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皇甫湜为愈《墓志》亦云：“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政，邪觝异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要之游文《六艺》，留意仁义，盖儒家之支与流裔云。

刘熙载《艺概》曰：“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又曰：“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此两条真道得韩文尽！

韩愈《答李翊书》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愈之意以为言。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而所谓“迁雄之气格”者，又当分析而论：大抵行气布局学司马迁，选字造句出扬雄也。然而未尽。自余论之：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

南北朝之末，文胜之极，穷则反本。宇文代周，创业文帝，颇欲有革于浮华，于是苏绰倡言古文，务存质朴，宪章虞、夏，作为《大诰》，盖经诰之气格也。而韩愈之于经诰，只是约其指归，而不袭其气格。所以倡古文与苏绰同，而言气格与苏绰异。然韩愈亦有袭经诰之气格者，其《元和圣德诗》、《平淮西碑》诸篇乎！李义山诗所谓“点窜《尧典》、《舜典》字”是也。

《旧唐书》“迁雄之气格”一语，吾常析言之曰：“行气布局学司马迁，选字造句学扬雄。”今更申其意曰：“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窥周、秦诸子之闳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雅健。”柳宗元《答韦珩书》以为：“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正以有奇字瑰句，而欠逸气浩致也。时贤章炳麟文亦然，尽有奇字瑰句而不能运，句都死著纸上。

韩愈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

就造辞论：韩、柳疏而能密，而欧、苏、曾、王则下笔骏快，能疏而不能密矣；就结篇论：韩、柳密而能疏，而欧、苏、曾、王则匠心布置，能密而不能疏矣。特是柳之出笔峭，而韩之来势雄，所以面目各异。

韩愈之文，李翱得其笔，皇甫湜得其辞，皆于气上欠工夫；欧阳修得其韵，苏氏父子得其气，又于辞上欠工夫。韩愈所以为不可及。

仁和谭献《复堂日记》曰：“阅《唐书》，文体弘远，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旧文，多可笑哂！如‘师老’为‘师耄’，‘不可忍’为‘叵可忍’，‘不敢动’为‘不敢摇’，直儿童语！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殆退之作俑耳！宋与欧阳皆崇信退之，乃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中消息，承学者参之！”章炳麟尝问业谭氏，而序吴江金天翮《天放楼文言》，谓：“宋得韩氏之辞，欧阳得韩氏之势。”盖本之师说云。

阅《昌黎集》卷一，凡赋四篇，而《感二鸟》、《复志》、《闵己》三赋，独为悲激顿挫，体格依仿《离骚》。然《离骚》雅壮而多风，故伦序而寡状；韩愈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又《离骚》文丽而意婉，美人香草，比兴之辞多；韩愈情发而理昭，浩气直节，赋之意多。曹子桓谓屈原优游缓节，吾独谓韩愈鲜明紧健。优游缓节，所以咀味不尽；鲜明紧健，只是言尽意止。晁无咎遽以续《骚》，谈何容易！

阅《昌黎集》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杂著，相其体制，不外二端：其一原道析理，轩昂洞豁，汲《孟子》七篇之流，如《五原》、《对禹问》是也。姚鼐《古文辞类篹·叙目》曰：“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其一托物取譬，抑扬讽谕，为《诗》教比兴之遗，如《杂说》、《获麟解》、《师说》、《进学解》、《圬者王承福传》、《讼风伯》、《伯夷颂》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曰：“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

姚鼐言：“论辨类，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而《诗·大雅》《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说文·言部》同。诸子著书，有言有语。言者，抒所见而直言，《老子》、《荀子》是也。语者，假主客以诘难，《孟子》、《庄子》是也。韩愈论著，则《原道》、《原性》诸作，抒所见而直言也；《行难》、《对禹问》、《争臣论》诸文，假主客以诘难者也。要之尽意期于雄肆，取譬出以诙诡。

