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各地河流，自《禹贡》以来多有迁徙，而黄河之溃决迁徙为最剧。自周、汉以迄元、明，黄河决溢之事，无虑百数。
《全河备考》（叶方恒）：“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砾，始失故道。汉文帝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在河南延津、荥阳诸县至大名、清丰一带，延亘千里）。武帝时溢平原（属德州），徙顿丘（今清丰县），又决濮阳（瓠子口开州界），注巨野（即大野，属济宁州），通淮泗，盖河始与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时，决馆陶（属临清，汉灵鸣犊口，今高唐州）。成帝时，决东郡金堤，决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带。唐玄宗时，决博州（今东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时，决郓州（今郓城县）、博之杨刘（今东平之东阿县杨刘镇）、滑之鱼池。宋太祖时，决东平之竹村，开封之阳武，大名之灵河、澶渊。太宗时，决温县、荥泽、顿丘，泛于澶、濮、曹、济诸州，东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为河入淮之始。真宗时，决郓及武定州，寻溢滑、澶、濮、曹、郓诸州邑，浮于徐、济而东入淮。仁宗时，决开州、馆陶。神宗时，决冀州、枣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后，河上流诸郡为金所据，独受河患。其亡也，始自开封北卫州决而入涡河，南直寿、亳、蒙城、怀远之间。元初，决卫辉之新乡、开封之阳武、杞县之蒲口、荥泽之塔海庄（归德、封丘诸界）。其时专议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以通运道，而河遂与运相终始。”
要其大者，周定王五年一徙，王莽始建国三年再徙，宋仁宗庆历八年三徙，金章宗明昌五年四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五徙。自宋以前其患疏，自宋以降其患数。
《禹贡锥指》（胡渭）：“周定王五年，河徙。初，大禹导河，自积石、孟津，过洛、汭，及至大伾，乃酾二渠。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帝尧八十载，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河始决宿胥口，东徙漯川，径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至成平，复合于禹故河。此黄河大徙之始。”“自定王五年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而北渎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岁。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后五十九岁，为后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陇之决。又十四岁，为庆历八年戊子，复决于商胡，而汉、唐之河遂废，凡九百七十七岁。”“自仁宗庆历八年戊子，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犹未绝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会通河成，于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岁。”
降及明代，全河注于一淮。
《禹贡锥指》：“元末河复北徙，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而运道坏。明洪武初，命徐达自曹州东引河自鱼台入泗，以通运。永乐九年，又命宋礼自黄疏河经濮州东北入会通河，是北流犹未绝也。迨迁都之后，仰给于会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而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
而河、淮间之工程，几为全国之一大事，治河之法，惟以堰闸为务。
《禹贡锥指》：“黄淮既合，则惟以堰闸为务。堰者高家堰，闸者淮南诸湖闸口也。堰闸以时修固，则淮不南分，助河冲刷黄沙，使海口无壅。”
东南之人，受其害者数百年。至清咸丰五年，河决铜瓦厢[1]，由大清河入海，东南始无河患。
宋都大梁，恃汴河为运道，以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辅之。
《宋史·食货志》：“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
靖康以后，南北分立，河、淮之间，墟为战场，故无取其交通也。元、明都燕，以北方控制东南，聚南方之金帛粟米，供给北方之政府，而漕运乃为国之大事。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
《元史纪事本末》（陈邦瞻）：“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从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开河以通运道，起须城县安山渠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引汶水以达御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以时蓄泄。河成，渠官张礼孙等言:‘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诏赐名会通河。 ”
二十九年，开通惠河。而江淮之粟，直达燕都。
《元史纪事本末》：“至元二十九年，开通惠河。以郭守敬领都水监事……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京城，汇于积水潭，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
明代复修会通河，运道益便。
《大学衍义补》（邱濬）：“会通河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永乐初，运粮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复淮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
盖自隋炀开通济、永济二渠，虽已使南北之舟可以直达，然其运道迂远，自修武至馆陶，皆偏于西方，而临清、东昌以南之路未通也。自元、明开此一途，而南北之运河始联络而成一线。论者徒谓隋炀开掘运河，盖未详其始末也。
漕运之道，即通商之路。运河开通，商业自因之发达。观元代商贾多造大船以运货物，即可推见其概。
《元史纪事本末》：“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由会通河以达于都，多逾期不至。诘其故，皆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来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楫。今宜于沽头、临清二处，各置小石闸一，禁约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许入河，违者罪之。”
由明迄清，运漕之卒，又多带货物，以供给南北人之需要。
《明史·食货志》：“自英宗后，漕政日弛，军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
《田漕弊议》（清姚文）：“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到通，一切并不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复易北货，沿途销售，即水手人等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亦为归邦时糊口之用。”“又如以前商力充裕，军船回空，过淮时，往往私带盐斤。众意以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
盖商业兴而关征重，商民所运之货，必有因捐税而增加价值者。而漕卒则夹带私货，无捐税之累，其价廉而利厚，执政者亦姑息而不问，故始则以为私弊者，继则公然承认之矣。
《明史·食货志》：“宣德四年设钞关，税商船，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2]
吾国东南滨海，故自陆路交通外，多有海上往来者。
《日知录》（顾炎武）：“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子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
战时借海道以运兵，平时亦资海舟以转饷。
《日知录》：“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漓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粮，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磻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裕海路破卢循故事。执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然其事不恒，至元始以海运为常事。
