌，周围130、高约6米。附近0.5公里许，有红泥滩一块，红陶片散布甚多，间有铁块、小铜钱，或为古屯兵之所，以捍卫通古斯巴什旧城也。据说在可提尤干西南约10公里，另有一小城，名乌斯木，余以泥滩难行未去，想此一带小城必多也。余等连日考察伯勒克斯以南诸古城，除色当沁、克子尔沁相当于汉城，属大望库木系统外，若勒哈米沁、卡勒克沁、通古斯巴什、不徒瓦什、可提尤干均为唐城，其墙址均为土砖所砌，有唐开元钱散布，陶片亦属唐代系统，则此一带遗址，时代可能相当于唐，而以通古斯巴什为一政治中心区也。

3.羊达克沁大城及周围之古址

我在通古斯巴什旧城工作完后，转向北考察以北迤东之古城。9月30日，从通古斯村庄住地出发，向北行，经行沙碛及湖滩，裕勒都司渠水下流灌地后，余水每溢为湖泽。过此转东偏北行，约10公里多，抵玉尔滚沁大城，维语红柳城之义。城居于湖滩之中，有内外两城，颇大。外城周围约1425米，较通古斯巴什城为大。城墙已倾圮，只余墙基，高约3米，东墙略有未倾圮者，为土坯所砌，中夹枯柘木条，疑为后人所重修，当初乃土筑也。城中有一小城，在北，与外城相连，周346米，中有土阜，盖为古建筑物之倾圮者，无一遗物可检。城外沙窝棋布，城内泥淖深30厘米余，面呈白沫，青草红柳，随风飘摇，略有陶片及小铜钱。陶片作红色，小钱亦与色当沁一带所拾者相同。城门南北开。东门外又有土埂一道，疑为旧城基。在此稍停，复东行，转东南行抵叶现比，住乡约家中。叶现比是集镇名称，为沙雅县之一大镇，本地名为英尔默里，在英尔默里南北均有古城。10月1日，先考查北面之大城。先向北偏东走，约1.5公里，抵托卜沁旧城，只余墙基，高约3米，周约168米。东北开门，城中泥淖深30厘米许，表面结成硬壳。稍停，复北行，至羊达克沁大城，又名于什格提，距英尔默里巴杂约10公里。城墙全为土筑，现仅余墙基，高约1米，北面渐至灭迹。城三重，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510米，中有土阜一线，或为古时建筑中心区。墙壁倾圮，隆起为阜。内城至外城中间尚有一城。北面墙基不明，城中沙阜累累，枯柘结泥，经硝碱蒸发，极为坚结。检视无一遗物，连陶片亦不可得。据本地传说，此为鞑子城，已有二千多年矣，莫哈默德出世前，即有此城。言虽无稽，然以此城建筑术论之，确在唐以前也。《晋书·四夷传》龟兹条云“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晋书》卷九十七，页十三），与此城形势暗合。中间之高地，或即佛塔之倾圮者。据此，是此城为第3世纪中期之旧城，距今已1700年矣。2日复考查英尔默里巴杂南面之旧城，在庄西南约5公里，为小羊达克沁。此地名克子尔库木，即红沙之义，故此城又称为克子尔沁。周135米，城墙已倾圮，只余墙基。在东北隅有一土墩，略高。城中除稍有红陶片散布外，无他遗物可检。在此城东1公里许，有阿雀墩已颓圮，在此稍停，复西南行，约5公里，过羊达克沁大渠，抵大羊达克沁。周约232米。实则为一小城。城中被水冲刷，城墙已倾，惟北墙稍高，约1米，为土坯所砌。城东南隅有一土墩，城外相距约0.25公里，有土墩二，高1米余。本地居民送来一铜花押及铜件，据说在城中所拾。又在城北沙碛中拾一木章，或亦作签押之用。汗木多等亦在城中拾“大历元宝”大钱一枚（公元739年铸），则此城在唐大历后仍有居民，且为唐城。城之北、西两面沙碛中，陶片铁块散布甚多，象征此城过去之繁荣。下午又考察月勒克沁，维语草场城之义，北距大羊达克沁约10公里。城在湖滩中，为圆形，城墙已毁。现存基址，高约0.7米，夯土所筑。周约250米，中有土墩，已倾圮，形式与轮台南之柯尤克沁，即吾人所断为仑头城故址者相同。陶片作红色而粗厚，年代较古。城中已成泥淖，地面暴碱沫若霜雪，据说此为近年事，十年前尚不如此。以西相距约0.25公里，有一土墩。四周有作长方形之墙基，周约90米，瓦砾、铁块甚多，陶片作红色。城南隅有发掘痕迹，审其形式，似为房屋建筑。余等在南墙下，拾有“开元”钱及五铢钱各一枚。是此墩必与月勒克沁有关系，且为同一时期之遗址，原为汉城，至唐此地尚有居民活动其间也。据说在月勒克沁南尚有二古城，在沙窝湖滩中，驴驮不能去。余等曾骑马前往探查，除在南5公里地之沙窝中，觅得一有陶片古地外，古城终未觅获。盖沙窝纵横，易致迷途，而且沙阜类土墩，红柳拟城墙，觅寻古城，诚非易事。乃放弃寻觅古城企图，返至胡乃玛庄，转至沙雅县城休息。沙雅西部，即渭干河西岸之古址调查，至此遂告一段落。

四、库车东南部之古址

10月7日，余等由沙雅返回库车，在库车略事休息，即准备考查库车、沙雅东部诸古迹。

1.库车南部之古址

10月16日正午，由库车出发，初向南偏东行，过库车城上河。本地名曰沁色依，亦即“城上河”之义，为铜厂河西流之支水。转东南行，又过鄂根河，为一新河，自库木土拉渭干河分出东流，经长兴巴杂之北，土尤包第之西，转东南流入沙乌勒克草湖。水大时可至爱墨提草湖。下午6时半抵哈拉斯堂住。17日继续前进，向东南行，过博斯堂巴杂，直至哈拉黑炭巴杂。因由哈拉黑炭巴杂至沙乌勒克草湖中间古址甚多，故我以此地为中心向各方调查。兹将所已调查者，依次述之：

（1）阿克沁

18日余单骑往访巴杂西阿克沁旧城。城墙为土坯所砌，高约1.3米，周围约123米，略作方形，不及0.5公里。城中无遗物可检。转东行，通过一小沙碛，至一古地，稍有红陶片，在其旁沙碛中，露出红泥滩一线，类似一干河床，自西北向东南，宛然如带。询之本地人，称是渭干河故道。据说此干河自千佛洞出山口后，经库木土拉之北，东经阿拉哈庄入戈壁，东流于亮果尔庄之西，长兴巴杂之东；复东南流，经哈拉黑炭之西；转东南流，过穷沁之北；折东北流，至爱墨提草湖。初本有水，后经农民打坝横截，逼水南流，故此河遂涸。复由此干河出发，绕哈拉黑炭之南，东行抵可洛克沁。据说昔时尚有旧城遗址，现已无形。有一土堆，已掘为塘，无遗物可检。

（2）托卜沁旧城

19日继续考察巴杂东北之古址。初向东北行，后转北行，过一干河川，河床颇宽，与沙雅北之渭干河相似。河岸胡桐树骈列成行。此干河据说自哈拉黑炭西之干河分出，东流经托卜沁之南、巴杂之北，东至爱墨提草湖。一说直至罗布泊。渡干河后，复北行，亦为湖滩，红柳丛生。10时抵托卜沁旧城。城墙已毁，只余城基，形略圆，中洼如釜形，空无一物，周约234米。此城位于湖滩中，四周皆碱地，面呈硬壳。盖此一带均为渭干河下流，地势低平，水大时每溢为湖泽。水涸复蒸发而成碱地也。

（3）英叶一带旧城

19日下午，全队由哈拉黑炭出发。东南行至英叶，住猎户阿西木家中。彼知道古地甚多。20日由阿西木引导，考察英叶东南之古址。初向东行，复转东南行，远望有一干河川在道南，即哈拉黑炭西面之干河。至此转东行直至草湖，与现在渭干河汇入塔里木河，现库车人至罗布泊，即行于此干河之旁也。河宽约百余步，两旁胡桐成列，沙窝骈立，中为河床。西域大河如和田河、塔里木河两岸均如此。渡干河川约数百步，即为穷沁旧城，西距英叶7.2公里，“穷沁”即大城之义。城在湖滩中，满覆泥沙，无遗物可检。城墙已不显著，只见城基，高约0.6米，略作圆形，周约924米。西有一土墩，已倾圮，周约120米。盖为古建筑遗址，其形式颇类轮台之着果特旧城。故我疑此城为汉代屯田时校尉城旧址。《水经注》云：“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迳龟兹城南合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卷二，页十四）西川水即渭干河，如上文所述。现长兴巴杂南之干流，东流分为二水：一东南流于哈拉黑炭巴杂之西，东流于穷沁之北；一东流于托卜沁之南，即《水经注》之西川枝水，分为两源者是也。而穷沁适在干河之旁，疑即屯校所守之故址也。乃返抵英叶，复踏查英叶附近之羊达克沁。城作方形，墙基高约2.6米，上生丛草，外披泥沙。城中空无所有，周约345米，又踏查英业西之旧城克子尔沁。城墙遗址尚存，略作圆形，城基高约0.6米，周约180米，亦无遗物可检。21日上午10时，率全队向沙乌勒克出发。在英叶东3.5公里道南，有一旧城作长方形，红土所筑，墙基高约1米，周约276米。北、西两面地略隆起，或为房屋痕迹。羊达克沁在其东北约3.5公里，相为nb425角。旋循大道转东行，在大道南有一旧城，名阿克沁。周约105米，长方形，城门向南，四隅有土墩，高约2米，城墙高约1.3米，土砖所砌，墙东西两面隆起高地，想为房屋遗址。南城外有土墩二：一墩中空，现为本地人烧木炭之所。城旁有一大道，至沙乌勒克草湖，并至罗布泊，干河在城之西南，约5公里地也。在城之东北有一古渠，维语称为黑太也拉克，即汉人渠坝之义。据说此渠源出哈拉黑炭巴杂之西，地名曲鲁巴哈。由干河分支东行，经英叶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墨提草湖遂不见。全长50多公里。附近古城若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太沁、于什格提皆附于渠旁；穷沁则附于干河旁。渠为红土所筑，宽约6米，至于什格提东面，分为三渠至草湖。此渠建筑年代虽不可知，然分于干河而不分于现在之鄂根河，则必建于鄂根河改道之前也。复前进，抵满玛克沁，亦名尚当。在大道之旁，位于胡桐窝中，距沙乌勒克约10公里。古渠经其西，四周城墙间有存者。东边尚有小城圈一道，城门向东，地亦略高，周约103米，疑为一古垒。复前行，抵渭干河岸，河为渭干河支河由沙雅东北分出，东南流至爱墨提草湖即止。一说与渭干南河汇流，入塔里木河。渡河南行约3公里，即抵沙乌勒克村庄。

（4）沙乌勒克以北之古址

22日开始考察河北岸古址。上午10时向东北出发，转北行，渡河经过一胡桐林，在西南有一大片盆地，周以胡桐，绕以干沟。本地乡约告余云，此名黑太克尔，意为汉人渠坝。而“黑太也拉克”之名，亦由此起。循黑太克尔东行，约40分钟，抵一旧城，名黑太沁，即汉人城之义。距沙乌勒克约5公里。城墙已倾圮，墙基犹存，高约2米，周约424米，略作圆形。城门向西，城中已成碱地，无一遗物可检。黑太也拉克在其北，渭干河流其南，以渠坝及城之名称言之，确为汉人之遗迹。时代虽不能确定，但必与河渠有关联。复由旧城向北转沿黑太也拉克东北行，约5公里，抵一土墩，其旁废木料甚多，并有斧凿痕迹，必为古时建筑材料，旁散布铁块及烽渣甚多，则此地必为古时烽燧亭遗址，守护渠道者也。渠旁红泥滩上，间露红陶片，是当时渠旁必有众多居民经营农耕。仍沿渠北行，约2.5公里，抵于什格提。即三道城之义，实无城，盖为三组房屋遗址相连耳。面积周围约300米，地面散布红烧砖及泥残件甚多，或为当时房屋建筑材料。观察完后，仍沿旧渠西南行。又在渠旁发现古房址二处，皆为土坯所砌。据说此处曾发现磨盘石一方，后遗失。据此，是此地为古代垦殖区域。由于房屋为土坯所砌，时代疑稍晚，可能相当于唐。23日仍继续考察，沿昨日旧道，渡河东北行，抵一古地，名爱定克尔；在此地附近有一盆形地，类似池塘，疑为当时蓄水池。寸草不生，水清澈，故称为爱定克尔，爱定即“清水”之义。此一带有土堆数处。余初掘一土堆，发现房屋墙壁。墙为土筑，中夹用木栅，内外以红泥涂之。又有木栅尚直立于墙中，以纵横木料排比，宛然若新。上盖草搭，类似现新疆居宅所用之屋顶。并有木料遗弃于地面。掘深至1米许，均为浮沙，不见遗物。仅拾得一半面五铢钱，则此地似为汉代遗址。又有一地，发现红烧砖甚多，本地人曾运至巴杂出售。此遗址皆附于古渠之旁，北距古渠不过35米，显为渠旁居民住宅，与于什格提之旧房址相距2.5公里许，但此地时代较于什格提为早，可能是早期居民垦殖区域。24日，继续掘渠旁土堆，又现出房屋墙壁。掘深约2米，现出一毛炉，炉前有二小土台，炉中灰烬尚存，炉形与本地之毛炉极似。现本地居民每一住宅，房内均为土坑，在墙壁之北或西，必有一毛炉，由墙中透出屋顶，终日燃木柴其中，室内均暖，是现在之毛炉，溯源于古昔。又出现房顶亦与现在房顶近似，系胡桐、木柴纵横作架，再铺草涂泥。以现出陶片证之，决非近代之物。然究系何时之遗址，现虽不能有确定之答语，但出现五铢钱，似为汉代所遗。又其墙壁建筑形式，以木材为墙，在于田喀拉墩遗址中，其情形亦如此，而皆为公元第1世纪之遗址也。余在罗布泊土垠所发现之房顶，亦用草搭，同时出观汉简，确为汉代遗址。则此处遗址可能亦为纪元前后故物。但此遗址附于古渠旁，在渠旁遗址，据余所已探查者，除阿克沁城作方形为土砖所砌、时代可能稍晚外，若满玛克沁、黑太沁、穷沁、克子尔沁、羊达克沁城之形式，均作圆形，墙亦为土筑。以许多遗址证之，凡此类建筑均较早，可能是汉代遗址。因此，则干渠亦当为汉代渠，此一带可能为汉代屯田所在。但于什格提亦在渠旁而建筑为土坯，以他处唐代建筑证之，则此地可能为唐代遗址。阿克沁古城亦为土坯所筑，因此，此一带当原为汉代屯田区，至唐代仍在此地垦殖，而渠旁之城堡及住宅，疑皆屯卒所居。他处再无此类似之遗址也。根据以上所述，综合渭干河两岸之古址，则知渭干河流域，将来地力之开发仍未可量也。

在此地工作完后，24日下午1时，全队出发。向西偏北行，经行一绵长红柳滩，在红柳滩中露出一古河床。两岸胡桐骈列，沙窝累累，即干涸已久之渭干河支河与托卜沁之干河同为一河，均自哈拉黑炭西之干河分出者。初沿干河行约10公里，乃转西北行，过鄂根河，此河为新河，亦自库木土拉渭干河分出，东流于鄂根庄，又流于长兴巴杂之北，土尤包第之西，水大时可至爱墨提草湖。又渡小河二，皆鄂根河支流，自西至东，皆自库木土拉千佛洞分出，皆属于《水经注》所述之西川水支派系统。关于新旧渭干河及其支派即沙雅东部之考察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乃急驰至梯母沁，已晚10时半矣。

2.库车东部之古址

我以上所考察者皆属渭干河支流。库车有两条大河：东为铜厂河，西为渭干河，即《水经注》所称之东川水与西川水。沿途古址亦多傍此两河分布。关于渭干河支流古址已如上述。其次将述铜厂河沿岸古址。铜厂河出自亮果尔山口后，分为三支河：一河西流至库车城旁，称为城上河，亦称库车河。徐松《西域水道记》称为密尔特彦河（卷二，页十六），现无此名。城上河自库车西南流，折东流，据说水大时可至木鸡克草湖（在库车之东，轮台之西），水小时流至土尤包第之北即止。但据《水经注》“东川水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故延城矣。……又东南流，迳于轮台之东也，……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又东南迳乌垒国南，治乌垒城。……又东南注大河。”（卷二，页十）按枝水右出，即今城上河，西南入龟兹城，即今之库车城。右会西川枝水，是古时城上河流于轮台之东，右会渭干河，即古西川水，直至野云沟之南入塔里木河。现在流至轮台之东，入塔里木河为渭干河，城上河流至库车与轮台间草湖即止，此古今易势也。此外东流者有两河：一为叶苏巴什色依，自出山口后，东流至克内什灌地后，南流入城上河。中间尚有一小河，不知名（疑即《西域水道记》之乌恰尔萨依河），东南流，亦入城上河。

10月26日，发自梯母沁。北偏西行，经过土尤包第，渡城上河。河宽180、深1米许，又过叶苏巴什色依至色列当住。此地距克内什约15公里，而白雪皑皑之天山已远望若接矣。27日继续向东北行，连过数土墩，上轮台至库车大道而抵托和乃。在大道之南，树木林立，田野相续；而大道之北，则为一片戈壁，冈峦陂陀，盖已近于天山南麓矣。上大道转北行，经行戈壁，旋入山曲折进行于沟中，约5公里而抵克内什庄，作考古之调查矣。

（1）克内什佛洞之工作

10月28日上午9时，由乡约领导，往查看司密司玛里之千佛洞。此地距克内什庄西北约5公里。所有佛洞均在山中，隔一溪沟，两旁岩石壁立，佛洞或在岩下，或在半壁间，河东岸有佛洞计13处，由南而北稀疏的散布。河西有土阜隆起如舌，横亘中间，在土阜两边均有佛洞及废庙约10余处，散布在沟的东西，与河东岸佛洞相对。在沟东者有佛洞五，废庙址二及大墩一；沟西者有佛洞八。第四洞特别高大，吾人称为大庙。综记此处佛洞，除庙不计外，大约有佛洞28处。因山设计，形势颇为散漫。我等于10月29日开始发掘，初用12人从事工作，分为两组：以6人发掘河西沟东半塞之洞；6人发掘庙基旁之大墩。工作半日，半塞之洞，即第三、四、五洞，或下为灰土，或为湿沙，显系一空洞，无一遗物。第二组惟在庙基旁大墩下，掘出石杵一件，石环一件，当时或为一磨房。乃移发掘佛洞之人，发掘大庙。发现泥壁佛像残件甚多。此庙原有发掘痕迹，据说为德国人勒柯克所盗掘，因无所获，半途而废。我等又掘出“建中通宝”一枚（公元780年铸），知此一带废庙在8世纪至9世纪间尚在活动。30日，继续发掘大庙。大庙有前后二殿：前殿有甬道通后殿，前殿宽8.35米，东西壁长8米。有五层，下二层约4米，通高10米，每层凿石为槽，为搁置横梁之用。第五层中有圆顶方形洞窟，然无法去看。前殿通后殿两弄门宽1.8米，高3.7米。后殿深3.5米，宽9.2米，高5.2米。半为积土所塞，积土高1.2米，上层生土为0.4米，次为红灰土0.8米。吾人发掘后殿，在红灰土中出现泥塑佛像残身，但完整者甚少。此庙亦被火焚毁，与焉耆明屋相同。但此庙焚毁未净，泥塑尚存有木棍及草料。盖当时壁像先作胎，以木为架，裹以草，再涂泥，明屋所出木草已毁尽，此则犹存原胎型，塑像制造过程，由此可知也。然今日发现一残身坐像着衣，足不外露。外刷红色，与明屋异。又此地佛像，面皆装金，为焉耆明屋所无也。又在大庙西侧，掘现一排佛洞。均作圆顶方形，其中壁画多毁，存者彩色如新。但为土塞，几堆积及顶，完全掘出，非时间所能允许，故终被放弃。31日仍掘大庙后殿。发现一残腿残身，抵后壁，出现一土台，高0.6米，宽1.4米。东西行，上有彩绘，但已倾圮。旁另有一小土台，南北行，宽0.5米，高0.45米，疑为墙壁脚下之装饰，并非供佛像者，敦煌佛洞类多如此。东北隅出现一石台，或为供佛像之用。余等发掘此庙完后，即停止工作，而作苏巴什古城之游矣。

