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8岁。他积极而勇敢，对自己的职责、家族的伟大以及大唐帝国在亚洲的命运，都有着鲜活的感受。他的统治时期（712—756），是最伟大的统治时期之一；他的时代，从许多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很少有过这么多的天才人物一起涌现。玄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文士、诗人和音乐家，他是文学的保护人，身边的诗人群星荟萃。两位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就生活在他的统治时期。

尽管中国诗歌主要依靠文学典故，因此常常被我们所忽略，但唐代抒情诗理解起来似乎更直接，因为它们所唤起的情感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或许，这要归功于唐诗所汲取的多重来源。如果我们分析它的成分，就会发现其中既有古代道教的宇宙幻想（由一种对崇高事物的澎湃激情所引发），又有佛教的忧思（由俗世红尘的万物无常所唤起）。这种双重的灵感，在李白诗歌中某些更闳阔浩大的诗行里非常明显：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

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

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

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

有时候，李白的一行诗就独立地传达了佛家万物无常的全部精神：长波写万古。

而有的时候，调子则越来越苦涩、越来越绝望，就像这首以“虚空中的虚空”般的音调结尾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

……

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还有：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

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

下面这首也是类似的幻想主题：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

李白的另外一些诗歌则是纯粹的道教灵感：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提到大鹏鸟的古老神话，就这种带有明显象征色彩的非凡翱翔而言，李白甚至比道教走得更远：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当他们不能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时，唐代诗人就会满足于想象中的水陆山川、天高海阔，这意味着风景的创造。下面是王勃（649—676）著名的对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维（他也是一位著名画家）下面的这行诗，本身就是一幅画：

积雨空林烟火迟。

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有许多这样的空间想象，以最敏锐的印象主义风格表现出来。下面就是一幅洞庭湖的图画：

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

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

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

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

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

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

这是山景：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一幅黄昏的景色：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一幅夜景：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访僧的古典主题中（诗画是共通的），你不难发现佛教和道教的灵感：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下面是探访一位道教隐士：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在说到李白的时候，如果不提及另一位伟大的唐代诗人、他的朋友兼竞争对手杜甫的话，那将是不公正的。杜甫也是一位风景诗人，正像在这幅秋景中所显示的那样：

清秋望不极，迢递起层阴。

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

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

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

李白与杜甫不仅仅是伟大的抒情诗人，玄宗皇帝还给了他们宫廷诗人的位置。他们都写过长安宫廷里的无与伦比的生活，写过皇帝宠妃杨贵妃的魅力。这个女人以她的才智和美貌而著称，既是中国的蓬巴杜夫人，又是中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1]。她最初是玄宗皇帝一位儿子的宠妾，皇帝被她给迷住了，让他做了自己的宠妃。李白将她喻为著名的汉代美人赵飞燕：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他进一步表达这种优雅微妙的敬意：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李白的另一首在宫廷宴会上创作的诗，说到这位宠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杜甫也唱道：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下面是杜甫所勾画的一次皇家气派的郊游：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后来，当华宴曲终人散、美人香消玉殒之后，杜甫回想起了一次这样的宫廷游园会：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在下一代中，另一位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在他的《长恨歌》里写到了这些其乐融融的集会：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除了在敦煌壁画中发现了少量寺庙捐助人的肖像之外，世俗主题的唐代绘画保存下来的非常少。然而，玄宗宫廷里的那些风流优雅的娱乐活动，却在唐代陶俑小人像的发展中被唤醒了——女性音乐家和舞蹈者，贵妇人和他们的侍从，“剽悍强壮”的打马球的少女。精致的彩饰，使它们的肤色生气饱满，使它们的饰带更加醒目，使它们的姿态更加优雅。这些小雕像，像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一样生动逼真，它们使长安宫廷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时期重新复活了。唐代骑兵连同他们的马也已整装待发，那些战马正用前蹄刨着地面，蛮族友军带有强烈鲜明的人种特征，甚至包括佛教的护法天王，所有这一切，全都在讲述着从太宗到玄宗时期，中国人在亚洲的英雄史诗。

