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我黎明时分就醒了，那时接近早上五点半。已经有一些人（主要是农民）坐起来了，低头看着车厢地板。为了不吵醒其他人，他们只用眼神和我打了招呼。
昨晚我们把拉门关上了，但此刻我们仍能呼吸到日出之前的新鲜空气。我担心安娜会着凉，把上衣盖在她的肩膀和胸前。
我还没有真正看过她。我可以趁她睡觉好好观察她，事情的进展让我有些慌乱。我没有经验。直到现在，我只看过妻子和女儿睡觉，我很了解她们清晨时是什么样子。
让娜还没有怀孕时就有些胖，她在天蒙蒙亮时比白天看起来更年轻。她脸上的轮廓就像小孩子一样，她也像小女孩那样噘着嘴，差不多和索菲一样天真、满足。
安娜比我妻子年轻。我猜她大概二十二岁，最多二十三岁。但是今天早上我发现，她的脸透露出比实际年龄更成熟的样子。我靠得更近一些，发现她是其他民族的。
我不知道她来自哪个国家，但她的生活、思想和认知方式和我不同，和菲迈人以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同。
她睡觉时并未放松，而是以一种防御之态躺着。她前额中间凹陷了一块，有时她的嘴角会微微颤抖一下，好像正在经历痛苦或是看到了令她不快的画面。
她的皮肤也不像让娜。她的皮肤更紧致，肌肉能像猫那样瞬间绷紧。
我不知道我们到哪儿了。牧场旁边有一些白杨树，草地还是绿的。和其他地方一样，路上的广告牌络绎不绝。我们经过一条几乎荒废的马路，这里没有什么能让人想到战争。
我的水瓶里面还有水，手提箱里有毛巾和剃须刀。我刮了胡子。昨天我就觉得羞愧，红棕色的胡须有半厘米长，盖住了脸颊和下巴。
我刮完后发现安娜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醒了多久。
她应该和我刚才一样，也在仔细观察我。我一边擦脸一边对她笑，她也对我微笑。我觉得她的微笑不自然，她好像在想事情。
我一直看着她额头上的皱纹。她用肘部撑着站起来时发现身上盖着我的上衣。
“你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不是她首先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对她称您还是你。我之前一直在斟酌。她让这个问题变得简单了。
“太阳升起来之前，天还挺冷的。”
她和让娜的反应不一样。让娜会连声道谢，觉得必须表现出很受感动的样子。
安娜只是问我：
“你睡觉了吗？”
“睡了。”
她的声音很轻，因为还有人在睡觉，但她不认为这样有用。她和我刚才一样，用眼神和那些已经醒了并盯着我们看的人打招呼。
我在想，是不是从昨天她溜进我们车厢时我就被她打动了。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她不参与大家的活动，她独立于其他人之外。
经过昨天到昨晚发生的一切之后，说这些话似乎有点荒谬。然而我就是这样想的。她沿着铁轨跟着我走而我却没有叫她。我给了她一个空酒瓶，没有管她要什么东西作为交换。我没有和她说话。我没有向她提任何问题。
她接受了我行李箱上的空位，没有说谢谢，和现在看到我的衣服后一样。我们俩的身体靠在一起时，她露出肚子，引导我。
“你不渴吗？”
第二个瓶子里还有些水，我把水倒在一个露营用平底大口杯里。这个杯子是我妻子放进行李箱的。
“几点钟了？”
“六点十分。”
“我们到哪儿了？”
“我不知道。”
她把手指放到头发上，总是若有所思地问我一些小问题。
“你很镇定，”最后她总结道，“你一直都很镇定。你并不害怕生活。你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们不能安静下来吗，你们俩？”胖朱莉埋怨道。
我们微微一笑，我们坐在箱子上看着窗外变幻的风景。我抓着她的手。她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她有点惊讶，特别是当我把她的手放在嘴上给她指尖一个吻时。
很久之后，一个村庄里传来的弥撒结束曲让我想起今天是星期天，想起两天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家里想着要不要出发。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我回想起自己给鸡喂玉米，正在这时泡咖啡的水开了。我想起马特雷先生的头出现在墙头上，我的妻子在窗户里，脸庞既浮肿又疲惫，随后我女儿忧心忡忡的声音响起。
我想起收音机里那段找不到上校的滑稽对话，现在我自己也处在混乱之中，我能理解那段对话了。
我们再一次缓慢行驶着。一段弯曲的铁轨使我们几乎绕了整个村子一圈，村子坐落在一个小山上。
这里的教堂，房子的形状与颜色跟我们家那里不一样，但是教堂前广场上的基督教徒正在举行同样的仪式。
穿黑衣服的男人年纪都很大了，因为年轻的都在前线的战壕里，时刻准备冲锋陷阵，但我猜他们一定急不可耐地想冲进旅馆里去。
老妇人急匆匆地擦着墙角，一个接一个来回走着，穿着浅色裙子的少女和少年在等待着。少女和少年一拿起弥撒书，小孩子们马上跑开了。
安娜一直在观察我，我在想她是否知道星期天弥撒。索菲出生前，让娜和我参加十点钟的大弥撒。我们参加完弥撒后在城里玩一圈，跟认识的人打招呼，最后到她的姐妹家吃糕点。
