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戴袖章的夫人和小姐还没有让所有的老人、孕妇、儿童以及残疾人都坐上车。不光我一个人在想一个问题：最后火车上究竟还有没有座位留给男人。讽刺的是，我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我妻子和女儿会离开而我自己将会被迫留下来。
那些警察已经受够了拥挤的乱糟糟的人群。他们突然打开路障，人群立刻向五六节货车车厢冲过去。
我在最后一分钟把食物给让娜时，也将装着她们一部分物品的手提箱塞给了她。我一手拎着更重的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拖着一个黑色的箱子。我每走一步，腿都会被箱子撞一下。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
我爬了上去，其实是被我后面的人推上去的。我尽量往滑动板旁边靠，成功地把黑色的箱子靠在隔板上。然后我坐在箱子上面喘了口气，把行李箱放在腿上。
刚开始，我只看到同行所有男女的下半身，后来才看到他们的脸。刚开始我觉得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菲迈是一个小城市，大概只有五千居民。车厢里有很多来自周边的农民。这个我十分了解的人口稠密的城市被清空了。
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安顿下来，准备保护自己的地盘。车厢深处传来一个声音：
“已经满了！请你们不要再让其他人上了！”
我们听到最前面传来几声紧张的笑声，车厢的气氛变得稍微轻松了点。人们已经开始攀谈起来。大家坐定，身边放着手提箱和包裹。
火车车厢两头的入口打开，我们看到在站台上的一大群人已经不再对我们这列火车感兴趣，他们在等待下一列车。餐车和酒吧台被推过来，人们传递啤酒和其他酒。
“嘿，那边……是的，你，红葡萄酒……你能给我递一升红葡萄酒吗？”
一刹那，我突然想要去看一下我妻子和女儿安顿好了没有，告诉她们我找到了一个位置，让她们放心。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担心回来时自己的位置已经没有了。
我们没有像警察说的那样等了一个小时，而是等了两个半小时。火车好几次突然跳了一下。最前面，火车车挡互相碰撞着。火车每次跳动我们都屏住呼吸，期待它能开动上路。最后火车又跳动了一下，那是他们在后面增加了一节车厢。
男人们待在打开的车门旁，告诉那些看不到的人外面的最新消息。
“他们至少加了八节车厢。现在车厢已经延长到火车弯道的中央了。”
已经在火车上安顿下来的人，多多少少确信要离开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一个男人从站台上走下来数车厢。
他宣布：“二十八！”
那些被撇在站台上以及火车站广场上的人对我们都不重要了。刚刚蜂拥而至的人也与我们无关。我们都在祈祷火车在更多的人蜂拥而至之前赶紧离开。
我们看到一个护士用轮椅推着一个老妇人朝头等车厢走去。老妇人戴着一顶淡紫色的帽子，帽子上有一朵白色小堇菜花，她的手上缠着白色绷带。
随后，一些人抬着担架往同样的方向去了，我在想他们不会把已经上车的人叫下车吧，因为大家开始流传医院里的病人也要撤离。
我感觉很渴。我的两个邻居朝另一条铁道跳过去，跑向站台，拿了一些酒瓶回来。但是我不敢这么做。
我渐渐习惯周围的面孔，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因为年轻的都入伍了），乡下的妇女。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长着瘦长的脖子，亚当般轮廓突出的脸。一个九或十岁的小女孩辫子上捆着一根鞋带。
我认出了一两个认识的人。首先是费尔南·勒鲁瓦，以前我和他一起去上学，他后来成为阿歇特书店的店员，书店就在我妻妹的糕点店旁边。
他在车厢另一头被卡住了，他向我打了个招呼，我也向他打了个招呼。我已经很多年没和他说过话了。
第二个人是菲迈的传奇人物，一个老酒鬼，所有人都叫他朱尔。他经常在电影院门口发宣传单。
我花了些时间才辨认出第三个人，她离我比先前那两人都近，但她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一个肩膀比她宽两倍的人身后。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肥胖女人，她在吃三明治。她名叫朱莉，在港口附近经营一家小咖啡馆。