主客之体，有以表情抒慨者，近于词赋，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客难》、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是也，韩愈《进学解》以之；有以论事析理者，毗于诸子，《孟子》、《战国策》是也，韩愈《对禹问》、《争臣论》以之。

扬子云文章，工于造辞，而滞于行气。而愈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谓其“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然余谓韩愈《五原》、《对禹问》之作，洞爽轩辟，笔力横恣，定得力于孟轲，而与扬雄之僻涩以为古者异趣。

唐文疏，宋文密。唐文直起直落，意到笔随。宋文间架先定，出以经营。而愈《原道》，承周、秦诸子之遗，直起直落，自然雄肆；《原性》开唐宋八家之蹊，匠心布置，间架已具。

议论之文，贵乎笔有断制，语无挪移，娓娓凿凿，所论不必尽是，而明白主张，自足以夺人之心，易人之意。读韩愈《五原》、《对禹问》可见。

韩愈文有两种笔力：《原道》笔能奔放，如风发云涌，笔力之能雄肆者也；《对禹问》语有断制，如刀斩斧截，笔力之能崭峭者也。王安石崭峭而不雄肆，苏东坡奔放而欠崭峭，各得韩愈之一体。

《原道》之作，不始韩愈，淮南《鸿烈解》、刘勰《文心雕龙》，皆以《原道》弁其书，而与愈同题而异趣。盖韩愈原道于仁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二刘原道于自然；韩愈将以有为，二刘性任自然；此其较也。惟勰与安，则又同趣而异为。盖安以周、秦政败于多制，而民燋焉不乐其生，故著《原道》以明无为之治。勰睹齐、梁文竞于雕华，而义牵焉以匿其旨，故标自然以救文胜之弊。义各有当，而指归于一。

《论衡·本性篇》称：“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此韩愈《原性》三品之说所由本也。《原道》笔有唱叹，《原性》语有裁断。一以情胜，一以理胜。《原毁》文气疏宕，而化偶为排，开苏氏父子策论一派。《原道》力辟佛老，《原性》铺说三品，而于性道之大原，俱欠发挥，只是说道说性，而未探原。独此《原毁》入后言“有本有原”，顶门一针，于题义为不漏。

《对禹问》“天之生大圣也不数”一段，意从韩非《难势》中段脱胎，而笔势恣横。

《杂说》谈生之为《崔山君传》一首，从荀子《非相》、列子《黄帝》两篇，脱化而出。

《国策·楚策》汗明说春申君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迁延，负棘而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羃。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今仆之不肖，厄于州部，堀穴穷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意湔祓仆，使得为君高鸣屈于梁乎！”感概淋漓，别有奇趣。而愈《杂说》“世有伯乐”一首，及为人求荐书，皆用其意而变化之，然终逊汗明之奇俊。

《杂说一》、《杂说四》、《获麟解》。短篇文字，而浑灏流转，滂沛寸心，真有尺幅千里之势。陈石遗先生论杨诚斋诗，以为非廑笔透纸背也！言时，摺其衣襟，既向里摺，又反而向表摺，因指示曰：“他人诗，一摺不过一曲折而已。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摺又向左。诚斋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总而向右矣！”语见《谈艺录》。而愈此数篇文心之妙，亦正似之。

自古短篇拗折，莫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然安石笔峭而势不厚，瘦削峻嶒，不如韩愈之海涵地负，放恣纵横。韩愈雄峭而能浑化，远胜安石之巉刻见骨。

阅《昌黎集》《读〈荀子〉》、《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四篇。按《说文》，籀读互训。《言部》：“读，籀书也。”《竹部》：“籀，读书也。”扬雄《方言》：“抽，读也。”“籀”、“抽”古通。《太史公自序》“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字亦作“抽”。抽绎其书以发厥旨，是之谓“读”。太史公作《史记》曰“余读《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读《列侯至便侯》”，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余读《谍记》”，曰“太史公读《春秋谱谍》”，曰“太史公读《秦记》”，如此者不一，皆谓籀绎其书以发厥指也。而愈《读〈鹖冠子〉》、《读〈墨子〉》，撮其指要以为籀绎，是谓正宗，至《读〈荀子〉》、《读〈仪礼〉》，则别出议论而不限于籀绎其书，斯变格矣！此亦文章辨体之所不可不知也。

