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赋豳风七月篇

——农村的记忆

一

我平生好读陆放翁“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的这首诗，觉得他有燕赵慷慨悲歌之气。但现在的心情，慢慢的转变了。对于流亡的人来说，则《豳风·七月》的诗，较之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诗，更有亲切之情，更增加对乡土的慕恋。

《豳风》，据说是周公自作，或与周公有关的诗。《诗经》把它列在十五国国风的“变风”之末，有人说这是孔子删诗所定的次序。大儒王通推原孔子定这种次序的用意说：“言变之可以正也”。好像《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去泰来一样，以见人道之不可终穷。我想，中国圣人的用心大概会如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他的悲怀宏愿，不肯使人类走上了尽头路。

《豳风》主要的诗是《七月》。《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七月》这首诗，一面是歌咏农民的辛勤，同时也是歌咏农民的德性。农民的辛勤和德性，在周公，至少是在作《诗序》的人看来，就是周朝王业和风化的根本。周公作这首诗叫瞎子唱给成王听，用共产党的术语说，是要成王向农民学习。做皇帝的人，不可忘记农民，要向农民学习，要算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国家迎寒、迎暑、祈年等大典，都要歌《七月》。郑康成根据《周官》，以为《七月》兼风、雅、颂三义，则其应用的范围更广。自此以后，《豳风·七月》成为政治的教材，成为艺林的佳话，下开田园诗人、田园画家的广大分野。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把农业文化的静穆敦厚之美，描写得有声有色；而我的朋友程兆熊先生，是学农而由艺以进乎道的，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常以幽峭空灵之笔，写绵绵不尽之心，总是把人类的前途，归到土的上面，归到农的上面。依我看，两位先生对农业的厚意深情，都可说是《七月》篇的流风余韵。

农村，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运命，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刘裕把他未做皇帝时的耕具，陈设在庙里，想藉以使他的子孙，能睹物兴怀，知创业之所自。可是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走进去看到这些东西，简直觉得原来出身微贱，惭愧万分，赶快叫人搬走。这恰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心情；而刘裕的子或孙，也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命运。

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假定其中没有蕴蓄着一点可宝贵的生命，则中国历史的存在，全是偶然；而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家，假定对他所管理最大多数的农民，缺少最低的同情与了解，则他的管理方针，自然会牛头不对马嘴。中国过去做官的人，多半是从农村中来；官告一段落了，也多半依然回到农村去；他们的身上多少总有点土气，他们的脑子里多少总还沾点民情，所以坏也有个限度。清末以来，智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但一离开农村，便永远不想农村，永远不回农村。即使官没有了，也把农村括来的钱，多的汇到外国，到外国去参加人家的现代化；比较少一点的，也竭尽一切的方法，住在都市上，过各种层次的现代化生活。这些人的心中，根本没有自己的钱从何处来，自己的祖宗从何处来，乡下人何以要拿钱来供给自己的现代化生活等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可以心安理得的骑在农民的头上，无穷尽的油滑、浮夸、诈骗、流荡下去。油滑、浮夸、诈骗、流荡，这正是我们都市的“市气”。而“市气”就是这些人的现代化。台湾层出不穷的学生流氓组织，据保安司令部负责指导的人分析其原因说：“父兄位居显要。”“受都市不良生活之感染，不谙物力艰难及农村之疾苦，养成其趋腐逐臭之习惯。”（见六月廿五日军闻社讯）这是当然的，正因为这批孩子的显要父兄，忘记农村疾苦，不谙物力艰难，整天沉浸于腐臭“市气”之中，所以他们的孩子才家学渊源，箕裘不坠。中国过去是以市井之徒为可鄙，以市井之气为可羞。而这却正是现代智识分子的生命，一直到海外逃亡而不自觉。当着这些“市气”冲天的现代人，假定也有人出来再赋《豳风·七月》之篇，使这些忘本的现代人，也亲一点土气，也想一想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代代的来源，或许可以使他们稍敛一点虚伪浮夸之习，稍存一点朴厚凝重之心，到未尝不是促使大家在流亡中重新想问题的起点。更不说什么戚继光练兵，要“再换清水”（农民），曾国藩用人，特注重“乡气”了。

……

所以我纵使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能像周公一样，重写一篇《豳风·七月》的诗，以咏叹农民的辛勤，歌颂农民的德性……而自由中国的大人先生们，也会视我为落伍，妨碍了他们的现代化。我将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幸而我不是诗人，更不能做像《七月》那样伟大的诗篇。但农民这一代所受的欺凌诬蔑，好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处女，被人加以强奸后，不说强奸者是强盗，反骂被奸者是娼妇，我实在因此而心酸。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现在是如何的现代化，但试就他本身推上去，他的若祖若宗，若父若兄，若亲若戚，若乡党中，总可以记忆出若干农村的生活史；在这些生活史中，有的是可敬，有的是可怜。如何能在记忆中，一二三四的数出那样多的罪恶？农村中含有可恶的因素，那一定是由商业资本及贪官污吏所直接间接带进去的罪恶。这是稍有良心、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不承认的结论。因此，我痛恨我自己不是诗人，坐视这一代忘本的人们，随意将农民加以欺凌侮蔑，除了心酸以外，再无其他方法表达这一代农民所受的积苦烦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还会有伟大的诗人，作出新的《七月》篇来，唤起现在人的记忆，在记忆中抓住一点自己生命的根子，重新在历史的车轮中站起。

二

真正说起来，我就是这群忘本的人们中的一个。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亲戚，都是道地的农民，所以也都是道地的穷苦。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但我每一想到我在外面的生活情形，虽然比贪官污吏，阔少洋奴，要整饬微薄得多，但一和我乡下的生活对比，便不觉满身汗下；我真的忘本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父兄亲戚，依然有这样大的距离。我的妻，初结婚时，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简直把她无办法。抗战发生，到乡下去住了两年，居然前后两人，美德呈显，娇习尽除，大家都说她贤德。我常想，农村环境的教育力量真算大。假定现在做官的人，也有机会在农村中住一两年再出来，一定会和我的妻一样，在做人做事上大有进步。可是我现在常拿以前的农村生活故事，来教导我的孩子，他们却只当笑话听。可知人是最容易忘本的动物。二十年前，我有一次坐长江的江船去上海，江船的客厅里，坐着许多客人聊天，有母女两人，也坐在客厅的角落上。母亲大约五十多岁，衣着是乡下小康之家的样子，整洁质朴；女孩十八九岁，蓝褂黑裙的学生装。母亲拿一块在船过芜湖时所买的酱豆腐干，自己吃一点，分一半给她的女儿，脸上是表现着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安静自然；可是她的女儿把眼睛向四周一望，满脸通红，以很生气的神情推回母亲的手，于是慈爱的母亲当时也觉得非常惘然了。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现代化，船上坐的都是现代化的人，在官舱客厅里分芜湖酱干吃，有失她现代化的女儿的面子。这一小场面，给了我这样深的印象，到现在还不能忘却。那不仅说明了市井与乡下人之不相喻，也说明了今日谈中西文化者之不相喻。像那位女孩程度的西化论者，对她慈爱的母亲都要翻她一白眼，则对其他的人当然更要目为国粹派、冬烘先生，而值得拿去枪毙了。……