宫廷生活的娱乐，并未妨碍玄宗执行他伟大的祖先在亚洲扩张的政策。在继位之初，他有幸摆脱了他的主要对手、蒙古突厥人的统治者默啜可汗——他在一次叛乱中被杀，他的脑袋被送到了中国的宫廷（716年）。默啜的侄子和继任者毗伽（意为“智者”）可汗真心诚意地努力与大唐帝国讲和（721—722）。就这样，长安城的辉煌朝廷与鄂尔浑上游的蛮族宫廷之间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后者对前者表现出了显著的敬重。它的位置，被那些打算控制蒙古的维吾尔人部落中的一个所取代，他们在鄂尔浑上游建立了大本营，他们的都城位于今日喀拉和林附近的黑城遗址。维吾尔人后来证明了他们是大唐王朝忠诚的盟友。

714年，在托克马克附近，唐朝人在西突厥人的国家里赢得了一场彻底的胜利，这使得很多这样的部落都归顺到了唐军的帐下。在736年和744年，唐朝的将领们赢得了对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谷那些反叛的突厥可汗的进一步的胜利。748年，中原人的庙宇修到了伊塞克湖西边的托克马克城——这是大唐帝国扩张到西突厥斯坦的一个明显证据。在塔里木盆地，长期以来一直在捣乱的焉耆、龟兹、于阗和疏勒等小王国，再一次成了大唐帝国忠诚的诸侯。事实上，这些说印欧语言的古老民族开始意识到，大唐的保护是他们抵御新的入侵者——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不可或缺的手段。我们已经看到，早在670年，安西四镇就曾被吐蕃人占领，直到692年，大唐人才有能力解救它们。毋庸置疑，比起几近野蛮的吐蕃人的统治，他们更愿意接受大唐的宗主地位。至于阿拉伯人，在公元652年消灭萨桑王朝并征服波斯帝国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征服范围扩张到了河中。709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国王。712至714年之间，他们延伸到了塔什干，渗透进了费尔干纳。费尔干纳的国王跑到疏勒避难，在那里请求大唐守军的帮助。他的请求立刻被接受了，715年，大唐大军进入费尔干纳，恢复了他的王位，赶走了阿拉伯人的前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国王，试图从大唐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援助，吐火罗（巴尔克）国王也是如此。从718年到731年，所有这些亲王都一直在向大唐朝廷上表称臣。对此，玄宗皇帝做出的回应是：授予他们任职的文书，并让那些处于他的宗主权之下的突厥部落去协助他们对付阿拉伯人。但他一直在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派一支大唐远征军到这么远的战场上去。相反，他着手干涉帕米尔高原的另一侧。

在这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吐蕃人的扩张。现在，大唐人正在这一地区全方位地遭遇吐蕃人，特别是被迫发动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针对荒凉的青海湖（库库诺尔）地区的吐蕃人的边境战争。在吐蕃的另一端，吐蕃人正在威胁着位于帕米尔高原南部、印度一侧的那些小王国。大唐在塔里木盆地的保护国和印度之间的最直接的通道经过这些王国——钵和（瓦罕）、小勃律（吉尔吉特）、大勃律（巴尔提斯坦）。唐代中国，通过贸易和佛教朝圣的纽带与印度联结起来，穿越这些帕米尔高原河谷的活动自由，对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吐蕃人把他们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小勃律，747年，唐朝将领、龟兹副节度使高仙芝（他是一个在中国效力的朝鲜人）由奇里克（婆罗犀罗）山口穿越帕米尔高原，在小勃律建立了大唐的保护国。当吐火罗国王于749年请求中国人的帮助以对付一位次要的山地首领（他是吐蕃人的盟友，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的时候，高仙芝再度穿越帕米尔高原，又一次扫清了这一地区（750年）。在这一时期，克什米尔的首领和喀布尔的国王都是大唐朝廷的忠诚盟友，多次向朝廷上表称臣。

就这样，大唐在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了塔什干、费尔干那和小勃律的主人，成了克什米尔、大夏和撒马尔罕的保护者，大唐在亚洲享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位置。高仙芝在龟兹的官邸中担当了中国的中亚总督。

