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制度是由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道德裁制，教化政策自然是中国的传统方案，没有什么希奇；士人阶级在农工商之上，居农工商之长，引导他们，劝勉他们，也是中国的传统方案，没有什么希奇。不过中国士人阶级的实际工作，不是在政治舞台上运用学理，便是在学术机关内传授学理；不是直接去制裁民众，便是间接去教化民众。士人阶级从不投身到民众里面，作民众的领袖，谋民众的幸福；民众没有士人阶级的引导，也无法自己组织，自己工作。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是人民被治，士人治人；士人阶级总是同政府打成一片，而没有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乡约制度的起源，实在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人民居然能得士人阶级的指导，士人居然能弃政治舞台的生活。可惜这种风气不盛。士人阶级始终没有同民众打成一片，所以中国的人民，一直到了今天，还是在那里过那被治生活。现在社会运动的呼声，是知识分子跑到民间去；那时乡约制度的呼声，也是知识分子跑到民间去。做官的学者可以替民众服务，不做官的学者也可以替民众服务；做官的学者要有党派的援助，要受人家的指挥，不做官的学者可以便宜行事，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又何必做官呢？
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乡约制度，一个打倒中国治人传统的乡约制度，一个竖立中国民治基础的乡约制度，就在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历一〇七六年），理学极盛，新法亟行的时候产生了。产生的地方是陕西蓝田，所谓关学根本之地；产生的人物是吕氏兄弟，所谓礼学实践之家。然而这种独创一格，另辟一径的乡约制度，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时期产生，为什么会在这一个地方产生，为什么会在这一个人家产生——是偶然的事实，还有相当的道理？我们为明了乡约制度的背景，自然不能不把那个时候的学术和政治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们谁也知道，除了不甚可靠的上古时代以外，汉学和宋学是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汉学主考证，宋学主性理，在史学上，哲学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宋学虽然发端于仁宗时代，不过在神宗熙宁年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了最高的顶点。那时理学先进孙明复，胡安定，石徂徕等虽然死去了有一二十年；然而理学泰斗周濂溪是熙宁六年才死的，邵尧夫和张横渠到熙宁十年才死，大小程子在乡约出世的熙宁九年，才四十五，四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时期。不惟理学如此，政事和文学也在全盛时期。以文章德望著称的欧阳修，到了熙宁五年才死，司马光在熙宁九年，还只五十八岁，曾南丰也是五十八岁，苏氏兄弟才四十一岁，三十九岁。此外名臣而兼学者的韩琦，到熙宁八年才死，文彦博和富弼虽然老至七十三岁，七十一岁，还是健在，王荆公还只五十六岁，而且正是春风得意的时代。不特宋朝的前后世代，产不出这么许多人材，就是全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美的。吕氏弟兄真是幸而产生在这个学术兴盛时期，乡约制度也真是幸而产生在这个学术兴盛时期。上述年龄皆详见《疑年录汇编》。
宋学的中心，自然是理学，理学的宗主，也自然要首推濂溪先生以及二程邵张，那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不过那个时代的文章和政事，也盛极一时。文坛的主盟，自然是欧阳修，此外便数苏氏父子兄弟。政事方面最有表见的，还是王荆公。荆公虽然求效太速，用人不察，然而他的理论，他的设施，也未可厚非。我们自然不能拿成败论英雄，拿功过评荆公。其实周程邵张五位理学先生，除了邵尧夫和小程子以外，也都有政事的才能，也都作过地方的官吏；不过没有荆公那种际遇，那种规模而已。因为文章和我们的乡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不必管他；政事关系甚密，不能不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政事的设施首推荆公，现在就从荆公说起。荆公的诗文非常劲悍有力，不在三苏之下；荆公的经学，也十分精通，因其见解新颖独到，人就目为新学。其实荆公也是十分醉心复古，也是根据《诗》《书》《易》《礼》——解释上虽有不同，根本上并无大别；不知当时学者，何以这样排挤？