说农村是落后，那是当然的。生产技术的不进步，基层政治的腐化贪污，教育的不发达乃至不适合，都是落后的主要原因。假定能改进技术，澄清政治，普及教育，农民岂有不欢欣鼓舞之理？更有什么丧心病狂的人来反对呢？但我们说农村是落后，这是拿外在的东西作尺度去说的。若就一般农民作人作事的基本精神而论，则我觉得不仅不是落后，而且是中国能支持几千年的一种证明；也是中国尚有伟大的潜力，尚有伟大的前途的一种证明。“市气”人物之不了解这种精神，脱离了这种精神，甚至诬蔑这种精神，正是现代悲剧之所在。

［南宋］马和之　豳风图

上面所说的不是理论，而是一个社会性的事实。农业生产，是人力直接用向自然，是人力直接为了自己，这其中，能缺少人类的一段真精神吗？而人类的真精神，是蕴蓄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发展性。

有人骂农民是赋性游惰。但我们试想一想，农村最闲散的时期，是稻已收场，麦刚播种，一直到第二年菜花结果的前后。这种闲散，是来自农业本身的季节性，如何能说是农民的游惰？即在这种闲散时期，农民一面忙着清理本年的生计，一面赶着计划来年的生计。同时，农桑收场，正是农村手工副业的开始。我家是在冬季做蜡烛，夜晚总是忙到三更才睡。没有副业的人家，都羡慕能有一点副业。我们的手摇纺车还没有淘汰，诸姑姊妹，更是起五更，睡半夜，赶着纺点棉线拿去卖，或以此弥补一年的亏空，或以此添置过年的新衣。最可爱的是小康之家，在除夕的前十多天，一家大小，都是紧张而愉快，忙个不休。一年劳动所得的一丝一粟，此时都蕴蓄着生命之花，与劳动者以安慰、鼓励。新年到了，“教化子也有三天年”（教化子即乞丐），讨债的只能讨到除夕为止。这一不成文宪法，打断了穷人生活上的纠缠，使他也能随春到人间而松一口气。除夕到了，全村大扫除，贴门神、春联，放爆竹。自此之后，一直到灯节，各人堆上笑脸，满口都说吉利话，一团喜悦，一片温情。整年劳苦，亲戚朋友都少往来。新年大家带点礼物，彼此来往一番，聊通一年的款曲。农村的新年，才真是人情味的世界，才真可以看出是人的世界。“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在弛之中，更合上发乎人情自然的礼节，如腊祭、迎年、乡饮酒之类；这种先王之教，一直浸润在农村，使中国的农村，不是由鞭子所造成的冷酷黑暗，而富有温暖光辉，以积蓄发展民族的生命，这实在是支持中国历史的主力，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乡下的家过新年了。大概此生此世，是永远不会的。都市的年，好像搀了水的白酒，没有真味，因为都市的人情味早已搀假了。

有的大人先生们，或许因此大发议论，说上述情形正是表现农民的懒惰，无计划，不紧张，攸攸忽忽。但是，这是完全失掉了记忆的人，或者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人的说法。新年一过，我父亲便把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要我们各人早作各自的准备。这句成语，是家喻户晓，引以互相警惕的。严氏《诗辑》说：“《七月》之诗，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节物之变，而修人事之备，皆豫为之谋也。”程子曰：“此诗（《七月》）多陈节物大要，言岁序之迁，人事当及时耳。”可见三千年前，中国农民，已经是有计划的生产……现在的大人先生们，难说对这一点都分不清楚？农民第一计划的是粮食如何能新陈相接；其次是肥料的积集分配；再其次是就去年的经验，今年那一丘田应该种什么；至于人力的计算，有余如何利用，不足如何补充，更要费一番打算。一个忙季来了，譬如插秧，割稻，种豆，耘田，农民都要抓住那几天内做完才有利，过了那几天即不利，总是全家大小，不分昼夜的去争取这种天时。稻子收早了“没有煞浆”（谷子尚未十分成熟之意），收迟了便会生芽，更要抢着天气好。所以我村子的人，常常问“你是割了多少稻子才天亮的呀？”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叹气说：“我有很久是两头不见大二了。”近村传为笑谈。我乡里称母亲为“大二”。早出时，母亲未起，夜归时，母亲已睡，所以说两头不见“大二”。都市的时间，是以钟表来计算；农村的时间，是以各个人的生命力来计算。这种以生命力来争取时间，用摩登的话说，是“抓住重点，突破困难”。《千家诗》上载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五十岁以上的大人先生们，难道《千家诗》也不曾读过？

朱柏庐的家训，正是反映农村的生活秩序，所以也特为农村所重，常常把它写作“中堂”挂。开首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我父亲在乡下教书，但在严冬时也是每天东方刚发白便起来捡猪粪牛粪，积蓄肥料；全村人都仿效起来。夜间关门，总要招呼一声门闩闩上没有？乡下人骂关门不关上的说：“你怕关掉了尾巴吗？”后来我见到许多都市称暗娼为“半开门”，我才明白乡下人为什么骂半关门了。

三

“勤俭”两个字，是农村经济的骨干，但在政治不安定的时候，与其用“勤俭”两字去表征农民的活动，无宁用“勤苦”两字更为恰当。我小的时候，常常晚上没有饭吃，那还可以说是太穷。但我祖母的时候，听说粮食是够吃的。因为要存点粮食备粜，慢慢再添一点产业，便在农闲的日子，晚上只喝点米汤或吃点豆子当饭。我妻的前一代也是如此。问起来，乡下人大半都是如此。真西山：“数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这确是农村之常。家里有老人，每月初一和十五的两天，能买两次肉给老人吃，那就算小康之家。此外，乡下人吃肉，便要靠过节、祭祖和过年了。自己死了人，要给吊丧者以大块的肉吃；送葬时要请一对喇叭开路；尤其是老人的棺材和寿衣，几年前就应准备好；这是乡下人有一个孝的观念、有一个礼的观念在驱使他不得不如此。至于“大出丧”这一类的玩意儿，那只是极少的缙绅之家，尤其是上海人爱来这一套，农业社会是当不起的。谁能把这一套硬栽在农村里去，以指实农村的罪恶？