《读〈荀子〉》于四篇中为最雄骏，以孟轲、扬雄作陪，借宾定主，一出一入，兔起鹘落。孙樵《与王霖书》谓：“韩吏部《进学解》，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鞚勒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此真善道得韩文情状。然《进学解》谨布置，未脱东方《客难》、扬雄《解嘲》窠臼，不如此《读荀》笔情轩昂，乃复似之。柳宗元谓“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肆意”二字亦妙。即如《读〈荀子〉》篇幅不长，而笔意自肆！

司马光《扬子序》曰：“韩文公称荀子，以为‘在轲、雄之间’。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所共宗仰。然扬子之书最多，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惟其简而奥也，故难知。”

韩愈盛推孟，而光独宗扬。宋儒多在韩退之门下讨生活，欧、苏、曾、王之论文，二程、张、朱之尊孟，其灿然者已。独司马光超然绝出，不囿风气。其论学不信孟子，《疑孟》有书。其文章直起直落，质实骏爽，不为描头画角，而真气贯注，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可谓卓然有以自立者。世人浅见寡识，论古文限于八家，而不知司马光疏疏落落，直欲置身八家以上，余故特表而出之云。

《昌黎集》卷十三，《子产不毁乡校颂》亦如《伯夷颂》，借古人以抒感嘅。不过伯夷以自况，子产以讽时宰，言情达志，诗教之比兴也。非止韩愈为然。儒者论史，其指在陈古以监今。贾生《过秦》，必卒之曰：“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又如左太冲、鲍明远咏史诸什，皆意有所郁结不得发，岂真闲管古人是非哉！知此者可与道古，可与论文。

《〈张中丞传〉后叙》夹叙夹议，议论折衷一是以正流传，叙事撰次所闻以补阙遗，出入截，其文纵厉而峭实。

《汴州东西水门记》浑朴简峻，出自《诗》、《书》之《颂》、《诰》，东京班、蔡有其雅练矜重，而无其鲜明紧健。

《画记》学《周官》、《考工记》，于谨细中见神妙，于妥贴中臻变化，此与《汴州东西水门记》，皆征学古入化，与扬雄、王通字摹句拟，死著句下者不同。扬、王存其面目，出笔便僵，而愈运以神明，无句不活。皇甫湜为愈《墓志》，以为“茹古涵今，亡有端涯”，转换无迹，乃见茹古者深。

《蓝田县丞厅壁记》寥寥短章，老健简明，愤激而出以诙诡，感概而寓之萧闲，命意最旷而逸，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

阅《昌黎集》卷十四无出色者，独《郓州溪堂诗序》，句炼而气遒。《争臣论》，文赡而义明。

《郓州溪堂诗序》，廉而能肆，遒而得安，极似柳宗元早年文字。盖合《国语》之雅练，《国策》之劲鸷，而融裁为一手者。故能俊杰廉悍如此。

以《郓州溪堂诗序》之遒雅，与《汴州东西水门记》之端凝，而姚鼐选《古文辞类篹》，题下皆只一圈；无亦过为矜庄，以损神明，未能锋发而韵流也！《争臣论》，气便疏荡。此中消息，亦宜有以窥其微。

《郓州溪堂诗序》，以《国语》之雅练，融《国策》之鸷劲，得笔之遒，而不入于危仄。《争臣论》，以《左氏》之浮夸，化《国策》之恣肆，得气之疏，而不流于矜张。

阅《昌黎集》卷十四之十九，皆书启。而《文心雕龙·书记篇》曰：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