她穿着一条很紧的丝哔叽布料的蓝色裙子（裙子在大腿处皱缩上去），还有一件白色衬衣，衬衣被汗水浸湿，整个身体凸显出来，别人能看到她的胸罩。
她身上散发出香粉和香水的气味，三明治上落下了口红印。
军车朝北方出发。几分钟之后，我们听到一列火车来到军车之前所在的铁轨上，有人大声叫道：
“它又回来了！”
但不是同一列火车，而是一列比我们这列更加拥挤的比利时火车，上面只有平民。车上拥挤的人群一直站到脚踏板处。
一些人朝我们的车厢扑过来。警察跑过来，大声呵斥。不知道安放在何处的高音喇叭广播说，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自己的位置。
一些插队者还是成功地从站台背面的门钻进来，他们中间有个发色暗淡的年轻女人。她穿着一条黑色裙子，裙子上面布满灰尘，她没有一件行李，甚至连手提包也没有。
她胆怯地悄悄溜进我们的车厢，表情悲伤，脸色苍白，谁也没对她说话。大家只是互相交换了眼色。她背靠一个角落，蜷缩成很小的一团。
我们再也看不到汽车了，我肯定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还会关注汽车。门口附近的那些人只盯着可以看到的一片一如既往的蓝色天空，一边想着德国的空军飞行小队会不会随时出现，炸掉火车站。
比利时火车到达后，流言说边境另一边有很多火车被炸掉了，还有人说那慕尔火车站也被炸掉了。
我很想描绘一下我们车厢的气氛，尤其是那种惊讶的状态。这列还没开动的火车，已经成了一个小世界，这个世界的未来悬而未决。
我们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我们在等一个信号、一声汽笛、一下蒸汽喷射、铁轨上轮子完全合拢的声音。
那一刻最终到来时，大家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被告知前面的线路已经被切断，火车已经不能前行，我的同伴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拎着包袱回家吗？
我想我不会屈服，我会沿着铁轨走下去。往回走已经太晚。与过去之间的裂缝已经产生。要回到我的街道、房子、修理作坊、习惯，还有那些贴了标签躺在格子柜上等着我去修理的收音机，我似乎难以接受。
站台上的人群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去，对于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那个我之前一直生活的城市（除了在疗养院的四年），都变得虚幻了。
我没有在想坐在头等车厢的妻子和女儿，也没有在想：现在她们离我真远，似乎比几百公里还远。
我没有在想她们此刻在做什么，她们是如何忍受刚才的等待的，也没有想让娜是不是又在呕吐。
我更担心我装在口袋里的备用眼镜，用手保护着，提防邻居的每一个动作。
从城市出来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马尼塞国有森林，我们经常去那儿的草地上度过周日的下午。在我眼里，这不是那个森林，可能因为我是从火车上望过去的。金雀花盛开，火车行驶得那么慢，我甚至能看到蜜蜂在花丛间穿梭，发出嗡嗡声。
火车忽然停下来，所有人互相望着，眼睛里流露出相同的担忧。一位铁路员工沿着铁轨奔跑。最后他大声说了一些我没听懂的话，火车再度开动。
我不饿。我已经忘记了口渴。我看着绿色的树木在我几米之外溜走，有时几乎只有一米，到处盛开着白色、蓝色、黄色的野花，我不知道花的名字，我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花。朱莉的香水味一阵阵向我袭来，特别是在火车过弯道时，香水味中还混含着她浓重但不恶心的体味。
她的咖啡馆就像我的商店一样。那不是个真正的咖啡馆。把挡风窗帘拉下来时，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有什么。
柜台很小，没有金属保护层，后面也没有洗餐具的地方。架子上有五六瓶酒，厨房里用的那种架子。