他的政事思想，恐怕和其他学者一样，都是从《周礼》出发的；不过他的注意在经济方面，旁人的注意在教化方面，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唯心史观，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一个是个人感化主义。他们的官司要转移到现代论坛上来，恐怕荆公十有九成会打赢的。荆公在鄞县的时候，曾经小试其技，对于水利设备，谷米借贷，颇著成效——正和周濂溪知南昌(8) ，大程子令晋城，(9) 张横渠令云岩的成绩一样。不过周濂溪以折狱称，大程子以保伍著，张横渠则止于敦本善俗，养老事长横渠事迹详后；——多半偏于消极的防卫，抽象的礼俗，不似荆公从积极着眼，从实物下手。他们的政事虽然小试，而未曾大用；立朝的时候几于闭口不谈，也许他们以为朝廷大政和地方行政有别，也许他们因为离上愈近，距民愈远，地方行政大有鞭长莫及之感，故不敢轻于一试。荆公后来居上，已足令富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司马光那一班元老自叹老成衰落；又多变法度，多用新进，怎么能真正达到民间，遍及四海！乡约制度和荆公新法，虽然同是由《周礼》发源，然而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站在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乡约为民众的工作，新法为政府的工作，乡约自下而上，新法自上而下，乡约以一乡为单位，新法以全国为单位。虽然不敢说乡约是受了新法的反响，然而数年之中，产生这样两种绝对不同的制度，也是值得注意的。
荆公新法的内容复杂，理论繁多，我们不必一一讨论，只消提出和乡民有直接关系的青苗，和乡治有直接关系的保甲，来和乡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便可知道当时乡治的理论和乡治的系统。青苗钱的根本理论出于周官泉府和中国旧日的社仓义仓，现代的信用合作相差不多，无非是有无相通，以有余补不足。不过社仓借贷以谷，而青苗借贷以钱；合作互相借贷，青苗则官贷于民——合作利息极低，青苗则利息颇高。这都是农村经济本身的问题，地方自治主义者要人民互相借贷，国家社会主义者又要国家控制一切，我们在这里是不敢赞一词的。不过农村经济的周转，必定有一种借贷机关，那是无可疑议的。青苗钱的设立，假使组织严密，领袖公平，也未尝没有相当的效用。保甲的根本理论，完全是《周礼》《管子》兵农合一主义；所谓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兵即为农、农即为兵，和近代的征兵制度、保卫制度也十分接近。青苗制度自身的价值，保甲制度自身的价值，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替我们证明；不过千多年来不易达到的目的，荆公要想在十年八年里面通行全国，也实在太理想一点。不要说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非常幼稚，学者既不赞同，执政外所掣肘，没有法子积极进行。就是共产主义的俄国，施政已经十多年，还没有达到国家资本，兵民合一的理想。荆公活像一个俄国共党的领袖；理想弄得非常之高，而又是纯粹唯物的方案，经济的设施，对于道德方面，感化方面一概不管，正和乡约制度的不管经济，不管保卫一样。我们一方面觉得荆公过于唯物，也自然觉得乡约过于唯心；偏左偏右，唯物唯心，都有他们根本的错误。因为乡村生活是整个的：没有社会秩序，没有经济力量，自然谈不到道德教化；没有国民教育，没有国民道德，秩序又怎么能维持，经济又怎么能发展呢！参考资料见第一章注二。
在政事方面：吕氏乡约以民治，荆公新法以官治；吕氏乡约行教化，荆公新法行保养。可见吕氏乡约是在那个新法盛行时代独标一格，独树一帜的。在理学方面的立场，吕氏乡约只算得理学的别派，而不是理学的正宗；因为周程正宗理学讲性理，关中别派理学讲礼仪，讲实践，所以关中的理学别称礼学，又称关学，以示与理学洛学稍有差别。其实五大学者里面的邵尧夫先生，也是理学别派，而不是理学正宗；因为他所讲的是象数，正和横渠礼学一样，同在正宗理学之外。关学始祖自然是张横渠先生，他的兄弟张天祺（先生名载弟名戬）也是关学健者，此外便数蓝田吕氏兄弟。不过横渠兄弟以前，已有一位申颜，一位侯可，替关中礼俗立了相当基础。申先生“非法不言，非理不履，关中之人，无老幼见之，坐者必起，与先生为莫逆”。侯先生知巴州化成县，化民成俗，又为申先生千里求医，卖衣葬亲，资金嫁妹，所以宋史置之义士之中，而谢山（《宋元学案》订定人全祖望字）称为关学之先。《宋元学案》关学之先段。
横渠虽然也讲究性理的学问，不过他的造诣并不如二程之深，所以他虽然是二程的表叔，年纪也比他们大十二三岁，还是常常请教他们。他的《西铭》《东铭》《正蒙》各篇，虽然在理学上有相当地位，为程朱所推尊，然而他的特殊主张，为学者所赞许，在社会有地位的，只是礼教和井田两种。井田主张和乡约关系比较的少，并且从没见过实行；礼教主张便是乡约制度的根本，也是关中风俗的根本。横渠的学问，“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宋元学案》卷十七。程伊川称赞横渠，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据守”同上卷十八；横渠亦言“关中用礼渐成俗”同上；可见横渠的礼学，不惟见于思想，并且见于实行。他作云岩县令的时候，“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见吕大临所撰《张载行状》，他书皆转载改窜）。后来“遭期功之丧，始制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同上。熙宁九年横渠同知太常礼院的时候，力争冠婚丧祭之礼，后又劾礼官不致三年郊礼。自家庭以至国家，无一处不表现他的礼教主张。