若韩愈书辞气纷纭，有余于条畅任气，不足于优柔怿怀；散郁陶而未能从容，托风采而失之激切。曾文正谓：“古文中，惟书牍一门，竟鲜佳者。八家中韩公差胜，然亦非书简正宗。”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称：“每为文章，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读韩愈书，志气盘桓，未免偃蹇而骄，作之于矜。

文之痛快者每不沉着，宋之苏轼是也。沉着者嫌不痛快，汉之刘向是也。惟《国策》乃沉着而痛快，盖韩公书体之所由放也。而沈郁顿挫，则又非《国策》之所有。

韩愈书体博辨明快，盖得《国策》之体，而沈郁顿挫，又得太史公之神。

《昌黎集》卷十五《与孟东野书》、《答尉迟生书》，皆以沈郁顿挫见意，一卷之俊。

《上李尚书书》、《上襄阳于相公书》，同一谀非其实。而《上于相公书》荡轶飞扬，顾盼有奇致。

战国策士之游说，其用意类能预立地步，韩公书亦然。观《上留守郑相公启》、《上张仆射书》、《与于襄阳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答吕毉山人书》，未为人占地步，先自己站地步，高睨大谈，不免矜心作意，而自兀岸可喜。至《上李尚书书》、《上襄阳于相公书》，抬得人家身分太高，便自己地位称不过，文尽岸异，而气未振绝。《上兵部李侍郎书》、《三上宰相书》、《与陈给事书》，并不为自己留地步，徒为伈伈伣伣，低首乞怜。惟《三上宰相书》之气肆，肆则猖狂恣睢之中，不免声竭气嘶。《上兵部李侍郎》、《与陈给事》两书之辞婉，婉则文明从容之辞，益见气卑辞靡，几乎无适而可，此遣言措意之所以贵能预立地步之也。

《答崔立之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与李翱书》、《与崔群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答陈商书》诸篇[1]，不论篇幅长短，韩公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写出胸中一段愤郁，直起直落，文势极宽衍，而气自紧括，沈郁顿挫，学太史公神到秋毫颠，须与太史公《报任少卿书》同读，方知其妙。

《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答尉迟生书》、《与冯宿论文书》，自道文章用力甘苦，尤吃紧在“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两语，意自悲愤，而气极浩落，亦得文章沈郁顿挫之妙。

《与鄂州柳中丞》两书，慨当以慷，虽未沈郁，而极顿挫。

阅《昌黎集》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三卷，送人序。其中有端凝简峭而如史笔者，如《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殷员外序》、《送郑尚书序》、《送水陆转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是也。有婀娜摇曳以为多姿者，如《送许郢州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赠崔复州序》、《送王秀才含序》、《送杨少尹序》是也。大抵端凝简峭，斯见劲，王安石以之。婀娜摇曳，则余妍，欧阳修以之。

《送孟东野序》、《送廖道士序》、《送高闲上人序》，凭空发论，妙远不测，如入汉武帝建章宫、隋炀帝迷楼；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见，在空际荡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声；此太史公《平准》、《封禅》诸书，伯夷、孟、荀、屈、贾列传法也。特其以转掉作起落之势，未极神妙自然之境。惟《廖道士序》，直落直转，直接直收，具无穷变化，纯是潜气内转，得太史公笔意。《送孟东野》、《高闲上人》两序，则得太史公之章法，而未得其笔意，章法可以迹求，而笔意则神明之运。

《送许郢州序》、《赠张童子序》，不以颂而以规，深得古人以言相赠处之意。

《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章法牝牡，自为映带，乃用太史公《李广》与《卫青霍去病》两篇，牝牡见意之法。

阅《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员外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侯主簿文》，难在话念平生，情事曲绘，而跌宕俊迈，鼓舞铿锵，不可以方物。四言韵文，其原出于《雅》、《颂》，雍容揄扬。汉魏人为之，未尝出其窠臼，多重铺叙。而韩愈独创为刻画，千形万态，横恣溢出。又汉、魏人为四言韵文，亦效《雅》、《颂》之凝重肃括；而韩愈神采飞扬，独出以轶宕俊伟，虽叙实事，必驱遣陵跨，令于空际飞驰。《祭薛助教文》、《祭柳子厚文》，瘦折奥峭，又是一格，后来王安石多摹之。

