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保甲具体的关系，虽然是发展很迟，而乡约保甲基本的关系，却是发展极早。《周礼》比闾族党的组织，一方面有上下相维，大小相承的情形，一方面又有教民礼仪，化民习俗的情形，岂不乡约保甲合而为一吗？程明道令晋城，一方面编民为伍保，以察奸伪，一方面也设法使人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恤。王阳明的十家牌法，虽然和南赣乡约没有具体关系，然而没有实行乡约制度以前，十家牌法的里面早已有了乡约精神。《图书编》的乡约规条，虽然没有提到保甲，然而保甲规条里面，却处处看见乡约。只有王荆公的保甲，是纯粹的保甲，吕和叔的乡约，是纯粹的乡约，不生关系，不相为谋。自从阳明以乡约精神一一教化一一提倡保甲以后，乡约保甲的关系日益密切，有的是乡约而兼保甲，有的是保甲而兼乡约，后来乡约保甲居然冶为一炉，成为一个单纯的组织。最初的论调，是“乡约之行，于民间风俗甚有益，其与保甲相兼行者，则善俗而弭盗，于民间尤更有益者也。”（姜宝《议行乡约以转移风俗》）还是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慢慢变成“夫敷教同风，莫善于乡约，禁奸止乱，莫善于保甲，盖相表里，会而通之，实一法也”，便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局面。（史桂芳《题汝南乡约册》）到了吕新吾手里，认为“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故“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编”，而名之曰“乡甲约”，二而一的局面，至此才成为定局。所以乡约保甲理论上的关系虽然由来已久，乡约保甲实际上的合作也曾试验不少，不过真正的合并人物还是吕新吾，真正的合并制度还是乡甲约。
吕新吾是明末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术家，虽然不及王阳明文事武功，然而也是第一流的人物。他的著作很多(22) ，最出色便是他的《呻吟语》和《实政录》，《呻吟语》是一部性理的书，《实政录》便是一部政事的书。我们所要研究的乡甲约，便是《实政录》里面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实政录》里面，对于乡村组织的贡献，除了乡甲约以外，还有社学社仓两种，几乎把所有的乡村组织都包含在里面。不过乡甲约的重心是乡约，副心是保甲，社学社仓虽然也在吕新吾政治设施里面有相当地位，然而地位较小，并且是和乡约保甲分别较清。他遭遇的是治世，所以注意乡约，以化导为先；阳明遭遇的是乱民，所以注意保甲，以究诘为重；治世有余粟可积，所以新吾先生可以提倡社仓，乱民无宿粮可食，所以阳明先生提倡赈济，完全是环境的不同，不能作以讨论两人的优劣。《实政录》的第一卷，是有名的“明职”立定官吏的职责。第二卷是养民，不惟是教养兼施，并且是富而后教，所以第三卷便是教民，教而后治，所以第四卷才是治民，第五卷的乡甲约，便是教化主义在乡治里面的具体方案。
吕新吾的施政初步，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他说：“养道，民生先务，有司首政也……王道有次第，舍养而求治，治胡以成；求教，教胡以行。”他又引“孔子答子贡之问政，曰足食；答冉有之在卫，曰富之”，表现他自己的基本主张。从现代眼光看起来，尤其是从唯物眼光看起来，他这种主张是一百二十分的对。他的养民政策，不惟行之消极方面，并且行之积极方面，不惟提倡社仓以预防饥荒，并且提倡种植以开发利源。当然劝课农桑，在中国政治里面早已有相当地位，不过信仰最深，提倡最力的人物，还要数吕新吾第一。朱子，真德秀他们那些学者政治家，也曾三番五次，申令劝农，不过比起吕新吾的“山东劝栽种语”来，他们的文字都成了官样文章。