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整个公元4世纪，在中国北方，前赴后继的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在连续不断的短命王国的颠覆中互相残杀。从这场大混乱中，最终出现了一个更持久的政府，这就是拓跋王朝，这个民族在文明史和艺术史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们的朝代被称为魏（常常称做拓跋魏，以区别于三国时期的魏）。

拓跋是一个在大入侵时期之初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突厥部落。在396年至439年之间，他们消灭和兼并了所有定居在中国北方的其他部落，把整个华北地区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正像欧洲的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第人消亡之后，法兰克人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一样。像法兰克人把日耳曼文化与拉丁文化相协调一样，拓跋人也在保存他们突厥人的活力的同时，又逐步成为了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此外，他们在汉人的心目中也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作为中原北方的守卫者，抵御着新的入侵者，尤其是当时控制着戈壁的阿瓦尔人（柔然）的蒙古部落。通过一系列先发制人的远征和决定性的反袭击，他们迫使这些游牧部族在整个5世纪中退回了蒙古腹地。

北魏国王拓跋焘（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一场双重争斗中，最终奠定了本家族的大业。一方面要在戈壁作战，保护中土免遭来自北面的游牧部落新发动的入侵，另一方面又要持续不断地压制南京的南朝帝国。在一次不同寻常的讲话中（这是中国史家保存下来的），他本人就暗示了自己所享有的优势：跟蛮人比他是半个汉人，跟汉人比他是半个蛮人。“汉人（指南朝人）皆步卒，我们是骑手。一群小马小牛如何能斗虎狼？至于那些游牧民，夏天赶着他们的畜群在漠北草场放牧，至冬天才南下掳掠。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春天到草原上去攻击他们。在那个季节，他们的马匹毫无价值。牡马一心想着母马，而母马则惦记着它们的马驹。这时候只需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切断牧场和水潭的通道，不出数日，他们就会束手就擒。”[1]公元427年，他依计而行。四路轻骑兵纵队由南至北穿越了戈壁滩，他们的行进没有被辎重车队所拖累，每个人携带了15天的干粮。措手不及的柔然人被赶出了蒙古大草原，退回了贝加尔湖附近或鄂尔浑河边的崇山峻岭中。429年，拓跋焘亲自实施了一次更远的袭击。游牧部落再一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陷入混乱，不得不交出数不清的车马牛羊。差不多400年后，同样是这些柔然人，他们最后的子孙在匈牙利被另一位文明的捍卫者——查理大帝——给彻底消灭了。

查理大帝调和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方式，与拓跋焘调和本民族信仰和汉族思想信念的努力，我们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作进一步的比较。天神（tengri，阿尔泰部落的神）很容易转化为“天”——凌驾于儒家哲学之上的天，而大地女神以及各种春天与山顶之神，也可以被认同为汉人自然崇拜中的众神，就像罗马人把邻国的神同化为自己的神一样。但拓跋焘比他的前任们走得更远，他放弃了那些不能被改造得与儒家信仰相一致的阿尔泰宗教。然而，在以这种方式汉化本民族的同时，他并不允许他们丢掉自己的军事才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拒绝放弃祖辈们在最远的山西边境的营地（位于大草原的边缘），而进据他的大军所占领的中国历史都城长安和洛阳。此外，他还保留了野蛮（尽管很明智）的祖制：在一位新的拓跋国王即位之前，新国王的母亲必须被处死，以避免来自这位未来太后或其宗族成员的敌意和野心。最后，与许多其他蛮族首领不同，他不信任佛教影响的日渐衰微和僧侣出家的增长。438年，他颁布了让佛教僧徒还俗的诏令，而444年和446年所采取的实实在在的迫害措施使这一诏令得到了强化。儒教史家怀有敌意地坚持认为，446年的诏令要归因于在一座最著名的佛寺里发现了醇酒和妇人。但儒家文人对这一伟大印度宗教的指控更加严重：佛教徒的僧侣生活“取消了家庭”，并因此动摇了祖先崇拜的根基，另外，它让人有机会逃避兵役，这对于像拓跋焘这样的军人来说很有说服力。

这场迫害以拓跋焘被杀和他的孙子拓跋（文成帝）的最终继位而告终，时在公元452年。接下来的统治者拓跋弘（献文帝，466年—471年在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佛教徒。471年，他让位给儿子（一个5岁的孩子），出家为僧。“他退隐到皇家花园的一座佛塔里，与僧人为伴，除了特别重大的事情，其他概不与闻。”他的儿子，年轻的国王，对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他赋予拓跋家族的严刑峻法以人性，砍头的刑罚被监禁所取代。佛家怜悯众生的精神，导致了对用动物祭祀天地祖宗鬼神的禁止，或者至少是大幅度减少。公元494年，他把首都从平城（山西的最北端）迁到了洛阳——古代的东都，并令自己的官员使用汉语、穿着汉服，以此完成了拓跋魏的汉化。