有时我经过时会看一眼，墙上有一只固定不动的杜鹃鸟，国家关于醉酒的法令，以及一张日历。这些东西旁边贴着一张广告，广告上有一个金发女郎，女郎手里端着一杯冒着泡的啤酒。一只像香槟酒杯一样的玻璃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知道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我提起这些是因为我那时刚好想到了。车厢本身的气味就很重，这节车厢之前拖过牲口，车厢里散发出农场院子会有的气味。
我的一些同伴在吃大面包和馅饼。一个农民带了一块巨大的奶酪，她在用菜刀切奶酪。
大家还在交换好奇的眼神，彼此仍然小心翼翼。只有那些来自同一个村子或者同一个居住区的人才会高声交谈，特别是在辨认火车刚刚经过的地方时。
“看！德德农场！难道德德还留在那儿？不管怎么样，他的奶牛还在牧场里。”
我们穿过一些停靠点，一些荒废了的小站，路灯下面还有许多篮鲜花，墙上还贴着旅游广告。
“科西嘉，你看到了没有？我们为什么不去科西嘉？”
火车经过雷万之后跑得更快了。在到达蒙泰梅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石灰窑，还看到一排排工人房。
火车头进入火车站前，发出一声快速列车一样的凄厉汽笛声。火车经过一些建筑物和挤满战士的站台，停在一个火车站信号楼旁边，这里遍布荒废的铁轨。
我们的车厢离一个水泵很近，水泵在接二连三地滴出很大一滴的水，我又感觉到口渴了。一个农民从火车上跳出去，光天化日之下在旁边一条铁轨上小便，眼睛盯着火车头。这引发了大家的一阵笑声。大家需要发笑，有些人还故意说了一些笑话。老朱尔睡着了，手上拿着一升已经打开的葡萄酒，肚子上的布袋里还装着几瓶。
在小便的男人说道：“他们，那些小伙子把火车头从钩子上取下来了！”
又有两三个人下车了。我一直都不敢。好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牢牢地死守在那里，好像这对我特别重要。
十五分钟之后，一个新的火车头把我们朝相反的地方拉去。我们不是穿过蒙泰梅，我们上了第二条路，这条路沿着瑟穆瓦河通往比利时。
我从前和让娜去那里游玩过，那还是她成为我妻子之前的事。我在想是不是那天，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眼中的婚礼和一个正常人眼中的意义并不一样。难道自从那晚看到我母亲光着身子头发被剪光回到家之后，我的生命中就再也没有真正正常的东西了吗？
母亲的事是不是震撼了我？当时我不理解，也没有尝试去理解。在那之前四年，人们把很多事情都归结于战争，再没有什么神秘的事能让我震撼了。
我们的房主雅迈夫人是一个寡妇，她做缝纫赚钱，生活得不错。她照顾了我十来天，直到我父亲回来，我当时没有马上认出父亲来。他还穿着军装，但是与之前走时穿的那套不一样；他的胡须散发出一股酸腐的酒气；他的眼睛闪耀着，好像得了伤风。
总之，我勉强认出他来了，我们只有他一张照片，是他和母亲结婚那一天拍的，就贴在碗橱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俩都长着歪脸。索菲会不会在我们的结婚照上觉得我和她妈妈的脸也是歪的呢？
我知道他在索沃赫先生那里工作，索沃赫先生是种子化肥商，他的办公室和仓库在码头上占据了很好的位置，那里有一条私人道路跟货站直接相连。
我母亲曾在街上把索沃赫先生指给我看，那是一个小个子男人，肥胖，脸色苍白。他大概有六十岁，他走路慢吞吞，小心翼翼的，好像非常害怕被什么东西撞到。
“他有心脏病。他可能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死掉。他上一次发作时，有人及时救了他，后来他好像叫了巴黎一个大专家过来给他看病。”
当时我还是个小孩，我用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看，看他会不会在我眼前发作。我不知道索沃赫面临我们面临的这种威胁时，是不是能够像大家一样来回走动着，脸上还没有悲伤的神情。
“你的父亲是他的得力帮手。他从十六岁就开始在他家负责采购，现在，他有一份签了字的协议。”
什么协议？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真的是一个代理人，他的职位真的如我母亲认为的那么重要。
他重操旧业，我们慢慢习惯两个人的生活，我母亲再也没出现，他们的结婚照一直挂在碗橱上。