《潮州祭神文》第二首，别出才调，不为四言，而峭健壁立，岸然入古，音节以幽噫喑哑而益臻沈郁顿挫。

《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飙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

碑志文有两体：其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家以下多属此宗。

《昌黎集》卷二十四之卅五碑志。《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曹成王碑》、《刘统军碑》、《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统军刘公墓志铭》、《唐故相权公墓碑》、《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王侯将相也；《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唐故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墓志铭》、《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文武具寮也；《施先生墓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经生文儒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忠臣畸士也；《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服食方士也；《李元宾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韩滂墓志铭》、《女拏圹铭》、《乳母墓铭》，至亲好友也。随事赋形，各肖其人。其气浑灏以转，其辞铸炼以嶷，气载其辞，辞凝其气，奇字奥句，不见滞笔，豪曲快字，不见佻意，骨重气驶，章妥句适，一集之中，此为第一！后世惟元好问足以嗣之。奇字奥句，不免滞笔者，龚自珍、魏源、章炳麟是也。豪曲快字，出以佻意者，苏轼、陈亮、袁枚是也。

《曹成王碑》、《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柳子厚墓志铭》，长篇雄恣，不见累句。《李元宾墓铭》、《登封县尉卢殷墓志》、《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韩滂墓志铭》、《女拏圹铭》、《乳母墓铭》，短幅遒劲，亦有余势。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韩愈《答李翊书》曰：“惟陈言之务去。”铭樊绍述曰：“唯古于词必己出。”观其《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乌氏庙碑铭》、《魏博节度使沂国公先庙碑铭》、《袁氏先庙碑》，模范《诰》、《颂》，故为朴茂典重，而无一字一句袭《诗》、《书》。《施先生墓铭》、《唐故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唐故相权公墓碑》、《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简练，而无一字一句袭班、范。只是融其气格，而不袭其字句，含英咀华，所以不可及。

曾文正言：“韩文志传中有两篇相对偶者。如曹成王、韩宏两篇为偶，张署、张彻两篇为偶，柳子厚、郑君两篇为偶，推此而全集可以为偶者甚多。”余广其意曰：“曹成王、韩宏两篇为偶，以写将略。柳子厚、郑君两篇为偶，以叙交友。张彻当与孔戡为偶，同一佐藩不屈，而昌黎笔意亦相类。张署当与薛公达为偶，同一负气自高，而昌黎铭辞尤相同。樊宗师与孟郊为偶，以钩章棘句。李虚中与李于为偶，以服食长生。推之《乌氏庙碑铭》与《沂国公先庙碑铭》为偶，一健一雅。《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与《乳母墓铭》为偶，一安一遒。”

刘昌裔有《刘统军碑》，又有《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柳宗元有《柳州罗池庙碑》，又有《柳子厚墓志铭》；王仲舒有《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又有《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一人两叙，而无一笔相犯，可以悟文章剪裁之妙。

《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一弟一兄，两篇墓志，瘦折奥峭，不用顺文而用逆叙，体特相类。而司勋笔情警矫如神龙，左丞神气浑穆如木鸡，文格有意相犯，笔意各自不同。

《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瑰字险句，造辞奇崛，皇甫湜专学之，而特逊其票姚之势，紧健之格。

《柳州罗池庙碑》叙柳侯为州之绩，而征其效于“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羊鸭鸡，肥大蕃息”，朴而弥旨。后来张皐文《书左仲甫事》叙左治霍邱“父老数十人，来自下乡，盛米于筐，有稻有秔，豚蹄鸭鸡，伛偻提携”云云，一篇文字，即自此胎化而出，文格亦相放依。