从515年到528年，拓跋魏被胡太后所统治。这位老蛮族首领的女继承人，是本朝一位了不起的统治者。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肆无忌惮的女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胡太后害怕一位从前的竞争对手，逼她皈依佛门，最后干脆杀了她。同样，她还下令处死了那些不再讨她喜欢的情人。528年，她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越来越厌烦她的情人们的监护，而对此愤愤不平的政府官员们开始揭竿而起。认识到自己大势已去，这位残忍无情的女王剪掉了自己的青发，立誓为尼，但起义者们把她从尼姑庵里拖了出来，扔进了黄河。胡太后尽管作恶多端，但她像前面几位国王一样，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鼎鼎大名的龙门石窟，其部分建筑要归功于她，正是她派出了朝圣者宋云去印度学佛（518年—521年）。

流血的时代常常也是信仰的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宗教雕塑——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452年—512年）和洛阳附近龙门石窟（自494年起）的那些佛像，就要归功于拓跋魏。

北魏的雕塑，被称为罗马式和哥特式雕塑的远东版本，这二者要到600年和800年之后才在欧洲发展成型。它们的起点——中国的希腊－佛教风格，和欧洲的高卢－罗马风格——是相似的。正像哥特式或罗马式塑像作者使希腊－罗马造型艺术的传统适应于纯粹的精神目的一样，北魏时期的艺术也借助了犍陀罗的装饰技法和阿波罗样的面貌特征，目的仅仅在于更完美地表现佛教的纯精神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古典原型（当时尚未彻底消失），衣饰（当时尚未程式化为大角褶或小圆波），以及面貌特征的人性化魅力（当时并没有几乎完全消瘦）——所有这些都从属于玄学思想。这里只留有虔诚、热情和纯粹信仰的诉说。云冈石窟中的某尊佛像就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冥想。另一尊云冈佛像，带有一丝动人的微笑，就像兰斯的天使那样的微笑，表达了对尘世事物的超然，还有一种神秘的嘲讽（多半是无心的）——然而这种嘲讽充满了对世间的愚蠢和虚荣的宽容。但更常见的是，这种超然的讽刺似乎在逐渐减弱，因此，从这种意味深长的冥思中闪耀出的仅仅是解脱后的大平静。

追踪云冈艺术的演变是有可能的。首先是来自阿富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影响，是由大量聚集在拓跋国王的宫廷里的犍陀罗传教僧侣们带来的。因此，在这两座石窟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巨型佛像，其朴素的处理方式，让人联想到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壁龛中那些小佛像的处理方式已经远离了犍陀罗艺术的经验。这些纤瘦的、拉长的、常常还瘦骨嶙峋的形象，有着刚健褶皱的衣饰，但保持着让人安静的简朴和青春朝气的优雅，呈现出某种在全然“刻板”的犍陀罗雕像中所缺乏的东西。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的艺术。正如哈金[2]所写的：“这些以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的形式，佐证了艺术对信仰事件的迅速适应。他们预示着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它们的造型外观被小心翼翼地削弱了，不再那么引人注意，温柔慈爱的微笑，残留着‘赐福者’对这个世界的唯一妥协。”这是一种从未能同时实现的和谐。据喜龙仁[3]说，云冈艺术是从一种极端神秘的贫乏向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发展的：“云冈艺术，在达到成熟的时候，似乎达到了某种背离其早期风格化的程度。形态更圆、更满，衣服的褶皱不那么僵硬了，线条的相互作用更柔和流畅。不过，形象依然保持着相对冷峻的外观，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和超然的气氛，这让它们在宗教雕塑当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4]

龙门石窟的雕像，是云冈佛像的延续。其神秘色彩和风格化常常走得更远，例如那些鉴定年代出自509年和523年的佛像。大大拉长了的僵硬体形，带着固定的微笑，衣饰粗糙地突变成大褶皱，或者琐碎地衰减为小波纹，与任何模式化的人神恰恰相反。在笼罩着它们的巨大光轮（这形成了僧袍的一种程式化符号）的尖拱之下，不再有肉体生命的外形。这种佛僧特有的气质赋予龙门佛像（确切地说是那些出自公元6世纪的佛像）以一种最为引人注目的神秘色彩。

不妨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与欧洲的罗马式艺术之间作一个比较，倘若我们懂得这么做乃是从比较哲学的观点出发，是为了分析和比较人类价值的目的。如果跨越时空的界限，北魏艺术与罗马艺术之间是存在关联的，因为二者都源自于古典标准，尽管这一古典标准不受习惯的约束，并且被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所革新，从那以后被用来表达纯粹的精神价值，而不是身体的美。云冈和龙门的艺术跟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之间相隔的时间距离，与罗马艺术跟欧洲的大教堂艺术之间相隔的时间距离很接近。伟大宗教艺术的重要时期并不多见，北魏时期就是其中之一。

【注释】

[1]这段话其实出自拓跋焘的谋臣崔浩，由于文意出入较大，这里只好意译。原文参见《魏书·崔浩传》卷三五：“蠕蠕（即柔然）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

[2]约瑟夫·哈金（joseph hackin,1886—1941），法国考古学家。

[3]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瑞典学者，以研究中国艺术史著称。

[4]原注：其中有一尊最精美的佛像现存巴黎的塞努奇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