（2）苏巴什古城之工作

11月1日，在克内什工作完后，向苏巴什旧城出发。古城距克内什约15公里。城在北山南麓，有铜厂河流贯其间。铜厂河出自北山，经铜厂西南流，故名铜厂河。经亮果尔庄南流，贯古城而过，古城遗址散布于河之两岸，东西对峙，形同肺叶。河东古城墙，断断续续间有存者。东临河岸，城内房屋建筑，塔庙遗址，井里稠密，岿然若新建焉。城墙及房址，皆为土砖所砌，故此城时代，约当于唐。城中内外皆有高塔，颇宏伟。临河一段城墙为复墙。又作“t”字形，疑皆为佛塔建筑之围墙，亦有依城作洞窟者，则为居民依城而居，凿墙为室所致也。余等在城中拾小铜钱若干，盖为龟兹所通行之钱币。又拾银钱一枚，无孔、圆形，一面为王者半身像，一面为火祌教祭坛及二祭司像，两面均镌钵罗婆文字。据夏鼐先生考订：“此币为翁米亚王朝时，在波斯的阿剌伯总督所铸，所谓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公元651—703年间铸），在陀拔斯单使用，然后传入新疆的。”西古城在河西岸。南城中有一小城，东有高塔一，城中又有大小房址若干。门向南，门前有一墙壁，表示为城门所在地。城西、城北均有高塔。城北塔右侧有一排佛洞，洞中墙壁上有用木具或金属具刻划民族古文字。亦有刻人像者，总戴幞帽，即《西域记》所谓巾帽，鼻梁高耸，所绘或为一西域人形貌。城北大道东有若干小屋，汗木多等在依河边一小屋旁发掘。发现半身佛像模型一件。存头部及胸部，姿态美丽，两目无珠，衣纹紧束，表现出犍陀罗派艺术作风。11月3日，开始作清理工作。先掘河西岸古城北废洞。在古城北有一废塔，在废塔南面大道之东，有一排佛洞，南临干沟。在此一排洞中间，一洞内作长方形。有小房数间，鳞次栉比若街市。中有一长甬道通墓室，两旁洞窟颇隘小，疑为僧侣静修之所。墙上有用金属或木具划的文字，因剥离过甚，仅识汉文“惠宝题记”、“僧进”等字，疑此为过往僧侣巡礼之所，此字亦为彼等所题也。在此排佛洞之西首有一洞，原为山石所掩，不现洞形，及掘出山石而洞现。洞颇宽阔，中间堆积碎石渣殆满。清理之后，在洞壁东部露出二陶罐及尸骨与衣巾之类。中有尸骨二具，头东足西，横陈洞中。在尸骨上用白蓝色绸巾缠裹，项部有围巾打结，类今之西服。骨骼颇粗壮，外为男身，里为女身。又出现木板甚多，已腐，盖以陈尸体。西域葬法，不用棺木，多数是在洞中堆砌一土台，四周以木板作栏围之，而置尸体于其上，此墓亦然。在女人头部，寻出金星石一粒，如心状，疑为女人帽上之装饰品。陶罐在死者头旁，有大小二件：大陶罐作粉红色，有一耳，大腹细颈，口部微残，发现时陶罐外面满缠丝织残巾；另有一小罐，上刻水波纹，罐中皆无物。殉葬品除此外无其他遗物，洞深2、宽2.6、高2.5、洞口宽1、口径深2.1米，墙壁以黄土泥涂之，无粉画。凡墓室皆素净且狭隘，库木土拉亦如此，盖以别于住室也。但此墓中死者为男女二人，与一般墓葬无异，或非僧侣之墓，但为何与佛洞并列，是一问题也。干沟东有墓室一排，略与此同，但无题记。11月4日继续清理河西废洞。在城北山麓滨河，有两道低脊沙梁。在沙梁上，均有已倾圮之建筑物。在南沙梁中，有洞室十余，对比如市，外有深约6.6米之墓道，原为山石所掩，后经欧人掘出。在南沙梁北，另有一沙梁，形式与南沙梁同，全为山石，不现墓道。但沙梁上有墙壁一段，疑山中有洞室，乃用三十人发掘，作一横断沙梁之探沟，至2米深、3米长之沟内，出现洞壁。次日仍继续发掘，至3米深，抵墓室。其形式与南沙梁之墓室大抵相同，仍为一长甬道。两旁有若干小洞，骈列对比，掘现依南一小洞，墙壁粉刷白色若新。上刻绘一小人像，但因山石下坠，洞中填满沙石，掘至半腰时，山石不断倾圮，当时幸无人在此工作，不然将被山石所堙埋矣。因土质疏松，发掘困难，且工程浩大，乃停止工作。至南沙梁洞中，其形为一长甬道，甬道两旁，各有小洞五，鳞次对峙如街巷。此类洞窟均凿山石为之，土质为碎石及沙土所构成，甚易倾圮。故此处洞皆用木料作架，面涂黄泥及草茎外，又用黄泥涂之，极光平，再涂白石灰，在此墙壁上，并无粉绘。在小洞中无佛像，有用木具或金属具刻划文字，大部分已剥离残缺，或为素壁，并无题字。但此洞中墙壁被烟熏黑，地下灰土深6厘米，间有牛羊粪，可证明洞中原有人住，或为僧侣之习静处也。11月7日，继续发掘古城，分两组：一组掘河西小城；一组掘河东废寺。小城中有房屋遗址两排，余等掘最后一排，依东房址，出小铜钱数枚，又出木简一支，上书龟兹文字，内容尚待译出，但可证明此城为龟兹国之宗教中心区。又掘下2米深，依壁露出一土台，宽厚约33厘米。又在房西掘出小铜钱及铜残件。河东组在一大庙中，亦掘出铜钱若干，并拾有带花纹陶片少许，无大发现。8日，仍继续分两组发掘。河西组仍在小城中e地即出木简处，继续发掘。又出“开元通宝”钱一枚（公元621年铸），可证木简为唐代之物，而所书之字，亦为当时龟兹国通行之文字。又在房侧，掘出一瓦灯，高约20厘米，上有窝，疑搁灯盏之用。余均为陶片，绿磁上有莲花瓣式花纹，或受佛教影响所致。河东组改掘城墙房址。河东城有城墙一道，似为复墙，里墙附有小房若干，每间宽约1、高约1.2米。墙壁刷红色，颜色颇鲜。墙壁凿有空格，与现在维族住房相同，掘至底亦无遗物。城墙皆为土坯所砌，现存者高约5、宽约1米余。城中大房墙壁，高者达10余米，有重楼。城中有三座高塔。依南一塔，边城者高约9米余，上为圆形，下为方形；其余二塔，皆作方形。河东城依山而造，由山麓至山腰，均有建筑。最北之一塔建于山腰，地势最高，俯瞰山麓古城，败墙颓壁，形如蜂窝，亦奇观也。总之，此城虽所出古物不多，由于此城中之一切建筑雄伟富丽，必为龟兹古时之重要遗址。住房刷红色，必为龟兹贵族或国王府署。《新唐书·龟兹传》云：“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据此记载，对比此城形式，此城正建筑在北山麓，由此入山往北约50余公里，有哈玛木山，出铁、硫磺、卤砂，有一井穴，常喷烟，与《新唐书》所记相合。故此城疑即伊逻卢城，为唐时龟兹国之都城也。余等于11月1日来苏巴什，已工作8日，至此告一结束，9日全队回库车。此地距库车22.5公里注9。

3.库车城附近之古址

11月15日，又查看库车城附近古址。在库车之东北城上河旁，地名皮郎，亦名哈拉墩。有大土墩一，四周均为居民住宅，土墩高约12、宽约60余米，全为土筑，上有古房址，间有红陶片，在墩上远见有城墙一线，南北行，据说有2公里多长，附近墙基及土墩尚存痕迹。其遗存墙基，高约3、宽约1.7米，全为土筑。本地居民曾在城旁掘出石磨盘及铜件，又有“乾元钱”，知唐时此城还有居民。由大墩西行，据居民言，原有一城墙，被农民耕地取土掘挖已净，现存者惟东城墙长约2公里，北城墙断断续续间有存者，西城墙，已无城墙痕迹。传说为汉代在此屯田处。在大墩东北约10公里许，有一小城，周约0.5公里余，现为维族坟院。但小城尚保存有已倾圮之圆顶下方之建筑。门两旁有两大圆柱竖立如牌坊，与现新疆麻札建筑形式相同，当仿中亚式建筑，显然为伊斯兰教入新疆后所建。又拾一兽头形陶器柄，上带绿釉，时代或较晚。在此城东约2.5公里地，有一古寺庙遗址，现仅存三大土堆。在土堆旁一佛洞半露，据本地居民云，曾出现壁画，已毁。又一庙基，圆顶部尚可窥见，其形式与克内什相同，或为唐代建筑。又在土墩北0.5公里许，有麻札一，相传为维族西来之始祖。安集占据库车时，始修建祠宇，颇壮丽。院西廊下有匾一方，中书“天方列圣”四大字。两旁题记云：“古龟兹国在宋理宗时，有圣人默拉纳额什丁，由西域祖国万里来传以天方圣道，化革土胡鲁库木部数十万众，教之时义大矣哉。藩转裓于斯，幸获谒其祠墓，爰题四字用志景仰云。蓝钠直隶州用同知衔河南候补班前任知县李藩题。大清光绪七年孟秋月。”据本地毛拉云：“默拉纳”即圣人子孙之义，“额什丁”即麻札人名。“土胡鲁”地方名称，“库木”义为沙。义即土胡鲁沙漠。现称麻札巴哈，即坟院之义。麻札称为默拉纳和卓。据说此麻札距今七百余年，死者原住此小城中。据此，则小城中圆顶方形建筑为额什丁之遗迹，而其时代亦可确定矣。由此而知伊斯兰教传入龟兹，当在宋理宗时（公元1225—1264年），而当时之库车城或亦在此。现观破城内坟院、破房，均作中亚形式建筑，不事彩画，与现今维族麻札形式相同。至于城外废庙及佛洞均有壁画，与苏巴什库木土拉佛洞形式相同。当在宋以前，是龟兹佛、回两教之消长，由于此地遗址可以得到证验。至皮郎之旧城遗址，建筑当较早。前、后《汉书》均称：“龟兹国都延城。”又据《水经注》云：“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故延城矣。”东川水即今铜厂河。由铜厂河分出西南流之城上河，即《水经注》之东川水枝水。现城上河由苏巴什西南流入库车城，与《水经注》所称枝水右出入龟兹城完全相合。是现在之库车城即两汉时之延城也。但《水经注》作于北魏，《水经注》中之延城称故，是在北魏时，龟兹已不都延城矣注10。

五、库车拜城山中之古迹

1.可可沙之古矿区

我等在库车南部考察经过，已见上述。现再将库车拜城山中之探查简述于下。吾人在库车休息数日后，于11月19日出发作山中之行。下午3时沿库车河即城上河东北行，过苏巴什古城，土垣败壁，屹立岩上，可想见当时城中之繁荣。9时抵亮果尔庄住。次日，由亮果尔庄北行，进山，两山夹峙，铜厂河流贯其中，过铜厂庄，河两岸有居民数家，辟草莱为田。据说此地山中出石油及白盐。余欲先至可可沙，故此处未往调查。仍前行，草滩中时有羊户牧羊，5时住卡哈马克垓（图二）。21日复北偏西行，至铜厂，为近代地方人掘铜处。有井穴三，据说民国初年，有一维族人开采，初出铜甚旺，其人死，开采遂停。庄旁有河，自北大山南流，至可可沙东南流，绕红山西流，至新铜厂转南流，故名铜厂河。红山本地名克子尔塔格，亦即红山之义。东自克内什，西至克衣，绵延数里，土石皆作红色故名。《水经注》称为赤沙山，或赤沙积梨，实为一山，皆指克子尔塔格也。克子尔河迳其西麓，铜厂河绕其东南，《水经注》称：“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流，……径赤沙山；……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梨南流。”由现形势言之，克子尔河即龟兹川水之西源，铜厂河即龟兹东川水也。沿沟东北行，在红土层中，有白盐方如枕块，显露于外。自沟口至大坂，皆为产盐区域，绵延约3.5公里，过婆婆大坂，即至可可沙。有庄户数家，在此种地。山中出硫磺、白矾。又过一小沟，循铜厂河往北，有一旧城。城在河西岸山坡，城墙全存，高约3、城周330米，城门东向。门前有炭渣及铁汁甚多。城东北隅有一炉灶遗址，口径宽约0.5、长约0.33、深1.6米，下圆，周约2.6米。灶壁为烟熏黑，旁另有一穴口通炉中，出纳柴草之用，疑旧时炼铁之所。城中西南堆积煤渣，城北煤渣铁汁堆积成阜，排列若一小城。其中遗存熔铁小陶罐甚多，铁汁溢溜满罐，盖为冶铁之用，现本地土法尚如此。盖此一带山脉自可可沙，往北往西，直至哈拉柯尔，横亘数十里，山中皆出煤出铁，故本地人名此山为梯木康，即“出铁处”之义也。现山上有旧时井穴三，皆斜行，宽约1.8、高1.3米，即矿床，为前人取铁之所。在井穴附近，瓦砾甚多，且有古代房屋基址。陶片作红色，上有压花纹，带粉白釉，类似唐代陶片，与苏巴什古城所出陶片相同。据苏巴什水利云：“据老人传说，可可沙之古城与苏巴什之古城，皆为一人所作。”苏巴什之古城，已证明为第8世纪所筑。如水利之言可信，则此处铁厂活动或亦在此时也。由可可沙循铜厂河北行，旋转东行，为苏不宜村庄。有土房数家，凿岩为室。有坑井甚多，为居民制白矾之所。因此山出白矾，居民掘取后，即在此处制炼，烧石灰亦在村后，遗渣堆积如山。有四五处断岩，露出煤渣及瓦砾，疑为古代熔铁之所。炉灶及房屋虽已崩圮，但尚可辨视遗迹，范围周约2.5公里，较可可沙之铁厂为大。陶片作红色，且有压纹，以各地古物为例证，则此类陶片在唐或唐以前也。《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此一带之山，名哈马木塔格，均出铁及硫磺，石炭、白矾则遍地皆是。由此可见龟兹山中蕴藏之富，冶铁业之发达，自古已然矣。由村庄东北行，进一山沟转北行，攀缘而上至山腰，发现甚多井穴，为本地人掘硫磺及白矾之所，有一井口外呈黄色霜沫，热气甚大。迤西有一井口喷烟，井口宽1.3米，喷烟处如漏斗状，口呈黄白霜沫。此井北又有一井，类窑洞，颇宽，可容五六人。洞内热气蒸腾，出黄白霜沫甚多，浒浒作声，传说有病人来坐少许即愈。每至冬天，库车、沙雅、轮台之人，咸来此治病。我在洞中曾坐片时，热气熏蒸，满头大汗，相信如有患感冒者，来此坐洞中，汗出病即愈矣。现本地人称此山为哈马木塔格。“哈马木”，澡堂之义，盖因洞中热气蒸腾，类似澡堂也。碱砂亦出洞中，有黄白二种，本地人尝于冬天来掘取焉。山上土石作红色或灰色，亦有类似硫磺色者。当喷烟井穴附近，红色碎石及类似炭渣，堆积周围约2—3公里皆是。在此以下，山中岩石每夹一层木炭，疑原为树木被毁者。再往下半公里，岩石上并有水冲刷痕迹。在此山喷烟处之东，约3公里地，亦有一处喷烟，但无声响，皆属哈马木山。自苏不宜往北，至克子尔和旦，绵延约15公里，山皆出硫磺、铁及白矾等。在苏不宜西北哈格村庄以西之山，有一处亦喷烟甚浓。可远见之，但不作声响。往北再无喷烟或发光之山。《新疆图志》称：“额什克巴什山，尝有火，多硫磺、铜、铁”，即指此处也。《讯鲜录》作碱砂山。在城北百余里，山皆培裖，多石洞，碱砂产洞中，形如钟乳，皆指哈马木山也。《新疆图志》称额什克巴什山者，因“额什克巴什山为绵延库车、拜城一带山脉之总名。哈马木山乃随各地而异名之偏名也。”《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唐书·西域传》：“伊逻罗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尝有火。”按《水经注》及《唐书·西域传》所称有火之山，即指哈马木山之喷烟处。现本地居民仍传说夜间发火光，昼日喷烟，或因石炭在山中燃烧所致。但哈马木山距库车城仅50余公里，而释氏《西域记》称：“屈茨北二百里”，是在北魏时，屈茨都城尚在今库车之南50余公里。

图二 塔里木盆地考察路线图（哈拉柯尔） 2.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

我等在可可沙考察完后，11月23日出发，向西偏北行，绕道哈拉柯尔，转西偏南行，24日至克衣巴杂，属于拜城山中之一市镇。余等抵此镇后，即拟前往访问为我国学者所艳称之乌累碑，洵知碑在博者克拉格沟口，距巴杂约30公里。12月25日上午9时，由克衣巴杂向西北出发，经行戈壁转入博者克拉格河滩，沿河北偏西行，下午1时至榆切大坂，住一维民大拐提马木家。渠曾看守石碑数十年，据说此碑在沟内刻于一岩石上。次日携带拓字器具，由住处前往，向北行，渡博者克拉格河，入戈壁，小山阜起伏不绝，约10公里抵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即在沟西一岩石上。刻字处距地面尺许，随岩石之隆洼曲折凿刻。有二处：南为诵文，有字处，宽约40厘米，长约48.3厘米。字为汉隶体，极工，每字约11平方厘米。共八行，每行约十三字至十五字不等，惜字多剥蚀，不尽可辨。以北为作诵辞人题名，与诵文相距约1米余。长约18、宽约16厘米；隶体，每字约3.7厘米见方。共三行，每行四或三字不等。题名云：“京兆长□|淳于伯□|作此诵。”按淳于伯□（隗）为作诵文之人，京兆当为地名，而王树蒧《新疆访古录》释为“乌累”二字，实与事实不符。诵文第一行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七月二十九日发家”；第六行为“□□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第七行为“□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按永寿为汉桓帝年号。永寿只三年，四年改为延熹（公元158年），而西域不知也。刘平国当为治关城之人。此碑宜正名为“刘平国治关城诵”，后人以为有“乌累”二字，遂以“乌累碑”呼之。并疑为汉都护治所之乌垒国在此建关，实则因此关之东有以石累砌之营垒，因其色黑，故名乌垒，皆为刘平国同时所作，与乌垒国非一事也。此碑原文，在遗物说明内另有考证，此不具述。关设在沟口，两旁岩石耸立若双阙。在沟东半山岩石上，凿有两孔，下堆积有许多碎石块，必为当时凿孔遗渣。疑当时建关塞在岩石上，凿孔以置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诵文第四行云：“八月一日始断岩作孔……”正说明此事。又西岩下有石巢一道，上有石孔一，口径圆周约1.5、深约1.2米，下距刻字处约1.5米许。传说为近代所凿，但必渊源于古。此地为古龟兹国东境，建关处，即在博者克拉格沟口。据说循此沟北行六站，可至伊犁。即古乌孙国地。汉使至乌孙必通过龟兹，故《汉书·西域传》有龟兹截留乌孙公主之事。则此地为当时南北通往要津，故在此设关，以稽查行人，亦意中事也。其次说到城堡。在诵文中第七、八行，有“此东、乌垒，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之句，是刘平国建关时，同时尚建城与垒，但此地山石崎岖，非建城之地，亦无城垣遗址，是建城必另为一地。据本地人说，距此地东南约30公里之克衣巴杂附近，有古城古墩遗迹。乃于11月27日，由榆切大坂住处南行，沿途并发现石垒和土墩三处：一在额克尔大坂沙梁上，有破石垒，圆形，旁有土墩，为石累砌而成，是在沟东。复渡河南行，至明布拉克庄，在东南里许，又有以石累砌之土墩，本地人呼为沙亦墩，亦即石墩之义。周约162米，墙已倾圮，地面满布黑色碎石块，略有红陶片。后转东南行，滨博者克拉格沟边沙梁上，地名阿占其，亦有一不完整之石垒，并有以石累砌之房屋基址，其形式与阿拉癸沟口之石垒相同，中无遗物，周约162米，与沙亦墩同，疑皆由城至关塞途中所设之守望站也。在克衣巴杂之西偏北里余有一古城，名黑太克尔（黑太义指汉人）。城墙已圮，只余东北基址，其余皆泯灭。城周约360米，城墙为土筑，城中隆洼不一，皆为古时房屋建筑之遗迹。城中满布红陶片，颇粗厚，且有压纹青陶片，以此证明此城时代当较早。又有磨石等遗物，证明此城古时必为垦殖区域。城东南隅有土墩一座，南亦有一土墩，与轮台、沙雅旧城形式相同，是此城与石垒及关城均旁博者克拉格沟，相距约30公里，因山地不便建城，故建关于沟口，而建城于此也。此地已属平滩，兼可种植，故在此建城，以便屯驻戍卒。如然，则诵文中之乌垒、关城，可得一明确之解释，即沟口为关，而此地为关城矣。

余等考察乌垒及关城完后，即向克孜尔首途。11月28日上午9时半发自榆切大坂住处，向东南行，渡博者克拉格水，至明布拉克庄，1点40分，抵明布拉额梗。此为泉水，出明布拉克山，山在明布拉克庄西北，为一小山，距刻字处约25公里，《新疆访古录》谓：“乌垒碑出明布拉山”，非是，刻字处在喀拉克山东麓也。“明布拉克”，千泉之义，沿河两岸泉眼棋布，据说尚不止千泉也。渡河即为额特尔塔格，横亘于明布拉庄与特特尔庄之间。山北为明布拉庄，山南为特特尔庄，冈峦起伏约25公里。2时，进额特尔山口，经行奇克里克额梗沟中南行，6时过可干，有旧时铜厂，转西南行，冈峦戈壁，奇石嶙立，出山口转西行，晚8时，抵特特尔村庄，住一维族家中。在特特尔村庄之北，距村里许，在额特尔塔格南麓，有佛洞十余。29日曾骑马往视。佛洞多在山腰，绵延约0.5公里。中有一洞颇大，壁画大尊佛像尚完好，其余大半为小洞，或已倾圮，或墙壁尚残存，或为沙土所掩。余等因急须赴克孜尔，故在此处未有工作。下午1时15分，发自特特尔庄，沿克孜尔河西南行，旋转南行，2时20分进克孜尔庄。庄户栉比，田亩相续。地为红土质，房屋墙壁皆用红土所筑，故呈红色，克孜尔亦即红色之义，盖为庄名所自出。博者克拉格水经行克孜尔庄东南，以经行之地名水，故名克孜尔河。水极清澈，并非红水，与喀什之克孜尔河以水色红，故名克孜尔河异。由村中转东南行，抵克孜尔河畔。河宽0.5公里许，水流颇激，底为顽石，河上架桥以渡行人。过桥转东南行，过克孜尔巴杂，转南偏东行，穿行明屋塔格，下山即克孜尔河与木扎提河汇流处。复沿河东行，8时20分抵维族梯米尔家中住焉。此地有居民四家，垦地种殖，惟梯米尔曾随莱柯克到吐鲁番工作，与汗木多利熟识，余住其家中，亦由汗木多利之介绍也。