我每次都主动要求付钱，但他们会给我打八折。通常蛋糕还是温热的，我在路上就闻到了甜味。
索菲出生后，让娜习惯七点钟去参加弥撒，我在家带索菲。索菲学会走路之后，我带着她去参加十点钟的弥撒，而我妻子在家准备中餐。
今天早上菲迈有没有大弥撒呢？还剩多少基督徒？德国人还没有轰炸并占领那个城市吗？
“你在想什么？想你妻子？”
“不是。”
确实不是。让娜只是偶然出现在我的思想里。我还想起老马特雷先生以及小学教师的卷发女儿。他们的汽车有没有在马路上嘈杂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呢？勒韦塞先生有没有去找我们的母鸡和可怜的内斯托尔呢？
我并不激动。我很平静地问自己这些问题，几乎只是出于好玩。现在一切都有可能，例如菲迈可能已经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人都被射杀。
但这一切我都可以接受，就像机修师在火车头的驾驶舱里死了，甚至还有，我竟然会在四十几个人中间和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年轻女人做爱，前一天我还不认识这个女人。
越来越多的人坐下来，他们眼神茫然。有些人从包裹里拿出一些吃的出来。我们快到一个城市了。我在牌子上看到一些我不熟悉的名字。然后我看到我们在奥塞尔，但我不记得这个地方是在法国的哪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巴黎。实际上我们避开了巴黎，昨晚我们经过的是特鲁瓦。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天棚下，这个火车站与我们之前经过的任何一个火车站都不一样。
这里才是真正的星期天早上，战前的星期天。没有接待服务，没有护士，没有戴袖章的年轻女孩。
总共只有二十来个人坐在站台绿色的长凳上等车，阳光透过肮脏的窗玻璃漏进来，照出灰尘，塑造出一种不太真实的寂静。
“站长，您说我们会待很久吗？”
那个职员盯着火车头看，然后又盯着时钟看，然后回答道：“我不知道。”我想他何必左看看右看看呢！
“我们有时间去餐厅吗？”
“您肯定要待一个小时。”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他耸了耸肩走远了，暗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我们竟然没有因为无人接待而生气——我故意说成“我们”——没有因为突然发现要依靠自己而恼火。有人用很平常的腔调说：
“那么，我们没有食物供给了？”
好像那是一项权利。
因为我们身处文明国度，我对安娜说：
“您来吗？”
“去哪儿？”
“吃点东西。”
我们觉得吃什么都行。我们刚走到站台上，突然发现可以从头到尾观察我们的火车，并很失望地发现这不再是原来那列火车。
火车头换掉了，煤水车后面有十四节比利时车厢，一些客运车厢。从表面上看，这列火车和普通火车一样干净。
只剩三节牲口车厢和货物车厢。
“那些坏蛋竟然把我们分开了！”
第一个从前门的小门下来的人是一个高大强健的神甫，他用一种很有威信的神情朝火车站站长走去。
他们在争论。站长好像同意了，神甫随后对那些还在车厢里的人说话，帮助一位戴着白色修女帽的善良修女登上站台。
一共有四个修女，其中两个非常年轻，长着娃娃脸。修女们让四十来个穿着同样整套灰色羊毛西装的老人像小学生一样下车，排成行。
这帮人来自一个撤离的收容所。我们后来才得知，他们在我们睡觉时把我们挂在了来自勒芬的火车上。
那些男人都很老，差不多都是残疾人。脸上长着浓密的胡须，好像古画里的人物。
奇怪的是，我们在他们眼中看到的都是温顺和冷漠。他们顺从地让人带到二等车厢的餐厅。他们好像仍在收容所的食堂一样任人摆布。神甫对管理人员低声说着什么。
安娜再一次地盯着我看。难道是因为神甫和修女们？她认为我对这个世界很熟悉，或者那些排着队的老人让她想起监狱和她受过的惩戒？我不知道她受的是什么惩戒。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互相看了一会儿，随即恢复平淡的表情。
列日防御工事已落入德国人之手
我在报刊亭的报纸上读到这个标题，还有小字写的：
伞兵进攻阿尔贝运河
“您想吃点什么？您喜欢吃羊角面包吗？”
她点头表示是的。
“喝点牛奶咖啡？”
“黑咖啡。如果我们有时间，我更想先去洗把脸。我想借用一下您的梳子，您不介意吧？”
我们已经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其他所有座位都坐满了，我不敢站起来跟着她走。她穿过玻璃门时，我感觉我的胸膛缩紧了，因为我想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透过窗户发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些出租车停在那儿，有一家旅馆，一个漆成蓝色的小酒吧，侍应生在露台上擦着独角小圆桌。
什么也阻止不了安娜离开。
“你有你妻子和女儿的消息吗？”