当然在农业推广已经盛行的今日，“山东劝栽种语”没有多大的精采，然而在那个时代产生这样一种周详恳切的文告，实在是不容易的。消极方面他自然注意仓廋，以防灾荒，所以他又说：“宇内之重，无量于民生矣；王政之急，无急于积贮矣”，又说：“本院入仕以来，极重仓廋”，他的旗帜何等鲜明。关于普通禁约，州县积谷我们不必在这里多说，只好讨论一点乡村“会仓”制度。吕新吾所谓“会仓”，就是朱子所谓“社仓”，都由人民按照家庭经济，家庭人口尽量节省存积，富家至少每岁二十四石，贫者至少每岁二石四斗，直至大歉之年，才能照数分领，救治一家生命。会仓组织附属于本约，择殷实好义者一人为司贮，能通书算者一人为司记，如果公勤慷慨，众所推服，并且积谷至三百石以上，众无怨言者，公禀于官，验实旌奖。当然吕新吾的会仓，和朱子的社仓，不无大同小异，社仓可以出借取息，会仓只能贮积防饥，他们两个的优劣高下，我们也不能多管了。（以上俱见《实政录》卷二养民）
按照富而后教的步骤，民生以后的问题，自然是民教，所以《实政录》第三卷便是教民。我们知道农村教育，普通共分两种：一种是成人教育，一种是儿童教育，所以吕新吾教民之道，第一为乡甲约，第二为社学。他的“兴复社学”告谕的按语，说“王道莫急于教民，而养正莫先于童子”，可以窥见他对于小学教育的态度。他也知道官师的制度没有恢复的希望，不过觉得社学还有可为，所以极力出来提倡。凡城市四关都要设立，村镇在二百家以上的设立一处，以便儿童就学。凡儿童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作为读书年龄，由甲长查明报于约正，送往社学读书。每年十月上学，三月放学，夏秋则在家中帮助一切，至少每人三年，成绩恶劣者三年后可以辍学。社学教师“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丧，志向颇端之士”每县二十余人，予以一年训练，考试合格后挨次拨发各处社学服务。社师束修由入学学生家庭自备，或由社学社田供给，多则每岁二十石，少则十二石，视社师的学问，功效而定。
吕新吾的成人教育方案，便是乡甲约制度，所以教民第一篇便是“查理乡甲”，第二篇才是兴复社学。查理乡甲的正面是劝善惩恶的乡约，反面是缉奸弭盗的保甲，查理乡甲的教科书便是乡甲约一书。当然乡甲约不一定是一本很好的民众读本，更比不上现在通行的千字课；宣讲方法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更谈不到现代的什么实证方法（demonstration method）。不过明清两代的民众教育，也只有这个乡约宣讲办法，明清两代的文化背景，也只能产生这个乡约宣读制度。吕新吾对于民众教育的贡献，自然不在这个乡甲约制度，因为保甲根本不是教育，乡约也是前人已有的功绩。他的民众教育贡献，完全在他的白话劝语，说得十分简单，十分清楚，应该和提倡白话的胡博士比美。其实吕新吾的作品，不单只“乡甲劝语”一篇，富有白话文学的意味，我们上面提过的“山东劝栽种语”，大部都是白话，提倡积储的“救命书劝语”，和成人教育的“乡甲劝语”，便是完全白话。譬如救命书的穷汉积储，说得真是活跃；“那穷汉就要积攒，那里得来？果以性命为重，自有个穷算计。你就穷时也少不得一日吃两顿饭，有一时也买一壶酒，一斤肉吃，或有人带累到官也有费一二百钱时，或随会进香盖庙也有费三五百钱时，我劝你一日应吃十文钱，只吃九文，便饿不死，每日攒得一文，一年可攒三百六十文。”乡甲劝语也是如此，我们且看开篇一段：“说与尔山西百姓，乡甲之行，有十利而无一害，一则些小事情，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其实吕新吾的白话文学，不单应用在劝告文字，民众教育方面，连韵语诗歌也已经有了，可惜他自己没有鼓吹白话文学的重要，后人也没有替他鼓吹的，以致湮没无闻。他父亲的小儿语，譬如“宁好认错，休要说谎，教人识破，不当人养”，他自己的续小儿语，譬如“一不积财，二不结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都是上品的四言白话韵语。他的宗约诗歌，不惟“极浅，极明，极俚，极俗”，并且讹字从其讹字，方言仍用方言。十六世纪的儒家学者，居然有此胆量，有此作品，我们现在只引一首“劝友爱”在下面，以见一斑；“兄弟不和只为钱，同胞却结生死冤，平居只把情肠薄，患难谁知骨肉怜，多让些儿房里物，少听几句枕边言，人生惟有孤身苦，请读周公棠棣篇”。