六、克孜尔明屋之工作

克孜尔明屋（《新疆图志》称为赫色勒千佛洞）为新疆有名之佛教遗址，属拜城县。在克孜尔巴杂之南约10余公里，滨木扎提河北岸。有克孜尔河，经行克孜尔巴杂，南流至麻札和卓，与自西来之木扎提河汇流东逝，约10公里，经行于千佛洞之南，至亦狭克沟，转南流，穿行确尔克塔格山中，约20公里，出库木土拉山口为沙雅河，即渭干河也。在木扎提河北岸，有一低脊山脉，本地人称为明屋塔格，义谓千佛洞山。山自克孜尔巴杂北滨河东行，岩岸壁立，山峰耸峙，与确尔克塔格遥遥相对，木扎提河流贯其间，所有佛洞，均凿于河北岸之岩壁上，或在岩下，或在半山，洞窟栉比，自东至西，约200余所分布在苏格特沟东西两岩，形如古磬。沟西者西南东北行，沟东者东西行，中出平滩，有庄户数家，开垦种地，余之房东梯米尔亦住此处。

余于1928年11月30日来此调查。由梯米尔导引，大略巡视一遍。在沟东者，我分为三组，第一组在山后，二、三两组均在山前临河。自东至西，大约有60余洞。在沟西者，我分为两组；自西至东大约有80余洞。据我的不完全的记录，约共140余洞。因有许多已倾圮；或有过高无法前往探查者；以及尚未发现者，当不在少数。据本地人传说，有200洞，现新疆文化厅调查数目亦如此，则我之所遗漏者多矣。大部分佛洞除在后山子里克沟有佛洞十个外，余均分布在苏格特沟两岩岸，及西岩南头，我的工作亦多在此一带。先言沟西工作。在沟西岩壁，紧靠沟有佛洞十余，分上下两层，坐西向东，上层九窟，下层四窟。由下层有石阶作梯，可达上层。在上排九洞中，除第三洞已残，第一洞为圆顶方形洞外，余二、四、五、六均为大洞。中间有一壁龛，分前后室，此为龟兹佛洞普遍形式。但第五洞顶为平顶式，四周突出双线条，加绘彩色图案。墙壁凿有小型壁龛三排，每排三龛，每一龛中均有圆光及通身光痕迹，必是当时龛中有石雕佛像或泥塑佛像，但像已遗失，仅存空龛耳。在中间石壁龛四面均凿有佛龛各一，其形与壁龛同。第六洞亦为平顶，但上突出，石椽斜行，成三角状，较为特殊。前室墙壁，亦凿有小型壁龛，分上下两层，每层五龛，龛内圆光痕迹，皆与第五洞同。疑皆原有佛像，以后遗失耳。第七洞在大洞旁，有一甬道，侧通正洞，洞前壁凿一窗牖，亦有在墙壁角附凿一火炉，为当时生火取暖之用，与现在本地房屋建筑相同。此类洞室，大概均无壁画，或者为僧侣住持之所。现在此洞均为土半塞。12月8日嘱蓝福苟等着手清理，在上排一至四洞中，出现残纸及木版画之类，残纸多为民族古文字及汉文。在第一洞中，出一汉文文书残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按贞元为唐德宗年号（贞元七年系公元791年），是此地在8世纪末尚在活动。此纸疑为往来人员过此之签证。同地又发现一汉文文书云：“□□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等字，节度上疑为“碛西”二字，节上按其笔画痕迹，亦类西字。按《资治通鉴》：“碛西节度使，为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押牙为碛西节度属官。是此纸为开元间所写。在另一佛洞中亦掘拾一残纸，上写“碛西行军押官”，必为同时所书。又在第二洞中，发现一木版，长23、宽11、厚0.6厘米，彩绘一佛立像，现仅存右边一部分佛的通身光圈及右手下垂尚可见，面部及身躯均已残失，在正反两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题识。又在第四洞中发现陶制模型及泥塑像之类。五、六、七洞均未出任何遗物。下层四洞除有两洞已残破外，有两洞均堆积浮沙，掘下30厘米许，即为干草、蒲苇与木柴，再下层为灶灰土，厚约30厘米左右，灰土甚坚结，并掺杂牛羊粪及草茎，形同茶砖，掘至底除牛羊粪外，无任何遗物出现。余初疑洞内牛粪为后人牧饲牛羊于洞中所致，但《大唐西域记》称述印度之俗云：“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或是当时原有此习俗。除此外，我们又在西岩滨河佛洞工作，我编为第五组。在岩之极西头南端，转角过一小沟，东北行，有佛洞数十。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三洞滨河已残破；中层三洞，我编为十八、十九、二十，均在半山腰，悬岩陡壁无路可达。我是由山上下行，经行陡岩，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或系绳于腰，以一人曳之，余以手捉绳而足踏岩，徐下约120米之陡岩方达最高第一层洞窟处。再用前法而达到中层，即吾人所工作处。在十九、二十两洞中未掘出任何物。次掘第十八洞，系一僧侣所住之寮房。旁有甬道通正室，在正室后侧仍有一复室，从正室凿一甬道通之。洞中满积浮沙，厚约1米。在通复室甬道口，掘现民族古文字及汉文残纸与器物多件。有一汉文残纸上书：“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阗镇军库讫被问依……”我在遗物说明中已考出碛上为“西”字，阗上为“于”字，盖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到于阗镇军库押取军械之文书。我在遗物说明中曾推论为唐开元间与突骑施相攻战时所写。同时又发现板状木具数件，长60余厘米，中有长方孔，疑为纺织机残件。其他尚有衣饰残件，由于与残纸同出土，可能为8世纪遗物。又在最上层填以朱色，颇秀隽，疑为唐人手笔。在西壁有用木具或金属具所划之牧民走马图，满壁皆是。同时又刻有“惠灯坚行”、“法兴”等题识，与库木土拉c洞题识同名，必为一人同时所题。由此洞东行约数十步为三十六洞。系一大庙，高约40米，分六层，亦有前后殿。据说欧洲人在前殿中掘出写经残纸甚多，但我则无所获。在依东一洞即第三十六洞中（d），为圆顶方形，洞半塞土。吾人于12月9日在此洞中掘现一木马足，及汉文铜钱二枚，一为“大□元宝”，“大”下当为“历”字，“大历元宝”为唐代宗大历四年所铸（公元769年）。一枚字不明。10日仍继续发掘。又出现有民族古文字之木片二枚，破乱绸巾一卷。我们整理后，大多数是衣巾或围幔残片，由各色绸补缀而成。在此洞之东北约百余步，有四洞，上下排列，皆半塞土。先掘下层，未出何物，因下层地湿不易保存，乃掘上层两洞。以树作梯，攀绳而上，在第四洞中（e）掘出木简数枚，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每简长短、宽窄不一。有一简版心有一圆孔，或为系绳之用。其形式与法人伯希和1907年在盐水沟佛洞中所掘出木简大致相同，彼简经法人烈维译出为商队出入关津之通行证（《龟兹语考》，《亚洲报》1913年9、10月刊，冯承钧译载《史地丛考》）。此简性质，可能与之相同。惜原物毁于兵燹，今仅将照片付印以供专家之研究。以上均属于沟西工作。至于沟东，我们所作不多，仅在二组十九洞，及另一洞中略采拾残块壁画，及在子里克沟第二洞中发现天宝十三载题记，可作审定此地时代之参考。我等在此地之收获，仅此而已。因时间所限，即离此他去。

七、往返拜城阿克苏途中之古址

我在克孜尔千佛洞考查完后，即按原订计划赴阿克苏转和田考查。12月16日，由千佛洞出发西行，至克孜尔土拉村庄。克孜尔河经行克孜尔巴杂南流，经克孜尔土拉至麻札和卓，入木扎提河。居民均居于克孜尔河滩中。河宽0.5公里，两岸岩壁甚高，中悉辟为田地，细水流灌其中，渡河而北，即为克孜尔土拉旧城。城滨河西岸，东墙已倾圮于河中，仅有西、南、北三面墙基，周约258米，盖亦龟兹小城也。由旧城西行，转西北行，至赛里木巴杂。赛里木为拜城一大镇市。在赛里木村边有土墩一座，高约3米。此处有小道，通裕勒都司巴克，现已无人行走。次日，即循库车至拜城大道，西经亮果尔腰店子，至拜城。途中经过若干土墩，皆近代之物，为里程碑标识，并非古代之守望台也。

拜城为一盆地，在库车之西北。南北有大山，东西为山岭，北为喀拉克塔格，东西行，与库车之额什克巴什山相接，皆自汗腾格里山分支，绵延于拜城北境，为县之屏蔽，与额什克巴什山以博者克拉格沟为分界线，以东属库车，以西属拜城。其南为确尔克塔格，由库车北之盐山口至阿克苏北之盐山口，即东西两大坂，亦即两托和拉旦，与喀拉克塔格相接，中间山势展开为一盆地，拜城县适居于盆地之中央。境内冈峦陂陀，戈壁漫延，但因有克孜尔河及木扎提河两大河流经其中，故民多沿河而居。又因气候早寒，土地瘠薄，故物产不如库车之丰盈也。由拜城赴阿克苏有二道：一为北道，至和约伙罗，与阿克苏至伊犁驿道相合；一为南道，由拜城至温巴什至察尔齐，或由黑米仔地至察尔齐。北道为余1930年返乌鲁木齐时所行之道。余此次去阿克苏，系走南道，即经察尔齐至阿克苏也（图三）。

12月20日正午，由拜城出发西行，过哈布萨浪河。河出北山特勒克山口南流，分为四水，均名哈布萨浪水，至东南可赖里，入木扎提河。过河转西南行，下午5时抵木扎提河。河出于木扎提山，即木素尔岭（译言冰岭），东南流至察尔齐，折东流。因察尔齐有铜厂，故又有铜厂河之名。河东流会哈布萨浪河后，东至麻札和卓与克孜尔河会。经千沸洞，东至吴宗土垓入确尔克塔格南流，约20公里至库木土拉。出山口为沙雅河，即渭干河，河宽0.5公里，深处过马腹，现有木桥以渡行人。渡河，沿河西行，渐有树木田舍，5时半至温巴什巴杂，附近有旧时铜厂，因天晚，不及往查，7时抵鄂衣斯堂西村庄中住。此村庄名吉克地里克，已逼近山边。在村庄西南约4公里有小沟，为吉克地里克沟。沟中有佛洞六七处，位于沟之两岸，均在山腰或山麓，但已倾圮，亦无壁画。依南一洞有壁画，亦已剥蚀。洞之形式与克孜尔佛洞相同，或属同一系统。沟中有土阜，横亘沟中，瓦砾甚多，或为古庙宇遗址。余等在此拾残铜件及小铜钱，与库车境内相同，是亦为古龟兹国之遗物。余在此视察完后，即返驻次。下午3时继续出发向西行，仍沿木扎提河行，后转入戈壁。7时30分至卡克其庄，过察尔齐河，9时半至察尔齐巴杂住。22日出发向西南行，经行戈壁，约5公里余入山口，此即喀拉克塔格与确尔克塔格两山相接处。进沟往西为滴水岩，为拜城有名铜矿区。居民三四家，铜厂在其北土阜上，依岩凿洞，形如石室，门向南者二处，向东者一处，疑为工人住室。在洞穴前面，堆积炭渣及尘土甚多，在土阜上有石灰残块及陶片，为旧时房屋遗址，本地名为穹康，义谓大铜厂。又有小铜厂在南山中，现均停闭。过滴水岩，向西南行入戈壁，20公里入沟，至托和拉旦。此为拜城县属之西托和拉旦，与库车所属之东托和拉旦，遥遥相对，形成拜城盆地之东西两缺口。23日由西托和拉旦西南行，经一大坂，《新疆图志》称为求里黑塔达坂，抵喀拉玉尔滚腰店子住。玉尔滚义谓红柳，即载记所称柽柳，为沙漠中特产，高不过1.7米，红茎绿叶，枝条茂密。此地由玉尔滚西至托木台为一湖滩，遍生红柳苇草，有红柳为黑色，特异他处，故称喀拉玉尔滚。《新疆图志·道路志》谓：“回语玉尔滚谓垂柳，柳荫深黑故名”，非其实也。12月24日，继续出发向西行，过一干河川，又连过二小河，即抵扎木台巴杂。扎木台为阿克苏一大镇，北通伊犁，东至拜城，均由此分途，故此地为交通要道。余等住扎木台西15公里之克子尔鄂依斯塘，距阿克苏45公里。12月25日，余等遂遵循大道至阿克苏。

以上是余于1928年去阿克苏路线。在1929年返乌鲁木齐时，亦经过此地。但当时系走北道，傍北山边行，现将回程附带叙述如下：我于1929年9月23日，由阿克苏出东行20公里至四十里栏干。往北约7.5公里，有一旧营垒，名喀拉克沁，周108米，有城墙一段，高2.6米，土筑。地面散布红陶片及铁块甚多，城东并有房屋遗址，城北红泥起伏，亦散布红陶片，尚有一瓦缸半掩土中。据说此城东约5公里沙碛中，亦有一古址，其名相同。传说北山口有一石城，又有白石，上刻字，我于24日雇一引导前去查看。由栏干旁之麻札出发，沿阿克该鄂斯塘北偏东行，经石戈壁，20公里至达郎山口，达郎河从山口流出，有若干小石堆散布河两岸。据说此处原为一石城，名喀拉马克沁，义谓“蒙古城”，后为敌人所毁，故已失其原形。余疑为古人驻兵之地，并非城。余等在达郎山口察看石堆后，入口北行，经石戈壁至阿克打什，确有白石高33米多，屹立戈壁上，类似房屋，检视并无刻字。然在此石堆附近，有古道遗迹，竖石为记，或即古时北通伊犁之支路也。9月26日，复由扎木台北行，转北偏东行，经石戈壁，约30公里进山口，即盐山口。出盐，方如枕块，坚硬如石。山上土石作红色，有阿瓦提对里雅河从山口流出，《新疆图志》称为阿尔巴特河。源出汗腾格里山，东南流至铁干可洛克庄，转南流出山口，转东南流，至喀拉玉尔滚灌地。进山口北约2.5公里，驻阿瓦提腰站。《新疆图志·道路志》称为阿尔巴特驿。此地为赴伊犁驿道，有客店一，但余等驻于一草滩中。传说在阿瓦提北约10余公里，地名那格拉哈那，为从前一蒙古王子所居，上有居住遗址。余曾前往勘查，那格拉哈那山在河西岸，孤峰耸峙，其形如柱，四面皆深沟不得上，亦无住人遗迹，或传言之妄也。乃转北偏西行，至铁干可洛克庄。28日，复由铁干可洛克出发，初向北行，次转北偏东行，又经一胡桐林，密布河沟之两岸。过此至麻札阿拉的，转东北行，入哈拉样大坂。从此上岭入一草原，村舍棋布，树林葱翠，约5公里，下草原转东行，至克子尔不拉克驿住。《新疆图志·道路志》称为黑不拉村。北10公里和约伙罗驿，一名可力峡，有卡伦（《新疆图志·道路志》三，一九）。我于29日前往勘查，卡伦设在山口，有旧城墙，称为可干旧城。城墙完整，南北开门跨沟中，内设驻卡兵士以稽行人，凡往来于伊犁者必须经过此地，疑此为清光绪初年所建，为由阿克苏至伊犁通过冰达坂必由之道。现我等系至拜城，故转沿木扎提河东行，至鄂斯堂不一，有克尔克仔人在此牧羊，由渠指引渡河至哈拉巴克。滨河有一古城，周330米，地名柯尔塘。旧城名喀拉玛克沁，意谓蒙古城，以石累砌而成。惟城墙现已无存，城中有大石堆数处，必为古代建筑遗迹。城内散布红陶片及红底黑花陶片甚多，与阿拉癸沟口石城内之情形相同，疑此亦为公元前后之遗址，但亦有粉红色陶片，则又为唐代遗物。在城之西北约100余米，有一土墩，堆积烽渣甚多，当为古时烽火遗渣，则此地又设有防守工事。沿河西行约百余步，有古冢数座，中间隆起土阜，周围以石。又北约5公里，河东岸哈拉姑洗，土阜陂陀，散布红陶片，皆为古时有居民之证。由于此一带所散布之陶片，可证此地自汉至唐皆属活动中心。因此，我疑此城为汉姑墨石城，唐拨换城旧址。徐松《西域水道记》谓：“汉姑墨国在拜城滴水岩一带。”《新疆图志·道路志》谓：“哈拉玉尔滚唐拨换城也。”按滴水岩及哈拉玉尔滚一带均属戈壁，并无古代遗址，但此地与哈拉玉尔滚南北对峙，如所推论不误，则汉姑墨石城及唐拨换城应在此山边。徐松所言，方位或是，地点则非也，但因未作发掘，无实物之证验，不能决定必然耳。30日继续自哈拉巴克向东行入岭，步步升高，田舍相望，树木林立，一片荫绿。转东偏北行，过一草山，本地名为牙依列克塔格。下午4时至柯洗克阿达麻札。旁有小沙岭一道，东西绵延，此沙岭东自强博洛克，西至喀拉克土垃，与喀拉克塔格相接，平原亦尽于此。此大平原疑即突骑施之沙雁州，宋欧阳nc124《舆地广记》称：“由千佛洞逾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见《新疆图志·道路志》三引，查不见原书）以今地考之，由克孜尔明屋西行，只有此一道沙岭，则逾岭者必逾此岭也。此岭之西即为平原，或为突骑施之沙雁州。在柯洗克阿达麻札东北10公里许，有一麻札及古城，均在喀拉克土拉山口。麻札名鄂力伯克，在河西岸，古城在河东岸，中隔喀拉克土拉河，沿沟中行，可至雪山牧场。城周270米，无墙，北跨小土阜临河。西面临河，东南两面为平地。城内掘痕甚多，陶片小石亦不少，皆为朱红及粉红色陶片，与哈拉巴克之古城相同，或为同一时期之遗址。此城本地人亦称为喀拉玛克沁，义谓蒙古城，但决非蒙古时代所筑也。10月1日继续由喀拉克土拉向东偏北行，旋转东行，入沙岭，屈行岭中二小时，出口处名阿子干布拉克。仍东行过哈布萨浪河，抵强博洛克庄。河出北山，东南流，经强博洛克庄，转东流至拜城县，转西南流，入木扎提河。时天大风，甚冷，余等均改穿皮衣，继续前进，至拜城已晚11时矣。休息二日，乃由大道至库车，复沿大道返乌鲁木齐。我在南疆考察至此遂告一段落。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若羌考古调查

若羌是新疆东南隅的一个县，县治设在卡尔克里克。其位置在库鲁克山南边，阿尔金山北麓，北与尉犁接壤，西邻且末，有且末河迳流于北，塔里木河流于其西，东隔罗布泊而通敦煌。地斥卤多沙漠，在历史上为楼兰鄯善国地。因其国境及汉地相接，汉通西域常以为导引，负水担粮，迎送汉使，由是楼兰鄯善与内地发生密切关系，在中西交通线上和文化线上显出他的转输作用。至9世纪以后，因历史的进程与交通的变迁，罗布全区沦于沙漠，所以楼兰鄯善久已不为世人所闻问。元代虽一度设罗布城，未久亦废，直至清代末叶在此置县，方复青春。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列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纷纷往新疆派遣所谓探险队，大肆劫掠，破坏新疆的文物古迹。自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古楼兰国遗址以后，英国人斯坦因相续前往，并在若羌米兰一带盗走不少文物，而楼兰鄯善之名亦藉此复显于世界学林。

我于1930、1933年两次访问罗布泊，发现西汉通西域台站及水复故道等遗迹注11。此次我们在若羌共待六天，调查了古城两座，遗址两处，古寺庙区二处，并访问了一些古迹。兹简述于下。

一、若羌古城和遗址

1.且尔乞都克古城

城在若羌县城南稍偏东戈壁滩上，距县城6.4公里。城作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外城周720、城墙宽1.5、残高1米，用卵石垒砌。内城基址周220米，墙用土坯垒砌，宽1.6—2、残高0.5米左右。在内城的西北角有一残土墩，顶部已毁，底部尚存，是用宽厚土坯垒砌的。土墩面积81（9×9）平方米，残高3.15米。土墩可能是一座残塔，其前面已被盗宝人掘了一个缺口。在内城两侧还有些房屋建筑，基址尚可看出。西侧约有三排房址，共十余间，相互毗连，门径相通，中间有一庭院。庭院长9.2、宽7.3米，较四周稍低。东侧亦有房屋基址五六间。在北城墙中间有一缺口，宽2米，可能是门道。在内城城墙靠近外城的西边和北边，有若干石砌基址，横直界划作长方形，类似田埂，面铺一层黑石块，可能是古代村落或街道的残迹。又由于内外城的建筑术不同，布置也不匀称，所以可能为前后两个时期所筑。