因农民的普遍穷困，生存的要求太迫切，所以农民打算的范围很窄，有时表现得很小气。我村子里常常用酒杯借油借盐。假若一酒杯的油和盐借后没有还，那就很难再借第二次。但乡下人并不是没有大方的时候：割谷割麦收豆子的日子，可以让女人小孩去捡，有时还要送他一把。过新年的头三天，以及有婚丧庆吊，对于乞丐都特别大方。尤其是遇着插秧割稻，彼此都是无条件的帮工。乡下做屋，只有木匠泥水匠要工钱，小工都来自亲戚邻里，照例是不要工钱的。只要自治稍有轨道，农村的守望相助，最为容易。农村的保甲，比市镇容易编。征兵征工征粮，完全是落在乡下人身上，大人先生们对于都市是不敢轻易下手的。农民的自私，是迫于生活的煎迫，他有什么资格和商人、和官商合一的大人先生们去争一日之短长呢？并且安分守己的自私，岂不贤于朝市中的勒索诈骗吗？

因农业本身的制约，不能鼓励人的冒险，也不能有什么飞跃性，这是真的。但谁能因此而抹煞农民的奋励上进的精神呢？抚孤守志，教子成名，农村这类的伟大母亲，代不绝人，蒋母就是伟大的例证，这都是农民坚贞奋励的标志。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多半出于乡下贫困之家，所以有“茅屋出公卿”的成语。我和我同时住师范的几个朋友，都是穷得没有“年饭米”的人家，若非父兄咬紧牙关，忍饥挨饿，如何能有升学的资格？就是现在的显要中，总还有不少是这样出身的。在生死之际能坚持一种信念，立下自己的脚跟，如忠孝节烈、耕读传家之类，这是中国文化在农村中最深厚伟大的成就。吸收农村这些美德而伸长到政治上的，一定是贤良的士大夫，一定是政治清明的时代。抹煞农村这种美德，骑在农民头上，吸农民的脂血而还骂农民没出息的，一定是最无良心的智识分子，一定是最没落的朝代。

自由中国的人们！多增加你对农村的记忆，对农民的记忆，对你自己在农村流过汗流过泪的父兄亲戚的记忆吧！在这种记忆中会使你迷途知返，慢慢的摸出走回大陆的土生土长之路。流亡者的灵魂的安息地方，不是悬在天上，而是摆在你所流亡出来的故乡故土。

（原载《民主评论》第3卷第16期，1952年8月。）

旧梦·明天

“明天”，的确是一个动人的题目。尽管许多人说，“瞬间”，“刹那的瞬间”，才是我们生命的实体；伟大的诗人，便在于能把握住自己生命的瞬间，而加以表出。但我不是诗人，对于自己生命在刹那生，刹那灭的每一瞬间，总是糊涂地让它过去；好像用手在水中捉月，到头总是一无所有。因此，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把一切的希望，都安放在“明天”。而一说到明天，当下所涌出的便是返归故里的“旧梦”。

我的故里，是出浠水县城北门再走六十华里路的团陂镇、黄泥嘴、徐塆、凤形湾。因为“凤形湾”太僻、太小了，所以每向朋友介绍时，已经成为习惯地，在它上面还要加上两个地名。“凤”有一个头，并张着两个翅膀。十一二家的土砖房子，便分布在张着的翅膀里面。一口水塘，淤塞的沙土，似乎从来不曾挑干净过。再前面，便是从右向左，一直延伸到一条小河的“大畈”，这是我们一连四个塆子生命所寄的稻田、麦田。正面对着我们塆子的有一个像馒头样的山——“鳣鱼脑”；鳣鱼脑上面，便是拔出于群山之上的“落梳峰”。大家都说曾有一位仙女坐在一块平阔的大石板上梳过头，却一个不小心，将梳子掉下；所以石板上到今还留有仙女的脚印和梳子的痕迹。这个峰，像一口大钟伏在地下，显得特别秀整。在我以放牛、打柴为生的幼年，这里是经常上下处所之一。此外还有上下得多的是“大山背”。不过，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四个儿子的人，很少有一家能终年吃饱饭。除开春夏天的景色以外，有时，只是荒寒、破落；大家好像整年过着冬天的生活。

我十二岁到县城读高小，十五岁到武昌读师范，这已经是四分之三离开我的故里了。北伐军来后，一直到离开大陆，其中仅有几次，偶尔回去住上两三天。抗战胜利，我真想永远住在故里，过后半生身心干净的生活。但一回去，农村的百孔千疮，简直淹没了天伦之乐和塆前塆后的草木的光辉；便又在自己精神的压力下，逃避出来了。真的，我对自己的故乡，一直是在逃避、抛弃。

但是一说到“明天”，自然感到这必须是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事物。岂仅政治上受骗、骗人的一套，早从我的精神中，绝尘远去；连走遍大半个中国所曾经留恋过的许多名都胜境，也都和我漠不相关。甚至连目前冥心搜讨的所谓学问，也都漂在我生命的外面。我的生命，不知怎样地，永远是和我那破落的塆子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塆子，才算稍稍弥补了自己生命的创痕，这才是旧梦的重温、实现。

父亲、母亲、哥哥，都已经磨折地死去了。嫂嫂、弟弟，不知道是否还在人间？我回去后，把离散了的侄儿侄女，重新团聚在老屋里面，这是一件大事。我和受了现代教育的儿女，应作共同的努力，使我家里乃至塆子里的男女，能过着谷吃完后有麦吃，麦吃完后有谷吃；一年到头有油盐、有酸菜、青菜；客人来了，能买一块豆腐，甚至一小瓦壶酒；每月初一、十五，过年过节，有点猪肉吃的这种生活。这是我们当时所希求的生活，也正是“明天”的本分而正常地生活。假使那时（明天）的政治还有点“人地”气息，我将提议在团陂镇开设一个苗圃，让只要是山，便有树木；只要是隙地，都是果园。还要把半掩没了沙土的池塘，挑得又深又广，里面养满了鲢鱼鲤鱼乃至大头鱼。假使还有力量的话，要把三里以内的三条小河，在上游筑成水坝，让河水能流进每一家的田里；河岸上都是密密地杨柳树和其他的树。