其实乡甲约不单是民众教育的工具，也是乡村政治的工具，中国的政教本来不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早就成了中国政治的传统方案。所以吕新吾一方面拿乡甲约放在教民篇里面，作为乡村教育的一部，一方面又以为“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要“寓教养于乡约保甲之中，则词讼日息，差粮自完，簿书不期省而省矣”。所以乡甲约的制度，大之可以包括教养二政而有余，小之则只能作为教民的一部，前面讲的是政教合一的政策，后面讲的是乡村教育的自身，所以发生这样一个小小的矛盾。从前的乡约制度，专门注意教化——实在是民众教育，所以人民也可以提倡，政府也可以提倡，而不必和政治混为一谈。保甲虽然也可以自己举办，然而自从王荆公以后，官督民办已经成为传统的习惯，政治的系统。现在吕新吾把乡约保甲打成一片，一方面加重乡约的势力，一方面也可以说减轻乡约的势力，因为拿政治的力量出来提倡乡甲约，也许会事半而功倍，不过乡约而借助政治的力量，也就不成其为乡约了。乡约保甲的合用，是吕新吾的优点；乡约保甲的合用，也是吕新吾的弱点。乡约因合于保甲而施行愈广，乡约因合于保甲而地位愈低，神圣民权的表示，成了卑污政治的工具，卢梭民约何其幸，吕氏乡约何其不幸！
当然这个问题和吕新吾的整个政治理论有关，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有关，不能单看乡约保甲分合的关系。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岂不是单独举行的吗，那是人民的公约，还是政府的命令？王阳明如此，吕新吾也是如此，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思想都是如此？王阳明的“咨尔民”，“我有司”，“你父老子弟”，已经够上司口吻，吕新吾的“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并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吕”又是何等声势？他根本就相信官吏，而不相信人民，所以他对他的属吏说：“故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贤守令”。（《实政录》卷五）他以为良民是没有用的儿女，守令是最有用的父母，儿女固然希望父母来生我养我，父母也要负责去扶助他们。他在明职里面讨论知州知县职责；“而惟守令人称之曰父母，父母之者生我养我者也，称我以父母，望其生我养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为均之，差粮不明，我为明之，树木不植，我为植之……使四境之内，无一事不得其宜，无一民不得其所……是谓知此州，是谓知此县”。这样的父母官，真是万民的雨露，官吏的上乘，然而我们这样会走路，能作事的儿女，就永坐在“慈母之怀”，永含着“慈母之乳吗”？现代的政治思想，民治思想告诉我们，会走路的人应该自己走，会做事的人应该自己做，会组织自己的人应该自己组织自己，会治理自己的人应该自己治理自己。我们不单只重民，并且要用民，不单只用民，还要人民自用。职业阶级自动组织的那一天，职业阶级自己治理的那一天，便是中国治民思想灭绝的那一天，便是中国士人阶级堕落的那一天。