《文心雕龙》论《诔碑》曰：“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盖碑志以叙事为体，不以抒情为本，以昭德为美，不以议论为贵。观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抚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以李君服食致死，而历著并时所见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戒，皆非碑志正体。

《平淮西碑》，与《元和圣德诗》体格相同。

阅《昌黎集》卷三十六杂文，而《毛颖传》特以笔墨游戏入之。然细籀《昌黎集》，得传三篇：一《圬者王承福传》，借题抒慨，笔太快利，而蕴蓄不深厚；一《太学生何蕃传》，有意作态，文似矜庄，而波澜不老成；独《毛颖传》，笔墨游戏，而闳深肃括，自然老健，须玩其神气有余于篇章之外。若《王承福传》，则意到笔随，议论太尽，可以发人深省，而未足耐人咀味。至《何蕃传》，则着意扬诩，语絮意矜，绝不见有苍莽之势，缥缈之神，只见其气穷而力竭耳。

韩愈《圬者王承福传》，与柳宗元《宋清》、《槖驼》、《梓人》、《李赤》、《蝂》诸传，能近取譬，即小喻大，诸子之遗，而非史传之体。言文章辨体者当致谨于此。

《送穷文》人后称“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与《进学解》归结于“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同一机杼。惟《进学》譬解自己，而此托之鬼口，意尤诙诡。《进学》之文，闳放有气势，而此则节短势险，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司马相如《谕巴蜀檄》，以责备为安慰，辞气似严而意实宽。韩愈《驱鳄鱼文》，以慰遣为放逐，意思本宽而辞特峻。又相如捭阖有纵横之意，而昌黎严峻得诰谕之体。曾文正乃谓《告鳄鱼文》文气似《谕巴蜀檄》，窃所未解。

《昌黎集》卷三十七，行状，仅两篇：一《赠太傅董公行状》，一《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而《董公行状》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着一句议论。前半实叙，后半虚写，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禄固宠，无可称说。观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无可着笔处着笔，行文尽俊伟，而细按无事实，虚摹风度，酣畅淋漓，可以悟文章虚实兼权之法。

《赠太傅董公行状》与《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大开大阖，同一精彩。惟《许国碑》格紧词峭，其势峻；《董公状》气雄势逸，其文肆。盖碑施勒石，语贵矜练；而状上史官，词宜信达。所施攸异，格亦随之。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兀岸中见妩媚，情韵不匮。

阅《昌黎集》卷三十八之四十表状。《论佛骨表》辨切而多风，急言竭论，气自优衍；《潮州刺史谢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鸣号，文却雅壮，跌宕昭彰，不为缥缈浮音。

学佛本非为长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却亦并无证据。韩公无中生有，两两相形，语出悬揣，却说来凿凿有据，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然其意实出唐高祖时傅奕《诋浮屠法疏》。

《黄家贼事宜状》、《论淮西事宜状》，鲜明紧健，又是一格。

阅《昌黎外集》十卷，皆李汉四十卷之所不收者，菁华已竭。披沙拣金，独《答刘秀才论史官书》为柳子厚所驳，人人以为口实。然逊辞谢不能，而岸异隽桀之气，跃跃字里行间，如伏枥老骥，气虽不振，而顾盼伟然。《河南府同官记》不过府主自诩宦达，称其得意。冗絮处，独以健倔出之。层见复叙，而笔力坚净。他人无此也。

卷六之十，《顺宗实录》，一事之叙，必溯原委；一人之见，具详生平。皮里阳秋，具见经营，与普通排比作日记簿者不同。本集《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自称：

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颇能自道其实。惟记王伾、王叔文，未得其平。嘉定王鸣盛西庄著《十七史商榷》，力辨之。又过求详实，未能精简老健，亦与生平笔力不称。

《韩文》披阅数过，自谓极尽利钝。林琴南穷老尽气，治此书未能逮吾十一。以琴南读书太少，又思不深入，而吾则贯串群书以读一书，好为深湛之思，宜有以胜之也！

韩门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翱与皇甫湜，而孙樵则衍湜之一体。不并论三家，不足以穷《韩文》之流变也。