当然，返回故里的第二天，便应去看看在“罗家榜”埋着的祖父、姑母，十六岁便夭折了的姐姐的坟，不知还是否存在？我的父亲母亲哥哥的坟，也预定安放在这里，不知是否得到允许？假定这些坟已经被毁了，我也要作一种象征式的恢复。然后在旁边，为自己和妻，留下两个穴地；并预先吩咐，在我死后的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三十个字。我流落在外面，常常想到“罗家榜”。这是一个小小山凹，没有风水，也没有值得说的景物。但在我四五岁时，随着父亲到离家二里的“小河”私塾去玩时，从塆子左手青龙嘴，一直顺着半山的小道走去，一定要经过这里。到了八岁，在距家三里的白洋庙正式发蒙读书时，也一定要经过这里。以后将近有七八年时间，寒暑假都起居在小河的村塾，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要经过这里，每经过一次，眼睛自然会向路上边的坟墓注视一次。十多年的岁月，这个山凹，不仅埋葬的是自己的亲人，并且于不知不觉之间，也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假定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埋骨之所的话，这就是我“明天”埋骨之所了。

当我返回以后，希望还有能认识我的父老；而不相识的儿童，也不会把我当作仇人、敌人。假使原有和我小时同过学的朋友活着，有如“大山背”的陈六哥等人，那便是我明天的真正朋友。故乡的习俗，在上元节的那一天，整年劳动的妇女，一大早，便结伴出外踏青。当我刚读师范时，有一次，偶然在踏青节看到陈家的三位姐妹；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三位女孩子，才代表了人间所能见到的最圆满的女性。等我回去后，她们当然早已老了，或者已经死了；但我依然要打听一番，或者去凭吊一下。我初看到她们时，回家后瞒着父亲，曾偷偷地做了几首打油诗，现在还记得“古佛拈花唯一笑，痴人说梦已三生”一联。“明天”本来就是梦，我希望能在梦中说梦。

假使还有生活的闲暇，我便要补偿宿愿未偿的故乡山水的游兴。“斗方山”上的庙，石梁石瓦，听说是神仙一夜中吹上去的，我要去。“小灵山”上听说有位和尚种了不少桃树，我要去。“天福寨”的天福寺，我曾经来往过一年；土壤和泉水非常的美好，我要去看看是否已经好好地利用？离我们十多里路的“桃树塆”，有座“狮子山”，以前曾去过一次，看到几个石洞、石壁上刻了许多字和神像；我要再去考证一番，知道一个究竟。至于“四望山”寨的“四望寺”，我要常常去借住的。这里山势崔嵬秀丽，够得上“林泉之胜”；寺和寺里的许多尊铁佛，以及半山上的田产，都是我们先人捐出来的。我父亲在里面教过一年书；在武昌师范学校还没有开学时，我曾住在寺里。有一天，来了一位姓贺的朋友，写得一手好字，于是大家提议，在门、窗、大殿、戏楼的柱子上面，要都贴上对联；“初生之犊不怕虎”，由我作，由他写，一口气作了写了二十多幅。记得其中有一联是“松菊有缘，半笠烟霞还旧梦。圣芬不远，五洲风雨共斯文。”除了这种“烟霞旧梦”，还有什么值得称为“明天”呢？苏东坡在海外的诗，有“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两句，每读一遍，辄为之怅惘不禁。但他毕竟是归到他所愿归去的地方了。生于今日，不会“明天”永远是“明天”吧！

一九六三、十二、七于东大

（原载《自由谈》14卷1期，1964年1月。选自《徐复观文录选粹》。）

春蚕篇

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豳风·七月》）

戴胜初来水染蓝，女桑浓叶满江南。谁家少妇青丝笼，知向香闺饲女蚕。（王渔洋《蚕词》）

我的故乡，不是蚕桑区域。但一到每年的蚕月，村里的姊妹们，都聚精会神的用小筐小篮，各人养着百把几十个蚕。从孵卵起，她们整天做的，说的，想的，都是为了各人所养的这一撮小动物。有时拿出来互相比较，“你看，我这个长得多么旺呀！”她们似乎觉得每一个蚕都是随着自己的希望、嬉笑而生长。一直到蚕上了小小的架子，开始摇着头来吐丝，大家心里才感到轻松，但每天还要去看几次。一下子发现已经是亮晶晶的或黄或白的茧了，那种欢天喜地的情形，只有我们陪着帮过闲的小孩子们，到现在还可以在追忆中仿佛一二。茧摘下来以后，到底作了什么用场，我倒说不清楚。因为父母伯叔们，总是把这一个蚕月分给姊妹们作私房（私房是私人的存积），姊妹们可以随意处理，很少打算在家计之内。我们故乡的蚕，与其说是被姊妹们养大的，倒不如说是被她们欣赏大的更为适当。所以在我心目中的蚕，这是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由中国女儿们的心，由中国女儿们的魂所共同塑造成的最高艺术，是中国女儿们纯洁高贵的心与魂的具像化。没有参加过这一伟大民族艺术塑造工作的摩登女人们，我除了到化妆店里去了解你们以外，你们还能给我了解一些什么呢？

壮年我曾在浙江住过三年，这才是中国有名的蚕丝出产地。我曾看到绿荫似海的桑田，也曾看到高烟囱林立的缫丝工厂，又看到一些改良蚕桑的意见书，却没有看到蚕，更没有看到乡下养蚕的女儿们的实际活动。在我的脑子里，觉得江浙的蚕只是特产，只是经济，只是商场，只是工业，而不是艺术。女儿们纯洁高贵的心魂，早被商人的算盘，经济家的计划，污浊得一干二净了；我不能回忆它，我不愿回忆它。在我脑子里的春蚕，永远只许它和“女桑”“香闺”绾带在一起的。

春蚕在我生命中另一个永远不能抹掉的痕迹，是由李义山“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一句诗刻上的。这是十几岁似懂不懂的时候所喜爱的一句诗，现当迟暮之年，依然常在无端的怅惘中无端的想起；而一想起之后，总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息凄恻的微风，使我的心情得到一两小时的寂静。这句《无题》诗，为什么对我有这样一股永恒的魅力呢？我有时也私自嘲笑我是如此的不长进。