关于乡约条文，乡甲约的情状，恐怕和南赣乡约相差不远，都是一条一条的混合列举，而没有吕氏乡约的那种纲举目张的条规。因为乡甲约是乡约保甲的总和，所以乡甲约里面的条规，自然比南赣乡约为多。恐怕乡甲约全书，都是乡约条文，至少是乡约底本。因为乡甲约全书，就是乡约领袖训练的教本，无论约正，约副，约讲，约史，都要熟读此书，并且能够讲解。约正、约副、约讲、约史，自然是同约自由选举，不过选择以后，还要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这种乡村领袖的训练，在中国可以说破天荒第一次，虽然不算十分完备，我们也不能替他稍为解释。其实吕新吾不单训练乡甲约实行的领袖，并且还训练“训练乡甲约领袖”的领袖，所以训练工作共有两种：第一步先训练“训练乡甲约的领袖”的领袖，第二步才由训练乡甲约领袖的领袖去各约，分别先后训练乡甲约实行的领袖。明代的学人最贵，所以训练乡甲约领袖的领袖的原料，自然也是在学人中选拔，每县三四十人，都要“年长老成”，“善为讲说者”。他们每人各给乡甲约一册，令其自己研究，半月后在明伦堂当官讲解，善者有赏，不善者再令习学，再令讲解，三四月以后，全体学生便已精熟。他们这班领袖的领袖训练好了以后，然后分发各约去训练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大约每人分任数约，每约只住二日，“将约中事体，尽令正副讲史甲长，人人明白，个个通晓”，然后再往他约继续训练。这样的分批训练，大约两个月以后，全县便可告竣。然再由县官召集各约正副讲史，每日十约，至明伦堂考验，精通者教练员及正副讲史皆有赏，不通者教练员记过，正副讲史再行学习，务使精通而后已。吕新吾对于正副讲史的训练可以说是比较认真，因为他迷信领袖治民，而不信任人民自治，所以他说“约正副讲史，但有一个识字通文的人，能守规矩，倡率鼓舞，其约自行”（《实政录》卷三查理乡甲条）从现代眼光看起来，乡甲约领袖训练的材料太少，训练的时期太短，不易造成良好的领袖，不易推行复杂的组织，然而当时能够办到这个地步，便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乡甲组织因为合乡约保甲冶之一炉，自然要比较复杂，比较严密；乡约重精神，保甲重组织，乡甲合一便是以乡约的教化精神，灌注在保甲的严密组织里面。大约城镇以百家为率，村落以一里为率，作为一约。里在明代是乡村的基本组织，是户粮的基本组织，乡约建筑在里上，便不致重楼垒阁，里有里的区域和组织，乡约有乡约的区域和组织，保甲有保甲的区域和组织。现在有许多地方，约的名称变成了基本组织，代替了一切名称，也许是受了吕新吾的影响。每约有约正副一人，选公道正直的人民担任，以统一约之人；约讲一人，约史一人，选善书能劝者各一人充任，以办一约之事。他废除了约长的名称，以免与约正名词混新不清，而仍用约正副的名词，代表全约的领袖，倒是一个很好的复旧办法。至于南赣乡约约正的工作，现在由约讲担任，所以乡甲约的约讲，就是南赣乡约的约正，乡甲约的约正，便是南赣乡约的约长。约史的名称，约史的工作，还是照旧保存；知约和约赞的工作，分配在约史和甲长身上，所以名词也就取消了。南赣乡约的约正、约史、知约都是每种四人，约赞亦有二人，连同约长一人，约副二人共有十七人之多。乡甲约的约讲只有一人，约史也只有一人，连同约正一人，约副一人，才有四位职员，虽然不敢说是太少，至少不能算多。
乡甲根本组织虽然十分简单，只有职员四人，不过下面还有一个十甲四邻的保伍组织，旁边还有一个保正保副的组织，上面还有一种公正的组织，都属于乡甲约的本身，也就不能说是十分简单了。十甲的组织，是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约，每甲有甲长一人，由甲内九家公举。四邻的组织，是以五家为一组，由本家算起，加入前后左右四邻共为五家。不过每家都有四个邻居，所以甲的四邻为乙丙丁戊，乙的四邻为丙丁戊巳……并不是每五家组成一邻，每二邻组成一甲，甲长四邻的功用，完全在互相劝化，互相考察，使奸民无处容身，盗贼无所遁迹。因为一家有恶，四邻要负责劝化，劝化不听则四邻告知甲长，甲长告之约正，书之记恶簿以示惩罚。凡重大过恶，四邻知而不报罪坐四邻，四邻举发而甲长不报罪坐甲长，甲长举发而约正副不书罪在约正副，所以一人有罪，九十九家俱有干系，拿九十九家的耳目，来考察一人的过恶，奸恶自然无所逃形。不特规恶如此，劝善也是如此，一人有善，四邻以告于甲长，甲长以告于约正，书之记善簿，以示奖励。这连坐相司的方法，完全是保甲的方式而不是乡约的精神，完全是荆公新法的副本，而不是吕氏乡约的替身。