我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父亲的脾气为何一天一个样，甚至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都不一样。他有时候很温柔、多愁善感，把我放到膝盖上，这让我有点难为情。他满眼噙泪地对我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我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在他的生命中，除了儿子，其他任何人都不算什么……
几个小时之后，他似乎很惊讶地发现我在他家，他像对一个仆人一样对我发号施令，大声责骂我，尖叫着说我比我母亲也好不到哪儿去。
最后我终于听说他喝酒了，更确切地说是他开始喝酒了，从战场上回来后找不到妻子，借酒消愁。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是这样。后来我开始思考。我还记得他回来的那一天眼睛闪闪发亮、动作一颤一颤的，还有他身上散发的酒气，他马上去杂货店找酒的情景。
他和朋友们聊起战争时，我听到了只言片语，并觉得很惊讶，我怀疑他在前线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我不怨恨他。我也从来没有怨恨过他，甚至他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身边还有个从街上带回来的一个矮胖女人，并把我锁在房间里，同时对我大骂脏话时我都没有怨恨过他。
我不喜欢雅迈夫人哄着我，把我当作一个受害者对待。我躲着她。我习惯在放学之后自己去买东西、做饭和洗碗。
一天晚上，两个路人把我父亲送了回来，他们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他，他当时一动不动。我想去找医生，但是他们觉得没什么用，他们说我父亲醒酒后就好了。我和他们一起帮父亲脱了衣服。
索沃赫先生因为可怜他才把他留下来，我知道。他好几次用脏话辱骂索沃赫先生，但到了第二天他又哭着请求原谅。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有过童年生活。我十四岁时，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到萨瓦大区圣热尔韦一座山上的疗养院。
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不能活着回来。这个想法并不让我悲伤，我开始明白索沃赫先生的那份从容。
不管怎么样，我从来都不像其他人一样。在学校，糟糕的视力使我什么游戏都不能玩。此外我还得了一种被认为具有遗传性的疾病，一种几乎令人羞耻的疾病。有哪个女人会愿意嫁给我呢？
我在山上的疗养院里度过了四年时光，跟现在在火车上的感受有点类似。我想说的是，过去和未来，在河谷，在远处的城市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不重要。
他们宣布我痊愈并把我送回菲迈时，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发现父亲跟我离开时差不多，只是面容更加颓唐，眼神更加悲伤和胆怯。
他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反应。我知道他感到很羞愧，他其实并不希望我回来。
我最好从事一种经常坐着的工作。我去了蓬硕家当学徒，他在城里经营一家很大的钢琴、唱片和收音机店。
我在山上的疗养院中养成了每天读两本书的习惯，并且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每个月，后来是每三个月，我都会去梅齐埃拜访一位专家，我对他说的那些话表示很怀疑。
一九二六年我回到菲迈。我父亲一九三四年死于脑栓塞，而那时索沃赫先生还好好的。我那时刚认识让娜，她在肖布莱的一家手套商店做营业员，离我工作的地方相隔两家店。
我二十六岁，她二十二岁。我们一起在夕阳下的街道上散步。我牵着她的手去电影院，接着我获许在星期天下午带她去乡下玩。
我几乎不敢相信。对于我而言，她不仅仅是个女人，更是一种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的象征。
我肯定，就是在瑟穆瓦河谷游玩的那一次——在那之前我已经请示过她父亲了——就是在那儿游玩期间，我确信她可能会接受我，会愿意嫁给我，愿意与我一起建立家庭。