费尔南·勒鲁瓦站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瓶啤酒，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已经醉了。我回答说没有，并且尽量不让自己脸红，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知道了安娜和我之间的事情。
我从来都不喜欢勒鲁瓦。他是骑兵部队军士长的儿子，他在学校时跟我们说：
“在骑兵部队，军士长比中尉重要得多，相当于其他部队里的上尉。”
他想着法子让别人代替他受惩罚，老师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如此，他居然还在老师们背后做鬼脸。
我后来知道他两次都没有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在电影院当收款员。他进了阿歇特书店，两三年后和一个富有的承包商的女儿结婚了。
他是为了钱才和她结婚的吗？这与我无关。我反过来问他，并没有其他意思：
“你妻子没有和你一起吗？”
“我以为你知道。我们正准备离婚。”
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已经去找安娜了。时间似乎过去了很久。我的手被汗浸湿了。我开始被一种我不明所以的焦虑折磨，这种焦急类似或者可以说比之前那种胸口紧缩的感觉更强烈。星期五在菲迈火车站时，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出发时也感受到了这种焦虑。
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我点了两个人的咖啡和羊角面包，这时勒鲁瓦又露出他那令人讨厌的微笑。我觉得这些人用一个眼神就能使所有东西都变得肮脏。我等着安娜，发自内心地厌恶勒鲁瓦。
他看到安娜推开门时，对我说：“不打扰你们两个了。”然后他往酒吧方向走去了。
啊！对，两个人。我们又变成了两个人。我的目光可能泄露出了喜悦之情，因为安娜刚坐到我对面就低声说：
“你在担心我不回来吗？”
“是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突然感觉心慌意乱，差点就去站台上追你了。”
“我没有钱。”
“如果你有呢？”
“那我也不会走。”
她没有表明是不是因为我，只是问我要了一枚硬币去上厕所。
老人们就像在收容所一样安静地吃着饭。他们把桌子靠到一起。神甫坐在一端，年纪最大的那个修女坐在另一端。那是上午十点半。可能为了把早餐和中餐合二为一，或者因为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给每个老人上了奶酪和水煮蛋。
有些老人已经没有牙齿了，他们用牙龈咀嚼着。其中一个口水流得四处都是，一个修女在他脖子周围围上一块餐巾纸，修女的动作很小心翼翼。很多老人眼睛周围是红的，手上的静脉血管凸了出来。
“你不去梳洗一下吗？”
我不仅去了，而且还把行李箱里的内衣拿上准备换洗。我车厢里的同伴在盥洗室里光着上半身洗澡，刮胡子，梳理湿漉漉的头发。一条没有底边的毛巾挂在滚筒上，颜色黑黑的，闻起来有一股狗的气味。
“你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人睡过她吗？”
我的呼吸像被切断了一样，胸口就像插了一根棍子，我知道自己嫉妒了。
“三个，再加上一个胖子！我数着，因为我那时还没有睡。只是，我的老兄，他们应该像在她的小酒馆那样支付她二十法郎啊。你不是去过她的小酒馆吗？”
“我和姐夫去过一次。”
“你姐夫是谁？”
“你结婚和办小孩出生证明时你会见到他。他是身份登记处的职员。”
“他在火车上吗？”
“他们没有权利离开。有人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亲眼看到一个便衣警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走了。”
我为什么会害怕呢？更荒谬的是我惊醒了好几次，安娜几乎在我臂弯里睡着了。
我还得知，晚上在盥洗室，在我们对面的角落，还有其他人在约会。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大概五十多岁了。我们甚至猜测老朱尔在其他人去过之后，也去那儿碰碰运气，而她应该没拒绝他。
没有一个人到安娜这儿来碰运气，这不是很奇怪吗？人们只看到她一个人上来，知道她没有人陪，知道我们的相遇是偶然的。这些男人不会认为我有专属特权。
然而他们只是远远地观察着。更令我吃惊的是，没有人跟她说话。难道他们都认为她跟其他人不是一个民族的？他们不相信她？
我又找到了她。火车站站长两次过来和神甫交谈。所以，那些老人还在吃饭时，我们确实是在冒着亲眼看着火车离开的危险。
“站长，您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叼着烟斗的男人出现，他的胡子刚被刮掉了，口袋里塞满他之前储备的一包包烟丝。
“我收到的命令就是把你们经由克拉姆西送到布尔日，但情况随时可能变化。”
“然后呢？”
“在布尔日，他们再作安排。”
“我们有权利在想下的地方下车吗？”
“你们想下火车？”
“我不想。可能有人想这么尝试。”
“我不知道怎么阻止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阻止他们。”