阅李翱《文公集》十八卷，大抵议论宗旨，多本孟子；鲜明主张，亦仿佛似之；而稍嫌辞费，逊其紧健。《复性书》，即推阐孟子性善之论。《平赋书》，亦变化孟子经界之说，议论文，韩愈学孟子，肆而得雄。李翱学孟子，肆而为冗。此如秦武王无乌获之力，而为乌获之举鼎，不免绝膑；天分所限，无可如何！李翱《祭韩愈文》，称其文章“开合怪骇，驱涛涌云”，而《与陆傪书》则谓：“愈之文，其词与其意适，当其下笔时，如他人疾书之，写诵之，不是过也！”此真识得文章之妙。翱之所以不如愈，即在少此下笔疾书气象，而有意为开合，词尽肆而不能与其意适。

李翱书牍，亦如韩愈气矜之隆，一副正人君子面孔，令人难耐。其尤甚者，干乞之书，而架子十足，满口不在乎此，而又仰首鸣号，絮聒不休，等于恶丐强乞。其病在一味涤荡任气，而优柔怿怀之意全无。此唐宋八家之所以不得为书牍正宗也！《答独孤舍人书》独简傲有隽意。《答皇甫湜书》便伤矜。《答朱一本作梁，一本作王。载言书》气局缓散，虽有意为肆，而通篇振不起。然藉此以征李氏论文之旨。

《百官行状奏》虽未豪俊，而平正通达。

《韩愈行状》为集中第一篇文字，只是从幼到老，顺次叙去，而提挈顿挫，自然起伏。归震川谓：“《史记》如平地忽见高山；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长；如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来。”此文乃臻此妙。

《高愍女碑》、《杨烈妇传》，翱《与皇甫湜书》自诩“不在班孟坚、蔡伯喈下”。然以议论为波澜，太着迹。李氏之文，病在不能强，又不为弱。既不能为孟轲、太史公之勇猛健举，又不如班孟坚、蔡伯喈之优游缓节。一振不起，便觉声嘶力竭。《杨烈妇传》以议论作结，而系以赞曰，叠床架屋，诚不免刘知几所讥。

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赠司空柏公神道碑》、《赠左仆射傅公神道碑》、《赠司空杨公墓志铭》、《赠工部尚书武公墓志铭》皆佳，凝重而不伤板滞，平直而致有波澜，洵为集中之胜。大抵李翱之文，不宜驰骋，不适铺排，只是顺理成章，自然安而得遒。

《故处士侯君墓志》、《叔氏墓志铭》、《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拗峭之笔，饶有妩媚。王安石碑志，往往有此。

《祭吏部韩侍郎文》作色张之，而行气缓懦，布局散漫，转不如《祭刘巡官文》之恻恻短篇，如从肝肺中流出。

《行己箴》奕奕清畅。

《来南录》沿途写去，入后总挈道里，布置有法。

翱《答韩侍郎愈书》辞极矜慢，若敌以下相施，其称呼或兄或公，而自署则曰不材，曰鄙人，祭文亦以兄呼，绝无先生长者之敬。

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明成化乙未本《李文公集》，便体俗字，谬讹百出。虽旧板，亦奚以为。

阅南海冯焌光光绪二年丙子校刊汲古阁本《皇甫持正集》六卷，《补遗》一卷，以两饼金购得，《皇甫氏集》于十八年十一月阅读一过，而以震于虚声，颇多借誉之词。今观所作，欲学韩愈之怪怪奇奇而不能。识议文笔，不如李翱远甚，而矜己自足过之。有意奥奇，襞积字句，而无大力控抟，转成拙累。叙事不见端委，而拗调涩句，刺口棘舌。议论亦无本末，而矜气夸调，连篇累章。又如《出世》、《春心》两篇，不诗不文，造辞既欠雅练，结篇尤未紧凑，强调累词，着力铺排，非七宝楼台，却自不成片段。披沙拣金，可诵不多。