我感激涕零。我高兴地跪在她脚下。我之所以说得这么详细，是为了强调让娜对于我的重要性。
然而，在这个牲口车厢里，我没有想她。她怀着七个半月的身孕，这场旅行对她尤其艰难。我在想其他事情。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把我们放到第二条线上，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比我们刚刚逃离的地方更加危险。
我们停了下来，停在乡下一条已经被切断的村级道路的平交道口旁，我听见有人说：
“为了让军队通过，他们清理了道路，让军队畅通无阻。那边应该需要援军。”
火车不动了。我们什么也听不到，突然传来鸟的歌声和泉水的淙淙声。一个人跳到旁边的斜坡上，又有一人跳上去。
“喂，老大，我们还有很久才能到吗？”
“一到两个小时。但我们得先在这里过夜。”
“火车没得到通知不能出发吗？”
“火车头回到蒙泰梅去了，另一辆火车头会从那边开过来。”
我敢肯定确实有人把火车头从钩子上取下来了，我看着火车头孤零零地在森林和牧草中远去，跳到地上，首先跑到泉水处喝水。我像孩提时代那样用手掌去接水喝。水和我童年记忆中的味道一样，但多了青草和我身体的味道。
每个车厢都有人下来。人们刚开始犹豫，随即更加从容。我重新登上列车，努力朝里面寻找。
“爸爸！”
我女儿挥舞着手朝我喊。
“你妈妈呢？”
“在这儿。”
两个年纪相仿的女人挡住了我的视线，无论如何都挡在那儿，她们以责怪的表情看着我激动的女儿。
“爸爸，打开车门。我打不开。妈妈想跟你说话。”
车厢是老式的。我终于打开车门，发现两排坐八个人，一动不动，他们就像坐在牙科医生候诊室一样愁眉苦脸。只有我妻子和女儿没到六十岁，我觉得对面角落的一个老人肯定有九十岁了。
“马赛，你还好吗？”
“你呢？”
“挺好的。我还在想你怎么吃东西。幸好车停了，吃的都在我们这儿呢。”
她被卡在邻居的熊腰虎背之间，勉强能移动一下，艰难地给我递来一条长棍面包和一整个长圆形大面包。
“那你们俩呢？”
“我们受不了大蒜味，你知道的。”
“面包里有大蒜吗？”
我早上在杂货店时没有注意到这点。
“你坐得舒服吗？”
“还可以。”
“你能不能给我去找点水来？出发之前他们给了我一瓶水，但是这里这么热，我们已经把水喝完了。”
她把水瓶给了我，我跑到泉水处把瓶子装满。我跪下来洗脸时，发现那个从比利时火车上过来的女孩。
“您是在哪里找到瓶子的？”她问我。
她的外国口音听上去既不像比利时人也不像德国人。
“别人给我妻子的。”
她不再问，用手帕擦着身子，我朝头等车厢走去。在路上我的脚碰到一个空酒瓶，于是我折回去捡起来，如获至宝一样。我妻子误解我了。
“你喝啤酒了？”
“没有。只是用来装水。”
这真的很神奇。我们像陌生人一样交谈。更确切地说，像很久没见、并且不知道说什么的远房亲戚。是不是因为有一些老妇人在旁边？
“爸爸，我可以下去吗？”
“你想下去的话就下吧。”
我妻子担心起来。
“如果车子开了怎么办？”
“现在没有火车头。”
“我们得待在这里了？”
这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我们吓了一跳。一位老妇像听到响雷一样闭上眼睛画十字。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没看到飞机吗？”
我朝天空望去，天空和早上一样蓝，两朵金色的云慢悠悠地漂浮着。
“马赛，不要让她走远。”
“我会看着她的。”
我牵着索菲的手，沿着铁轨寻找瓶子，我幸运地又找到一个，比第一个还大。
“你想拿来做什么？”
我有点撒谎了。
“装食物。”
我又找到了第三个，这个瓶子里还装了点酒。我想至少给一个给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
我远远地看到她站在我们车厢前面，她沾满灰尘的黑缎子裙，她的身姿，她那所有旁边的人看了会觉得奇怪的凌乱头发。她在专心地活动着双腿，我注意到她的鞋跟很高很尖。
“你妈妈没有觉得不舒服吧？”
“没有。有个女人一直说话，她说火车会被炸掉。是真的吗？”
“她什么也不知道。”
“你觉得火车不会被炸掉吗？”
“我确定不会。”
“我们在哪儿睡觉？”
“火车上。”
“那里没有床。”
我去洗三个瓶子，将它们冲洗了很多次，尽量冲掉啤酒和葡萄酒的气味，然后我将瓶子装满清水。
我返回我的车厢，索菲一直跟在身边，我拿了一瓶水给那个年轻女人。
她惊讶地看着我，看着我女儿，点头表示感谢，爬上车厢把瓶子放好。