我们在内城试掘两处，一处在内城的西北隅（定为a点），一处是内城的东南隅（定为b点）。a点面积9.8米×3.2米，可能是一个寺庙的大殿。除去地面上的砾石和表土，即露出房屋的墙壁。靠墙开了一条不到1米宽的探沟，掘下约50厘米就到底了。堆积全是黄褐色粘土、苇草，并杂有土坯碎块，地层已被扰乱。在堆积中发现有贝叶及纸片上写的梵文，经鉴定为4世纪前后所写，内容尚未译出，可能是佛教经典。此外还发现有泥塑像、壁画残块以及谷穗、黍穗等。

b点清理了几间房址，露出几段残墙。在堆积中发现有泥质灰陶和红陶片；也有少量黑紫色硬陶，中含砂粒。以陶片论之，可能是3—4世纪遗物。因此内城建筑可能在4世纪前后，与米兰庙区属同一时期。外城为以后重建，疑是7世纪中叶康艳典为镇使时所重建之石城镇。

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云：“又一路……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按敦煌发现之《沙州图经》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当据改正。若以米兰东7公里之古城和遗址为汉之伊循城，则若羌之卡尔乞都克古城应即石城镇，以距离言之亦颇相当。现若羌到米兰古城为83公里，与《图经》之一百八十里适相吻合。《图经》又云石城镇“本汉楼兰国……。汉立其地更名鄯善国。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漠，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按《图经》所记比唐地志为详，必为唐地志所以出。如《图经》所述石城镇，勘以现且尔乞都克地形，亦复相合。现古城外城为卵石垒砌，基址尚存，必为取名石城所由来。古城周围都是戈壁，亦与镇城四面都是沙碛的记载一致。如我所推论不误，则现且尔乞都克外城即为康艳典所筑之石城镇。

2.孔路克阿坦遗址

遗址在县城南偏西20°左右，距县城约10公里，位于一个不高的红土岗上。土岗东临一条小河，有20米深的岩岸，余是漫平的戈壁。遗址的范围不大，南北84、东西26.4米，现只剩几堵残墙，完整建筑已不可见。其中一座可能是寺庙大殿，现仅存一面残墙，用土坯垒砌，残高2.5米，墙上还有柱槽。在殿的西侧有一方形残塔，面积5.8米×5.8米，残高不到1.8米。塔身抹泥并粉面，外有围墙。其它建筑物为房舍等，都已破坏，无一完整者。在地面发现有残木屑、壁画残块、无文字小铜钱（与库车所出者同），并有少许夹砂红陶、灰陶及紫黑色硬陶片等。由于所见遗物与建筑上使用的土坯与且尔乞都克古城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是4世纪前后之遗址。

3.土台

在县城西北约3公里，台周180、残高10米左右，土坯垒砌。台顶平，但不见建筑痕迹。在土台四周有较大的卵石，以及红烧土、灰土、陶片、骨片等。

二、米兰古城和遗址

1.米兰古城

米兰古城在若羌县米兰乡东7公里，位于通敦煌大路的旁边。城作不规则方形，周308米。城墙夯筑，西与南墙个别部分是后用土坯垒砌的。墙厚6—9米不等，其中东北墙角高达8.5米。城的四隅都有突出的墩台，在东、北、西三面城墙中部各有一个马面。墙的顶部有的是用树枝和草泥垒叠而成，一般是每隔35厘米左右即夹叠一层树枝和泥草，类似草搭。久经风沙剥蚀，草搭露出约10厘米。在西墙北头有一缺口，宽3.3米左右，可能是西门门道，门口有木柱二，半露地面，半埋土中。南墙西头也有一缺口，可能是南门门道，但较西门为小。北墙中间有用土坯垒砌的痕迹，疑原来为北城门门道，后复被堵塞。在城门内的房屋建筑正对着城外土台，土台分作两行东西并列，在中间有2.4米宽的甬道，疑为古时北城门的瓮城，后因城门堵塞，而瓮城残墙独存。南墙突出一小城，高达9米，作不规则圆形，南北直径16.2、东西10.2米。小城下为土台（用土坯夹树枝构筑），上起围墙，高5.6米。围墙向外的三面有堞雉，想是后来加筑，作军事守望之用。城内中央形成洼地，但靠墙根都有很厚的堆积层，在北墙及东墙根还可看出用土坯建筑房屋的残墙，必为当时住宅区。在南城外有些高地，疑为建筑遗存。在距城西南隅约50米，有一剥蚀土丘，其上残存墙壁高达10米，用土坯垒砌，疑为晚期建筑。综上所述，此城结构和建筑技术显然有两个时期，即古城荒废后又经过了一个时期，重加修筑作为驻军之用。斯坦因在城内垃圾堆中掘出了不少关于军事的藏文文件及军用皮革等注12，据此，该城改建可能是在8世纪吐蕃入侵之时。

2.塔庙遗址

遗址有两处。一在米兰古城西0.5公里左右，散布在通敦煌公路两旁，大都是古代塔庙废墟。在公路北者有废塔二座，房屋残墙一处，都用土坯垒砌。塔顶作圆拱形，周45.5米。在其东约40米左右又有一废塔，形式与前者相同。在这些建筑遗迹中间夹杂一些沙丘，其下是否埋有古建筑无从得知。在塔的南边有房屋遗址，现仅存两堵墙壁，屹立于公路两侧，周73.2米，中间用70厘米见方土坯铺地。在该遗址之南，距公路约30米，有一残塔屹立在2.5米高之土台上。塔作圆拱形，周33.6米。塔周围壁画已被斯坦因剥去，有翼天使壁画即原存此塔之护墙壁上注13。此外，在距塔身2米左右有一道围墙，在附近堆积中采集了一残断绢片，书有芉卢文。在路南还有两处房屋遗址，均建筑在不高的方形土台上，现仅存几段残墙。其中土台较大的周144米，台上的残墙土坯垒砌，被火烧得通红。附近有两个直径约1米的圆形窖穴。该建筑可能原是一座庙宇。以上所述均在米兰古城之西。

另外，在米兰古城东偏北亦有遗址一处，距古城约2公里左右。该遗址原是一座废寺，斯坦因于1907年在残塔的堆积中，盗去了许多精美的佛像头部、婆罗谜文写的残纸和贝叶经，均见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七章《磨朗的遗址》中，今不重述。

综上所述，此地自古城西到古城东，遗址绵延约4公里左右，虽经历年风沙摧毁，找不出一完整的寺庙结构，又经帝国主义分子多方破坏，残存的壁画和雕刻及其遗物又被盗掠一空，但根据现有的情况和盗去的遗物看，可以说这里当初是一个国家的佛教中心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中心区。从出土文字和佛教艺术作风来看，其时代可能在3世纪和4世纪之间，这时正是鄯善国最隆盛时期。当4世纪末叶，法显过鄯善时称鄯善国王奉法，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注14。当时西域各国是政教合一的，鄯善既以佛教为国教，佛教的兴盛必有赖于政治力量的支援，因此该地既为鄯善佛教中心区，亦必为政治中心区，或是国都所在地。至于此处是否为鄯善伊循城问题，我在《罗布淖尔考古记》论鄯善国都问题时，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认为米兰即鄯善伊循城旧址。盖因米兰到若羌的距离与伊循城到石城镇的里程相当，且又有海水南迁作依据也。当然，现在尚缺乏直接的证明资料，但在未寻出其它可依据的遗址之前，我仍持旧说。此外，斯坦因等认为米兰是衘泥城，若羌是伊循城注15，显然不确。关于这个问题已另文论述，兹不赘及。

三、若羌、米兰出土遗物

1.梵文写本断片

若羌县北且尔乞都克古城中出土。共发现二片：一为贝叶写，长8.7、宽1.3厘米；一为残纸写，长10、宽2.5厘米。一端残断，都是两面写。经请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初步鉴定，认为是用婆罗谜字体写的梵文，“是笈多北派，与新疆出土的大庄严经论字体相类似，但有八个字母不大一样。时代是笈多王朝”。按笈多王朝兴自4世纪初期，亡于7世纪末叶。新疆不产贝叶，必自印度传来。但何时传来，尚无确切证据。不过晋释法显赴天竺求佛经，路过鄯善时称“国国胡话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注16。法显是在隆安三年发迹长安，过鄯善时当在隆安四年秋季，此时梵文佛经必已传入鄯善。

2.丝织残幡

在古东城塔庙区公路南废塔围墙中出土。在乱土堆中拾出一根残纽带，上有结头，解结后展开为二块三角状残片。一片上写民族古文字一行，长15.7、宽13.7厘米；另一块无字，长11、宽10.7厘米。两块均有一边是原来边缘，尚存针眼，原件当很长，可能是幡帜残余。斯坦因于1907年在废塔中亦发现有残幡，上写芉卢文字，长约22吋，宽约6—8吋，被认为是幡帜注17。此件或为彼盗走之残余，后经人结成一纽带，当作束缚之工具。上书文字与斯坦因在尼雅所盗掘之木简及羊皮所书文字相同注18，可能同样是芉卢文字，时代亦当在3世纪至4世纪之间。

3.铜、木件

铜钗

米兰古城附近土台上采集。系由一根铜丝曲卷为两足，长12厘米，两足相距1厘米，一足略残。楼兰3至4世纪遗址中亦出类似铜钗注19，此件或与楼兰所出为同一时期。

木梳

米兰古城附近采集。宽7.6、残高6.5、厚0.8厘米，计32齿，俗以齿密者为篦，齿疏者为梳，皆用以栉发。此件齿密当为篦也，我于1930年在罗布泊北部曾发现4件，有的出于古烽亭遗址中，与汉简同出；有的出于古坟中，与漆器同出，皆为汉代物注20。此件形式与我在罗布泊北部所发现者相同，或亦为同一时期之遗物。贝格曼在米兰古坟中亦寻得木梳1件，形式与阿德克古坟中所出者相同注21，时代相当于汉。此件是在古城附近采集，或是由古坟中散出者，时代或亦相同。

4.毛织鞋

米兰古城出土。用粗毛索编织而成。鞋长25、底宽9厘米；鞋面中隆起，长14厘米，鞋口径长12厘米。形状类旧式棉鞋，底与帮同样编织，厚薄相同，均为15毫米左右，但底已残破。另一件已破乱，有毡补痕迹。另有残断粗毛索，当时必为束系鞋足之用，在鞋帮口上尚有具索痕迹可证。遗物时代不详。但由于以毛线索编织，必为游牧民族所习用，疑是8世纪吐蕃入侵时士兵所遗。

5.刻字陶片

共二片，米兰古城附近采集。均为灰陶，面光平。一件上有类似“关”字，或是一种民族古文字。另一件上刻很细的刻纹。贝格曼在凹石峡亦采拾有划字的陶片，彼断为藏文字母，是8世纪遗物注22。此次采集的刻字陶片与彼颇类似，可能也是藏文字母。如然，则亦为8世纪的遗物，此时西藏人正占据古城。

6.谷物

我们在若羌且尔乞都克古城中清理积土时，发现有谷子、黍子等。我们各采集一二作标本，以明本地的农作物。

谷穗

其一，谷穗作金黄色，穗长5.5厘米，穗下残茎长8.5厘米。

其二，谷粒小而饱满，但较内地穗小多芒。

其三，为残谷茎，残长12厘米。

黍子穗

呈金黄色。穗直长。一穗颗粒已落，仅存枝、茎，长13—15厘米不等，已为农民改作扫帚之用。一穗长8—10厘米，颗粒尚存。另一为黍茎，残长3.5厘米，根长3厘米。

以上两种在沙卤地区普遍生长，牧民取以为食品。此与写经残片同出，则亦系纪元4世纪前后遗物。有人谓沙卤地区不生五谷，得此可不攻自破矣。

附：麦粒

据说出自凹石峡古城中。又当地有关人员介绍，将出土之麦粒再种土中仍可生长。凹石峡古城为8世纪前后遗址，千余年后谷物还能再生，亦可见新疆地区之干燥。

（原载《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

罗布淖尔考古简记

一、罗布淖尔石器遗址与石器文化

余赴罗布淖尔考察，前后共二次。第一次在1930年春季。余等在吐鲁番工作完后，于4月8日发自鲁克沁南之得格尔，穿经库鲁克山，6日程抵达罗布淖尔海边（图一）。工作20余日，5月6日，返鲁克沁。往返共计一月。第二次为1934年，亦为春季。赴新疆考察教育及文化。阻于兵事，乃南行，入罗布淖尔考察。5月初，仍出发自得格尔，至库鲁克山中之英都尔库什，改依西一道而至库鲁克河畔。往返共月余。余两次旅行，时间均甚短促，踏查未周。但吾人亦感幸运，时间虽短，而收获尚佳。尤其在汉代烽火台遗址中之发现，为吾人意外之收获；至于古冢及石器，犹其次也。

英都尔库什

此地在库鲁克山中，北距得格尔约100公里，南距阿提米西布拉克约75公里，当得格尔与罗布淖尔中间。凡由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而至罗布淖尔，必经过此地。盖以南以北，均无良好水草，此地泉水虽咸尚可为驼马饮料也。在英都尔库什山沟之南口，突起平原，沙碛弥漫，柽柳丛生，猎户以此地为休憩之所；并叠石块及柽柳为室，以避风雨。有井一，位于芦苇丛中，胡桐交槎，风景颇优，同人誉为荒山乐园。而远古人类之遗址，亦分布于附近，盖求安居之念，古今人相差不甚远也。

余等于1930年4月8日，由得格尔南行，穿库鲁克山，10日抵英都尔库什，时已下午7时矣。次早巡视有沙碛之区，在沙阜附近，检拾石刃片数十件，石核数件，多以石英碧玉为质，要皆取材于附近山中岩石也。停留一日。第二次旅行新疆时（1934年春）复经此地，停留二日，又在沟旁拾石刃片数十片。两次共拾120余件。并在沙阜旁拾打制不规则之石斧两件，一横形，均为石英质，与石刃片同出土，其为一时代之产物无疑。石斧口部两角略圆，形成弧线，而左边复打制一缺口，以便手握，其形制甚为精巧。又在此数十刃片中，亦有制作甚精之品，刃部均加细工修凿。有两器顶巅打制成肩状尖器，以为钻孔之用。同时尚拾有蛤壳饰物，半圆形，上刻小环圈，象征鱼目，必为当时人民之装饰品，而当时人民生活状况，亦由此可见也。

罗布淖尔北岸

罗布淖尔为海之名称，在库鲁克山南麓，《史记》称为盐泽，《汉书》称为蒲昌海，皆指今之罗布淖尔也。古时海水在北岸，后向南移，以此沿库鲁克山麓，留存古海岸之遗迹，其坚则如石之泥层，皆为古海中之沉淀物也。沿岸土阜重叠，鳞次栉比，如沟渠状，率西南向，要皆为东北风之剥蚀所致。吾人试立于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则见累累高阜，如城阙崇楼，漂浮海面。实皆此剥蚀之土丘也。在库鲁克山南麓，有一河，名库鲁克达里雅，维语“干河”之义，中国旧图称为孔雀河、宽柴河或浣溪河，实为一河。古时河沿山南麓，由西而东入罗布淖尔。后因河水改道南流，河水干涸，故称旧孔雀河，河东为干河。河水既改道，故海水亦向南移，旧罗布淖尔遂成为涸海。由近来考古之发现可知也注23。1921年，河水复故道，海水亦北移。当余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已大水横溢矣。

余于4月14日，由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出发南行，经过冈峦戈壁地带而抵碱滩。被风水剥蚀之土阜骈立于碱滩中，高约30余米，宽广不一，碱滩泥层，坚结如石，驼行甚苦。复西南行，即遇孔雀河溢水，形成小池，方圆大小不一，红柳丛生，枯胡桐倒置水中，盖孔雀河末流之所汇也。转西南行，驻于水旁。

当余等第一次之抵罗布湖畔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而溢水四出，终无得达。乃舍弃渡河计划，而转从事考古工作。在18日之中午，余等方工作河北岸之古坟，仆人毛拉由向西之土阜上拾二石器归；一为玉斧，一为玉刀，均白玉质，磨制甚光。余因在此工作完后，即移棚帐于lㄉ地，傍河边而驻，毛拉复在此一带之土阜上下，拾石矢镞数件，修凿极细。同时尚有红陶片，中含黑沙质，又有三棱铜矢镞，杂布其间。在河之南岸土阜上，及附近鱼鳞地带，又拾石矢镞数枚，打制极精，亦为三棱状石镞，与北岸所出形式相同，作风亦相似。同时亦拾有三棱铜镞及铜件之类。由是知库鲁克河两岸lㄉ与lㄊ之石器，为同一时代之产物。又西一平滩上，拾石核及大泉五铢等件，同时尚有汉铜镜碎片，及绳纹陶片等物。在此金石陶杂陈现象中，固无地层之根据，确实年代，颇难断定。不过暗示吾人一事，即罗布淖尔及库鲁克河沿岸，铜器时代文化冲入以后，而本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尚与铜器并存也。

余第二次赴罗布淖尔，系由英都尔库什转西南行，过图和拉克布拉克，出鲁戈斯特而直抵孔雀河边。转向东北行，土阜迤逦。散布于盐壳覆盖之平滩上，吾人即在此拾石核十余件，并石刃片数枚。复东北行。5月8日暮，抵一草滩，即在阿提米西之南，余第一次所驻lㄎ之东也。土阜骈比如城郭，石核石块，散布四周。最可异者，土阜上有一古代遗址，叠碱块以为墙，苇草为衿被。吾人掘之，出草绳、泥杯各一件，及长方石剑等件，又在土阜上拾绿玉刀一枚，磨制光平，无疑皆为先史人类所遗留。土阜下，复有捶石、砺石等物，与石核杂陈地表。其土器为手抟法所制，尚未经烘烧之土胚。其时代吾人虽不能确定，然由磨制玉刀观之，其时代与lㄉ地之白玉刀相差当不甚远也。次日即到达目的地之古烽燧亭。工作完后，14日复返西行，循古道前进，时行于山旁之戈壁滩上。17日午，过一三角形之涸海湾，土阜重叠。仍西行，略有黑沙，散布地表。一土阜屹立碱滩上，余在其附近拾石核二十余枚，并刃片数枚。此17日下午2时也。自北而西，余所拾石器不多，而余在罗布区域关于远古文化之探查，亦因此终止也。

吾人在此尚须连带叙述一事，即吾人第一次来此时，库鲁克河水返故道未久，由西向东流至阿提米西布拉克之南，水即分散横溢以入海。故吾人初抵此，颇感水患。时余未有舟楫之准备，乃编洋铁筒为舟，系绳牵引，相为递渡。所采河南之石器，即用此方法取得者也。相信由此而南，必能多得石陶诸器，但以阻于积水，无法前进。第二次到此，水已归道，枯草发荣，前之沙堆亦已渐溶解，而河旁之枯胡桐尚复倒置河旁，再无生殖之望。又吾人所采集之石器，其种类虽不一致。但有一同点，即所有石器遗址，必在淡水边，必为沙碛或鱼鳞地带。同时必有许多剥蚀土丘，骈比重叠，如沟渠状。或上为土层，而下为盐壳覆盖之沙堆，但在上在下，必有石器与古冢。因此吾人甚疑罗布北岸之剥蚀土丘，与古代人民居宅或有关系，而为吾人研究远古人类居住之启示。因以现在地形观之，决非人类所能居。则当远古人类之定居时，其地形若何，是否与现在吾人所见相同，为一问题矣。

次述石器遗址在文化上之地位：当余之由蒙古草地自东而西也，沿驼路按次西进，每站均有石器之发现，详细研究固有俟于异日。但其发现情形，有为吾人所应引以作参考者，即在蒙古地所拾石器，自贝勒庙以西至额济纳河，其发现地形势均有同一现象，即或在山坡，或在河旁；在山坡者必向阳，在河旁者必在河之两岸，或平原，或在旧时河床之旁。无河流之处，绝少石器，此其一。凡有石器之地，必为柔土或沙碛，若戈壁或不毛之地，吾人亦绝少觅得，此其二。又吾人所采集之石器，除阴山南部及包头一带不计外，若蒙古西部，则所发现之石器咸为一通类，即均属打制。以石刃片、石核或石块为最多，石斧亦采集少许，要皆属打制。至磨制石器，则余尚未发现。故蒙古石器文化，据余所采集者，可云以打制细石器为中心，此则由于当时人民之生活状况与环境所造成者，无可惊异也，此其三。反之蒙古一带石器，无陶片及金属附品出现；虽贝勒庙间有红陶片或红底黑花陶片，然亦为少数，由此往西即绝迹矣，此其四。因此，吾人感觉蒙古石器，即蒙古西部石器之文化，似已自构成一系统，与磨制石器时代，不相混合。虽吾人未作发掘工作，在地层上之证据，颇感不足，但由吾人踏查之路线与石器之分布，亦可推其仿佛。即在某一时期中，蒙古石器时代文化大抵相同，即均属打制石器也。