我们想到横渠，便想到关学；想到关学，便想到礼学；几乎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不过福建还有一位名气略小的陈古灵，也是一位礼学先生，也是采用礼教方案，使关中礼学不能专美。他和同里陈烈，郑穆，周希孟为友，气古行高，以天下为己任，时人称为四先生。他不单是断狱明决，并且能化行乡里；任蒲城簿，任仙居令，知河阳，知常州的时候，都兴学官，讲经学，以学教民，以德化民。下面这个有名的劝谕文：“为吾民者，父义，能正其家兄友能养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妇有恩，贫穷相守为恩：若弃妻不养，夫丧改嫁，皆是无恩也。男女有别，男有妇，女有夫，分别不乱。子弟有学能知礼义廉耻，乡闾有礼，岁时寒暄，皆以恩义往来，燕饮序老少，坐立拜起。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借贷谷财，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逊路少避长，贱避贵，轻避重，去避来。耕者逊畔，地有畔，不相争夺。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子弟负重执役，不令老者担擎。则为礼义之俗矣”，曾经朱子在会稽禹穴壁间发现，觉得简切有理，所以把他刻印出来，以资分布。最有意思的是朱子每当有人投牒诉讼的时候，便给他们一张古灵劝谕，有许多人居然因此而停诉。古灵虽然没有吕氏兄弟那样徒弟，替他修订约规，改良礼俗，然而有了朱子的提倡，也可以扬眉吐气了。劝谕文和分布办法，见《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刘子澄书。
横渠的季弟天祺先生，也是一个关学健者，关中称为二张。其为人笃实宽裕，俨然正色，喜愠不见于容，接人无贵贱亲疏，未尝失色，乐道人善，不及其恶，终日无一言不及于义。任道力行，常若不及。横渠以为“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伊川以为“天祺有自然德器”。“与叔称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辞；其气之强，笃行礼义而不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复生而无憾”。他曾经作过灵宝，流江，金堂各县知县，所用的礼教化民方法，和横渠在云岩所用的方法，差不多是一样。他“诚心爱人，养老恤穷，民有不善，皆籍记之。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以劝孝悌，民化其德，所止狱讼稀少”。他的学术比他的哥哥稍差一点，他的官职却较大，他的性情也较直，所以横渠初入朝廷，只婉词谢绝荆公的请求，不为新法说话。天祺作御史的时候，累次上书论荆公乱法，请罢条例司，并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韩绛、吕惠卿等，甚至面忤荆公，百折不屈。以上俱见《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侣段。
除了横渠以外，关中礼学自然要算蓝田吕氏兄弟。吕氏兄弟原籍汲郡，所以吕氏乡约后面的启事，还自称“汲郡吕大忠白”。他们的祖父葬在蓝田，以后他们兄弟便世居蓝田，所以黎洲原本宋元学案，以三吕（大忠，大钧，大临三人。大防长于政事，而不长于礼学理学，故不列此）和他们的门人别为蓝田学案，近人尹仲材氏编著村制学，亦称吕氏乡约为蓝田乡约（其实尹氏所引，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而非真正吕氏乡约）。他们兄弟六人，里面有五人登科，除一人早夭，一人不甚著名以外，大忠（字晋伯），大防（字微仲），大钧（字和叔），大临（字与叔）都是很有名望，微仲且位至丞相，一门礼义，为当时人士所赞美。后世的人对于他们这四个兄弟，也十分崇拜，所以在蓝田地方，建了一个四献祠，来祭祀他们，来纪念他们见张士佩著《重修蓝田四献祠记》。除了微仲以外，晋伯，和叔，与叔，都从横渠研究，也从伊川研究，所以对于理学和礼学俱有根基，在关学地位，仅在横渠之下。