突然之间，整个结构轰然坍塌。同样是这位高仙芝，对大唐军队走得如此之远负有主要责任。

塔什干的突厥人国王一直是大唐人的忠诚诸侯，因为他，塔什干成了抵御阿拉伯人的最前哨。但在750年，高仙芝希望把国王的财富据为己有，于是捏造了一项针对他的子虚乌有的指控，领着一支大军来到了国王的领地，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一暴行导致了西突厥人的反叛。受害者的儿子求助于阿拉伯人，他们立即派出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守军去帮助他。751年7月，高仙芝的军队在怛逻斯河畔（今江布尔附近）被突厥和阿拉伯联军团团包围，最后全军覆没。阿拉伯人把数千名大唐战俘带回了撒马尔罕。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或者至少是决定了突厥斯坦的命运，它没有成为大唐的（从事情的早期进展来看很有可能会这样），而是成了穆斯林的。或许，大唐人在怛逻斯河畔所遭遇的灭顶之灾还是有可能挽回的，倘若这场灾难没有碰巧跟大唐王朝军事力量的崩溃合拍的话。就在同一年，也就是751年，南诏的倮倮王国在云南的大理湖畔把唐朝的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也是在这个灾难性的一年，契丹的蒙古部落再一次在辽河西岸（今天的热河）击溃了中国将领安禄山。

事实上，唐朝已经被没完没了的军事征服弄得疲惫不堪。人民已经越来越厌倦这些大范围的远征，他们从中看不到任何好处，最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厌倦征兵。就连李白这样的宫廷诗人，也掩饰不住这样的心境：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在杜甫的诗歌中，这种对战争的厌倦尤为醒目，哪怕他把时代改为汉朝以掩饰他的批评。下面是他写于752年的《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第二年，杜甫的批评变得更直接了：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这是一首描述新兵到达上亚细亚的：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指落层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杜甫甚至把人民的悲惨境遇与宫廷的奢侈豪华做了比较，尤其是跟宠臣家庭所积聚起来的财富做了比较：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揭竿而起的条件成熟了。反叛来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领头的是朝中的一位将领——安禄山，他是一位在大唐效力的鞑靼冒险家。玄宗皇帝和美丽的杨贵妃都对他宠爱有加。然而，755年，深知人民对君王普遍不满的安禄山，突然在辽东他的大本营里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几周之内，他越过了河北，突袭了洛阳，正向都城长安进军。就在他逼近长安的时候，皇帝带着杨贵妃和她的两位姐姐以及她的一位担任宰相的堂兄，连夜逃往四川。路上，随行将士缺乏粮饷，发动兵变。他们杀死了杨贵妃的堂兄、宰相杨国忠，把他的脑袋挑在长矛上，带给了皇帝。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杨贵妃的两位姐姐。皇帝被将士们的叫嚷声给吓住了，他走了出来，试图用温言好语平息他们，但哗变者们现在要的是杨贵妃本人的脑袋。玄宗皇帝被叛乱者团团围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不幸的女人被人带走，然后被士兵们绞死。完事之后，心满意足的士兵们各归其位。

曾经在杨贵妃的辉煌岁月赞美过她的杜甫，在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里哀叹了她的悲剧结局：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晚辈诗人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写到了她戏剧性的死亡：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此期间，安禄山占领了都城长安（756年7月18日）。不幸的玄宗皇帝继续他的逃亡之旅，直奔四川，这是一次事实上的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宁夏地区指挥着忠诚于皇室的军队，在那里被他的将士们推上了皇位（756年8月12日）。

这位新皇帝（唐肃宗）是一位积极而善意的皇子，他的整个统治时期（756—762年）全都被用来从叛乱者手里赢回中原。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的协助，此人就是郭子仪。郭子仪是军事忠诚和献身王朝的榜样，唐朝的复辟，最大的功劳要归于他。为了得到增援，肃宗求助于突厥人，从太宗时期以来，大唐王朝在突厥人当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最有力的突厥民族，是当时控制着外蒙古的维吾尔人，他们给肃宗派出了一些小分队，多亏了这些援军，唐军才得以收复长安和洛阳（757年）。但叛乱远没有被镇压下去，肃宗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务（762年5月）。叛乱者甚至第二次占领了洛阳。要想最终把他们赶走并平定下去，还需要维吾尔可汗亲自介入，他领着自己的骑兵从蒙古挥师南下（762年11月）。