《谕业》前后庸词滥调，无一语生新，掇拾汉魏六朝不食之余，填砌满纸，如弄死蛇。中路历评唐代作者，语多取譬，足资论证；亦有未允。

《答李生第一书》、《第二书》论文以奇为主，足见生平宗尚。文亦警拔不落滞相。然《第二书》便有振不起处。

《韩文公墓铭》当为集中第一篇文字，无一率笔，字字如履危崖而下，骨重而神流，遥逸横生，学韩公直到圣处。

李翱《帝王所尚问》似放韩愈《对禹问》，《知凤》放《获麟解》，尚是放其体格。而皇甫氏《孟荀言性论》直袭《原性》三品之说，《上江西李大夫书》直袭《与于襄阳书》“上之人负其位，下之人负其才”之辞，竟是公然抄袭。然韩公纵笔一挥，如兔起鹘落，捉拿不住；而皇甫氏则跬步左次，无一句活脱。驽之视雄，何啻跛鼈之与骐骥。

《〈顾况诗集〉序》，皇甫氏极自负。然细读其文，丽句缛典，杂出填砌，硬起突接，绝不见奇伟磊落，提不起，掉不转。只是笨伯呆做。韩公云：“文从字顺各适职。”而皇甫氏，则文横字逆各夺职也。

《送王胶序》曰：“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辞意傲然，若不相师。然余诵韩公之文，无句不跳脱；皇甫之文，无句不僵直。一则自然雄肆，一则格格不达。沾沾自喜，岂中与韩公作奴仆。

阅唐孙樵《可之文集》十卷。孙氏论文以奇为主，具见《与王霖秀才》《与友人论文》两书，略与皇甫持正同旨。然清言奥旨，出以镕铸，笔峭而韵流，不以削薄为嫌，远胜皇甫之肤字缛句，硬砌生填，无裨文彩，徒为冗累。皇甫以文句涩艰为奇，孙氏以笔势紧健为奇。皇甫之学韩，不能古健而为艰涩；孙氏之学韩，不能雄肆而为峻峭。皇甫不免滞累，孙氏往往遒变。孙氏自云：“得为文真诀，溯之皇甫持正。”其言而信，可谓青出于蓝。

《大明宫赋》不用奇字，而句法特奥峭。

《与高锡望书》、《与王霖秀才书》，跌宕昭彰，逸气贯注。其称高云：“意语横阔，序义复岡及乐武事，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此论文之辞简而韵流也。又与王云：“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大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此言文之笔快而势远也。可谓善道得文章能事尽。至与高书，自云：“才韵枯梗，文过乎质。尝序庐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贵文则丧质，近质则大秃，刮垢摩痕，卒不到史。”亦颇自知其短，不如皇甫之沾沾自矜喜。大抵樵之文，有余于峻峭，不足于闳远。会稽章学诚论《文史通义》，每谓：“文人记叙，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文理乖刺，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此孙氏“刮垢磨痕”之所以“卒不到史”也。

《书何易于》一篇，张惠言《书左仲甫事》即由之脱胎。而张氏从容游衍，此特瘦削峭刻。

《书田将军边事》鲜明紧健。

《梓潼移江记》通体峭练，收特轶宕。

《兴元新路记》略似李翱之《来南录》。而李氏安闲，孙则矜庄，张弛攸异。

《孙氏西斋录》、《武皇遗剑录》皆于峭整中出疏快。《迎春奏》特于规戒中见妩媚。

《乞巧对》归真返朴，有老氏意。皇甫湜文亦杂佛老语，独李翱纯儒。

《文贞公笏铭》音响激切，工于渲染。

《舜城碑》有理致。

《读开元杂录》振笔直书，文特疏快，于孙氏为别调。

《复召堰籍》起特峻重，得韩公笔法。

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董理为篇，述《韩文籀讨集》第六。

注解：

[1]　篇，原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