除了道口看守员的房子，在这里只能看到一座房子。稍远处的小山丘上有一个很小的农场，一个围着蓝色围裙的女人正在喂养家禽，好像战争根本不存在。
“你坐在这儿吗？在地板上？”
“我坐在箱子上。”
朱莉被一个面色红润、长着灰色浓密头发的男人吸引住了，那男人暧昧地看着她，他们时不时发出笑声，那种笑声就像城郊设有露天舞场的小咖啡馆的凉亭里发出来的。男人手上拿着一瓶红葡萄酒，让他的女伴用嘴对着瓶口喝。她的衬衫上留下紫色的污迹，她每爆出一声大笑，巨乳都会跳动个不停。
“我们去找你妈妈。”
“现在就去啊？”
我们这群人形成了更细的分支。一个分支是客车的人，另外一个分支是我们，牲口车厢和货车上的人。让娜和我女儿属于前者，我属于第二种，我不自觉地急着让索菲离开。
“你没有吃东西吗？”
我在道砟上打开的车门前已经吃了东西。我们不能说重要的事情，因为两边各坐了一排面孔僵硬的人。他们的目光从我妻子、我和女儿身上来回扫着。
“你认为我们能很快重新出发吗？”
“他们应该会让军队的火车先走。一旦铁轨空出来，就轮到我们了。看！火车头来了。”
我们听到了，也看到了。火车头一阵阵白烟，孤独地沿着河谷铁路的弯道驶来。
“快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我好害怕你赶不上车。”
终于可以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亲了亲索菲，但不敢在大家面前亲让娜。一个刻薄的声音朝我吼道：
“您应该把门关上！”
几乎夏天的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和让娜，或者和让娜还有女儿一起去乡下欣赏风光，我们经常在草地上吃午餐。
我今天重新找到的不是乡下的气味和味道，而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气味和味道。
很多年以来，星期天我都是坐在一块空地上，和索菲玩游戏。我采花为她编织花环，但是这一切都是平淡的。
为什么在今天，世界又重新有了滋味呢？马蜂发出的轻轻的嗡嗡声，让我想起从前我屏住呼吸观察一只绕着我的面包片打转的蜜蜂的情景。
我感觉车厢里的那些面孔更加熟悉了。而且我们产生了一种默契，比如观察到朱莉和马商的伎俩之后，我们会互相眨眨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马商这个词。这个词没有什么重要含义，也不是一个确切的职业。他看上去像马商，我在心里就是这么看他的。
这对男女互相搂着腰站着，男人的肉手在揉捏着朱莉的胸部。火车突然跳动几下，然后开始行驶。
穿黑裙子的女人一直紧贴在最里面的隔板那儿，她离我两米远，没有可以坐的地方。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她本可以坐在地板上。有个角落里坐了四个人，他们在打牌，仿佛是坐在旅馆的桌子旁。
我们最终到了蒙泰梅，随后我看到了莱维泽水闸，十来艘配有发动机的驳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颤动。船员们不需要火车，但是水闸挡住了他们，我猜他们一定非常焦急。
天空变成玫瑰红色。三架飞机低空飞过，上面有令人放心的三色国旗标志。飞机飞得如此低，我们能看到一个飞行员的脸。我肯定他们在用手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到梅齐埃时夕阳已经西下，我们的火车没有进站而是停在一片废弃的铁轨上。一个我没看清军衔的军人沿着火车走过，一边喊道：
“注意！所有人都不能下车！绝对禁止下车。”
火车外没有站台，一小会儿之后，安装在炮床上的大炮全速从我们身边飞快地过去。它们刚消失警报器就响了起来，这时和刚刚一样的声音命令大家：
“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下火车有危险。每个人……”
我们听到一些设备的隆隆声。城里变成黑漆漆的一片，火车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旅客可能都冲下了地道。
我不觉得害怕。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盯着对面的那些脸庞，听着越来越响随后似乎远去的发动机的声音。