在这场战役期间，维吾尔人的可汗结识了一位摩尼教教士。摩尼教是一种在波斯创立的混合宗教，部分源自于本地的袄教，部分源自于基督教。作为会见这位教士的结果，维吾尔可汗皈依了摩尼教，并让它成为了本民族的国教。这种曾经几乎让圣奥古斯丁也皈依的异端信条，如今被一种奇怪的命运拿来征服蒙古。必须承认，摩尼教帮助了维吾尔人的风俗习惯人性化，除此之外，还在他们当中传播了艺术，这种艺术，就像摩尼教本身一样，主要来自于波斯。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的壁画和缩图（鉴定年代在800至840年之间），事实上是现存的波斯绘画最早的样本。

既然是靠着人家的力量挽救并恢复了皇位，唐王朝对这些维吾尔国王的任何要求都没法拒绝，有几次，他们还娶了唐王朝的公主。维吾尔人还把他们的影响力用来保护唐王朝的摩尼教，在他们的要求下，长安朝廷批准了在几座城市里修建摩尼教的庙宇。只要维吾尔人的统治继续存在，这种保护就会一直维持下去。840年，当维吾尔人的统治被吉尔吉斯突厥人的攻击所中断的时候，唐王朝的摩尼教团体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宗教就被禁了。

另一方面，景教在唐代却享受着几乎从未中断的保护。我们已经提到过，最早的景教教堂是638年在长安城建造的。就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颁布了一篇支持景教的诏书，称它是王朝宽容精神的一个值得赞许的榜样：“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2]关于景教在中国的情况，有一块著名的碑刻，是781年在长安城用古叙利亚文和汉文刻成的。它一开始是一段基督教（景教）教义，然后是一份清单，开列了唐朝皇帝自太宗时期以来赐予景教团体的恩德，这里面着重提到了玄宗皇帝，他曾带着一幅亲自题写的字驾临长安的景教教堂。景教一直没有遭受过什么磨难，直到845年，当迫害对准佛教的时候，它也遭受了池鱼之殃。

但摩尼教和景教在中国从未得到过广泛的传播，几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的居民。主要的观念之战，依然是在儒教、道教跟佛教之间进行。745年，玄宗皇帝（他终其一生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统治的晚期，道教典籍首次被收集成一部总集，这形成了未来道教经文的基础。837年，9部儒家经文被镌刻在石碑上，这样，学者就可以制作任何数量的经文拓片。至于佛经，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玄奘和义净这样的朝圣者从印度回来的时候是如何整套整套地带回了梵文佛经的典藏[3]，这些典藏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汉文。大量汉文典藏的收藏，佐证了这项工作是以什么样的水准来完成的。

文人们以古代儒家智慧的名义，极力反对佛教和道教神秘主义的前进浪潮。819年，宪宗皇帝（他本人醉心于这两种宗教信仰），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一件佛教遗物。为此，他受到了韩愈的责难。韩愈是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呈递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折，其中的有些话直到今天依然经常被人们引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韩愈诚实而勇敢，他把佛教和道教归为同一类，指责它们是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儒家文士总是攻击佛教徒的懒惰和出家，攻击道教徒的消极、炼丹和巫术。然而，在某些特殊场合，儒教和道教又能够采取共同的立场，一致反对“外来宗教”——佛教。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道教信徒）颁布了一篇反对佛教的诏书，以回应韩愈的所有论点。大量的佛僧被迫还俗，4600座佛寺和庙宇被关闭。但下一位皇帝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统治时期，佛僧恢复了其全部的影响力。

