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之学，官师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
《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学校不修，
《毛诗·子衿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民不说学，及其大人。
《左传》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故官师之学，分裂而为私家之学，其踪迹见于《庄子·天下篇》。
《庄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虽其所谓古者与后世者，未尝确指其时代。然观其下文，以古之道术与关尹、老聃、墨翟、禽滑釐相对而言。如曰：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
可见庄子之所谓古，必在春秋以前，而其所谓后者，即指老聃、墨翟等人。古时有圣有王，则学在百官。至春秋时，内圣外王之道不明，则道术分为百家，此非庄子崇拜古人太过，亦非假托古事以欺世人，其时之情事实是如此，由源及流，各有来历，不得不约略叙述也。惟历史事迹，视人之心理为衡。叹为道术分裂，则有退化之观；诩为百家竞兴，则有进化之象。故事实不异，而论断可以迥殊；正不必以春秋时始有专家之术，遂谓从前毫无学术可言。一若学有来历，便失其价值者，此则治史者所当知也。
庄子泛称百家，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
《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1]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分为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2]
并谓其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时。
《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观其所载诸家之书，上起邃古，下讫汉初，率以战国时之书为多，然古书多出依托。如：
农家《神农》二十篇，注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道家《黄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杂黄帝》五十八篇，注曰：“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曰：“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黄帝相。”小说家《黄帝说》四十篇，注曰：“迂诞依托。”
即西周之书，亦多后人附会者。如：
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大抵自春秋而私家之学始兴，至战国而大盛耳。
学术之分裂，非一时之事，始则由天子畿内分而之各国，继则由各国之学转而为私家。史书亦多纪其事者，如：
《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3]。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此学者由天子畿内分而之各国之证也。
《史记·儒林传》：“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此各国之学转而入私家之证也。当春秋之初，诸侯之国已各自为教。
《管子·大匡篇》：“卫国之教，危傅以利；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楚国之教，巧文以利。”
其风气之不同，殆由所传之学说不同之故。如鲁秉《周礼》，晋守唐叔所受法度之类[4]。既而一国之中，又各自为风气。有守其先代之学而不废者，
《国语·晋语》：“悼公使张老为卿，辞曰：‘臣不如魏绛。夫绛之智，能治大官……其学不废其先人之职。’”
有数典而忘其祖者。
《左传》昭公十二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5]。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官学日微，而私家之师弟则不分国界[6]，故国学变为师弟之家学焉。
官学衰而私家之学兴，其所藏之书，亦多散布于人间。如孔子修《春秋》，得百二十国宝书，
《公羊解诂》：“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墨子尝见百国春秋，
《史通·六家篇》《隋书·李德林传》并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
《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
其书疑皆官书之散在民间者。夫各国史记春秋，藏之史官，苟皆非从师讲授，载笔传写，不能得其书，则求之至难，无论一人不能遍历百国，即十四人亦不能环学于诸国。故吾意春秋时之书，有藏之于官，非亲至其国，求其人，不能读者。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
有散佚于外，好古之士，可以展转求乞者。至于官书变为私书，则无书者固不知学，而有书者转得博学详说，轶于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者，此圣哲之所以勃兴于春秋之末也。
《墨子·贵义篇》：“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
（按此文，则知春秋之季，民不说学，见载书者，即以为怪。而官师之书，既不全有，学者非自载书，无从得书，亦可推见。）
《说文序》称七国之时，“文字异形，言语异声”。按其端实自春秋时开之。如齐太宰归父盘[7]、齐侯甔、楚公钟、夜雨雷钟、楚曾侯钟、王子申盖[8]之类，其文多不类籀文；或取势奇伟，或结体整齐；而清刚瘦劲，渐开小篆之风，与周、鲁之文字浑朴圆和者殊科。
《楚公钟跋》（阮元）：“此钟与夜雨雷钟篆文相类，奇古雄深，与他国迥别，且俱在未称王之时，年代相去当不远也。”《夜雨雷钟跋》：“此钟文字雄奇，不类齐、鲁，可觇荆南霸气。”《王子申盖跋》：“此篆文工秀，结体较长，同于楚曾侯钟。曾侯钟，楚惠王器；子西历相昭王、惠王者，可直断为子西器也。”
此文字异形之证也。扬雄《方言》多载齐、秦、楚、晋、宋、卫、鲁、郑诸国不同之语，大抵沿自春秋之时。
如《方言三》：“南楚凡贫人衣被丑敝谓之须捷，或谓之褛裂，或谓之褴褛。《左传》曰：‘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殆谓此也。”
三《传》所载，亦多异言。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宣公四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
《穀梁传》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公羊传》隐公五年：“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9]桓公六年：“曷为谓之实来？慢之也。曷为慢之？化我也。”[10]
盖自行人之官不修，书名声音，渐不齐一，学术之分，亦由于此。孔子讲学，书必大篆，语必雅言。
《说文序》：“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11]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安国《注》：“雅言，正言也。”郑玄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
盖为各国学者所守不同，欲教之于一堂，不能不出以典雅，犹今之教者，必用通行之语言文字，不能用土语及别字也。《庄子》谓“邹鲁之士，能明《诗》《书》《礼》《乐》”，《史记》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
《史记·鲁世家》：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
盖他国之学者，传授歧异，不如洙、泗间读音之正，故后世儒家传授最广，是则儒家独盛之一因也。
周之教育，掌于乐官。周衰，王官失业，即周之学校教育不修之证。
《汉书·礼乐志》：“周衰，五官失业，《雅》《颂》相错。”
然鲁国犹有其官，至哀公时，乐官复分散。
《论语·微子》：“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按此文有二说。孔安国曰：“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乐人皆去。”是挚等皆鲁官；《汉书·古今人表》列挚等于殷末周初。颜师古注曰：“自师挚以下八人，皆纣时人，奔走分散而去。”则以挚等为殷官。刘宝楠《论语正义》从颜说，梁玉绳《人表考》则从孔说。）
学校教育之衰，殆又甚于春秋之初。故春秋时鲁有泮宫，郑有乡校，其风虽不及西周之盛，犹有官学之遗意。春秋以后，则官学泯绝矣。《史记》谓挚等之分散，在仲尼没后。
《史记·礼书》：“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世或谓八人尝以雅乐受业孔子。
《人表考》（梁玉绳）引吴仁杰云：“八人盖以雅乐受业于孔子。”
不知乐官掌官学与私学有别，《论语》志乐官之分散，正以明当时诸侯不重礼乐，亦不重教育。约计其时，当在春秋之末，不必定指为孔子弟子，且意其适齐、楚，入河、海，在孔子没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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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家，兼举阴阳、儒、墨、名、法、道。而名、法、道三者称家，余则曰阴阳之术、儒者、墨者。
[2] 此皆班固所录刘氏父子之文。
[3] 张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叔带之难，故司马氏奔晋。
[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5] 杜《注》：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太史。
[6] 如孔子弟子兼有各国之人。
[7] 见《簠斋吉金录》。
[8] 均见《积古斋钟鼎款识》。
[9] 何《注》：登，读言得来。得来之者，齐人语也。
[10] 注：行过无礼谓之化，齐人语也。
[11] 段玉裁曰：此古文兼大篆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