次述新疆石器文化：新疆在历史时代，处东西文化交通之枢纽，对于此点研究者颇多，但对于石器时代文化，一般人颇少注意，英国斯坦因在楼兰附近，亦曾觅得若干石器，但斯氏多注意关于历史与地理上之考察，对于石器未曾尽量工作。及吾人之至新疆也，亦多为历史文化工作之时间所占有，未能充分尽力于远古石器之探查。但为欲与蒙古石器文化作比较，故对石器亦略有搜集。最感幸运者，余在库鲁克山中英都尔库什觅得一石器区域，此地在余前旅行新疆之探险家、考古家均未发现。虽吾人觅得之石器数量不多，但在文化之传播上，为一极有价值之成绩。盖吾人如欲由北部或吐鲁番至罗布淖尔，必须经过库鲁克山，故库鲁克山为吐鲁番盆地及罗布淖尔盆地中间之界山。而库鲁克山为一著名不毛之干山，现已无居民痕迹。吾人在此觅得远古石器，且其石器与蒙古及罗布淖尔之细石器，即石刃之类，其形制作法相同。是不啻为蒙古与新疆及南至罗布淖尔，觅得一交通线之联系。而古时文化传播之路线，由此可以证明也。又库鲁克山中之石器，虽吾人踏查未周，未能表明其一般现象，但就余所采集部分言，所有石器，除石刃及少数石核及打制之类似石斧外，再无他物；即与石器时代有关之陶器，毫无一见，此其一；又无磨制石器及打制极精之矢镞等类。但其石刃之作法，与蒙古西部相同。因此，余疑库鲁克山之石器与蒙古西部石器为同一系统，其时代之先后或亦相连续也。虽石刃由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之延长，乃至金石并用时期，均曾沿用。但蒙古西部及库鲁克山均无陶片及磨制品。故可云与罗布淖尔前期石器文化相同。盖罗布淖尔石器时代，吾人拟分为两期，例如lㄎ、lㄕ石器，近山坡，以刀片及石核为最多，磨制石器及铜陶件未获一见；反之lㄉ、lㄊ、lㄐ等地石器，均沿河岸，磨制打制杂陈。且有铜陶件出土。显然为先后两时期之产物。吾人虽无地层上之根据，但由其分布线观之，吾人不能不认后者较前者为进步也。因此，吾人称打制细石器及无铜陶件附品者为前期，反之金属物与石器件并存者为后期；前期与英都尔库什相同，而后期则为英都尔库什所无矣。故吾人可说罗布淖尔石器，自新石器时代，或云英都尔库什时代，直延长至金石并用时期，犹为沿用也。又吾人检查罗布淖尔及库鲁克山两地之石器，种类极为简单，要以石核、石刀、石镞为大宗；小型石斧及石捶、磨石，亦略有一二，而具椭圆形之大型石貄及石皿、石棒，均未一见。是可证当时人民生活之简单，除渔猎牧畜所必需之用具外，而对于农田耕作，毫无注意。由此可知罗布居民在新石器时代之生活，完全为渔猎或牧畜生活，及至最近，有一部居民仍旧未改。据此，是铜件或陶片必系来之他方，非本地人民自身的产物。反之，则其邻国人民已入于农耕时期，其铜器时代文化已杂入罗布石器文化中，而成为罗布后期之金石并用文化也。又在蒙古石器中，有石核、石刃同于罗布淖尔，而打制矢镞中，除一件三角形者外，而扁圆桂叶状之石器，则为蒙古所无也。因此，吾人对于蒙古新疆石器文化，可得一结论：即蒙古西部之石器文化与英都尔库什之石器文化，在罗布淖尔初期石器文化时，为同一层次，且属于同一系统。盖由库鲁克山为桥梁，而司蒙古与罗布交通之责也。但以后因罗布淖尔交通线之变更，冲入新兴之文明，即金属文明，与罗布前期遗留之石器并行，且时加改良，而进入后期之金石并用时期矣。

余写至此，并提及一事：即斯坦因氏在楼兰lt古堡斜坡上及高岗附近一带，曾拾许多铜件和石器，其碧玉制之磨制石斧，与余在lㄉ所拾者形式作法相同。但斯氏曾根据彼所检查之区域，而推论由楼兰遗址及喀拉库顺中间一带之宽阔地面，由西到东，在史前时代，有一长久时间为游牧民族所占据云云注24。但余所拾，则越过库鲁克河北而至涸海海湾之盐层地带，亦有同样发现，反之过涸海以东则无有。是当时人民完全居在涸海西岸，分布库鲁克河之南北平原，其分布路线，北与英都尔库什相接连。因此，余认为罗布石器文化路线，系由东北向西南，并非由西向东也。但斯坦因氏又根据石铜杂陈之现象，谓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中国通西域时期，相距并不太长，此则为吾人所赞同；不过东方所传播至西域之金属时期文化，系由东向西，与西域本土之新石器文化交杂并存，而成一金石混合之现象，即为罗布淖尔后期石器文化所昭示者尔。

二、罗布淖尔古冢与罗布里克人

（一）lㄋ古冢

当余之赴罗布考察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阻于水，不得达。而余之随从早舍其渡河计划，转从事于探古之工作矣。在4月15日之暮，小侯拾一美丽之蓝黄色残衿归。称距此西北约3.5公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试掘之，出女人头骨，髻发尚存，额前乱纸覆之，旁陈残绢帛及毛绳麻布之类，似为死者头部之饰物也。余于17日复偕小侯往视其遗址，抵土阜旁，阜高30多米，宽约相当，长90多米。阜中倾陷若沟渠，宽3米多，深亦3米多，长30多米。死者即藏于此倾陷处，覆以芦苇，以未经修凿之木料支持之。土阜上层为黄土，厚约2米，或3米多，下为干沙，凝结坚固，死者即埋藏于沙土层内，衣衿骨络，几与干沙胶结为一。掘现木把杯二，在头部旁。又有羊骨2枚，以木板承之，木板形如芭蕉叶，说者谓蒙古风俗如此，然不必仅蒙古人始然也。死者衣服，均为丝织，约有五袭，衫、禅、裚、纩均备。袖口宽约0.3米，指骨外露，其颜色有谷黄及紫绛等色，惜迎风而碎，未能取出以飨读者为憾耳。又死者右手第四指，戴有戒子一，以薄铝为质，上刻环圈五，状类梅花。衣衿中，藏铁刀一，柄已碎断。综合观察，极类似一贵妇人之墓，惜无文字以为佐证耳。又左侧亦有古冢一，掘现木把杯及几各一件，形式略同于前。在此阜南半里许戈壁上，有木橛一行，环栽土中，露出地面尺许，说者亦指此为古时冢墓之故居也。在其西南约4公里，枯胡桐林中，时露古时陶片，则为当时居民居住之所，而埋其死者于山边耳。

（二）lㄈ古冢

在余等方工作lㄎ古坟时，余之毛拉等则四出探巡古迹。据称：在东约5公里处，有古房及古冢遗址，乃决计东往。当日晚大风，次日仍未息，尘沙弥漫，白昼昏黑，石子飞扬如雨，不能张目。故决定休息一日。据余之猎户云，此地多大风，风多作西南向，每五日或十日必有一次。据此，是沙碛之迁移与海水之变迁，与风沙不无因果关系。4月20日，虽风力稍杀，而酷冷如严冬。吾人均衣老羊皮袍，犹不足以保温暖，沙漠天气转换之剧烈如此。余等于上午7时出发，向东北行，遵来时旧道。9时转东行，时有溢水。11时东行微偏南，抵河岸。河宽约百余步，两岸枯胡桐横陈。沿河而进，溢水载道，时阻予之行程。12时转东偏北行，抵古房遗址。在一大土阜上，顶颇平整，长约五六十步，宽约二三十步不等，遗址即在土阜之洼陷处。叠碱块为墙，芦草覆之，方径丈许，有房十余间，羊粪骨角，散布地表。检亦无他物。余等即驻于其南傍水之平滩上，并在其附近作古物之探寻也。

在余住处西北有一土阜，前后宽广，中腰颇狭，形同葫芦。阜上坦平，面覆枯胡桐树6株，即为古坟井口所在。循迹发掘，深4尺许，发现尸骨4具，重叠而葬，衣服已腐朽矣。头部有漆木桶状杯，及木把杯，圆底木俎之类。又有残块铜镜，及耳饰等，由铜镜之边缘，可决定其为汉物无疑也。是此冢亦为两千年前后之遗址矣。又在土阜附近，拾铜3棱镞，及石矢镞之类，及土阜上红陶片内含灰陶，想与此墓中人之时代相距或不甚远。但四尸骨重叠于一穴为可异耳。

（三）l古冢

在余住处之南约里许，四周积水，有风化层之土阜一座，屹立中洲，上栽立木杆为标帜。发掘其下，有石柱作长方形，长约1米许，直立穴中，或用以支持土块为墓室之架梁者。尸骨均已搅乱。同时墓中发现草篓一具，以藤为经，再以劲草编织之。两旁有耳，系绳之痕犹存。圆底豁口，形状椭圆。疑为死者生时盛食物之具，死后即以此殉葬焉。又有漆木桶状把杯一件，外涂朱漆，但彩色已毁，形式与lㄈ冢中把杯相同。又有骨器六件，均作锥形，有四件一端尖锐，疑为古人搔发之簪。有一件一端作柄状，疑为女人头上饰物。疑冢中死者，或为一女人也。又有玉、石、骨等件，与之同时出土。其中有玉耳饰二枚，作椭圆形，中空。又有方形者，有圆粒形者，有薄叶状者，无疑皆为耳上之饰物。又骨粒一串，形同冠缨。又一长方石块，三面磨制甚光，一面为天然石状，底凿一横槽，用意不明。但亦疑为装饰之具也。

（四）lㄇ古冢

当余之工作lㄎ古冢也，余随从毛拉告余云：在此地之西土阜上，有一古冢，尸骨尚未腐化，采归草篓二枚为证，余甚异之。及余移驻于l也，急使导余往观。累越高仰层之土阜，至一三面有水之三角洲。其高阜，四周风化，显露其泥层绉折之迹。在沙土岩处，有木桩一，犹以为偶置之也。审视其沙土倾陷处，露毛织品之一角。余乃大异，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钉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1.65米，宽1米，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端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次揭去木板，即显露以毛织物包裹之腊尸。头戴毡帽，高25.4厘米，上形尖锐，帽系骨粒帽缨六七股，垂络唇颚。毡帽内，尚有红毛索编成之里帽，冠戴不正。头发截断，下披两肩。额部及两眉间，有红绿色所绘之横纹三道，极类本地女人之画眉。两耳穿孔，尚有毛索遗痕，以备系耳珠之用。两眼微陷，两颧耸起，鼻陷而唇斜，似负痛苦以死，而表现忧戚之容者。在其头部，有草篓二个，一外涂朱漆，死时即以此殉葬焉。次除去其包裹之毛织品，即呈露其身体，经盐硝之浸炙，皮肉坚结，尚保存其原形，毫未腐化。两手下垂，下围以棕黑色毛线织成之长带，带绥下垂至足，足履皮靴，毛里而皮外。身作绛色，骨骼坚结为僵质，击之作木声，直立转侧皆可如意。头长25厘米，额宽10厘米，面宽11厘米，下腮突出，显现尖削之状，通高1.6米。据医学家言，凡腊尸皆由盐水之浸炙，积久遂成腊形，永久不坏。然非有两千年之浸炙，不能成功也。据其所述，参合此处有水之时代，及同时发现之遗物，当亦在两千年前后。盖以后海水南徙，当无此腊尸之造成。头部之草篓与l冢中之草篓形式质料相同，当为同一时代之产物。而l同时发现之骨器、漆、木器，余已订为两千年前后之故物，彼此互证，则此腊尸有两千年历史之说益可信也。

其次言及死者种型问题。余对于人种学，毫无研究。且亦未加科学测量。但以由死者埋葬之方式，及其殉葬物品，推测死者确为本地人，与汉通西域时之楼兰国人，或为一致。盖其所表现，全为游牧人及渔猎人之生活，与内地人久孕育于东方文明者，绝然不同。故吾人在另编中，已略有论述。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补述末意，以备参考。斯坦因氏在l f4古冢中，发现死者头畔衣襟中，系二小口袋，中盛小麦粒，及其他细枝注25。纳恩德博士（dr.a.b.rendle）认此细枝为在西藏至波斯一带繁殖的胡麻，据柏格曼君称印度跋希人（parsees）现仍用麻黄细枝代替能产生浩玛或所玛（haoma or soma）之某种植物。（所谓浩玛或所玛在古印度伊兰人祭祀中，曾占重要地位。）注26余在lㄈ古冢中，发现篫麻质口袋一，亦有同样盛物，但当时不注意，遂致遗失。在此地僵尸中则未之见也。但以麻黄细枝为殉葬品，确可代表此一带一部分墓葬之习俗。换言之，即为本地人墓葬之习俗。若然，则楼兰人，或即与印度跋希人，有密切之关系也。至此，余当另引中国记载所述一事，以助研究之兴趣。按斯坦因氏所述之跋希，与中国记载所述之白题西音相近似。杜氏《通典·西戎传》云：“且末国，汉时通焉。北接尉犁丁零。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葡萄诸果。人皆剪发。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按《通典》所述与《梁书·末国传》字句微异。如云：“末国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按此处均有脱误。其云“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义意不可通。波斯在葱岭西，如何可接。故此处当云：“东与白题西接，西接精绝。”波斯疑为白题西之小注，表明其为波斯人。后人遂将小注录为正文，而又删去，西接二字，义意遂不明了。《太平寰宇记》，引作“东接白题，西接波斯精绝”，错落同上。盖波斯仍当为白题西下之小注也。设余之解释不误，则且末东为白题西人，即波斯种人所占据也。又据中国史书所记，且未在三国时，已为鄯善所并。故《通典》所云且末人，当即汉时之鄯善人。所述之且末人之习俗，亦当即鄯善国人之习俗。剪发着毡帽，小袖衣，开颈而缝前，且末人既如此，则汉时鄯善国人亦当如此。由余等所发现僵尸之形态，即其剪发戴毡帽事，更可证明其然也。彼此互证，则汉时楼兰人种型不难推知，或即属于印度伊兰人种型也。现昆仑山中，有操伊兰语之噶尔喀族人（galca），或为其遗种欤。

以上皆为余第一次所考察湖畔古冢之经过也。第二次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适值战乱，且准备未充实，不能尽量考察。但亦略有所见，兹略述如次。

当余等于5月初间，由鲁戈斯特南抵孔雀河畔也，由余一驼病足，放置于此。即率其余驼东行，沿一干河岔，枯桐红柳，迤逦如带，时有土阜间之，阻余行程。傍晚驻一碱滩中，一面派毛拉赴辛吉尔购办米面，余等则作古坟之探查。在余等驻地旁有一风蚀土阜，上竖枯胡桐三株，作交叉状。以余等第一次探查之经验，凡类此者上必有古人墓室，即攀登察看：上颇平坦作椭圆形，有井穴二，南北对峙，穴口有枯胡桐六株，长3米多，骈比横陈，二穴相同。余等掘其南穴，深至1米，发见木棺一，作长方形，四围板壁已遗失，仅存底部。冢中土层搅乱殊甚，出木几二，已腐朽倒置其中，又几足四，作屈腿状，显系早为他人盗掘，而留其遗弃物于冢中。故余亦不欲尽取之。8日转东行，在戈壁上见一地室，屋架犹存，以枯胡桐作檩条，覆以芦苇，涂以泥浆。据本地人称述，在室中曾发现古棺木数具，现已无存。复东行戈壁上，时见以木桩栽立之椭圆形建筑，数冢相联，组合为群，据猎户云，此亦为死者之居室。其栽立之木桩，长约0.66米，一端尖锐，入土不深。因余忙于行路，未加工作，殊可惜耳。

（五）lㄖ古冢

当余等于古烽燧亭工作完后，5月14日复返西行，路遇毛拉于途，并携米面而归。庆幸之余，复谈及往西约5公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衣巾外露，乃使导之前往。试作发掘，出小头骨一，黄发尚存，作黄金色，审视为七八岁之姣童，所谓黄发小儿是也。冢中绸绢衣巾，尚未腐朽，有枕头一，四方形，头枕之迹犹存。手帕一，亦为长方块，一端具带，疑为缀系于衣巾之用。袖口缥骧，均崭然如新。一袖口黄绢为底，绿绸为边缘。虽属小儿，亦满身文明副戴，供吾人之鉴赏，与裸体葬者，有文野之别矣。

综上一二两次所获，由其埋葬方式，及装殓物，显有两种不同之现象：前者为赤身葬，后者为衣冠葬。在中国通西域以前，楼兰人民之生活如何，吾人在《汉书·西域传》中不难窥其一二。《西域传》云：“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俗。”又云：“自且末以西，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能作兵，略与汉同。”是楼兰本为行国，不事耕作，至为显然。及楼兰迁都伊循，改国号为鄯善，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镇抚之，楼兰至是始有田作。然皆在汉通西域以后，田作者亦多为汉人，非本地人也。据此，楼兰文化，可分两阶段。即汉未通西域，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为前期，完全为本地土著文化。自公元前1世纪以后为后期，盖受东方文化之影响，渐变其习俗也。在石器遗址篇中，已略有阐述。今据湖滨古冢，其情形亦大抵相同。由余之lㄇ冢言之，露体埋葬，断发文面，革履、裹毡，皆非东方之习俗。而东方文明，以丝绸为大宗。凡在西域之被汉化者，莫不锦绣珠玉。而此冢除毛革二种外，不着衣裳，十足表现为畜牧，或渔猎生活状况。其殉葬物品，除草篓外，再无他物。而此物质料，又大概为本地所出，亦显未受东方文明之影响也，惜余所工作只此一冢，而斯坦因在楼兰附近，柏格曼在阿德克一带，所工作之古冢，其情形与此近似者甚多。阿德克之di冢，与余lㄇ尤为接近。其殉葬之物品，不外毛织、皮革、树枝、木条之类，与余所拾大致相同。而余lㄇ冢中不见树枝，毡帽上不盘红索，及饰鼬鼠皮，较为稍异耳。但此为繁简之别，而于人民生活状况初无有异也。又其埋葬之俗，露体裹毡，凿木为棺，复以牛皮，冢后树一木杆，则所有古冢皆同。此与较进化之埋葬法，已大异矣，此可注意者也。其次说到后者，柏格曼在阿德克另一区域，发现三座小坟地，在ei冢中发现之僵尸，为一年高富人，白须面窄，确为典型长头种人。衣黄绢外衣，边缘镶以红绸。ci冢中为一妇女骨骸，衣绸外衣，镶棕红绿三色边缘，袖长过手，袖绣各色条纹。并副带铁镜一，复以红绸。又有皮质及丝织小口袋。又铁剪一把，挂在腰际。颈上再挂有白色骨质佩饰一串。复次，再北行，将近库鲁克河南岸，又发现a冢，内尚保存颇完整的黄绢外衣，缘领露胸，系结于内，袖长而小，还有毡袜、高靴、皮裤之类注27。凡此诸冢，虽各个微有差异，但有一共相，即均用丝织物装殓，全幅带着东方文明，则此类古冢，必在汉通西域以后，无可疑也。至是否为汉人，则有待于人种学之研究矣。又此项小坟群，均在库鲁克河以南，及渐近于库鲁克河一带，与余发现之文明冢，相距虽有数十公里之遥，但均在库鲁克河流域也。例如余之lㄋ、lㄈ、lㄋ冢，其埋葬方式，与柏格曼e、c等冢，大致相同，即同具衣冠葬者。不过余冢中所发现之殉葬物品，较为丰富，而表现文明，更为明确耳。尤其lㄋ、lㄈ之铜镜碎片，及漆木把杯与簪栉之类，与lㄇ之殉葬物品，确为两个不同的来源。无疑的，一为土著，一已接受外来文明，生活遂有优劣之别耳。但余所发现之冢，均在库鲁克河北岸，正当汉通西域路线孔道。据鱼豢《魏略》所述，西汉通西域路线中道，经居庐仓，西北行，过龙堆，到故楼兰，即余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地。再西行，沿库鲁克河，直诣龟兹，此为径道。而余所检查之文明冢，完全在大道两旁，其受汉文明影响，毫无可疑。虽lㄇ亦在大道附近，犹留着本地土著之风尚，然余所发现仅此一冢，且亦不如阿德克古坟中之纯土著化。由此吾人所述汉通西域后，本地人已他徙，或渐被同化。因此一带已被汉人视为军事政治之重要区域，其柔土处或为屯田之地带，本地游牧生活已无可用其力也。反之阿德克在库鲁克河南约35公里，不当西行孔道。故本地土著人民，尚仍然保存其旧生活，游牧渔猎。如现今之罗布里克人，在生活上甚少改变，可为证也。

三、罗布淖尔古代遗址的考察

（一）汉烽燧亭遗址

方余在l地之工作古冢也，复派两组人四周探寻古迹，悬赏以待。一组毛拉等三人，向西南行，期以两日。一组猎户拉亦木东行，亦期以二日。余与脚户则在驻地工作。诸人于4月23日上午出发，下午大风忽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当地人名此为黑风。余棚帐几被摧拆，至晚未息。想念出发诸人，均未带皮衣，现憩息何所，闻风声之怒嚎，远处诸人辛苦，不胜烦闷。次日上午，猎户之子归，告诸人无恙。未久，而毛拉等亦归，略拾铜矢镞之类，余心稍安。时大风虽息，而尘沙未减，遍地作黄色，寒冷异常。将晚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缰，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而余在罗布淖尔最有名之发现，古烽燧亭遗址，随拉亦木英勇之姿而出现于世矣。

汉烽燧亭遗址，即在土垠平滩上（第一次、第二次路线图lㄅ）。北距得格尔约175公里，位于北纬40°50′、东经90°处（此据同团陈宗器君所测），傍于海岸之三角洲，三面环水，惟北路通陆，形同肺叶。而此址即在其末端。四周土阜骈峙，如岛屿，如城郭。行人由西至东，或由东至西，至此城时，必须沿湖环行，越过土阜数重，方达到此址，盖已至湖泊之中洲矣。遥望海中土阜重叠，迤逦若断若续，似无数战舰，为避风涛之袭击而停泊于海隅者。风起沙飞，类同烟雾，白鹤翱翔于天空，鱼凫游戏于水上，洵为海中奇观。此处为孔雀河末流所汇，故为淡水。水极清澈，可饮可濯，过此皆为咸水，旅行家之往东西者，咸憩息于此，为通过艰险长途作准备也。此地适当汉通西域北道之冲，凡出入玉门关而至西域者，必须经此。以今揆古，其情实同。故当时在此设烽燧亭以护行人，乃必然之势也。