然而，佛教终归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理由就在于它变得更加汉化了。在唐代早期经由塔里木盆地从印度北方传过来的最新的佛教，是古代印度宗教信仰的一种高度发展的形式，事实上几乎就是一种全新的宗教。我们已经看到，在印度，从大约公元初年开始，一种不期然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和神话被添加上了最初由佛教所宣扬的相当简单的教义。这种转化，是那些被称为大乘佛教的教派的杰作。其中的一部分宣称信仰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它多少有点类似于费希特的体系，灭除了自我和外部世界，最终仅仅只承认“唯识”，或者“理想的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就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那套体系。有些类似的观念，形成了另一套体系的框架，这套体系是6世纪晚期一位中国佛僧在浙江的天台山创立的。在普遍无常当中（根据佛教的说法，正是这种无常组成了世界），天台宗发现了一种普遍本质，掌握了这种本质，信徒就能够实现彻悟。这种信条导致了一种神秘的一元论，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渗透，因为这种普遍本质跟“道”有着显著的类似性。另一个佛教流派禅宗（梵文是dhyana，汉文是“禅”，日文是zen），试图通过直觉来发现心灵深处完美的本质。这种内省式的投入，这种神秘的净化，无疑可以追溯到印度瑜珈信徒（既有佛教徒，也有婆罗门教徒）的苦行。然而，你可以在这里再次认识到道教观念的逐步渗透。禅宗的沉思，与道教的忘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如果说古老的本土道教就这样影响着佛教的发展的话，那么反过来说也同样是对的。如今，道教也仿效佛教把自己组织成教会组织，道教的圣人们，按照佛教僧院的模式聚集在教派团体中。

佛教对中国民众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神话，在于它五花八门的礼拜仪式，尤其是对菩萨的祭拜，这些超自然的存在被创造出来以代表历史上的佛陀。这样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宗教必须提供信徒能够对之祈祷的上天保护者。如今，佛教并不包括任何绝对的观念，历史上的佛陀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实现了涅或者最终消失了（整个佛教教义依赖于这一断言），你如何能向他祈祷呢？因此，在印度，大约从公元初叶开始，大乘佛教的信徒们就赋予了他们的弥赛亚——弥勒佛——以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即将道成肉身（像佛陀释迦牟尼一样），再一次拯救世界。在公元纪元的前6个世纪里，信众的虔诚转向这位弥赛亚，在中国——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佛像来判断——他在北魏时期的佛像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接下来，随着救世主的缓慢出现，这种对弥赛亚的崇拜也就逐渐衰退了。流行的礼拜仪式转向了另一位菩萨——avalokiteshvara（他的名字在梵文里的意思是“俯视苍生的主人”），相当于佛教里的上帝。通过一种古怪的变形，在这位菩萨到达中国的时候，他似乎披上了女性的装束。这位俯视苍生的主人变成了“女神”观音，相当于佛教里的圣母马利亚，充满温和与怜悯，她拯救灵魂，把他们从五花八门的地狱里营救出来，让他们重获新生（在她脚下神秘的莲花内），进入美妙神奇的天国。与观音共同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另一位神——dhyani-buddha（神秘的佛陀）阿弥陀佛，他被看作是观音的精神之父，观音把他的像戴在自己的头发上。对阿弥陀佛的虔诚礼拜，产生出了一种心灵的宗教，一种真正虔诚的纯粹个人化的崇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于对菩萨慈悲的无限信任的单独祈祷；只要向阿弥陀佛看上一眼，或者在心灵深处向他发出一声祈祷，就足以获得拯救。

这种充满了温柔和信心的个人宗教，或许正是佛教在中国民众中能够赢得更多皈依者的原因，其作用要超过所有玄乎其玄的佛教哲学沉思。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拿不出堪与之相比的东西。女神观音被中国百姓所接受，在民间的祠庙里跟儒家的圣贤和道家的神仙并排摆在一起。她也被道教徒自己所采用，她依然在所有不同宗教崇拜的普遍结合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这种宗教融合，组成了今天中国的民间宗教。

敦煌的那些旗子（鉴定年代来自唐朝和五代），显示了发展中的各种佛教崇拜。弥勒佛的救世信仰与观音的天国福地并驾齐驱，印度人的俯视苍生的主人，在你的眼前转化成了中国人的观音。这就是敦煌洞窟为什么特别引人入胜的原因。敦煌不仅仅是从依然渗透着印度影响的塔里木盆地艺术过渡到纯中国艺术的交汇点，它还保存了中国被佛教征服之后中国人对佛教的反吞并的唯一证据。

【注释】

[1]蓬巴杜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2]《唐会要》卷四十九。

[3]原注：玄奘朝圣是在630—644年，而义净是在671—695年。

[4]这两节引文均出自《旧唐书·韩愈传》卷一百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