春蚕的丝，是从它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来的。它的生命力何以不稍停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而一定要化成一缕一缕的丝，把它吐出在自己躯壳的外面？而且一直要到把自己的生命力化完吐完为止？这真是一个生命的谜，也是一个生命的悲剧性的谜。李商隐便抓住这样的生命悲剧性的谜，来象征他无可奈何的爱情；而爱情的本身，对于任何人，对于任何时代，都是无可奈何的，都是谜的，都是悲剧性的，都是从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来随风飘荡，不可捉摸而却又是剪不断，理还乱，并且一直要把它化完为止的。每个人接触到这句诗，每个人便接触到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部分的生命力，所以这句诗的魅力，只是每个人生命力的魅力。生命力的魅力无穷，这句诗的魅力，作为这句诗主题的春蚕的魅力，也是不尽。

一般人，容易把“爱”和“爱情”混淆在一起。其实，不仅“感情”不是“爱情”，所以再好的朋友，也只能说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却不能说彼此有深厚的爱情。即使是“父子之爱”、“母子之爱”或“伟大的母爱”，若把“爱”字下面加上一个“情”字，便自然感到不很妥当。在这些地方，“爱”和“爱情”的分别是很显然的。“爱”与“爱情”的混淆，常是来自夫妻的关系。某某夫妻的情感很好，容易误称为某某夫妻的“爱情”很好。其实再美满的夫妻，也只能有“爱”，而决不能有“爱情”。爱情与夫妻，是势不两立的两种情景。夫妻一开始，爱情便死亡；继着而来的，只是在“爱情”的尸体上所蜕变而成的一般人所说的“爱”。

爱和爱情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爱”的内容是单纯的，情境是明朗的，味道是甜甜的，情意是欢笑的；并且爱是可以清楚的意识得到，而又可以把握得住的。美满的爱，好似一篇美满的散文；它的条理、情调，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说了出来的。“爱情”的内容却经常是混沌、矛盾的，情境是如在醉中，如在梦里，暧昧难明。使人有时觉得它是在自己生命之中，有时又觉得它是远离生命而他去。味道是甜酸苦辣的杂拌，情意是悲欢离合的混和。人永远不会意识到它；当你意识得到它时，它已经随风飘去；人永远想把它抓住，却又永远抓不住它，所以只有化出全部的生命力去作无穷的追逐，一直追逐到生命的天涯。因此，没含有矛盾混乱的不是爱情，没有甜中带苦，笑中带泪的不是爱情；不是如醉如梦，于不知不觉之中，抛掷出自己全部生命力的不是爱情。夫妻们刚刚接完了一个吻，立刻浮上柴米油盐的问题，这如何可以说是爱情呢？我们原始的生命力，常常被普通所说的理智之光而弱化，而浅薄化了。只靠了爱情，才能把这种浮光掠影的理智，唾弃在一旁，让原始的生命力和盘托出，以完成它自己。蚕的尸体是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丝来包裹，这比用其他任何东西来包裹更为庄严。人的尸体也应当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爱情来包裹，这才证明人性的崇高伟大。歌德为了要表现这一点，所以才写下一部《少年维特的烦恼》，并且因此而造成少年维特的风潮。其实，十多万字的小说所要表达，所能表达的并没有比这“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七个字的诗多出一点什么。现代人的生命，被机器，被权利欲，熏染得已经僵化了。这些人，只有“撒野”，决没有爱情，更不能从原始生命力中流出一滴眼泪。于是春蚕的位置，只好让人造丝、尼龙等等来代替。而现代人也是不断的吐丝，但他们是蜘蛛吐丝，吐出来作构陷他人之用。这真是值得对照的。

（原载《新闻天地》474期，1957年3月16日。

选自《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一册。）

无惭尺布裹头归

一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黄梨洲到吕晚村的梅花阁教书。春夏之间，梨洲和晚村及高旦中吴自牧等在水生草堂，为诗酒之会。在这些人的诗中，吕晚村下面的一首诗，在十多年前，曾特别引起我的感动。诗是：

谁教失足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识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晚村在上述诗中把他的民族沦亡之痛，及誓全大节之心，可谓和盘托出了。所以到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他便不应乡试，宁愿把已有的秀才头衔革掉。

我在民国四十四年的秋季，以偶然的机会，进到刚刚成立的，由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东海大学中文系。并且“东海”的校名，也出自我一时的构想。我为它取上东海的名称，是满怀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的幻想，认为东西的文化，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文化，其基本目的与精神，本是相同；因而通过高等教育的融合，应当可以互信互助的。

但随时间之经过，又不知不觉地想到吕晚村上面的那一首诗，尤其是想到“无惭尺布裹头归”的末句，仿佛我真体会到这句诗里的整全纯洁的人格；更仿佛领受到这句诗里所涵酝的一个赤裸裸地人格挣扎中的历程。现在我从东海大学被强迫退休了，更自然而然的把这句诗和曾子所说的“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的话，融和在一起，以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人的自我安慰。

二

东海大学创办时的校长是曾约农先生。他的基本作法，不会令每一个人满意。但他是一个有独立自主性的基督徒，他以为在中国办基督教大学，即是以基督精神为中国人办大学；而办大学的目的，乃是为了使中国青年得到知识与修养，而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当校长；这是每一个东海大学的人可以承认的。所以当时东海的学生，得到由他所鼓励起的热情，团结在他的周围，奋发向上，真正有一番青年气象。但他太“老天真”了；他的英文虽然好，却不仅不懂洋务，实际他也只懂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懂由西方传向东方的基督教；所以隐藏在他左右的一支伏军，当时机成熟时，便奋狠而起，促使由外国来的“主的代言人”，写出一封“他如继续任职，即截断经费来源”的哀的米敦书。这样一来，便使这位老天真的校长，耐了两年的岁月，在学生的热泪中被强迫退休了。在他离校的刹那，许多同仁都到他即将离开的寓所送他上车。但相映成趣的是：平日在他面前比子侄还要恭顺的近邻，在此时抱着胜利的心情，闭门深坐，连点头挥手的起码周旋也没有。

对于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欺骗，要去了解它，谈何容易。我当时对这一幕虽感到稀奇，但依然只把它当作个别事件，没有使我的幻想完全破灭。我曾为东海大学作一首校歌，由李抱忱博士作谱，在各种典礼中由学生唱出，并印在毕业同学录的前面。但歌词中“求仁与归主，神圣本同功”的两句话，引起了以中国人为主所组成的台湾董事会的反对；理由是“中国的圣，怎可比我们的神”。于是这首校歌，便从此销声匿迹了。耶稣的生日要称为“圣诞”，《新旧约》也要称为“圣经”，为什么神圣不可以并称呢？更从董事会发出抗议的声音说，“学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学校，不是为中国文化办的。”诸如此类的一连贯下来的情形，当然会引起我更深的思考。