当余于4月25日之至遗址也，已近黄昏，不及视察。次晨兴起，尚未及盥洗，而余从人汗木多利、毛拉等，即以所捡古物至，铜矢镞、铜钱，各盈一握。余甚喜，即往检视遗址。在余帐棚之西，有城墙遗址一段，高0.60米，余三面均被冲刷。在南有长方形土台，高约2.5米，长5.8米，宽1.65米。上竖立木竿五，南北直列，高约3.7米。每竿相距约3.7米。木竿上端凿一方孔，疑为穿桔槔之用。尚有若干废弃木料横陈其旁，木上均有斧凿痕迹，或中凿一圆孔，或方木而中凿一槽，均长不及丈，疑皆为支持烽竿之用，类今之取水井架也。在竿之四周，尚有许多四方井穴，用柳条渗以木屑，编织为褡，复于井口，约1.3米建方，彼此相通为甬道。就其构造方面言，显然为古时烽火台遗迹。《汉书·贾谊传》注云：“边方备胡寇作高橹，橹上工作桔槔，头悬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按所谓橹，疑即木竿。桔槔即竿头所悬者。桔槔失，而竿头之方孔尚存耳。又《墨子·号令篇》云：“望见寇，举一垂，入境举二垂，狎郭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按垂为附竿之横木，每有一竿，必有一垂，此处木竿五，即所谓五垂也。举垂必有兵卒，疑竿旁之井穴，皆兵卒避藏之地，如敌人来侵，避匿其中，免受敌人之攻击也，余在竿之两旁，曾掘二井，内满储沙子，无一他物。余于1934年第二次前往时，复掘其旁之其他井穴，有类似高粱之谷粒，已腐化结为干饼，或井中兼储食粮，亦未可知也。在台上南北部，各有房址一座。北房现已倾圮，墙基尚存，高约1.3米，重叠不规则之土块与碱块为墙。土块长约38厘米，宽约20.3厘米，厚10.2厘米，略作长方形，间以苇草。碱块长约40.6厘米，宽约25.4厘米等，形状极不规则，盖随意取诸碱滩中也。南房上复以柳条与木屑编成之屋顶，顶已倾塌，内满储沙子。余曾清理其遗址，捡残断木简一枚，现存“从事人姓名”等字。北面之房亦存墙基，上无覆顶，中无何物。又台之南北两端，略作斜坡形，疑为房址。掘其南端，至与台齐。悉沙灰土，别无他物，或因台土下倾所致也。在烽火台之东约百余步，有古房址一所。在一宽广平滩上，周里许，略作椭圆形。地为硝卤。在滩南枯木横陈，类似古时建筑遗构。东边似有墙壁遗迹，西边已被风水剥蚀，而作沟渠状矣。在此平滩之北，略与烽火台北端东西对值，有围墙遗址。叠碱块为墙，旁集苇草，长3米多，高约2米，形成弧状。中积沙成阜，高与墙齐。余发掘其下，出汉木简数十枚。墨书隶字，完整者，长八寸，宽三分，残整不一。一简有“黄龙元年”字样。黄龙为汉宣帝年号，距今已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矣。又有“左部后曲候”“右部后曲候”等简，疑此地为“左部曲侯”所在地也。又在此苇草中，发现漆杯一件，椭圆形，长三寸五分，宽二十八分，高一寸。内为朱漆，外涂黑漆，里画几何花纹。又有木匣漆木杆之类，西汉之漆器，由此可见一斑。尤能使余满意者，即在苇草堆集中，发现古代之炬，长1米多，以苇草束之。炬，《说文》本字作苣，束苇烧也。盖见寇则燔炬为号，每举一垂，即燔炬一通，以燔炬之多少，示敌人之远近也。唐《兵部烽式》云：“寇贼不满五百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三炬，蕃贼五百骑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余寇万人亦四炬。”（《白氏六帖》引）此以烽炬之多少，示敌人之多寡，与《墨子·号令篇》所述微别。要之此束苇为燔燧之炬，则无可疑也。又在烽燧亭之北，约数十步，有土阜一所。阜之倾斜处，苇草外露，似为古房遗址。余命小侯掘之，上层浮沙土，中层灰土，下层干沙土。木简皆在中下两层，在中层出“元延五年”木简一枚，元延为汉成帝年号，已至西汉之末期，而亦为余所获木简中最后之年代也。干沙倚阜处，岩壁屹立，中留灰土痕一线。知古时凿阜为墙壁，倚岩构屋而居。此处除发现木简数枚外，余无他物。由此而东，直抵海岸，地面因水冲刷，上阜鳞次栉比，在其不平齐之地面上，似有凿壁构屋遗迹，但大半已被风水剥刷净尽。除高岸处渐露修凿遗痕外，余已淹灭无迹矣。余第二次复赴罗布淖尔考察，在5月9日，到达余第一次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除采拾木简十数支外，又在烽燧台之南北两端，在高低不平之地面上发现东西相承之凿痕一线，其凿削处以在c处之土阜旁，最为显著。余在此掘拾《论语》残简一枚。其余凿土或浅或深，因土阜高低参差，以为凿削之标准。然必一线相承，底下平齐，宽度相同，显然为当时士兵屯驻之所。又知古时凿地为营垒时，其地平面必不如现在之不平齐也。由此，知当时屯戍兵士，栖息一孤零海岛，伏处壁中，北瞰匈奴，南防土寇，以维护东西过往之行旅。其坚苦英勇之精神，二千年来，犹历历如画，无任神往。

余在此前后两次所得之古物，除木简约七十余枚不计外，尚有铜件四百九十二件，铁器一十五件，漆、木器，及漆麻布计三十七件，丝麻织衣履残巾之属计三十九件，木竹杂器二十二件，料珠十二件，草具二件，以及骨、石、陶、玻璃等项，共计六百余件，皆为余一、二两次所获得者。均因时间促迫，未能尽量工作。或仍有埋藏地下，未经发现，留待吾人第三次工作者。然就此所获，于学术上贡献亦不无少补。尤其汉简，其数虽不多，而于汉代在西域之军事与政治情形，藉此可以窥见一二，而此地自汉宣帝黄龙元年，至汉成帝元延五年，共四十二年。在此四十二年之间，正值匈奴日逐王降汉之后，汉都护权力正盛之时。中国政治军事之威力，表现于西域，亦以此时为最著。由所发现汉简年代之指示，则此地在此四十二年之间，甚为兴旺，而汉文化之输入亦以此时为最盛。余在此所发现之其他古物，其年代亦由此可以确定也。在余所发现古物之中，以铜件为最多，大概皆散布地表，随手捡拾，非由发掘而得。但其三棱、实体矢镞及五铢钱，均作紫铜色，皆可表示为西汉遗物。尤其在烽火台附近，拾铜印一方，文曰：“韩产私印。”疑为一汉人名章，或即护守此烽火台之曲候亦未可知也。余若带钩弩机，及其他零铜残件，未可一一俱举。然由其所发现之兵器，可证此地在汉通西域线上，为一军事重地也。次及漆器：余在苇草堆中，发现漆杯一件，椭圆形，有两耳，以篫布为胎。内髹朱漆，外涂黑漆，形如小舟。古时称为羽觞。《事物纪原》云：“束nb232对晋武帝问曲水事曰：‘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晋以来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始。”是羽觞之名，因在流水行觞，故称为羽觞。其形状亦象征小舟。在周时即已有此物。现在西北一带，及中原本部，发现类此之形制甚多，要皆以瓦为之，或以铜溜金为之，漆器尚不常见。日本人在朝鲜发掘乐浪郡王盱之墓，发现漆器甚多，漆杯形式与此正同注28。但内为木胎，外髹漆，与余器为纯篫麻胎者有异。此器形样完整，颜色鲜明，如同新作。汉代文明遗留于东西边陲者，当以此为最精矣。其次为漆木匣，以木为质，夹篫髹漆，形式颇为坚固，但用途不明。又漆木杆一根，上有“卅六”二字。其次若漆木片、漆麻布，皆足以表现汉代已知髹漆为坚固防腐之良剂，应用于许多器物矣。

其次则为织品，及珠玉杂品。或则散布地表，或则埋藏于苇草之中，随余清理古遗址而出现。但此地为汉人在此设立之烽火台所遗，衣履当为汉人服用之物。检查其遗物之中，吾人可得一总观念，即所有织品，以毛麻为大宗，丝织品次之，棉布则不一见。由此可证汉时中国尚无棉织品也。《南史·高昌传》，称高昌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nd83e，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观其所述形态，极类棉布。但中国之有棉，自魏晋以后，或自西域传来也，至于丝麻，则中国发明独早。汉王逸《机赋》云：“帝轩龙跃，桑叶是创。仰揽三光，悟彼织女，爰制布帛。”《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中国以丝麻制为衣裳，传说始于黄帝。至汉时已臻精巧。随汉国力所及，流播远方。余写至此，须连类述及汉与西域之交通。《汉书·西域传》云：“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又罽宾条云：“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又云：“自玉门关出南道，历鄯善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汉书·西域传》又云：“安息东与乌弋山离（东当从《后汉书》作南）接，西与条支接，国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据上所述，是中国与安息在汉时交通已臻繁密。而安息多商贾，则中国货物，因安息以运至西方各国，而条支罽宾之货物，亦因安息以运至东方，此为极可能之事。但汉时通西域之路，在西汉时多行径道及南道，后汉则辟南北二道，而径道转湮，故罗布淖尔为东西通往所必经之地。此烽火台又当径道之冲，则安息贩运财货亦必须经过此地，而东西货物之遗留于此地者，乃为当然之事实。吾人据上所述，中国货物则以丝麻为大宗，西域则以珠珀为商品。由是言之，则此地所遗留丝织残件，及珠珀杂件，无疑的皆为古时东西各国所遗留之文明结晶品也。现欧洲人称古时罗马人常贩丝于中国注29，经行中国通西域古道，因称此道为罗马贩丝之道。但此路由张骞首凿，武帝随通，故东西人民，由此交往，安息不过藉其通衢以行商贾耳，无可惊异之处也。

（二）汉代古道及住宅

当余等第二次旅新时，在古烽燧亭工作完毕后，猎户称由此往北约近2公里，有大道遗迹，类似古道。两旁常有铜钱散布。于5月14日下午3时，使猎户导之前往，向北偏东20˚行，4点，遭遇古道于坚刚盐层开处，中显白色泥痕，宛若辘轳，刮磨光平，显为往来人迹所遗。由西南向东北，蜿蜒屈行，或在山坡，或在平地。吾人遵道而行，一若二千年前，发自玉门西诣龟兹之故态。盖舍此道外，再无他路可行也。道两旁时有五铢钱，及零铜件，与玛瑙之属，必为当时行人所遗。然由此亦可证明此道为二千年前往来之人所经过之大道也。天晚仍南行，驻于积水之旁。

15日，仍驻此地，余单骑偕汗木多寻觅古迹，在大老坝北岸之土阜上，觅得古址一所（第二次路线图lГ、lt）。在一倾圮土坯中，显出苇草。即发掘其下，出骨器五件，草具五件，有一骨片作椭圆形，上端磨光，似经长久之使用者。因上端略尖，疑为割切之用。有二片为长方形，系取鸟之腿骨，下端削尖，用法不明。或头上之饰物也。有一牛角，想为当时人陈液体之物。又有针状物，或为穿孔之具。其他草具，类皆以芦草编之。最可异者一以芦草为茎，下附椭圆形之泥捶。一以芦草编为蓑衣。一束芦草为裝，缠以藤绳。又有泥杯及纺车等。凡诸此类，皆表现初民生活之形态。由其取鸟兽骨为器具一点观之，其人民必尚为渔猎生活无疑也。复北行，又与古道会。沿道西偏南20˚行，在土阜之旁，五铢钱散布地表，俯拾即是。归而数之，得六百余枚。但无居住遗迹，其为行人所遗无疑也。16日，全队出发，仍沿古道行。满地均为盐壳所覆盖，惟波浪开处，时显古道，平坦砥直，实不觉若何困难。然古道时隐时现，几令人目眯不可捉摸。及至库鲁克河之末流，又拾五铢钱及铜矢镞之类，则当时沿大道往来之人，已极臻其繁密矣。再西沿河畔行，时有陶片铜件，但不见古道，疑此后为居民聚住之区，古道渗入村中，遂湮其痕迹耳。

当余第二次抵孔雀河边也，因黄驼病足，牧放于此。而孔雀河边之青草馥郁，红柳丛生，足以饱余驼而无待他求。及余之返也，余驼无恙，且健壮焉。乃巡视四周遗迹，流沙开处，时露黑红陶片。此地古时必有居民麇聚于此。由余放驼处东行，果觅得古渠旧迹（参考罗布淖尔第二次考察路线图lㄍ）。宽3米余，高者约0.7米，直通于河，则当时引河水灌地情形，至为明显。渠畔布陈黑沙陶片，显为当时居民所遗。在北有沙碛堆二区，周里许，胡桐丛立，虽已枯槁，犹能表现当时人烟之稠密，社会之繁荣。一沙堆上，有古房二所，编芦草为褡，中夹胡桐叶，覆盖其上。下有木梁及柱以支持之。均取天然之胡桐，略加斧凿而成。形式虽极简陋，但当时人民居住之痕迹，由此可见一斑。在此一带，黑沙陶片极多，有一陶器残底，凿七孔，类古陶甑，或为花盆底部。然无论其用法若何，必为先民日用之器无疑也。再由此西行，在河边拾铜镜碎片，及陶片。约行20余公里，抵河之北岸，有一柳堤，即余毛拉所觅得者。由余毛拉夜露宿于此，得一神秘之幻觉，疑此为一有名古城，即本地人所常称之喀达克沁，归以告余者也。余次晨巡视一周，乃一长形之柳堤。西南东北行，长九百五十双步。下为土埂，上覆柳条，旁栽柳条一线。宽1.9米，高0.8米。每隔1.7米，竖植胡桐一根，高5.4米。其附近即有一四方土台，不知当时何用。其旁有枯胡桐倒地横陈，上有斧凿痕迹，似为当时建筑之用者。西属平原，东临干河。河岸高30余米，干河川中，青草馥郁，距有水之河约2公里，水大时，尚浸润及此。盖库鲁克河之东流也。自此往西约2公里地，转生支流，一支屈向东南流，即现有水之河是也；一支东北流，即沿山之干河，即余等来时所行之干河岔是也。疑当时东北支水势甚大，而东南地势平坦，可以种地。故筑堤障水，使水东南流灌地。现在东南旧河川甚多，而东北支则久已干涸无水矣。现水复故道，亦入东南支。由其堤障之遗迹，可以明了也。吾人抵此欲在此寻觅古地及古物，终不可得，但在此堤之东南约3至7公里地，时觅得零铜件及玉器之属，则当时居民必麇聚于此堤之东南，及大河两旁垦殖地无疑也。而此堤则为大河之龙头耳。又西2.5公里许河北岸枯树鳞比，在河之分岔处，亦显露以芦草编制之房顶作圆形，而河对岸似筑有类似之柳堤。但因余无舟，未能渡河一观，然度此地必为当时垦殖重地无疑也。余写至此，引《水经注》述楼兰故事二则，以资参考。《水经注》叙注宾河时，述其屯田之事云：“敦煌索劢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宾河。河断之日，水势奋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注30按此记虽近神话，但屯田伊循城，亦见《汉书》所记，不为无因。不过伊循今之密远，其屯田地当在此处之南。此言屯田楼兰，当在其北，决非一地。然筑堤断流，引水灌地，为当时屯田之遗法，至今犹复沿用。是此地河旁之柳堤，为汉屯田时所筑，固无可疑也。《水经注》又云：“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按南当为北，因上下文而误，注宾城当因注宾河得名，注宾河为南河之末流，北河不得反出其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盖莦田土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河水又东注于nd836泽。”董祐诚《水经注释地》曰：“楼兰田土屯此，非楼兰治所也。”是汉在北河北岸，有屯田士卒，或因楼兰南迁，而汉袭据其地以屯田，故云城禅国名。以地望言之，屯田地应在库鲁克河北岸，当河水入罗布泊之西。按库鲁克河北岸，除此地有宽广柔土可耕殖外，余均非屯田之所。故余疑当时屯田地，当在此堤之南。则此处柳堤，亦必为当时田卒所筑，断河流引水以灌地者。现余等在此南所拾之玉器及铜杂件可为当时有居民之证，惜其遗迹湮没耳。总之，汉通西域，其政治军事上之组织，以屯田为惟一政策。据《汉书》所记，除轮台、渠犁有田卒数百人外，又车师、莎车均有田卒。今余又发现楼兰之屯田地，则当时西域三十六国所有柔土之区，类多有汉人田卒。则因屯田而发生之文明，例如货币及小工艺之纺绩木陶诸业，当亦同时发展。由现南路各地所散布之遗物，可以证明其然也。故汉通西域，在西域文明史上另划一时期，当无人能否认也。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伊犁考古调查简记

伊犁之名首见《唐书·突厥传》，称为“伊丽”，实为“伊犁”之异名，在我国极西北部，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自治州。民族复杂，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为最多数。解放后建立以哈萨克为首的自治州专署统12县，人口约40万左右。除精河、温泉、博乐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外，新源、特克斯、绥定、尼勒克、察布查尔、伊宁、霍城、昭苏、巩留9县均在伊犁河流域。南北有大山，伊犁河流贯其间，水草丰盈，花果满地，故古有果园之称，为历来游牧民族争逐之地。首见于史籍记载者为塞种、大月氏。塞种自西来；大月氏由东往，匈奴、乌孙接踵而前，莫不以此地为乐土，繁殖生息其间而留其残迹。前者以乌孙据此时间较长，与内地关系亦多；稍后者，则为突厥、突骑施、契丹、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内地皆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我们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伊犁是一个重要区域。

我们到伊犁考察是在1958年7月初，同行者有赵信、阿克尼牙子、努尔毛拉三位同志。于7月8日由乌鲁木齐市出发，在石河子逗留了五天，考察了莫索湾的古迹，再西行经乌苏、精河，12日到达伊犁，开始工作。共调查了伊宁、绥定、霍城、特克斯、察布查尔、昭苏6县，至8月11日返回乌市。经历共一个月零五天，旅行了3856公里。发现古城十余座，玛札寺庙数处及古冢石雕人像等若干处。兹择要分述如下。

（一）古城

我们此次调查所发现的古城除沿途不计外，属于伊犁区者共11座。除清代所建或情况不明者外，比较重要的约有4座，今分述于下：

1.吐鲁番吁子旧城

在伊宁市东北约26.2公里处有两个旧城，一名“阿脱诺克”，译为大金场；一名“克其克阿脱诺克”，译为小金场。因在1936年盛世才统治新疆时，设金矿局，到处掘挖古城寻觅金子，故名金场，并非古城原名。

大金场旧城在吐鲁番吁子村旁，被附近的园林房屋所包围。城中蔓草丛生，中间有一大道横贯城中，辟城为两半。城墙已不可见，现仅存墙基，略作方形，周约1400、高约1—5、宽约2米左右。现城中因被矿局破坏满呈沟渠状，所有建筑已无一存。城中散布有夹砂红陶片，也有上划水波纹的灰陶片。据本地人说：城中曾出现过陶缸；1953年新疆文物调查组曾在城中发现一件陶灯，据说是唐代的；还发现过阿拉伯文铜钱。我们在城中也发现同样的两个半边铜钱，也许是回鹘或蒙古统治时期所通用的一种钱币。根据这些铜钱和陶片，此城在8世纪前后可能又有了居民，直至13世纪还继续存在。

小金场旧城在大金场旧城东北，相距不及半公里。但我们在勘察时，因限于水，遂分两段观察。城在一高原上，北紧靠北山有吉尔格郎河南流于旧城的东面，靠旧城有一深沟，宽50、深约6米左右，据本地人说是农民取土及山水冲刷所成。但在断崖间露出板筑痕迹，可能是古时建筑遗存淹埋于地下者。古城遗址即建筑在断崖上面。城墙已倾圮，步其基址，周约840、宽约2米。城中陶片大部分为夹砂红陶，与大金场旧城同，但也有红底黑花彩陶片，我们采集了两片。因此，我们认为此城出现或较大金场旧城为早，它的最晚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2世纪。但我们在这两个旧城都没有作较细的发掘工作，地下情形怎样，我们不知道。是否为先后所筑，或同时所筑而有先后两期，均有待于将来的发掘来作答复。现仅就这些极少数彩陶片的分布路线来说，东自哈密、吐鲁番、焉耆，西达库车、拜城、伊犁，东西形成一线，对于研究彩陶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2.磨河旧城