约正约副是乡约的本身的组织，十甲四邻是地方基本的组织，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和乡约组织平行的保甲组织。每约百家选保正一人，到了一百五十家便可量加保副一人，平时挨户查察、有事则率领各甲壮丁互相救护。挨户查察限于普通住民，房主地主便只能访问，阶级的情势还是不免。这个保甲组织，不是乡甲制度的正统，保正保副，也不是乡甲制度的首领。乡甲制度的基本组织是十甲四邻，乡甲制度的中心组织是乡约，乡甲制度的中心领袖，还是约正约副。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传统思想，重文轻武，正文副武，表示教化在先，刑法在后的意思。保正副要选家道殷实，力量强壮，行止服人者充当，他们自己不得推诿，地方光棍也不得顶充。因为盗贼不打劫穷人，保甲专保护富户，地方光棍没有切肤之痛，当然不十分出力，殷实人家却是痛痒相关，何能推诿他人，倚赖他人。其余农民虽不充任保正，首当其冲，然而十六以上，六十以下的壮丁，也得全体参加救护工作。平日一二百家可觅教士一人，教习人民各种武艺，或本甲转辗相教，务使人人习熟，完成农兵的资格。
其实乡约的上面，还有一种“公正”组织，分理全县的乡约，监督全县的约正约副人等。乡约组织是一种单层组织，只有地方一级，而没有区的组织，县的组织，省的组织，以及全省的组织，因为乡约注重在人民自动，在地方分权，所以各村有自己的乡约，有自己的活动，而不和其他农村发生联属关系。吕新吾知道“国初设老人二名，以佐州县之政”，仿佛秦汉的县三老似的。不过老人名义虽有，实际上早已沦为差役仆隶，无复尊敬乡老，引用乡贤的至意，所以普通的人士，谁都不愿意充当。吕新吾为提高老人地位，隆重老人身价起见，另立“公正”一级，概选殷实有德的人士担任，城中二人，四乡八人，分理城中及各乡乡约。凡各约约正约副人等，有不公不法的事情，公正可以纠察，或是更换，或是惩戒。更换的时候，公正也可保举胜任的人士充当。“公正”虽然不真是乡约的高级组织，不真是乡约的行政组织，然而至少有纠察监督的权限，乡村领袖的地位，无疑地是提高了不少。
乡甲约里面乡约会期，每月二次，比以前多了一次，既不像朱子月旦集会读约在朔日举行，也不像南赣乡约在望日举行，而是在初二和十六两天举行，大雨雪则向下改移一日。开会的时候，凡是本约的人民，都要前来与会，不能来的得向甲长请假，既不来又不请假，便记过一次，三次不到则禀官，亦不许连给三假，善恶有关的人士不许请假，夏忙和秋忙则放通假二次。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礼，没有请假处罚的规定，南赣乡约疾病事故可以请假，无故不到作为过恶并罚银一钱，乡甲约也可以请假，自由不到便要记过，要禀官，强迫的程度日深，处罚的规程亦日重。开会的地点，不拘寺庙、公馆或大家厅房，只择能容百人处所。会场上下共设两桌，上桌立圣谕牌一面，及和事牌一面，下桌列善簿、恶簿、和簿、改簿，四种簿书。圣谕牌上书明太祖“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圣训六谕，和事牌上书“天地神明纪纲法度”八字，圣谕牌不知是王阳明首立，吕新吾首立，和事牌大约是吕新吾首创。圣谕牌桌的两旁，设约正，约副席次，簿书桌的两旁，设约讲，约史席次，其他约众则坐右右站立或坐下。集会的礼节，也十分简单，当场择少年读书者四人为约赞，先合拜圣谕，后分班对揖，就算了结，对于长幼尊卑的序拜完全删去。从前是以约正为中心，注意人和人中间的班序，现在是以圣谕的中心，注意政府在人民中间的威权，似乎有点违反乡村的习俗，民治的原理。