大忠字晋伯（朱子作进伯）是他们兄弟行中的大哥，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大哥，不要说对其他兄弟如此，就是对于做过宰相的大防微仲，也从不假以颜色。“尝坐堂上，汲公夫人（微仲妻）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愠曰：丞相夫人也？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为之愧谢”。不过他对于兄弟们自己的事情，虽然十分关心，只以婉词劝解，而不用命令的口吻。微仲位至宰相，晋伯怕他闯祸每每劝其辞职，以避满盈之祸以上俱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和叔办理乡约，晋伯怕他操切，所以劝其从宽，以免乡人解体见《答伯兄书》。后来微仲连遭贬谪，晋伯乞以所进官为量；微仲安置循州，远死他乡，晋伯又设法请求，为之归葬；足见他对于兄弟的情谊。他的官职虽然没有微仲的高，然而力屈辽使，力争代地，也是有声有色；并且谋取横山，巩固秦渭。可惜为奸臣所抑，不能实现！他的理学虽然没有与叔的高，然而伊川以为“晋伯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横渠亦称先生笃实而有光辉”，上蔡以为“晋伯兄弟皆有见处”；可见晋伯理学虽然没有登峰造极，却也已经升堂入室。他是吕氏乡约的签名者，宋史亦称其“与大防，及弟大临同居切磋，论道考礼。冠婚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或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附。据这两种证据，似乎吕氏乡约的主动人物是晋伯，微仲和与叔也曾襄赞一切，惟有和叔和乡约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朱子以为吕氏乡约的主人翁是和叔，《宋元学案》的作者黄梨洲先生也认和叔为乡约的作者。这么重大一个乡约制度，连作者都弄不清楚，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们在下一章，便要作一点小小的考证，把乡约的作者、版本和内容略为修正，以免后学再蹈前人的覆辙。
依照我们下面考证的结果，和叔的确是吕氏乡约的主人翁。也许兄弟四人都曾参加意见，都曾参加发起，然而实行乡约的人，保护乡约的人，的确是和叔。所以我们不管签名的是谁，起草的是谁，我们只认定吕氏乡约是和叔所推行，和叔精神是寄托在乡约。晋伯对于乡约的关系，从他的签名，他的通信看来，似乎是密切一点。微仲长于政事，辅翼朝廷自然没有工夫来管乡下小事。他不惟不能多方诱掖，多方赞助，并且十分怀疑，十分恐惧，劝和叔改为家仪，改为学规。以免被外人讥刺，朝廷干涉，而为身家性命之保全见《答仲兄书》。与叔是一个纯理学先生，对于旁的事情素不过问，对于礼学也没有晋伯与和叔的认真，所以他和乡约的关系，自然也要离开一点。我们十二分可惜一个首创乡约制度的人，一个实施乡约制度的人，在当时不为世人所尊重，在后世不为后人所崇拜，甚至连他的姓名，也和乡约制度分离。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他个人的身世，个人的思想，以及乡约思想的来源，乡约推行的实况，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和叔是晋伯微仲的兄弟，与叔的哥哥，他的排行是第三见范育《吕大钧墓表》。他的生年月不知，不过是元丰五年（公历一〇八二年）六月死的，死时有五十二岁，所以我们可以推出他是天圣九年（公历一〇三一年）生的。他在嘉祐三年（公历一〇五八年）二十八岁的时候，“中进士乙榜，调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光录寺丞，知耀州三原县”。他的父亲被派至蜀中作官，他自请代行，所以改知绵州巴西县。后来他的父亲以年老辞职，回到蓝田本里，他因为父亲已老，兄弟多游宦在外，所以也称病在家，朝夕奉养。后来又有要人举荐他出外作官，他都以亲老婉谢，可见他对于家庭礼节的重视。父亲死后，他们兄弟自然丁忧在家；不过服除后，他一个人独自在家研究学问，对于官职前途毫不注意。当时二兄微仲官职颇隆，请其监凤翔府造舡务，又因讨伐西夏，从李稷办理转运，卒以疾客死延州官舍。他平生没有做朝廷大员，也没有任过地方官吏，所以没有什么政绩可以陈述；不过他因为代请粮饷的事件，曾面折种谔，也足以表见他在政治舞台上面的胆识——
“……既出塞，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欲还安定取粮，使大钧请于种谔。谔曰，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大钧性刚直，即曰，朝廷出师，出塞未远，遂斩转运使，无君父乎？谔意折，疆谓大钧曰，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大钧怒曰，公将以此言见恐耶？吾委身事主，死无所辞，正恐公过耳！谔见其直，乃好谓曰，子乃尔耶？今听汝矣！始许稷还”。>《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附