三

进到东海大学以后，有的人在我害病时为我祈祷，并告诉我，“只有信神才可以得救”。有的人告诉我，“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从基督教来的；你要中国能自由民主，便只有信基督教”。诸如此类的不一而足。我当时总是以感谢的心情答复说，“七万万人口的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真正有责任感的，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我之所以不当基督教徒，不是为了旁的，只是要为中国文化当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但五六年以后，我的心境改变了。除了少数例外，我发现到东方来的西方人，是从他们的人种优越感与国家现实政策上来把握上帝；而绝对多数的失望的东方人，则是从西方人的脸上去发现上帝。今年一位毕业学生在毕业同学录上写下他“最伤心的事”是“在教堂里没有发现上帝”；他不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脸上去发现，却想从教堂里去发现，这说明我对青年教育上的失败。

一件中外合璧的大规模地调查报告出现了，说大陆人和台湾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并要东海大学教中国文化的人保证学生信仰基督教；我沉不住气，在校务会议上，反击了这一中西合璧的杰作。总的说明一点，我和东海大学，本是不能并存的。但因为二十年来吹在我身上的砭人肌骨的寒风，我仅能做到不因此而向自己民族以外的东西乞求温暖；但移动一步，便只有饿饭，我还没有坚强到自动地去接受这一置境。十四年的岁月，东海大学的当局和我个人，都在发挥不得已中的耐性。现时才被强迫退休，我对东海大学当局的耐性表示钦佩。但这一年多来，我从正面反汉奸、反诈欺的努力，在他们的内心，认为这真正打到了他们的痛脚，突破他们能忍耐的极限了。站在他们的立场，是可以原谅的。何况东海大学教授会举行了一次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从来没有的对现任校长的信任投票，到会的三十八位，有二十八位投票反对他继续留任，十位投票无意见，没有一人赞成他继续留任。等到美国有关人士来调查时，有关机关的解释是，这都是徐某一人所为，与国民党无关，这便更要和我拚命了。

大概是十年以前吧，有位在野的政治领导人物在国外去世了，许多朋友要我写篇悼念的文章，我加以拒绝；因为我知道他“裹头归”的并不是原来的“尺布”。有的本为我所敬佩的前辈先生，但一夜之间，使我和他发生了很大的距离，也是发现他在一夜之间，丢掉了他大半生的“尺布”。尽管在争多计少的现实中，东西好像有时也有争论；但在想摧毁一个赋有独立人格的中国人上，在对汉奸与诈欺的偏嗜上，则东西风是殊途同归，合作得自然而巧妙。我在这种情形之下，依然能“无惭尺布裹头归”，这不是我的勇敢，而是由几千年的圣贤所织成的这一尺布，即是我生命的自身，我有什么方法把它抛弃呢？

（原载《文化旗》，1969年9月。选自《徐复观文录选粹》。）

太平山上的漫步漫想

妻有二十多年没有出门了。此次来到香港，作短期居留，好像是来作我的客人。人情上，凡是可称为香港一“景”，都应让她“应”到，这才是招待客人的道理。坐缆车上太平山顶，也要算香港的一景吧；为了应这一景，上周末便陪着妻上太平山。

我对过去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健忘得多。提到太平山，除了“曾经去过”的朦胧印象以外，便是一片空白。上去以后，我主张再走路直上山顶，四面望它一望，便算了事，但为我们带路的梁桂珍同学，认为上山的坡度太大，且领略的风景也无多，主张慢慢绕山顶下的一条水泥山道走，边走边向下面看，才可得到游太平山的乐趣。妻和我的小女蒙儿，非常相像，每到一个生地方，有特别浓厚的新鲜感觉，她也主张绕着山路转。上下一片杂木林，深绿中透出一些浅绿的嫩红的树叶；在这中间，缠绕着一公尺左右宽的水泥山道，也实在值得走走。走起来，妻和梁同学自然走在一起，有说有笑；我一个人冒在前面，反而有踽踽凉凉之感了。

踽踽凉凉的另一面，是平时塞得满满的头脑，至此而受到山色海光的荡漾，于不知不觉之中，洗涤得一干二净，真落得一片清宁虚旷；可能这就是艺术家的意境了。但用惯了脑筋的人，很难在清宁虚旷的意境上停留太久；于是脑筋里旧的东西刚刚洗涤掉，新的东西又浮了上来。于是我一个人踽踽凉凉的漫步，又变成为一个人的踽踽凉凉的漫想，这便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家了。

回首二十年前事

首先浮上来，并且使我暗地一惊的，乃是对着当前的景物，突然想到在民国三十八年秋冬之际，可能不止一次的曾漫步在这太平山上。当时经常走在一起的有钱宾四、张丕介和唐君毅诸位先生。钱先生当时是五十多岁，我和张先生是四十多岁，唐先生大概刚挂上四十的边缘。钱先生一向是游兴很高，而且是善于谈天的人；他谈的是半学术，半生活，偶而也掺杂一点感慨和笑话，真是使人听来娓娓不倦。唐先生一开口便有哲学气味；我和丕介当时对学问有虔诚的谦虚，对钱、唐两位先生，是由衷的钦佩；所以对唐先生的哲学漫谈，也听得津津有味。一行中，丕介以身体壮硕受到大家的欣羡，他也颇以此自豪。我倒无法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一副神气。现在钱先生七十好几了，丕介则正半昏半醒的睡在伊丽莎白医院。君毅为了想维持新亚书院的“中国人的立场”，弄得焦头烂额，恐怕也再没有当年清游清谈的时间和兴趣。最重要的是：当年初逃难出来，彼此都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生命，是彼此容易直感直通的生命。大家一天老一天，仿佛不知不觉地自己有了些什么，学问、声名、地位，有得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当年冲口而出，边走边谈，在谈话中，夹不进半粒沙子的情境，我知道在余年中是无法再现了。在这一刹那的漫想中，掠过了由聚到分，由无到有的后半世。但若模仿庄子的口气来说，“安知一无所有之非真有耶？又安知有之非真一无所有耶？”