行礼已毕，便要举行善恶的记载，都是由甲长出班向牌跪举，某甲某人某日行某善，为某恶，某人见证，然后善人（或恶者）证人出向牌跪，由约正副问明，约史记录。善恶分别举毕，乃由约正副劝戒一番，约史讲劝戒一番，然后再由约讲讲劝善一条，律例一条，画卯而散。我们在上面已经屡次说过，善恶的标准就不容易决定，善恶的大小尤其是无法测量，然而假使要实行乡约，举察善恶，又不得不有相当的标准。吕氏乡约善行无等级，恶行分为轻重两等，不修之过和犯约之过都是轻过，犯义之过便算重过。南赣乡约一点没有标准，乡甲约便有很详细的标准，以便实际的执行。善行共分大中小三种，小善五次等于大善一次，中善三次等于大善一次。凡有大善的人民，他们的姓名都写在旌善亭上以资奖励，其后犯了公罪，可以减免，犯了私罪，可免记恶。各种善行条件的大小，次第，性质，都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不过我们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指摘，只好引证几条于下作为参考：
一 孝顺父母者一事为一大善。
一 尊敬长上者一事为一善。
一 舍义学，义塚，舍饭，舍衣，舍药，舍方，及报信指路者为一善，多者为一大善。
一 劝化十人改过者为大善，五六人为中善，一二人为小善，能恶大恶者一人准作十人。
一 他人告状劝回和解者，一事为一善。
一 能成就好事者一事为一善，大者为一大善。
乡甲约恶行的分别，没有善行那么清楚，也没有大中小的名义，大约是轻者记恶，较重者禀官，最重者送官。不过此外遇有特别事件，也有特别罚则，譬如赌博送官，财物赏人，并罚谷三石充赏；游食光棍一月记过，再月拘令照月应当轿扛等夫；私用大小斗称尺者，罚银三两给赏。恶行条件条款较多，内容亦比较复杂，不过有许多还是相对善行条件而言。譬如恶行条件第一条，“子妇冲撞父母，及自吃酒肉，父母粗茶淡饭，自穿绢帛，父母破衣烂裳，自骑鞍马，父母先行，自享安闲，父母劳苦，及一切不服管束，自恼爷娘，亲死三年不葬，服内宿娼作乐者，是为不孝之子”，便是对善行第一条“孝顺父母者”而言。还是不忘洪武六谕的原意。第二条讨论尊敬长上事项，如“卑幼侮慢尊长，兄弟互相结冤仇，邻里以小事相争，亲戚以微嫌起怨”，初犯约正副为之和处，再犯则报官究处。第三条讨论家庭争执，第四条讨论邪异端……以下便和善行条件，太祖圣训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这两个善恶标准以外，吕新吾还发明了一种圣谕格叶，一方面为的是调查户口农桑，一方面为的是记载善恶行动和善行条件，恶行条件可以互相为用。圣谕格叶里面的条款，是按着太祖圣训六谕的精神排列的，第一款关系孝顺父母，第二款关系尊敬长上及和睦乡里，第三款关系教训子孙，第四款至第十三款都是关于各安生理，第十四款至第十七款则是关于无作非为。第一款的父母在否，第三款的子孙人数，第四款的土地顷亩，差粮完纳，第五款的何种生理，都于格叶领到的时候，由约讲史查明誊写。其余的条款，每年到了十二月十六日，先由约正率领十甲长焚香誓神：“凡我会人，审填格叶，遵行者不许诬枉，违犯者不许回护，如有不公不实，神鬼鉴察，身家被祸。”然后由约正轮流唤各甲长，到圣谕前分别填写。到了十二月二十以后，约正即将已填格叶册单，订好送掌印官处考查，全遵无违者记大善一次，全违无遵者记大恶一次，半遵半违者，分别处罚。这个圣谕格叶的条款，有许多同善恶条件相差不远，一个平日书簿，一个年终誊写，本来可以并行不悖，不过善恶条件的赏罚较重，圣谕格叶的赏罚较轻，善行条件里面的一款即可作为大善，恶行条件里面的一款即可作为大恶，而圣谕格叶一定要全遵无违才作大善，全违无遵才作大恶，似乎有点彼此矛盾，假使善恶在乡约记载以后，又重新在格叶记载，岂不是善者再赏，恶者重罚吗？
其实这个善恶重复的毛病，不单是善恶条件与圣谕格叶为然，申明旌善亭的设立，州县竖牌的设立，也有一点重楼叠阁的嫌疑。吕氏乡约以簿书记善恶，洪武礼制以亭牌记善恶，簿书隐而婉，亭牌明而显，自然各有各的好处。不过两者目的相同，功用相同，有了簿书似可不必再用亭牌，有了亭牌似可不必再用簿书。吕新吾采用吕氏乡约的根本方案，以簿书记善恶，不过大善大恶惧其不显，又采用申明旌善亭子方法，罪大恶极便另用一种州县竖牌，使全县人民都知其恶。竖牌共有十种，长二尺，宽八寸，上书过恶，下书姓名，钉于本犯门左。凡过恶严重，钉有竖牌的人，街民不与往来，集会跪地听讲以示辱。竖牌的种类如下：
1.不孝某人——不养父母，时常忤逆
2.不义某人——骨肉无恩，尊长无礼，夫妻无情，父子生分