“在那里，他们不让我们离开车厢。”
站长挠了挠脑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这取决于你们是撤离还是逃难。”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是否动用了军队让你们分批离开？”
“没有。”
“那么你们就是逃难。你们付了车票钱吗？”
“窗口没有人。”
“原则上……”
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复杂了。他做了一个支吾搪塞的手势之后，冲向三号站台，广播说那里来了一列火车，一列真正的火车，上面是平常的旅客，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去哪儿，他们付了车票钱。
“您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我用手势表示听到了。
“我要是知道妻子和孩子在哪里就好了！在那里，他们会把你们当作战士或是战俘：不能走下站台，吃着分发的果汁和三明治，女人在前面，男人在后面，简直就像畜栏里的牲口！他们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火车分为两截，用机枪扫射你们，让你们分离，总之，你们不再是人类了。”
“现在在这里，你们突然完全自由了。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如果你们心里这么想，那你们就见鬼去吧……”
或许第二天或是当天晚上，奥塞尔火车站会不一样。我最好的回忆便是我和安娜在外面散步，因为他们给我们留了时间。在一个真正的广场上，在一条真正的马路上，在一些并不担心飞机会来轰炸的人中间，感觉很美好。
我们看到人群从做弥撒的地方渐渐散去，我们走进一家漆成蓝色的小咖啡馆，我喝了一杯汽水，安娜偷偷看了我一眼之后点了一杯意大利开胃酒。
这是我从出发以来第一次看到火车站的外面，看见火车站的大钟和月台的毛玻璃挑棚，大厅之内的阴暗与广场上的阳光、报刊亭四周花花绿绿的报纸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来自哪儿，你们俩？”
“菲迈。”
“我觉得这是一列比利时火车。”
“有比利时车厢，也有法国车厢。”
“昨天晚上，有一列载着荷兰人的火车经过。好像要把他们带到图卢兹去。你们去哪儿？”
“我们不知道。”
侍应生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我后来才明白他眼神的意思。
“怎么，您不知道吗？你们就这样任凭他们带着你们去碰运气？”
有些城市已经进入战争状态，有些还没有。因此我们沿着铁轨看到了安静的村庄，每个人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但也有些乡镇被各式各样的火车占满了。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前线附近。而且肯定有不止一个前线。
例如在布尔日，下午三四点时，我们发现一个北方那样的接待站，站台上挤满等待的家庭，他们站在行李箱和包裹中间。
那些是比利时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我们前面到达的。他们应该走了另一条线路，没有我们这条那么拥挤。但是他们应该在边境经历了比我们更严重的袭击。
有好几架飞机朝他们扫射。所有人，男人、女人、小孩都下车睡在坑里。德国人又两次卷土重来把火车炸得瘫痪，死伤十几人。
他们禁止我们下火车，因为怕我们走乱了。站台上的人给我们带来吃的和喝的，我们和他们攀谈起来。
我在奥塞尔买了两份套餐。但我们还是把放在一边的三明治带走，因为我们更谨慎了。
站台上的比利时人闷闷不乐，并且很粗鲁。他们在到达火车站之前在碎石块、枕木上走了两个小时，他们扛着能扛得动的东西，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行李。
像之前一样，叼烟斗的男人消息更灵通，首先因为他靠近门边这个战略位置，其次是因为他敢问。
“你看到那边那位穿着蓝点花裙子的金发女人了吗？她把她死去的孩子一直背到火车站……好像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过去看他们，她是一名佃农，她把孩子给了市长，让市长把小孩安葬。”
她心不在焉地吃着东西，眼神空洞，坐在一个绑了绳子的行李箱上。
“一辆火车去接他们，把死伤人员拉到一个更重要的火车站去，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们让他们在这里下来是因为需要他们的车厢，他们从早上八点钟就一直在这里等了。”
那些人羡慕地看着我们，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位充满活力的漂亮护士把一只奶瓶递给一个婴儿，她那上过浆的制服上没有任何污点。婴儿的妈妈正在包裹里找换用的尿布。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火车过来。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走，最终他们会被带去何方。我也不知道我妻子和女儿在哪儿。