做学问的目的之一

走在九龙的弥敦道上，走在香港的中环，压在头上的建筑之高，形象之壮，窗橱和柜台里陈设之新奇环美，经常吸引我的妻欲去还留，使我这个“急性人”常常按捺不住，这也难怪。二十世纪文明的成就，不是用“光辉灿烂”这类的形容词所能形容得了的。但站在太平山上向下望去，一切建筑物，只不过如店铺里用来送客人的薄而扁的火柴盒，干燥地竖立在那里。都市中许多杂乱的情景，并不能被这些竖立的火柴盒遮盖住，而一一呈现在眼前。在弥敦道、中环所感的新奇、豪富，一下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做学问目的之一，便是要培养“高地精神”、“高地眼界”，使自己能居高临下地看问题。但人间世的所谓伟大堂皇，有哪一样经得起这样的居高临下的一看？而此时感到赏心悦目的，只有冻绿而凸凹的平静海水，和深浅绿色相间的丛林、杂木。这一片刻，人抛弃了都市，直接与自然相契合，因而得到了真实地美感。人在领略这种真实美感时，也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实地人。现代的艺术家的特色之一，便是“背弃自然”。艺术家背弃了自然，当然社会就可毫无顾惜的背弃这种艺术家。

（原载《新闻天地》1142期，1970年2月3日。

选自《徐复观杂文补编》第六册，有删节。）

老觉淡妆差有味

宋人（一时忘其姓名）有首咏牵牛花的绝句，末两句是“老觉淡妆差有味，满身秋露立多时”。三十年来，不断地想到这两句诗。每一想到，便觉得满身秋露，站在牵牛花前，低徊往复，怅惘不甘的这位老人，好像就是我自己；精神上仿佛澄汰了些什么，感受到了些什么。

淡妆是对浓妆来说的，也是对质朴来说的。浓妆，就时下说，头发堆得很高，眉毛安得很长，眼眶涂得很乌，脸上的妆底打得很厚，耳环吊得很长，唇膏涂得放光，香水喷得使人闻了要发晕，珠光宝气，压上“鸟雀之巢，可俯而窥也”的迷你装，诸如此类，谁能承认这不是美？但这是刺激性的美；这是用化妆品压盖着整个生命，只让生命凝缩到“一点”的美。这种美，对青年壮年人来说，当然成为诱惑，由诱惑而疯狂。但当一个人，由青而壮而老的时候，可能因经过刺激太多，不再感到这是刺激；或者因得到“五色令人目盲”的经验，反因刺激而引起烦腻。偶在街头相遇，浓妆美的担负者对付老人的方法，固然是把眼皮向上一翻；而阅历丰富的老人也仿佛在一瞥一瞬之间，便透视到浓妆里面正包裹着些什么。此时的味，是胃病严重的人面对着红烧蹄膀的味。质朴是粗头乱服，毫不妆饰。此时的存在意义，乃是一个本来面目的意义，不一定是美的意义。若是以本来面目的意义而又兼有美的意义，这是千载难于一遇的大美。自此以下，可能便把质朴中所蕴藏的美，因粗头乱服而埋没掉了，这会使人世间归于枯槁寂寞，或许可以说人世间是索然无味的。

［明］黄凤池　《女才子集》插图

淡妆是存在于浓妆与质朴之间的仪态。不是不妆，而只是淡淡地妆；既显出了质朴中的美，又决不让化妆品和服装压盖了一个生命的本来纯洁之姿。这是与心灵融和在一起的从容宁静之美，这是没有凸出的横断面，却有深情远意，让人在这种深和远的意境中，暂时突破人世间的各种局限，而通向微茫绵邈、物我皆忘之美。一个满身疮痍的老人，骤然与此相遇，把早应当放下而苦于无法放下的许多纠缠，不知不觉的一时都放下了；使自己的生命，随着美的从容而从容，随着美的宁静而宁静，随着美的纯洁而纯洁；感到草草一生中，只有此时才真正忘记了自己，却真正享受了自己。这种淡妆之美，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而这位诗人，却遇之于墙根架上的牵牛花，使他站在她面前低徊玩味，不惜沾上满身的秋露。而我却遇之于这位诗人的两句诗，使我三十年来，反复微吟低唱，而不知其所以然。谁能从淡中发现美，谁能领略淡即是美，大概才够得上谈中国的艺术，才够得上窥寻中国的艺术人生。

（原载1972年5月30日《明报·集思录》，署名王世高。

选自《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一册。）

一颗原始艺术心灵的出现

——论台湾洪通的画

一

台湾艺坛上最近有一件哄动而又使若干人感到尴尬的事情，即是在美国新闻处所开的“洪通画展”。据台湾报纸的报道，洪通是一个乡下很穷苦的人；到了五十岁时，突然对绘画有了兴趣，在到现在为止的七年中，靠他的太太做工，维持饿不死的生活，他自己只是废寝忘餐，把自己幻想中所连结、构造的形象，很自由地画了出来。从报上副刊中所影印出的一部分看，他的画，没有传统的问题，没有现代的问题，也没有好丑美恶的问题，当然更没有法则规律的问题；只是把自己喜悦的无所为的画了出来。但在奇异中不感到怪诞，在幼稚中不感到低劣，使人看了，有一份欢乐和畅的感觉；也即是有趣味而不使人讨厌。于是洪通的画被好奇的人慢慢传开了，才出现了这次画展。

［元］倪瓒　琪树秋风图轴

洪通画展开幕后，一连十多天，看画的人潮，大概打破了中国历来大画家所开画展的纪录，使展期不能不延长。洪通本人和他的太太随着他的作品被人请到台北，住在旅馆里受到很多人的恭维与招待，成为一时的大忙人，大红人；但在热烘烘的赞叹惊奇的高潮中，他却拉着太太，在画展中途，静悄悄地回到自己的破屋里，而叹息乡下硬比台北好得多，住在旅馆里的别扭，远不及住在自己破屋里的舒畅。对于许多劝他卖画的人都投以不屑不洁的一眼。

台北的画家们，对于洪通的平地一声雷，羡姤奖责之声，交错在一起，简直作不出一种共许的评价。这也无怪其然，当艺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时，短期内本难作出评价的。但我在他的作品好坏问题之外，却有这样的一个感想。洪通的出现，可称为是一颗原始艺术心灵的出现。

艺术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以为“游戏说”最近于真实。小孩子的游戏，是除了游戏自身以外，不含有其他任何动机、目的，而只是感到在这种行为中自己得到了满足；这即是康德所说的“无关心的满足”。艺术仅占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人可以把许多纠缠困扰乃至污秽的东西，暂时放下，以恢复生命的宁静、愉悦及纯洁，使生活能重新出发；而在重新出发时，能保持生活的正常，并增加工作的活力。艺术对人生的真正意义在此，由洪通所展出的人生意义也在此。