像这样面折权贵的事情，我们当然佩服他个人的忠诚勇敢；不过对于社会乡里的影响，万不及他所主持的乡约制度。他在思想方面，没有什么创见，大约都是受横渠和古礼的影响。和叔是一位醉心复古的学者，横渠更是一位醉心复古的学者；和叔特别注意于礼仪方面，横渠也特别注意于礼仪方面。他们两个虽然是同年友，指同年进士。因为和叔是公历一〇三一年生的，横渠是一〇二〇年生的，较小十一岁。然而和叔服膺横渠的学问，毅然以横渠为师，执弟子礼甚恭。他们两个人不惟在礼学方面见地相同，就是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是十分相同。横渠对于井田非常迷信，不惟以为井田是曾经实行，并且以为井田必可复活。他所以迷信井田的原故，一方固是尊崇古制，一方也是谋求社会的平均，所以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平均”《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理窟。和叔对于井田的热度，虽然不敢说有横渠那么高，然而横渠有井田议，和叔便有井田图说；可见和叔对于井田制度的提倡，也是不让横渠。可惜横渠没有实行他“与学者将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也可惜和叔没有把井田的意思，移在乡约里面，作为改良农村经济的根本。不然，我们倒可以看看这个万人景仰的井田制度，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和叔在思想上固然是紧随横渠，不肯落后一步；他在行为上便大有百尺竿头，更进一层的状况。横渠“遭期功之丧，始制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吕大临撰《张载行状》；和叔始居谏议（父）丧，衰麻敛奠祭之事，悉捐俗习事尚一仿诸礼，后乃寝行于冠婚饮酒，相见庆吊之间，其文节粲然可观。范育《吕大钧墓表》。和叔作乡约，身体力行，希望能够感化乡里；横渠只在作县令的时候，作了一点感化工作。当然和叔的学问不及横渠，然而横渠的实践又似乎不及和叔。连横渠自己也说：“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陕西通志》卷二十八人物，吕大钧条。并且赞美他那种知行合一的主张，叹其勇为不可及。范育《吕大钧墓表》。其实他个人在思想上特出的贡献，也就是这个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个躬行礼义的主张。他和横渠第一次讲学的时候，便提出这个主张；说“始学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际，正惟躬行礼义，久则至焉”见前著。范育替他作墓表的时候，开篇就把他的人格写出：一惟君明善至学，性之所得者尽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践之于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乡党宗之，可谓至诫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诚德君子”。他又说“君性纯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学以孔子下学上达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义之功养其德，以颜子克己复礼之用厉其行；其要归之诚明不息，不为众人沮之而疑，小辨夺之而屈，势力劫之而回，知力穷之而止。自任以圣贤之重如此”。程子也说“吕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真西山也说“和叔为人质厚刚正，以圣门事业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则身遂行之不复疑畏，故识者方之季路”以上俱见《性理综要》卷十二页二〇。他这种行其所知的主张，始则行于衰麻敛奠祭之事，后乃寝行于冠婚饮酒，相见庆吊之间，而集其大成于乡约乡仪。他的著作三十集，也叫《诚德集》见《文献通考》卷二三六朱子曾经读过，并且从集子里面找出乡约原稿，合他手草问答诸书，才决定他是乡约的真正主人翁；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10)
和叔是横渠的弟子，受了横渠直接的影响；他也是一个复古的学者，自然也受古人的影响。古人的思想和著作，对于他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三礼；而尤以《周礼》为甚。所以黄百家评注《宋元学案》的时候，说他好古甚切，并且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周礼》治民的政策，完全采用教化主义；教化主义的工具，多半是礼俗——和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助”的根本原则，是相同的。不过乡约是纯粹民约，甚至离开政治范围以外；《周礼》则是官民合治，完全在政治范围以内。《周礼》管理地方行政的司徒，称为“教官”，“使帅其属而掌邦教”，“而施十有二教焉”。十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录则民兴功”；差不多把所有的政教都包含在里面。“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又“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其他地方官吏的职掌，也都是以教法为大前提；布教读法成为治民的根本方案。《周礼·大司徒》。