3.做贼某人——偷鸡摸狗，拔树掏谷
4.赌博某人——赌博开场
5.光棍某人——游手帮闲
6.凶徒某人——生事殴人
7.奸民某人——诡隐地粮，教唆词讼，阴险害人，贪婪利己
8.诈伪某人——口无实言，行无实事，搬弄是非，妄传诬告
9.无耻某人——诓骗财物，勾引妇人
10.败子某人——淫荡破家
吕新吾对于恶行的惩罚，虽然是十分严厉，然而他以为普通人民，“眼不见诗书，耳不闻义理，心不知古道，口不讲王法，今日才入乡约，才学好人，旧心歪心，怎能就变”。所以又设立一种改过簿，许人民改过自新，除了“杀人放火，强奸断路”要依法处治以外，只要自己悔悟，有人保证，便可将罚规酌量改轻。凡小恶三月不再犯，中恶（三犯小恶）六月不再犯，大恶一年不再犯者，由乡约领袖担保改悔，大恶而钉竖牌者，并要全约人民共同担保，才能发生效力。一切过恶改悔以后，都记在改过簿上，旧有罪名虽恶簿不除，实际上全部取消，不再计算。我们现在把“大恶限满保状式”引在下面，以备参考：
“本县某字约约正副讲史某人，本甲甲长某人，甲众某人，为改过事，本约某人某月日为某事记大过一次，至今限满，并无违犯，情愿改过，如再犯者某某等甘心一例同罪，须至保状者。”
过恶的事情可以悔改，争执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解，所以吕新吾本着息讼止争的本意，又设立和事牌，上书“天地神明纲纪法度”，无事设于圣谕之旁，有事移于圣谕之前，以代表和解处断的权威。他自己是一个大吏，曾经作过几次州县，知道那时司法黑暗，书吏贪污，所以毫不客气的打开官厅黑幕，打断人民痴心，教他们自己和处，不要倚赖官司。他引用的两句成语，“原告被告，四六使钞”“官府不明，没理的也赢”，正和我们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样。应和条件，共分婚姻不明，地土不明等九条，由约正副两造问明，秉公处断。本来洪武时候，老人里长在申明亭处理词讼，可以笞杖断决，吕新吾恐怕是非连累，所以只许口说和处。不服和处的人民，可以再到衙门告状，假使和处不公，约正副便要坐罪，假使和处极公，上告人分外加责。这同我们现在所有的息讼会，或是调解委员会相差不远，虽然不能改革司法的本体，至少可以避免司法的黑暗。
上面讲的都是吕新吾巡抚山西的时候，对于乡约保甲所有种种的设施，不惟他处无人仿行，吕新吾亦未行之他处。不过他对于乡约的思想，是表示的很早，对于乡约的提倡，也曾略为点缀。他在万历二年（公历一五七五年）任襄垣令，颇著成绩，三年去任，四年民为之立祠，五年民为之立牌，以志纪念。他自己不好意思，提议改为乡约所，并且说：“夫邑之有乡约，以崇圣训也，士民暇则与聚焉，谈礼义，敦情好，以保其丘卢，而俗益长厚，盖有邑则有之矣。向余念弗及此，实阙然有遗罪焉”，可见吕新吾乡约的思想，到此时才正式产生，乡约的组织，便等到巡抚山西的时候，才正式定成。他五十九岁以后便在刑部任事，没有地方的责任，六十二岁至八十二岁，家居二十年之久，自然不能再借官府的力量，来提倡乡约保甲的工作。不过他对于礼仪教化，社会集约的信仰还是很深，提倡还是很力，所以宁陵乡里，宗约会约也就渐次发达，成为地方的根基，民众的力量。他是吕氏的子孙，自然要提倡吕氏宗约，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吕氏宗约岁二十四会，倡行不久，倡者倡馆，事亦寻废，新吾兄弟乃出而提倡，并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以久其事。他不惟作宗约法，并且作宗约歌八十五首，劝同宗祭祖，孝亲，笃亲，友爱等等，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文字，“但令入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的赏罚，似乎也是应用一种书籍的办法，不像从前作官时候的科罚。纪善的簿册叫作鹄史，记恶的簿册叫作颚史，都是他创作的名词，创作的制度。