在绥定西北7.5公里有两座旧城：一名“塔基”，即清初所建伊犁九城之一的塔勒奇城。南距伊宁约55公里，城墙遗址尚保存完好。周约1564米，合1.5公里余，与《西域图志》称在伊宁北120里建一小城塔勒奇城周3里之说吻合。一名阿脱洛克，在塔勒奇城北2.5公里。北依塔勒奇山，南临伊犁河，隔一沙岭到伊宁，中起平原，城即建立于平原上。东南两面有一较深河床，宽约100余米，深约60米左右。青草葱绿，沟中有一小河流，建独木桥以济行人。《西域水道记》称为磨河，即乌里雅苏图水之东支，城即建筑在河岸上。城略作方形，周约2282米。城墙为夯土所筑，间有存者，高约3.4、宽约2.5米。东西开门，门宽约4米。在城的西门外有土埂一道，疑是城的外围，但其他三面不显。城内外散布有许多红陶片。因城中被矿局破坏，满是沟渠，城中建筑已残毁无遗；陶片亦被堆集，失去了原来分布形势。多数陶片均为轮制，亦有红陶片上刻水波纹，亦有器口沿部作隆起三角纹或卷草纹。根据陶片纹样和制作似为8世纪前后遗物，相当于唐代。《西域水道记》卷四亦记载此城，谓nd122地者多得明珠瑟瑟之属，残瓷断瓦，五色玻璃，布散径路，有得碎玛瑙者，上镌细字近于回部书，文献无征，莫知其由。我们在阿力麻里城亦得此玛瑙，上刻阿拉伯文字，认为是伊斯兰教入新后，人民所用之装饰品。如此城所出与阿力麻里城相同，则应是13世纪前后遗物。因此，我们认为此城活动时间较长，可能自8世纪至13世纪，此城仍有居民，与吐鲁番吁子旧城情形相同。

3.阿力麻里城

这是一个古城的名称。现本地哈萨克称此城为“阿勒泰”，维族称之为“阿脱诺克”，皆是出金子之义。由于盛世才时期设金矿局在古城中挖金子而得名，与吐鲁番吁子旧城塔勒奇北旧城情形相同。

城在霍城县东北10.7公里，北依克干山南麓，有克干河流于城东转南。现无城墙，但城的范围甚大。据本地人说：北抵克干山，南到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马札，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据本地人说：周约25公里左右，城中已开垦成地，麦穗栩栩。城中建筑，已不可见，但有不少高高低低土丘，测其一，周约3.1、高约1米左右。城中间有一条石铺路，据说是盛世才时代的公路。城中间有红陶片，但不多，曾出土无孔金银钱及石刻、陶器等。我们曾采集石刻3块，有的上刻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又购入无孔银钱4枚，上刻阿拉伯文字。又在阿勒泰村一农民家中见一小口鼓腹陶缸，红胎外涂白灰面。我们又觅得一玛瑙饰品，上镌阿拉伯文字。根据银钱上所铸的年号，经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公元1327年，显然是蒙古人统治新疆时代所通用之货币。因此则遗址在14世纪时亦必还继续有人居住。

上述石刻三枚，均刻有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以各地出土带十字架古物为例，石刻应是基督教传教士所遗留的纪念物。据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叶著《圣徒传》，详载西班牙传教士巴斯喀尔受命往察合台汗国阿力麻里城宣道，被回教徒所杀的事迹（张星nfec4：《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52页）。现石刻上文字尚未译出，不能证明是否即是巴斯喀尔等所遗留。但此城中在14世纪中叶有基督教徒在城中传教是一事实；而此城即元之阿力麻里城亦可得一证明。一说这是12—13世纪时乃蛮部落中景教徒墓石。但在14世纪蒙古人占据此地时，亦有景教徒在此宣教。现此城无城墙遗址，由于13—14世纪时战乱相寻，又经历年农民取土破坏，城墙早已不存了。

4.海努克古城

旧城在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北偏东6.6公里，在伊犁河南岸草滩中，距伊犁河约5公里左右。城墙遗址尚存。现本地人称为阿脱诺克，名称来源与上述数城相同。原名当作海努克，或作喀亦诺克，现地名海努克乡，盖由古城原名而来也。

城为内外两重。内城作长方形，城墙尚存断续残壁，南墙与北墙等长，每面约431米，东西墙每面为390米，墙高约2.05米。夯土所筑，版厚约12厘米。城北隅略存建筑遗迹，他处全被破毁，满呈沟渠状。外城城墙无存，现仅存一土埂，周约2275米。在北西两面有一小河，绕城而过，疑为当时护城河。东面也有一小河东南流，惟城的南面不见有河流。城中陶片及铜、铁件甚多，皆被矿局搅乱成堆聚状。略加检查，以红胎面涂青色陶衣的陶片为最多，亦有红胎面划水波纹或弧线纹，大抵皆为轮制。又采拾有上镌阿拉伯文字的无孔铜钱及铜件等。在城内外还有少许元、明磁片。又农民在城中拾一玉石印章，上镌篆文“公生明”三字，这是用《荀子·不苟篇》语，今出现在新疆古城中诚为难得，但时代恐不甚早，或是明、清间遗物。据说，另有一印章已遗失了。

我们根据这些遗物，虽无直接证明此城年代的遗物，但就阿拉伯文铜钱与陶片作推论，可能与霍城阿力麻里大城时代相同，而为13世纪前后之遗址，直至清初又恢复它的活动。据昭苏一喇嘛云：此城原名喀亦诺克（按即海努克之译音），原为蒙古人所居，以后，准噶尔人来伊犁亦居此地。按蒙古喇嘛所说蒙古人疑是指察合台汗国后王阿鲁忽领地。多桑《蒙古史》云：阿速台率第二军继至，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306页），海努克正在伊犁河南，为阿鲁忽本人领地，故阿速台渡伊犁河往取之。至清代，准噶尔亦以此地为政治及宗教中心区。《西域水道记》引《西藏总传》云：“初厄鲁特崇黄教，噶尔丹策凌建都纲于伊犁河滨，北曰固尔札，南曰海努克。都纲者，大寺也。谚称固尔札为金顶寺，海努克为银顶寺。”现银顶寺虽不存，而其遗址可能即在此城中也。

以上，仅就踏查现状作一简略报告，至关于各城的历史问题，拟另文论述。除此外，我们在昭苏尚见了两个古城：一名木札尔布拉格，在木扎提河旁，北距特克斯台（即下台）19.2公里，以时间过晚，不及细查。一名努哈托罗盖古城，在特克斯台西南，距特克斯台约42.2公里。城墙无存，现仅存墙基周约1430米。城作方形，外有城壕，城中建筑无存，所分布陶片亦不多，仅拾到几块红陶片，时代不详，本文从略。

（二）寺庙

我们在伊犁发现寺庙数处，今举较大的两处言之。

1.金顶寺废址

此是汉名，维族称为“孔塔已”。在伊宁市东北郊3.6公里，位于高岗上。麦穗栩栩，建筑遗迹已不可见。但隐约可见一方形土台，周约700米左右，高约3米余，残砖、瓦颇多。我们采集了一绿色琉璃砖残块，上刻一怪兽面。又拾一佛坐像，头部残缺，细腰袒胸，盖为喇嘛寺中常见之塑像供品。因此，亦可决定其为喇嘛教寺庙废墟。《新疆图志·建置志》云：“伊犁旧有佛寺噶尔丹策凌兴建固尔札寺，俱为喇嘛坐床之地，后毁于火。乾隆二十七年建小堡于其地，曰固尔札，在伊犁郭勒北廿里。乾隆廿七年筑宁远城于东冈上。”（《图志·建置志》二，第34页小注）

按现伊宁市维族仍呼为固尔札，则伊宁市东郊之遗址，必为噶尔丹策凌所建之固勒札寺。今所见之方形土台必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所建之小堡。在遗址北面尚有一范围较大之遗址，名托卜墩。地面亦有陶片及残砖瓦散布，或为固勒札寺初建之遗址也。汉人呼为金顶寺，传说寺庙屋顶以黄金装饰，故名。

与金顶寺对峙亦准准噶尔所建者曰银顶寺。《西域水道记》引《西藏总传》云：“初厄鲁特崇黄教噶勒丹策凌建都纲于伊犁河滨，北曰固勒札，南曰海努克。……都纲者，大寺也。谚称固勒札曰金顶寺；海努克曰银顶寺。固勒札都纲为阿睦尔撒纳所毁。余宿海努克军台搜访遗纵，台南里许，小阜隆起，残刹数椽，颓垣断壁，丹青藻井黯淡犹存……。”（《西域水道记》卷四，第20页）按海努克现属察布察尔县一区海努克乡，为区政府所在地。在海努克乡北偏东约6.5公里，有古城一座，维名阿脱诺克，即上文所述之海努克古城。在古城南约2公里左右有一小城，作正方形，土坯所砌，周约240米左右，墙宽约3米，高约80厘米。城中光平，已无房屋建筑遗存，疑为古时庙基。但曾在小城中拾一半边镌阿拉伯文无孔铜钱，显然非清代遗址。又无如徐松所说的“颓垣败壁，丹青犹存”现象，显然非准噶尔所建之银顶寺。一说银顶寺即建筑在海努克古城中，城中尚有明、清磁片可证。因盛世才时代金矿局在城中挖金子，建筑悉被破坏，致失其痕迹，也许可信。

2.大西沟中石窟寺

大西沟在霍城县东属四区二乡，距霍城52.5公里。石窟有三座，均在沟中，阿赫苏山腰。洞口向西南，原为已崩圮石洞，后人在洞中续有所修建。

第一窟（西洞）中间宽约24.5米，深17.5米。中间有一方形六级土台，高2.48米，疑为佛座。洞壁崩圮，在半壁间有后人建一所围墙，或是驻兵防卫之所。土台西有土房一间，土坯所砌，亦为后人所筑。

第二窟中间宽35米，深21米。洞西有土房三间，土坯所砌，草泥抹平，白灰粉饰，墨绘人物花草鸟兽。洞东壁有一土台，上有佛塑像腿部七具，台南有一佛龛，旁绘人物花草，已模糊不清，中间泥塑，亦已脱落。

第三窟（东窟）宽约14米，深约6.3米。在护墙壁东头墨绘龙云等物；西壁有墨笔题识云：“鬼伏神欣正果成，猿熟马训真如见”十四个大字，不具人名及年月日。

以上三窟倾圮过甚，就中窟东壁残存塑像腿部七具来说，可能是佛教寺庙中所塑之七佛像，因而也是佛寺。但它的时代决不很早。徐松作《西域水道记》叙大西沟水，尚未提到有佛寺，可证寺庙修建尚在清道光以后。中窟、东窟均有墨绘人物花草龙云等，或是近人所绘，就寺庙修建为避暑胜地。一说为道观，但亦无确据。

（三）古冢

伊犁昭苏、察布查尔两县草原上散布有若干土冢，排成行列，大小高度不等，俱作梯形。表铺鹅卵石，极类似陕西汉、唐陵墓，兹将已勘查者略举于下。

1.昭苏土冢

共有三处：下台乡（柯尔克孜族乡）距下台沟口3.2公里，在附近草原上有土冢，大者12个，小者甚多。我量了二个，一大一小，大冢下脚周约253.4米，高7.1米，坡度29—16米，顶平，周约11.2米。小冢周约11.2米，高3.20米，平顶，周4.2米。在下台沟口有大冢三座，量其一，下脚周约245米，高约5.75米，坡度23米，顶平，周约56米。每冢均为梯形，外面均铺有鹅卵石，顶有建筑痕迹。在昭苏三区二乡萨克阿甫附近有若干土冢，南北排，一排5个，一排3个，外有方沟绕之。在西北又有两排，一排11个，一排8个，冢外围有圆沟绕之。每冢均铺鹅卵石，与下台沟口同，此是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同志所述。

2.察布查尔土冢

共有二处：索腾布拉格土冢在二区区政府所在地西4.8公里，有土冢12个，中间为一大冢，周约84米，坡度12米，高约90厘米，面铺鹅卵石。周围另有11个小土冢，量其一冢，周约45.5米，高约40厘米。在土冢之北约7公里处，又有土冢10余，分两行排列，大小不一，上铺鹅卵石。康乡土冢在康乡西3公里处，又有土冢6座，南北排列，在草原上，顶平，表铺鹅卵石与下台同。我测其二：大冢周约126米。顶平，周约70米，高约2.5米。坡度9.6米。冢周围有双线立石群环绕，周约196米，宽3.5米。距冢约15米左右，在立石群南边有大立石数方，疑表示墓道也。小者形式与大冢同，周约84.7米。顶平，周约50米。外围立石，周约112米。高度及坡度未量。

以上各冢，虽大小不一，但有一共同点，即均作梯形，顶平，周围铺鹅卵石，冢与冢之间作有意义排列。尤其萨里阿甫附近，每冢外围有圆沟或方沟，康乡土冢外围有双线立石群，皆是有意义的做法。我们根据有些古冢，例如吐鲁番三堡和雅尔湖古冢，每每上面堆砌石块及冢外有围墙，认为这也是古冢。又据《隋书·突厥传》称突厥有在墓前立石以记杀人多寡之习俗，因此我认为这土冢，周围立石群即死者纪功的标志。又因其每冢均作梯形、顶平，与陕西汉、唐陵墓极相类似，以古代在此地活动的民族来观察，认为这些土冢也许是乌孙或突厥族贵族陵墓。当然，确实的判断，仍有待于将来的发掘。

同时尚有二处疑非古冢，一在布拉克巴什，属昭苏阿赫苏乡，有土冢三个，亦作梯形，量其一，周约175米，高约2米，顶未量，四周下铺鹅卵石，散布在草原上。据引导人云，这土冢曾掘开一个，出现许多烧砖。我们曾查勘了一已掘土冢，全为沙土堆集，坑中有木架梁及苇草搭，疑是后来羊户所做，以避风雨者，冢中不见任何遗物。一在昭苏阿克牙嘴沟口外往北约5.4公里草原上，有一土冢，周约80米。在土冢前面约20步左右，两旁有土堆，内有红烧砖平铺地，一砖作弧形，一砖上溜黄色流汁，显系被火烧过者。

以上二者，前者我认为是沙阜，外表不铺石，堆集又不规则，疑为后来风沙所组成；后者我认为是古建筑遗存。又据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同志谈：在阿克牙嘴沟口内有红烧砖及三角砖累砌的遗迹，我疑也是建筑残迹。沟口内之三角形烧砖，沟口外弧形砖，或均是建筑圆形物或半圆形物所用，但是否与古冢有关，及其真确时代均有待于将来的发掘。但我们根据弧形砖及三角砖与城固张骞墓厚薄砖比较，两者疑系同一用途，而为纪元前后遗物。

（四）石雕像

我们在伊犁共觅出石雕像四处，其中在昭苏有二处是石雕人像；在霍城有二处，一是人像，一是动物像，大都是在原石上用极简单线条刻划而成。兹分举于下。

1.科达和尔石雕像

在阿赫苏四区区政府向下台公路上，距区政府7.4公里，在一个山沟口上，地名科达和尔，为蒙族牧地。在丛草中有石雕人像二，面向东，南北行列，相距约500米左右，一直立着，一稍歪，俱用一长方条石在石上端刻划人像头部。在北的石雕像高130、宽30厘米，上雕刻人像头部，眼耳口鼻俱甚明晰，无须，唇厚，口方，据说为女像。在南的石雕像高38、宽36、厚25厘米，上刻划人像头部，面目甚清楚，有八字唇须，口作合字形，据说为男像。以上两像，均在大路左畔，面向东。据说由此进沟，过冰大坂可达南疆阿克苏、拜城等地。

2.阿克牙嘴石雕人像

此地名斯木塔石，属阿赫苏四区，距四区区政府26.6公里，北距昭苏县城60.8公里，石雕像在阿克牙嘴沟口，南北行列，直立草地上。在北的石雕像利用长方石条浮雕全身人像，高140、宽47厘米。原头身断为二，我们摄影时结合起来。头高56、厚34、鼻长23厘米，横眉，三角眼，长鼻，合字口，唇须作八字形。身衣缘领开颈小袖衣，右手抚刀，刀鞘脱落在地，左手曲置胸前，手执一杯形物，雕刻颇细。由此像往南约700米左右为在南的石雕像，高110、宽28、厚26厘米，仅用线条刻划头部，高44、宽26厘米，面目尚可见，身部被剥蚀无法知其全像。时大雨不止，未及摄影，殊为可惜。后李遇春同志在沟口内拾一石雕人像，一手执刀，一手执物，与我在口外所见者同，唯我所见石像面作长形，彼处石像头作宽面为异耳。关于此类石刻，除伊犁区我们所见者外，在伊斯色库尔沿岸也有类此石刻。据《西域水道记》云：“扣肯巴克水东近淖尔岸，有城堡遗址，石翁仲一，偃仆草中，著巾佩剑，右手抚剑，左手当胸，若捧物状。石已残泐，莫知年祀。”又云：“西行四十里乃海北岸。其处翁仲无虑数十，嘉庆十七年索伦营领队福勒洪阿行边至此，作诗……盖古勃律君长葬地，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欤？”（《水道记》卷五，第8页）后者虽未言翁仲形貌，但既称翁仲，必与前同。由于着巾佩剑左手捧物姿态，完全与阿克牙嘴沟口相同。由此而知此类石刻之分布，除伊犁外并及依斯色库尔一带也。又此类石像又见于蒙古及阿勒泰等地，其全身人像与伊犁石像大致相同，是此类石像分布至为广泛，而为古代游牧民族在墓前所常用之标志也。

其次关于年代问题，因为石像本身没有题记表示它的真确年代，今仅就它的形貌佩带及雕刻作风作相对的推论。此类石像不仅见于新疆境内，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蒙古均有类此石雕像的发现。据苏联学者叶甫琴赫娃研究阿尔泰山区石雕像结果，肯定它们的年代是在7—10世纪，并指出是出自阿尔泰的鄂尔浑突厥人（Л.波塔波夫《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民族史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我们又看到了他所发表的石雕像图片（《苏联考古学资料和研究》第24号72—120）与伊犁所出石雕像大致相同。他们根据发掘品并参合中国史书《突厥传》作了推论。但所引文字与原文稍有出入。《隋书·突厥传》云：“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但波塔波夫引作《唐书》，查新、旧《唐书》均无此文；又作“富人葬仪，在死者墓前立死者形仪”，与原书“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意义完全两样。不过可能“屋”是一个错字，按汉语法“屋”不能言立，且当时游牧民族尚住毡帐，由于上文“停尸帐中”可证，此处言屋显然是史书作者不知实际情形妄改。但原来是一个什么字呢？波塔波夫在他的《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一文里引鲁布洛克的话说：“钦察将死去的人埋在地下，上面堆成一个大土堆，对着坟堆修起一个木像，面向东，手里拿着碗。”他接着说：“上述7至8世纪阿尔泰突厥人之石雕像，就是阿尔泰钦察人在8世纪仿照画像做的。”（《民族史译文集》，第100页）又据新疆文物调查组1953年材料：“在昭苏叶森培孜儿草原上发现许多用卵石排成的方阵，石人就在方阵的东边，面向东，无题记，在石人后边还有用卵石堆起的石堆，形如墓丘。在叶森培孜儿东8公里也有类似石人和墓葬。”我们根据上述材料推测，可能最初在死者墓前是用木雕像，8世纪才改为石雕像。《隋书》作于唐初，书中叙述的突厥是6世纪后半期和7世纪初期的历史，可能还是用木料图画死者形仪，因此《隋书》“屋”字应是“木”字之误。而伊犁这些石雕像手中所持杯及其形仪完全同于阿尔泰石像，可能也是7至10世纪遗物。同时突厥民族在8世纪前后分布在伊犁及依斯色库尔湖一带，伊犁为其政治中心之一。因而留其残迹，极为可能。故我们判断这些石像是8世纪前后突厥民族所遗留，不能谓为不真确。

（五）霍城

1.霍城石翁仲

此石现存霍城县署。据说石像原在小玛札东北昆带山大石头正北，地名库鲁斯，后农民搬移至小玛札，后又由小玛札移置县署。原有二石，此石是女像；另有一男像，送乌鲁木齐博物馆保存。石高85厘米，宽40厘米，厚30厘米，两手合捧一物置脐下，两乳突出，面部眉眼鼻口颇清晰，无须，据说是女像。从石刻作风来说，与内地墓前普通石翁仲相同。面圆眉目口鼻均表示为东方人形貌。因此，它的时期较苏昭石像为晚，相当于宋、元之间产物。据说在附近还有土墩及蒙古人兵营遗迹，如然，则此石像或相当于元代也。但两乳突出，不具盔甲，仍保持着西域本土风格，时代或许要早。

2.昆带山岩石刻画

昆带山距霍城县17.5公里，石在半山腰，地名塔木达什，俗称大石头。在一岩石上凿成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形象，例如等等，形同牛、山羊、马之类，必为游牧民族所刻绘原始图画，象征他们的牧群。西北考查组在特克斯东约16公里处唐木洛克塔石亦发现岩石上刻画，有山羊、鹿、狼等物，同时，尚刻有蒙古文字，可能是蒙古时代所刻。但此类岩石刻画，新疆境内如昆仑山中及天山山中亦有之，不必均有题识。如是唐木洛克岩石所刻蒙古文或系以后所刻，与原刻画非同一时期所为。总之，我们关于此类材料很少，将来俟有更多的发现再作较详评定。

（原载《考古》1960年第2期，篇名《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

1957—1958年新疆考古调查简记

这一次的新疆考古队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到新疆后承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派了六位干部参加工作（有五位是少数民族），于1957年9月开始至1958年8月止，共调查了5个专区、2个自治州、24个县、2个市。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内包括古城58座），并在焉耆、库车作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现将工作概况分区说明于下。

一、焉耆专区的调查与发掘

焉耆专区现改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包括和硕及和靖、焉耆自治县。四面皆山，北、西为天山，南、东为库鲁克山；中为博斯腾湖；西、北两面隆起大平原，海都河流贯其间。古代的危须、尉犁、焉耆三国分布在海都河沿岸及博斯腾湖的西北边。其初都是小国，到魏、晋以后，危须、尉犁并于焉耆，而焉耆始为大国，东与高昌接，西与龟兹接，南与鄯善接，北界天山，而与匈奴、乌孙为邻。

