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中华民族之居中国也旧矣，其鼻祖曰黄帝。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或言长于姬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号。是时黄河流域，大抵戎狄杂处，各建部落。而黄帝兴于阪泉涿鹿之间（今河北涿州境），纠合同族，厚集其势，以与他族争，大小五十二战；而卒使我族据有神州，以生以育，以蕃息，以有文化，子孙绵延，迄于今而益盛者，则最后与蚩尤涿鹿一战，攘除异族之功也。顾年世荒远，靡得而详，后世百家之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驯；而司马迁作《史记》托始于黄帝，折衷于“六艺”，以为不离古文者近是。然则吾族鼻祖之伟烈丰功，其传自吾先民之口若书者，岂尽诬也哉？故今述吾国文学史，自黄帝始。
蚩尤者，盖古者异族部落之长。《周书·吕刑》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郑玄注以为九黎之君。而《逸周书·尝麦解》称，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越绝书·计倪内经》亦称，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管子·五行》篇则谓为当时之官。）惟蚩尤虽仕于华夏，见重于黄帝，然终以非我族类，野性难驯，恃其能作兵器，（按蚩尤作兵器，古书多言之。而《管子·地数》篇且谓蚩尤为剑铠矛戟，又为雍狐之戟芮弋。以搏林木以战之时，竟有冶金之事，决不可信。）遂乘神农氏衰，兴师作乱。《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云：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今按《本纪》分阪泉之战炎帝，与涿鹿之禽蚩尤为二事，世多疑之。不知此乃史公兼采《大戴记》及《逸周书》之文，而未审其本为一事耳。《大戴记·五帝德》称孔子云：“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周书·史记》辞云：“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合观二书，则知《五帝德》所谓赤帝者，即《史记解》所谓阪泉氏，亦即蚩尤也。故《易林》曰：“战于阪泉，蚩尤败走。”（详见后）是其证也。顾蚩尤何以谓之赤帝也？按《周书·尝麦解》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此即《庄子·盗跖》篇所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血流百里”者也。《尝麦解》之赤帝，则神农氏之裔帝榆罔也。盖蚩尤既逐赤帝，徙居涿鹿（诸书作涿鹿，《史记解》作独鹿，“独”、“涿”声近），继称赤帝（即《本纪》所谓侵陵诸侯之炎帝），又号阪泉氏。故《五帝德》谓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而《史记解》又谓阪泉亡于独鹿也。是时黄帝征师勤王，禽灭蚩尤，厥功甚伟，此《史记》所以有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越绝书》所以有炎帝传以帝位之说也。史公偶未公析，遂并列之。致后人疑其同兹炎帝，而或仅守府，或辄耀兵；同兹黄帝，而忽则翼君，忽则犯上，自相牴牾，莫识其故也。
至涿鹿之所以战克者，古说纷异。《易林》“蒙之坎”云：“白龙黑虎，起须暴怒。战于阪泉，蚩尤败走。”（又见“同人之比”及“益之比”，其文小异。）此与《大戴记》及《本纪》所言正合。惟《山海经·大荒北经》称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按《大荒东经》亦言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说，又言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龙鱼河图》则谓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行天子事，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乃伏蚩尤。（见《史记正义》引。）而虞喜《志林》又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禽蚩尤。（按又见崔豹《古今注》。）《通典》且谓蚩尤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凡此颇涉神话，不免荒诞。然吾先民相传所以为此言者，未尝不以其时异族之猖獗顽强，所以蹂躏我族者至酷，而借此以显示我祖膺惩戎狄之功，为我民族史上万古不磨之奇迹焉。
帝既灭蚩尤，奏凯而归，而发扬我族武烈之文学由是以起。按《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作《鼓之曲》十章：一曰《惊雷震》，二曰《猛虎骇》，三曰《鸷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七曰《壮士奋怒》，八曰《熊罴哮吼》，九曰《石荡崖》，十曰《波荡壑》。”（按《旧唐书·乐志》亦言黄帝涿鹿有功，作《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夫怒》之类。）此吾国最古之“铙歌”也。今观其目，与故书所传教熊罴虎豹以战之事合。意者《鼓》十曲，仅为形式之表演，以象战胜之功，如大武舞歌之有六成欤？然《云笈七签》载宋真宗《轩辕本纪》称，黄帝出师涿鹿，以《鼓》为警卫，其曲有十，并皆有辞。（按《云笈七签》又引《黄帝内传》曰：“黄帝伐蚩尤，灵女为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百八十里。”又引《广成子传》曰：“蚩尤飞空走险，以馗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蚩尤不能飞走。”凡此并据《归藏》、《鼓曲》目及《龙鱼河图》影撰为说，不可信。）似未可据。惟古说相传，有可资印证者数事：