鹄史颚史形状如何，内容如何，我们不易求得原本，也无从代为描写。不过《去伪斋文集》里面，有一篇“鹄史序”，一篇“颚史序”，对于赏罚的原理，说得十分切当，几乎替我们解决了我们欲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敢的乡约赏罚问题。“惟君子不待赏而劝，不以不赏而沮”，所以赏的问题，在修养有素的领袖方面，是用不着考虑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有一定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行，易也是如此，难也是如此，赏也是如此，不赏也是如此。所以奖赏劝善，完全是对一班普通的民众，一班没有定向的民众，一班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民众而言。不过民众的人数那么众多，民众的善行也有大小，我们还是赏少呢，还是赏多呢，还是赏大呢，还是赏小呢？吕新吾的答案，是“赏之所及，则所赏者终其身不敢为赏辱；赏之所不及，则虽不欲赏而以不见赏为耻。是赏一事非以一事也，赏一人非以一人也。是故赏善不在大，赏小则人皆曰善无微而不录；赏善不在贤，赏愚则人皆曰善虽愚而不异；赏善不在明，赏幽则人皆曰善无隐而不知。吾赏其小者，愚者，幽者，以为大者，贤者，明者慰，以为未必大，未必贤，未必明者劝，此赏善之道也”。他并且引赵武灵王赏一舞女而九女皆劝的故事，作为赏一奖百的比证。
恶行在吕新吾的乡甲约里面，是轻则记恶，重则禀官，最重则送官；不过到了吕氏宗约里面，吕新吾才发见记恶的效力，反比送官的效力为大，真是在官言官，在宗言宗，到底是他在那里发明新理，还是在那里顺应环境？他从前信任官吏，信任刑罚，以为惟有良吏可以治民，严法可以威民。现在乡居日久，对于农村社会，乡民心理，似乎又多了一层了解。刑法是稀疏的网，而不是严密的布，更不是水泄不通的象皮，所以漏网的恶人一定很多，漏网的人越多，作恶的人愈无所惮，由是倒行逆施，莫敢谁何。就是落网的人也还可以自宽自解，欺人骗人，说自己冤枉，官吏贪污，仿佛殉道的志士，取得社会的同情。颚史纪恶，祖考在上，父兄在旁，子孙在下，众口共举，众目共斥，这种道德的羞辱，这种社会的羞辱，到哪里去躲，到哪里去洗。所以吕新吾说史权重于铁钺，史录其过重于铁加其身，不能说没有相当道理。其实中国史官在古代曾有无上威权，所谓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布之天下，传之后世，谁敢去倒这个霉；后代的御史，也曾朝奉弹章，夕草参折，破过多少权奸的胆，拆过多少元恶的台。乡约记恶，是乡里的史官御史，宗约记恶，是宗族的史官御史，只要不怕威势，不贪贿赂，颚史的威权是不可以磨灭的。
会约的性质，大约和宗约相仿，都是追随吕氏乡约的遗规，由人民自己团结，互相规劝。不过宗约以宗族为主，会约便是不同宗族的人，或是没有宗族的人，也联络起来，组织起来，去作记恶赏善的工作。桃堌居民为里社之会，里面有新吾先生的哥哥参加，新吾先生名之曰老实会约，并且替他们作了一篇序，说明老实的哲学：“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干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俭，以此而居乡则人情厚，以此而奉祀则鬼神享”。《去伪斋文集》卷五老实会约序。艺人孙节等有葬亲合作的组织，也愿受约立于讲外，新吾先生名之曰孝和会约，也作序赞美他们的举动。同上孝和会约序。此外各里各业的会约，大概不在少数，可惜新吾先生没有一一提及，我们也无从忆断了。总而言之，乡约自动的精神，乡约互相的精神，到了明代末年，已经完全成熟，宗族有约，学人有约，乡里有约，艺人亦有约，高攀龙的高子宪约，刘宗周的证人会约，尤其是出人头地，风靡社会，卢梭民约论以前一百多年，居然也有这么伟大，这么流通的一个民约运动。可惜当时的学者，重文轻武，重道德而轻保卫，卒被一个新兴的民族完全征服，这是乡约的美果，还是乡约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