《元史纪事本末》：“（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始海运。初，朝廷粮运仰给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至京师。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胶莱河入海，劳费无成。初，宋季有海盗朱清者，尝为富家佣，杀人亡命入海岛，与其徒张瑄乘舟抄掠海上，备知海道曲折，寻就招为防海义民。伯颜平宋时，遣清等载宋库藏等物，从海道入京师，授金符千户。二人遂言海运可通。乃命总管罗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然创行海洋，沿山求岙，风信失时，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旧通运，立京畿、江淮都漕运二司，各置分司，以督纲运。二十年，复事海运。……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成宗大德）八年，增海运米为百四十五万石。”
其岁运粮数，详载《元史》及《大元海运记》。其漕运水程，亦具见《海运记》中：
至元十九年，创开海运，每岁粮船于平江路、刘家港等处聚，经由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捉屿，使于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云山洋，投东北，取成山路，多有浅沙。行月余才抵成山，罗璧、朱清、张瑄讲究水程，自上海等处开洋，至扬村马头下御处，经过地名山川经直多少迂回，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
此在今日视之，固至平常之事，然元时则诧为盛举，固前此历代之所无也。明初犹行海运，至会通河通利始罢，
《大学衍义补》（邱濬）：“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
隆庆中复试行之。
《野获编》（沈德符）：“隆庆五年，山东巡抚梁梦龙等上海运议曰：‘今漕河多故，言者争献开胶河之说，此非臣等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贩往来，中间自胶州海仓一带，亦有岛人商贾出入其间。臣等因遣官自淮安运米二千石，自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此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而渡，风波难测。’事下部复，海运法废已久，难以尽复。乞敕漕司量拨漕粮十二万自淮入海，工部即发节省银万五千两，雇募海舟，淮扬局税亦许暂支万五千两，充备召水手。诏从之。”
然明清运道，专主于河，虽知海运之利，终惮行之。至清道光中，始复用海运（详见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初用帆船，至通商后，乃改轮运焉。
三代之时，田有沟洫，无所谓水利。战国以降，沟洫之制度，则视地方官吏治水之善否，以为农业兴废之征。观胡渭论关中土质，即知昔之膏腴复为瘠土之故。
《禹贡锥指》（胡渭）：“或问：‘《汉书》云：自郑渠成，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无凶年。’然则前此未有渠时，渭北之地皆舄卤也，雍田何以称上上乎！曰此地之为舄卤，以沟洫废也。沟洫之制废，则水泉泻去，其地为咸卤，五谷不殖，秦人患之，此郑国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后，舄卤仍不少，兒宽所谓郑国旁高卬之田，严熊所谓重泉以东故恶地，是也。故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及后汉都雒，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则两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郑渠久废，不可复兴，惟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八百余顷而已。熙宁中，于仲山旁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乃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余顷，其数不减于汉，然未几亦废。”
大抵宋以前，西北各地，农田水利尚多修举，故富力不偏于南方。
《日知录》：“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工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
自宋以降，西北水利不修；而南方圩田大兴，于是南北之饶瘠迥殊。
《宋史·食货志》：“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
《文献通考》（马端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田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论者虽谓围湖为田，易致水旱，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
然其利究过于害，此研究宋、元以来经济变迁者所当知也。
自宋熙宁中遣使察农田水利，议兴修塘堰圩堤。
《文献通考》：“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王明言保州塘泊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蓄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元亦置都水庸田使司，掌种植稻田之事。
《元史·百官志》：“都水庸田使司，至元二年置。”“至正十二年，因海运不通，诏河南洼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处，于汴梁添立都水庸田使司，正三品，掌种植稻田之事。”
明初复广遣国子生集吏民修治水利。
《日知录》：“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似历代政府皆注意于水利，各地之水利，宜皆随时修举而无所歧异矣。然观明周用《理河事宜疏》，则山东、河南之困于水旱，殊非他省之比。
《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徒费工力，无裨饥饿，加以额办税粮，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州县地方，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溃决城郭，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并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致齐、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南西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
盖黄河之患，至宋而剧；绵历元、明，不时溃决。民无久计，官无经图，故其现象若此也。其后徐贞明著《潞水客谈》，亦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则明季西北诸省水利亦均不修，不独河南、山东为然矣。
《明史·徐贞明传》：“贞明为给事中，上水利议，谓：‘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括，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贞明被谪至潞河，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
贞明小试其说，而未竟其功。
《明史·徐贞明传》：“户部尚书毕锵等力赞之，因采贞明疏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者，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贞明领垦田使，已垦至三万九千余亩。……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言水田必不可行，帝乃谕令停役。……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
清雍正中，设营田水利府，经营京畿水田，亦仅成数千顷而罢（详《清通考·田赋考》），迄今河、淮以北之水利，仍不及江南之修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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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仪县。
[2] 淮安、临清等处，皆因运河开通，商旅幅辏，故设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