我尝试着去打听，去问那个貌似管理服务站的人，她镇定地回答我：
“不要担心。一切都已经预先考虑到了。到时候会有一个名单。”
“他们会把那些名单放在哪里？”
“在你们的集合中心。你们是比利时人吗？”
“不。我们来自菲迈。”
“你们怎么会在一列比利时火车上？”
我已经十次，甚至二十次听到别人这么说了。他们差一点点就要对我们的存在表示不满。我们这三节倒霉的车厢，由于一个老天爷都不知道的错误，没有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他们几乎认为我们应该对此负责。
“他们要把比利时人送到哪儿去？”
“一般来说，去吉伦特省和夏朗德省。”
“我们这列火车也去那儿？”
作为奥塞尔火车站的站长，她更愿意用一个模糊的手势来回答这个问题。
与大家可能认为的相反，我想到让娜和我女儿时，并没有太多担忧，可以说心情从容。
我得知火车被扫射、母亲被逼把死去的孩子丢在小火车站时，我的心脏缩紧了一会儿。
然后我对自己说那发生在北方，让娜的火车在我们前面，所以她们已经在我们之前就穿过了危险区。
我爱我的妻子。她完全就是我渴望中的那种女人，她满足了我对另一半的所有期待。我对她没有任何责怪。我没有去找她，所以我痛恨勒鲁瓦那暧昧的微笑。
让娜和现在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和十点钟的弥撒、她姐姐的糕点铺、我修理作坊贴了标签的收音机都无关。
谈到菲迈那几节车厢里的人时，我还是用“我们”，因为在某些问题上，我知道我们的反应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说我，尽管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过去和现在已经产生裂缝。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不再存在，我也并未背叛家庭，不再爱家人了。
只是我现在的一些价值观和以前的价值观完全不同。
我可以说我同时具有两面，目前呈现的是这新的一面。我现在生活在发出牲口气味的车厢里，认识了许多张以前不认识的脸，认识了提着一篮篮三明治、戴着袖章的小姐。
我确信安娜能理解我。她不再尝试一边鼓励我一边对我说，我妻子和女儿没有任何危险，我很快会见到她们。
早上她说的一句话现在还回荡在我脑海里。
“你很镇定”。
她把我当作强大的人，我猜这就是她跟着我的原因。当时我对她的生活还一无所知，除了她暗示过的那慕尔监狱，我现在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很显然她没有亲戚，也没有坚强的后盾。
那么，她不是更强大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布卢瓦火车站也有接待站。安娜第一个下车跑过去问：
“有没有一列来自菲迈的火车从这里过去？”
“哪儿？菲迈？”
“阿登高原，靠比利时边境。”
“很多比利时人从这里过去了！”
马路上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比利时汽车排成两路，络绎不绝，到处都在塞车。也有一些法国汽车，但是很少，特别是在北方一些省份。
我没见过卢瓦尔河，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还看到两三座古城堡。我见过城堡的明信片，所以对它们倒挺熟悉。
“你来过吗？”我问安娜。
她在回答之前犹豫了一下，一边抓紧我的指尖。难道她以为她的回答可能会让我不舒服，她认为我可能更希望她没来过？
这是荒谬的。但是一切不都是荒谬的吗，我不是已经拥抱荒谬了吗？
马商睡着了。胖朱莉喝太多，她用两只手捂着胸口，用那种等着随时呕吐的神情看着门。
稻草上到处都是酒瓶和食物，那个十五岁的少年不知在哪里捡来两条军用毯子。
他们允许我们下车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在走下站台后确定能找到的角落。
我们的人数似乎比刚开始少一些，少了四五个，但我之前也没有数，所以不确定。小女孩被带到修女的车厢去了，她们这样做就好像我们是恶魔。
傍晚火车到图尔后，有人给我们提供大碗的汤、清炖肉和面包。天开始黑了。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回昨天晚上我们之间的那种亲密。我可能表现得太明显了，安娜有点同情地看着我。
根据最新消息，我们将会被带到南特，然后他们将决定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一个裹着被子的人叫道：
“朋友们，晚安！”
有人还在抽烟，我一动不动地等着，眼睛盯着交通信号灯，有时我会把它和星星搞混。
杰弗一直在睡觉。但是朱莉有一些悄悄的动作，有时她会弄出声响。
“不，孩子们！今天晚上我要睡觉。”有人说。
安娜在我耳边笑，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