1.郭茂倩《乐府诗集》引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按《周礼·大司乐》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亦谓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鼓曲》既为战胜蚩尤而作，则蔡邕谓“铙歌”始于黄帝岐伯，不为无因。而《黄帝内传》遂亦谓帝制鼙鼓钲铙，《通典》谓帝始吹角（已见前），《唐书·乐志》谓帝作鼓吹。
2.《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据此，则黄帝之造乐律，亦自有其传说。
3.《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郑注云：“黄帝乐曰‘云门’‘大卷。’（按此本《乐纬》及《春秋元命苞》说。）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而《庄子·天运》篇亦言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证知黄帝之有乐舞，其说甚古。
凡此所述，于古者制作乐歌之事，独多归之于黄帝，其言岂尽无稽？则《鼓》十曲为我族战胜外族最古之武歌，夫复何疑？
又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称，越王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楚人陈音。王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由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其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遂宍。’”（按宍古肉字。）《文心雕龙·通变》篇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章句》篇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彦和断此歌为黄帝时者，虽未知何据；度其意或以其过于简质之故。又《吴越春秋》虽后汉人作，而所记陈音之言，极为近理，谓之上世之歌，盖亦有故。或疑黄帝之时，文字未兴，似无诗歌之可言。不知许慎《说文叙》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别异也，初造书契。是黄帝时已有雏形之文字矣。虽仓颉之说不一，然司马迁、王充、班固、宋衷、贾公彦等并以为黄帝史官，后人多从此说。则其时文学之萌芽，实不足异，况歌谣出乎自然，即或未有文字，而古昔相传，词由追录，自亦理所恒有；余以是谓刘氏之言可信也。若夫郑氏《书论》谓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说》等书，及后世诸家杂引黄帝语文，不一而足；大抵出于纬候之矫诬，好事之依托，诸子之寓言，方士之伪造，若斯之类，要不可以不辨也。
今刺取古籍所引黄帝时遗文之有韵者录之如左方：
《大戴记·武王践阼》篇引黄帝《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庄子·天运》篇称黄帝张“咸池”之乐，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
又《在宥》篇，广成子告黄帝曰：“至道之精，窃窃冥冥。”
又《知北游》引黄帝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
《吕氏春秋·去私》篇引黄帝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实禁重。”
又《序意》篇引黄帝诲颛顼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又《应同》篇引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玄同气。”（按又见《淮南·泰族训》及《缪称训》，惟《缪称训》“威”作“道”。）
又《遇合》篇引黄帝谓嫫母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
贾子《新书·修政语》上篇引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按以下文多，且无韵，不具录。）
《列子·天瑞》篇引黄帝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按此文本见《道德经》。）
又引《黄帝书》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又《力命》篇引《黄帝书》曰：“至人居若死，动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动，所以不动。”
《太公兵法》引黄帝《巾几铭》云：“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按《皇览》引《太公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有此文，见《御览》五百九十。而马总《意林》又引作《太公金匮》虽各不同，实皆《汉志》谋言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蔡邕《铭论》云：“黄帝有《巾几》之法。”《文心雕龙·铭箴》篇云：“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并谓此也。）
《路史·疏仡纪》又引黄帝《巾几铭》云：“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按此文本见《六韬·守土》篇，微有不同，而并不言出黄帝《巾几铭》。惟《贾子·宗首》篇止引“日中必，操刀必割”二句，作黄帝语。涓涓数语，又与《说苑》所载《金人铭》略同。）
《说苑·敬慎》篇引《金人铭》二百余言（按词旨大抵同前，文长不录），又见《家语·观周》篇，皆不言谁氏作。而《太公金匮》独以为黄帝《金人铭》。王伯厚亦谓即《汉志》“六铭”之一（见《困学纪闻》十）。
《拾遗记》载黄帝时仙人宁封游沙海七言颂云：“青蕖灼烁千载舒，百龄暂死饵飞鱼。”（按此等文辞，正与《皇娥》、《白帝》同妄。以黄帝时而有七言诗，真异闻也。方士之诞，固绝不可信，世亦无有信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