至于教化主义的工具：积极方面是礼，消极方面是刑；预防的工作是礼，调治的工作是刑。关于礼的记载，周礼比较少一点。然而十有二教的中间，有四教用礼，一教用仪，一教用俗，只有一教用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一种办法，尤其标明礼治的预防功用。《礼记·王制篇》里，也有“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的说法。经解篇所说的“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是阐明礼在国政里面的地位。“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说法，比现代外国所谓一两预防，等于一斤医治的说法，尤为明澈。礼俗的具体方式，在六乡各级的里面，便是和乡约性质相同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共有四种：“一则三年宾兴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把读法、选举、乡射、蜡祭通通包含在里面。见《礼记》乡饮酒义郑注。
乡饮酒礼的功用，始在尊长养老，终乃成教安国；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程序，同是一样精神。所以《礼记·经解篇》在正面说，“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在反面说，“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礼记·乡饮酒义篇》更说得详细：“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又附会其说，加入一些什么天地日月三光的玩意，说“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乡饮酒礼对于全国的政教，是否有那样伟大的功效，我们不敢保证；不过在乡村里面，可以养成礼让不争的风气，或者是可能的。
乡饮酒礼本来共有四种；前二种在各乡举行，第三种在各州，第四种在各党举行。族闾虽也属民读法，而并不举行乡饮酒礼。第一种三年宾兴贤能，为的是选拔人才，后世已有考试制度去代替。第二种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后世的乡饮酒礼，便是仿效这种办法。譬如开元时候的乡饮酒礼，主人为刺史，最贤乡人君子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都要和致仕的乡宦德高者商议。下一级的乡饮酒礼，便是县令为主人，乡老年六十以上而有德行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古今图书集成》经济 编礼仪典卷三〇七，乡饮酒部考一之十五。第三第四两种礼仪，在真正的乡村举行，后世完全绝迹。秦汉虽然有类似乡官的乡三老，然而没有真正的乡礼。以后北魏孝文提倡乡饮酒礼，唐宋以后日见完备；不过最低的阶级是县，简直是县饮酒礼，而不是乡饮酒礼。乡约制度的产生，恰好补救普通乡饮酒礼的阶级过高，仿佛一种真正的乡饮酒礼。乡约的精神，就是三礼乡饮酒礼的精神，乡约的办法，也仿佛三礼乡饮酒礼的办法；不过一个是人民公约，一个是政府官法，一个是互助的实现，一个只是礼仪的演习。似乎乡约制度，又在乡饮酒礼之上！
当然其他各家的学说，对于和叔的思想，乡约的产生，也不无影响。老子这几句话，已经显出乡约的根本精神：“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孟子这几句话，几乎把乡约条款都包含在里面了：“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自政教分离以后，治民的官不管教化，教化的官因循苟且；学者有学社可互相规劝，乡村便屏诸文化之外了！和叔以为诸州皆有“文学”，“助教”之官，其职责在教化民众，可惜久废不举。他们拿地方绅士的资格，出来发起，出来担任，在我们固然是感觉民治精神，在那时却目为非上所令。和叔既服膺横渠的学说，醉心古礼的教化，痛心时世的凌夷，自然以圣贤自任，天下自任。假使他能如荆公辅政朝廷，他一定会把他的礼教主张实施全国；假使他能如明道，横渠，古灵主宰州县，他一定会把他的礼教主张实施一县。然而他既不能上佐朝廷，下宰州县，只局促在他的本乡里面，他就从这一个小小的乡村做起，也居然能化行关中。和叔的主张是必行的；在官言官，在民言民。我们很感激他以亲老辞官；不然他只会有暂时的感化，而不会有永久的乡约，只会有官治的成绩，而不会有民约的实现。乡约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个人家产生，简直是必然的事实。乡约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乡约真是复古时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