（一）调查

我们到达焉耆后，共调查了古城11座，土墩、寺庙、古坟等9处。古城及遗址，大都在开都河两岸及博斯腾湖西北部平原上，举其重要者如下：

1.曲惠旧城

此地属和硕县曲惠乡，西去焉耆58公里。城墙还存，周约427米，高3—5米不等，宽约9.5米；夯土筑。城中现已种地，看不出任何建筑痕迹，间有粗厚红陶片散布。据老乡说：此城曾出有“大泉五十”、“开元通宝”等铜钱及磨石等。

2.萨尔墩旧城

城在六十户西北2公里，属一区一乡，六十户距焉耆14公里。城的面积很大，据当地人说有四百亩。内外两重，内城周约388.5米，外城未测，内城中原有夯土筑的高大建筑物，已残破不堪。在有些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1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有的已腐朽，变成土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黄米、高粱等农作物。据说，城中还出现有石磨盘、磨刀石等，当地人说是粮仓，为古时存储粮食之地，同时城中散布有粗厚红陶片。

以上二城一在开都河的北面，一在开都河的东面，及博斯腾湖的北面，根据《水经注》所述敦薨水入海的形势，可能是古代焉耆、危须二国地。

3.四十里城子旧城

四十里城子属焉耆自治县第四区，在开都河南岸，距焉耆18公里。有小巴杂，在巴杂附近有三个旧城，一在巴杂东约3公里，现蒙古人称为喀拉马克沁（义谓蒙古城），城墙为夯土筑，断断续续尚有存在，高约1.5—2米，宽约2—3米不等，周约2856米。城中建筑已无存，中间变成淖泥洼地，靠西南一隅地形稍高，但看不出建筑痕迹。城中散布有红陶片及灰陶片。据说，此城常出铁锅、铜钱、金饰、手镯等，但均已散失。我在1928年过此时，曾在城中拾一半边“开元”钱，可以证明此城在唐时还在活动。在此城东南半公里多地有一小城，四周仅存墙基，中间有一土堆，大概是倾圮了的建筑物，陶片散布颇多，与大城相同。在大城西北约半公里另有一古城，为此次新发现的一个大城。分内外两重，外城城墙无存，现仅有墙基，周约2332.4米。内城周约445.2米，东边有一长形土台，长约94.5米，宽15米，夯土筑成。城中间又有方形土台，南北30.1米，东西23.8米，或是当时城中建筑，但建筑痕迹现已无存。四周都是低地，常有积水，城中不见遗物，间有红陶片亦不多，因此这城的年代无法推定。但此城与喀拉玛克沁旧城相连，大小亦相若，两城必有关系，或同时所筑，或先后相承，但必同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区。由于我们在哈满沟中塔石店及南3公里的西岸曾发现古铁门关的遗址，距喀拉玛克沁旧城约23公里，与贾耽《道里记》所述“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之语暗合。因此我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补注中曾推论焉耆在魏、晋以后迁都于此，为焉耆新都，不是汉之员渠城。我现仍保持此说。

4.锡科沁旧城

旧城有二，一在锡科沁北约2.5公里，名唐王城，我们作了发掘工作。一在锡科沁南1公里；城有内外两重，内城周约56米，外城周约716.1米，城墙已圮，现仅存墙基，城中青草丛生，不见任何遗物。但这些旧城均在紫泥泉子西北约10公里左右，在紫泥泉子以北以东，阿什土拉以南，地势低洼，沙包棋布，本地人称为土子诺克，译为盐池，疑即《水经注》之西海。《水经注》有：“西海过尉犁国，国治尉犁城”之语，推论锡科沁一带原为尉犁国地，焉耆并有尉犁后，尉犁改为焉耆之一县，唐王城疑即焉耆之尉犁县也。

历来学者对于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的位置模糊不清，焉耆都城何在，亦无定说。今据实地查勘有关系的几个旧城，配合文献，作一说明，以供参考。其他尚有北哈拉木登之阿拉致格旧城，南哈拉木登之阿拉尔旧城及克列木托罗盖旧城均为此次觅出，不及一一俱举。

（二）发掘

我们在焉耆发掘有二处，一为明屋，二为唐王城，兹将两地工作分述于下：

1.明屋

在焉耆县西南30公里，四十里城子西南12公里，在霍拉山东麓有一道东西行沙梁，山上山下废寺排列成行。我在1928年6月间路过此地曾在此处工作十天，发现泥塑像及木件等遗物。此次重来，根据杨州长的意见，在明屋发掘。分沟北、沟南两处清理。

（1）沟南

是在一大殿的后侧和右侧，依墙壁的积土很厚，高约3—4米，先清理后侧积土，因为土层经过后人扰乱，工作了两天，无重要遗物发现，乃停止后侧工作。转在大庙右侧靠墙清理积土，随时均有小型佛头、佛身和佛饰件等出土。又靠墙开了3米宽的一个深沟，深及地面约3米，发现骨灰罐2个，同时也发现些佛头和佛身的饰件，总计在右侧出现佛头约80余件，佛饰若干。

（2）沟北

在大庙右侧工作完成后，乃移掘沟北，发掘a、b、c三个地点。a地是一个小庙，墙壁尚存，房中积土颇厚。乃沿墙壁开了一个探沟，长3.4、宽1.25米，在深30厘米处发现一些木框，或系墙壁上的窗子。乃继续在东墙发掘，发现一土台，台的附近有倒塌的泥塑残片。在台的北头空隙中，发现墨书木版二枚，上书古维文，还有木雕残件。焉耆发现古维文还是第一次，可以证明在回鹘人入新疆，到达焉耆后，佛教仍是兴盛的。b地在a地右侧，积土厚约2.5米，发现佛头一个，未经火烧。继续往下挖，出现泥塑像及模型等，又掘到1.5米时，发现一佛龛，壁画颜色甚鲜，同时又发现一较大菩萨头，面带彩画，颜色如新。c地在a地后面，b地左面，清理积土深至1米，出现铺地砖，有一砖上墨画一人像颇简陋，有些白灰质泥塑残片。又发现一陶罐，高50厘米，其中满盛泥塑残块，间有贴金者，想系以后重修庙宇时，收拾前残塑像于罐中窖藏在地下的。

总计这次发现，沟南的佛头80余件及佛身、佛饰、木件等；沟北的有壁画七八块，墨写古维文木简2件、大型佛头3件（内有带彩佛头1件）、模型4件、陶罐2件及残木件等。

我们通过这次发现遗物，证明明屋佛教艺术有两个时期；沟南较早，例如沟南所发现之佛头及佛身，犍陀罗风格较浓厚，细眉高鼻，面庞圆好，时代约在6世纪至7世纪之间。沟北出现的也有佛头壁画模型等，但同时出现有墨写古维文木简及彩绘佛头，时代可能要晚些。古维文在新疆通行是在9世纪后半期；回鹘在9世纪中叶，自北庭到吐鲁番，并信仰佛教，通用维文，势力向西方扩展，焉耆及龟兹，同受其影响，古维文木简就是在这时遗留下来的，故沟北的遗物年代约在8世纪至9世纪。再以作风来说，沟北的面带彩画，两颊及额彩绘纹饰，眉用墨笔勾勒，作柳叶形，两目点珠，面庞方正，完全表现了东方艺术的特征，与沟南所出的佛头来比，不特时代有先后，而来源也不同。因此，我们相信焉耆佛教艺术，早期是接近西方艺术，而后期的则又受了东方艺术的感染，彼此交流融化，丰富了焉耆的民族艺术。

2.唐王城

位于锡科沁西北约2.5公里，城作方形，墙为夯土所筑，断断续续间有存者，高约5米，周约450米。在发掘中清理出房屋基址及粮仓等遗迹。出土物有铁斧、铁铧及陶器、陶纺轮等件，时代可能相当于唐（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7页《新疆考古三个月》）。最特别的是与陶器同地层出土的，发现有谷物如小麦、谷子、高粱、胡麻等和一些极细的面粉。谷物有的还很完整，这对于研究焉耆农作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资料。

二、库车的调查和发掘

我们在12月21日结束明屋工作后，一部分人仍留在焉耆发掘唐王城，我同另一部分同志前往库车、沙雅、新和作初步探查，共调查古城和遗址16处，内有古城4座。又西行到喀什、和田，发现古城5座，遗址5处。例如喀什的霍纳古城，和田的麦里格洼提古城，都是较有意义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喀什和于阗的历史是有帮助的。详情我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注中，兹不再述。现仅将在库车一带工作作一说明。

库车为古龟兹国地，它在西域诸国中是一个大国。据《大唐西域记》所述，“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东起库尔勒以西，接焉耆，西抵巴楚，南隔一大沙漠与于田相对，居于东西交通之中心。汉、唐都护府均设在龟兹境内，在政治与文化方面二千年来内地即与龟兹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探寻古代龟兹国的政治和文化遗迹，成了我们这次中心工作。1957年11月间，我们发掘、调查两组先后到达库车，直到1958年4月底离开库车返乌鲁木齐，四个月的时间，均集中在库车工作。以发掘为主，兼作些调查，兹将主要工作简述于下。

（一）苏巴什古城的发掘

这个古城在库车县西北偏东23公里，确尔克山南麓、伊苏巴什河（即铜厂河）出山口处，当时建筑遗址分布于河的两岸，尤其是河东、河西的几座高塔，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工作集中在河西岸小城中，发掘出土物颇丰富，有铜器、铁器、陶器、木器、壁画、泥塑等，单铜钱就有500多个，又发现写古民族文字的木简2枚（《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8页图3、4、5）及残纸等，有一纸墨书“一十人于田兵”七字，颇为珍贵，此纸或系写在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记录从于田调来士兵的数目（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7页《新疆考古三个月》）。

（二）龟兹古城的调查

在1958年3月初我队在库车休息过冬期间，当地农民取土肥田，偶尔在麻札普坦城墙脚下发现了陶器和人骨架。我们跟着多次调查，又发现东、北墙同南墙；西墙未觅着。它的规模很大，倘西墙与南墙等长，周围当有7公里左右。在城的西部有一条干河，名乌恰河，从苏巴什大龙口分出依西一枝水，向南偏西流，直贯古城中间。苏巴什河即《水经注》之龟兹东川水，乌恰河即东川水枝水。《水经注》云：“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故延城矣。”（《水经注·河水篇》）又《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都延城，因此根据现在河流的情形配合文献初步推定，这个古城即古代龟兹国的延城。《水经注》称故延城，是此城在北魏时已荒废了。根据北墙和东墙建筑方式有先后补修的痕迹，则此城在北魏时已荒废，可能在唐时又恢复了。

在这个旧城内，有不少土墩及遗址。举其较大者，例如靠近北城墙的南海墩，在乌恰河的西岸，高9.4、周150米，南、东两面尚可见夯土所筑的建筑痕迹。又如在乌恰河与库车河中间的萨克萨克土拉，原来很高大，现被盖上楼房（即本队所住处）。据说此处曾发现石础、石臼、陶器等。又如皮郎土拉在乌恰河东，靠近古城东城墙的南端，南城墙东端的城隅，夯土筑的高台，高约1.5米，周约120米，顶平，有建筑痕迹，出现有绳纹灰砖，可能是一个残塔。其次如乌库土拉、毕占土拉，由于农民取土，现已灭迹。哈拉墩也是其中若干土墩之一，为我们工作区，留在下面讲。此外在南海墩附近一个土台上，据说曾发现些金器，又挨近北城墙土城里，还出现三方石础。据说原来是庙宇，在附近还可以看出三间房屋痕迹，白灰抹面的残墙，尚可辨识。在城内农民住宅里或果园中不断出现陶器和小铜钱、铁锅等。此外还有很深的灰坑，则到处可见。至于城外附近建筑和遗址，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都说明这个旧城昔日是很繁荣的。它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我们判断它是古代龟兹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想不会错误吧。

（三）哈拉墩的发掘

哈拉墩是龟兹古城中若干土墩之一。在库车县东约3公里。在龟兹古城的中间，乌恰河东岸乌库公路北面约240米，北临百材艾力克村，是一个残破不完整的土墩。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15米，高出地面3.2米。我们曾在中间开了一个探沟，未发现任何遗物。在墩子的南、北、西三面，农民取土发现4个大灰坑，从断面来看灰土堆积相当的厚，层次也很分明，在附近散布各种各样的陶片和兽骨，在墩北以西一灰坑中，还有3个陶缸半露于外。经过发掘后，发现陶缸33个及遗物许多。兹将遗迹和遗物分述于下：

1.遗迹

主要的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33个大陶缸，今分为三组叙述。

（1）a组

7个陶缸，稍完整者5个，分布在3个探方中，编号为a、b、f、e、d，约占12平方米，面积彼此相距40—80厘米，距耕地面积约50—85厘米，均为夹砂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a缸颇完整，口部呈椭圆形，底呈尖状向外突出，身高90厘米，壁厚15厘米，外表有耳形柄4个。b缸形如仰盂现已破碎。f、e、d三缸均在t6发现。f缸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高约85厘米，质色同于a、b缸，惟f缸具有40只耳朵为特异。e、d大体同于f缸，惟不具多耳为异。以上五缸质色大抵相同，每缸都有40—60厘米厚的浮沙包围着，不过缸的造型微有差别。但以距地表高度相差不远，都在1.2—1.3米左右同一地层（即均在第二灰土层上面），质色又相同，可能是同一时代所埋藏。至缸中原盛何物，根据缸中积土及破损的情形，知此地经过长时间的荒废和堆积，由于缸中积土有石子及草根树根渗杂与缸外土层相同，故缸中原盛何物，现已无法知晓了。

（2）b组

这组缸共18个，分布在t10、t11、t12中，排列颇整齐，若南北数，则为3排，每排6个，若东西数，每排3个则为6排，约占面积为48平方米。缸与缸之间的距离以肩距计算，20—80厘米不等，每缸外面均有10厘米厚的胶泥保护着。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口部多有残缺。今就k6、k7完整缸来计，口径50、底径45、高150、胎厚20厘米。其它各缸底径、胎厚、质色均同，唯口径有20—75厘米不等。口部距耕土面约40—50厘米，缸底距耕地面约3米左右。这些缸均埋葬在第一层黄褐色土层中，土质硬且粘，厚约1.9米，所以我疑埋缸也是黄土层人所为。再下为灰土层，因缸未取出，故未施工，可能与其旁探方灰土层相同。缸中出土物经稍掏了一下，缸满盛灰土，包含铁块、铜片、青灰方砖、筒瓦等，缸中出一陶片上墨书汉文“章”（？）字，缸底出现一五铢钱，同时也有残砖块、筒瓦等，并有少数骨器。由于缸中有方砖、筒瓦，可能是房屋倒塌倾入缸中者，有一方砖背面还带柴灰木炭及黄土泥，可为后人倾入缸中之证。至缸中原盛何物，须俟化验积土后，方可得出结论。在缸群左侧距地表约70厘米处，出现南北排灰砖5块累叠两层，在砖下距地表2米左右出现石础两方，南北排列，相距1.3米，右侧也有同样的石础与东侧石础成平行，相隔约4.3米。这些遗迹均在黄土层内，可能是埋缸以后，同时有一种建筑来保护它。但石础不全，只有3块，且残破成半，石的正面向下，是又经过后人扰乱，非复当时建筑的原样了。

（3）c组

这组陶缸共8个。分布在t14内，在距地表20厘米黄土层下发现10—13厘米夯土，这8个缸就是埋在这夯土层下。缸的上部距地表20—25厘米左右，缸的质色与b组相同。口部多残破，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90—120厘米。在缸组的周围，距耕地面约1.8米又发现若干柱洞，口径约10厘米，深约40—50厘米，朽木灰尚存，在竖木柱之间有的还有横卧的朽木，这些柱洞可能是当时缸周围的建筑。在缸内掏出填土深宽约50厘米时，出现大量的兽骨及陶片，无其它遗物，缸中原盛何物，仍是一个谜。有一部分人推测b组缸可能是当时盛酒用的酒库。但从其有秩序的同时埋藏同样的许多大缸，必是一种有意义的用途，不过现无法知道。至于何时埋藏，由于缸中所堆积的东西，例如b组缸中所出的方砖、筒瓦等时间不会很早，根据我们在b组两缸之间深1.5米处，发现了“开元通宝”铜钱，又在深0.5米处发现一“大历元宝”，同时还有筒瓦及印纹陶片与缸中所出现的相同，又在深1米处发现“中”字钱及“建中通宝”，或深或浅，都是在埋缸的黄土层中发现。虽然出现五铢钱，但背无内郭，疑是梁武帝时女钱，为后人抛入的。c组八缸情形也是如此。至于a组七缸由于与上二组群缸的质色形制都有显著的不同，决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在缸中及周围所出现的是残断石器、骨器及彩陶片和粗砂红陶片等，因此我认为a组群缸的埋藏当在b、c两组缸之前，即在唐前。但真确年代，仍有待于将来进一步之研究。

2.遗物

我们在哈拉墩工作，除t10、t11、t14及t13因要保存缸的原有位置，不便取出施工，缸底下灰土层中的包含物无从得知外，但我们在缸群的周围，开了8个探方，均挖到底。t2、t6、t8出土的7个缸，除缸f留一缸座外，余均同全部坑穴同时揭露了。他们的出土物连同墩西t5、t3所出，共编了千余号，遗物种类约为石器、骨器、陶片及铜钱、铜片、铁片、象牙等器，而以石器、骨器、彩陶片为较多，今分别说明于下。

（1）石器

以石镰刀为较多，大部分是断残的，有完整的，一部分均作扁豆形，中宽、背稍厚略曲，长17、中高6厘米不等，刃口有的磨制很锋利，有的略加打制，无特置柄部，背也不钻孔，当时或系作为裁割之用。除石镰刀外，还有磨石、石捶、石杵、石钻、石纺轮等，还有装饰品，例如耳坠、耳环等，有一耳坠系取一直径32厘米、宽20厘米椭圆形天然石子作成，在石的上端凿一径0.4厘米的孔为穿线之用，还有中间凿0.3厘米之槽为系线之用。这些都是小型的器物，大型石锛、石斧，尚未发现。

（2）骨器

骨器中有骨锥、骨针、骨簪、骨箭头、骨玩具、骨装饰品等，以骨锥为最多数。骨锥系取家禽胫骨破成一部分，一端磨尖，长短不一，有长9、宽0.15厘米的，有的长2、宽0.9、厚0.1厘米。骨针大部分取鱼鳍骨来作头磨尖，但不钻孔，有的骨镞作扁叶形，两端锋利，长0.28、宽0.7、厚0.6厘米。有作三棱形，长0.22、宽0.18、厚0.8厘米。有些玩具，取动物距骨两面磨平，有的上刻枞树叶纹饰，现新疆本地人仍用作玩具称为“毕洗”。其他骨器有作筒状的，中空，疑作手把之用；有作柱状的，一端磨制很光，表现是长期使用的痕迹；有作管状的，我疑是刻划陶器上环圈花纹的工具；有的或是乐器上用的；此外还有些骨料，未成器，有火烧过的焦骨，及人脑骨。

（3）陶片

我们此次在哈拉墩所得，除t3中一圆底陶罐外，大部分都是陶片，可分为三种：

一种彩陶片，数量最多，大概都是与骨器、石器同出。有的是器口部分，有的是器壁，但其共同点都是在粗砂红陶上涂一层白粉面，用紫色笔涂画简单纹饰或作三角纹，有作平行条纹，很少涡纹或方格纹。与仰韶彩陶不同，可能是另一系统。新疆有彩陶的地方除哈拉墩外，如焉耆的阿希土拉、白土墩子，哈密的焉不拉村，新和的于什格提，拜城的赛里木旧城，伊犁的阿脱洛克旧城，皆出现彩陶而形制花纹大致相同。这对于我们研究新疆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一种粗红陶片中含砂子，面涂一层朱红陶衣，或面隆起旋纹，或三角纹，或刻环圈纹，如用管状骨器刻划陶器上环圈大小适合，故我疑管状骨器为制陶的用具即由于此。与此同出的也有骨器、石器等。另有一种细泥红陶片，厚约1厘米，皆是轮制，上刻以点纹为中心纹饰，或以三角纹与环纹合组纹饰，或作水纹波，或为素面红陶，最特别在t1中出现一块细泥红陶片，在口沿部分墨写不同型的两种民族古文字，内一种是古维文。与此同出的有铜片、铜钱等。其他尚有筒瓦、板瓦、残砖块等，很少有石器、骨器同出。

如上所述遗物，根据它的形制花纹，为不同的两时期的人们所遗留。再就土层的关系来说，也可以说明这些遗物有早晚的分别。我根据各个探方记录，石器、骨器和彩陶、粗红陶等，大概均在第二或第三地层中出土，厚达2—3米左右；又在生土面还出现灰坑及柱洞，如t5、t6、t12、t7的生土面皆有大小不同的灰坑或柱洞，时代当较早。至于细红陶、筒瓦、方砖及铜钱等，大部分在第一层出土，距耕地面大约在1—1.5米左右，时代当较晚。至晚到甚么时候，我们根据第一层中出土的唐钱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有民族古文字的陶片，它的时代相当于唐，也就是在8世纪前后。至于石器、骨器、彩陶，它的时代问题，我们尚未获得足够的证据，很难判断其确实的年代。但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我于1928年在吐鲁番雅尔湖曾觅得一彩陶罐及彩陶片，在《高昌陶集》中，根据沟北出土的圆地红陶，面带朱红陶衣，曾推论它的时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此处虽未获得完整陶器，整个陶器形体无由获知。但就陶器残破的底部仍作圆形，口部稍削，均与吐鲁番所出同。粗红陶朱红陶衣亦与雅尔湖相同。因此它们时代可能与雅尔湖沟北期约略相当，可能也是纪元前3至1世纪的遗物。确切年代仍有待于将来之发现。

（原载《考古》1959年第2期，篇名《新疆考古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