周围陷入一片死寂，我们的火车还在那儿，就像被遗弃在一片复杂铁轨区的中央，只有几节空车厢在移动着。我在其中看到了一节酒桶车厢，上面用黄色大字写着蒙彼利埃一个葡萄酒批发商的名字。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就这样被搁置在那儿，大家默默地等待警报结束，警报在半小时之后才结束。警报期间，马商的手一开始离开了胸部，但朱莉重新把他的手放上去，态度坚决，随后男人的嘴唇贴上女人的嘴唇。
一个农民低声骂道：
“在小姑娘面前这样也不觉得害臊！”
嘴上沾着口红的马商反驳道：
“小姑娘总有一天要学习这件事！你那么大的时候应该已经会了吧？”
我不习惯这种粗俗和下流。我想起母亲朝那些跟在她身后笑着的年轻人吐出的成篇脏话。我用眼睛寻找棕色头发女孩。她的眼睛盯着其他地方，就像没注意到也没感觉到我的关注。
我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喝醉过，我不喝啤酒也不喝葡萄酒。但我觉得夜幕降临时自己好像处在喝多了的状态。
可能是因为下午在河谷山泉处晒了太阳，我的眼皮发痒发烫，我感觉脸通红、四肢麻木、脑袋一片空白。
一个人擦亮火柴看手表，低声宣布时间，我吓了一跳：
“十点半……”
时间似乎既快又慢。说实话，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
有一些人睡着了，还有些人在低声说话。我坐在黑色箱子上，头靠着隔板，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火车静止不动，被黑暗和寂静包围。我感觉到附近有一阵规律的动作。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是朱莉和同伴在做爱。
我对此并不是很反感，可能因为我的病，我总是非常腼腆。我就像听音乐一样听他们的节奏。我承认我的脑子里渐渐形成清晰的画面，一种激情蔓延至我的全身。
我重新入睡时，朱莉低声细语，可能是对另一个男人说的：
“不要！现在不要。”
很久之后，大概接近半夜时，一阵碰撞把我们惊醒，好像我们的火车又开动了。有些人沿着铁轨来回走动，一边说着话。有人说：
“这是唯一的办法。”
另外一个人说：
“我只会听警卫指挥官的命令。”
他们边说边走远了，火车开始运行，几分钟后又停下来。
我不再关心那些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已经离开了菲迈，我们无法回去，我对任何事都无所谓了。
这时响起几声汽笛声，车厢碰撞的声音，蒸汽喷射的声音，突然停车的声音。
我对那晚在梅齐埃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除了荷兰和比利时正被侵略，成千上万的士兵将奔赴战场，天空到处都是飞机，防空警报随时响起。
我们听到远处传来连续的爆炸声，铁轨旁的公路上驶过一列长长的卡车。
我们的车厢里伸手不见五指，呼噜声听来有一种奇异的亲切感。有时，一个极度疲劳的人被噩梦所折磨，无意识地发出呻吟。
我最终睁开眼睛时，我们的火车开动了，一半的同伴都醒了。天亮了，乳白色的光线照亮我不认识的乡村，山丘上长着树，开阔的空地上有农场。
朱莉睡着了，嘴巴半张着，上衣的搭扣解开了。穿着黑色裙子的年轻女人靠坐在隔板上，一缕头发垂在脸颊上。我在想她是不是整夜都是这个姿势，她这样能否睡着。她的目光和我的相遇了，她朝我微笑，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水瓶。
“我们到哪儿了？”我身边的一个同伴醒了之后问我。
“我不知道，”门前的那个人答道，他的两条腿悬垂在半空中，“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叫拉弗朗赦维勒的火车站。”
我们又经过另一个火车站，还是那么荒无人烟，但繁花盛开。我在蓝色和白色的牌子上看到几个字：布勒泽库赫。
火车在平淡的风景中的一个弯道上启动，悬着腿的男人从嘴里抽出烟斗，滑稽地大声喊道：
“他妈的！”
“怎么了？”
“一些卑鄙小人把火车缩短了！”
“你说什么？”
大家往前挤过去，男人用两只手挡住，抗议道：
“你们不要推！你们要把我挤到铁轨上去了。你们好好看看，我们车厢前面只有五节车厢了，不是吗？他们对其他车厢做了什么？现在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妈的！真他妈的混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