二

出自原始艺术心灵的作品，不一定便是成功的作品，等于民歌不一定是成功的文学一样，所以有待于进一步的文化薰陶和技巧学习。于是艺术只能镶入于一般文化大流之中，其自身即是突出的文化的一部分。但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人所受的文化薰陶，并非都是有意义的东西。并且人性的黑暗面，常藉文化之名而得到伸长；其最著的，即是对个人的名与利的计较与钻营。好名，固然未可厚非；但好名好到偷窃他人的作品，并凭特殊身份、势力，以摧毁揭穿他的丑恶的人，这种好名，和以劫杀手段达到好利的目的有何分别。名与利，是人的现实生存的条件；艺术家是人，便不能要求艺术家不好名不好利；但这对“无所为而为”的艺术心灵，已经加上若干疮伤了。再等而下之，则只有若干技巧，而在技巧后面，并没有艺术心灵。今日艺术界之可悲，正在于此。洪通的出现，恰恰是一颗未被名利所疮伤所污染的艺术心灵的出现；这可以说是，艺术界的景风庆云，艺术家对此，应引起一种反本归源的反省。由洪通的成名，而怀疑到“今后刻苦励学有用吗”的人，他的沉疴痼疾，真可谓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其次，洪通作画的精神状态，与儿童游戏时的精神状态是相通的。但他究竟不是儿童，而是已经更历了五十年的人世生活，自自然然的受了五十年的人世中的薰陶濡染；所以他毕竟不是像儿童样，与混沌连在一起的精神状态，而最低限度，是由半自觉而来的精神状态，这便比儿童的精神状态，要高许多层次；其作品，也必然比儿童画，在内容上要丰富得多；较之现代有人想从黑非洲吸取灵感的作品，实有不可同日而语的艺术意味。说他的画，还停留在儿童的阶段，却没有儿童画的天真可爱的人，想窥艺术之门，真比骆驼想穿过针孔，还要难了。大家不必以一窝蜂的方式去扰乱他，更不必以酸葡萄的心情去糟蹋他，而是应努力的去了解他，珍重他；并应从他身上吸取一点什么。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吸取时会感到很苦很涩的。

（原载1976年3月24日《华侨日报》。

选自《徐复观杂文——记所思》。）

看《梁祝》之后

我和我的太太，并拉上好友涂颂乔夫妇，也挤着去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一面看，一面想，这一影片，成功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尽说千金能买笑，我偏买得泪痕来”；人生须要与自己无关的笑，更须要与自己无关的眼泪。这一影片，的确使许多人（连我也在内）买到了与自己无关的眼泪。它在这一点上，已达到了艺术上内在地最高地要求；于是从外在条件上去责其不完不备，反觉多事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我们鄂东乡下最流行，而且常常是用黄梅调唱出来的故事。经过电影上的处理，把文字上所写的，用演员的动作复活过来；把寻常舞台上所无法完全呈现出的背景，用“集中地”、“实验地”布景、选景，烘托出此一故事所需要的气氛，这自然使此一故事的意味特别明显，收到了写实小说上及出现在舞台上所无法收到的效果。但最主要的效果，还是来自此一故事的本身。此一故事，是在七情六欲的人间世中，是显出了一片纯净之爱。同学的友爱，是纯净的；藏在祝英台心底的儿女私情，也是纯净的；发展到高峰的殉情以死，更是纯净的。由一片纯净之爱所导引的悲剧，较之由肉欲之爱所导引的喜剧，其给与观者的效果，前者是从内心深处涌出了感动；即使在电影看过以后，观者还保持着莫名其妙的万千怅惘之情。而后者则是睁着眼、张着口、紧着脉搏的片刻满足；这种满足，经不起良心的反省，也经不起时间地回忆。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的认定：藏在人性深处的爱，本来是很纯净的；正因为是纯净的，所以其本身也是艺术的。通过艺术史、文学史来看，这正是一切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所追求不已的方向，也是发掘不尽的源泉。因为这是真正的人性，所以也是真正人性所要求的艺术。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含有由官能而来的对若干低级趣味的要求；但古今中外，不会拿这种东西作艺术看，除非是变态心理下的“末世纪感”的人们。

其次，此一故事的结构，如果很单纯；但它从正面、反面，一步逼紧一步的逼上悲剧性的主题，在发展中有旋回跌宕，而没有赘笔滞笔；所以能从容而紧凑，使观者并不觉得太单纯。同时，它的背景，虽然是经过了集中的手法，而不免在美化上有点夸大，但毕竟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角。这是表示中国的电影，快从“上海弄堂文化”中、“香港骑楼文化”中解放出来，以面向故国山河的本来面目，这点进步也不可忽视。

［元］王冕　墨梅图卷

但是，仅就电影自身说，黄梅调却是它虽十分经济，而却又得到很成功的大秘密之所在。我说它“经济”，一面固然是就拍电影的老板而言，花在本片上的本钱，可以猜想到是相当的少。更重要的是，向人性深处的发掘，转往在故事上需要更多的曲折，在演技上需要更深地刻划。这只要想到《孤星泪》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便可以了解。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并不太曲折，中间没有什么奇峰突起的惊人之笔。而凌波及乐蒂的演技，虽得到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凌波；但也只能说是够水准，而不能说突破了目前的水准。然则它所收到的感人的效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认为主要是从黄梅调来的。黄梅调代替了故事发展中的曲折，并大大地帮助了演员的演技。隐藏在此一故事后面的，是纯净之爱的深厚感情；把此一深厚的感情表现出来，是此一影片的基本任务。西方有位文艺批评家，曾经有下面的一句话：“人藏在内心的感情，不是写出来，说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大意如此）唱的腔调，即是感情自身的体现；也可以说，“腔调”即是感情的自身。“平剧”已经经过了太多名伶的发展，它的腔调太复杂，太高级了。它是向音乐接近的美，和自然地语言距离太远，不能配合到寻常的生活动作中去。黄梅调完全出自黄梅的民间，它的腔调，反映出民间自然流露出的素朴的感情，而又与自然地语言相去不远，所以把它融入到电影的动作中去，使戏剧化与现实感，容易得到谐和；而剧情内所蕴蓄的深厚感情，便很自然而然地通过此一纯朴婉曼的腔调，表现了出来，大大地增加了演技的效果。这才是此一电影能赢得许多人的眼泪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试想，若把这些腔调，完全改成普通的语言，恐怕老板的经济算盘，便立显得很寒酸；而凌波、乐蒂的演技效果，便也要大大地打上折扣了。因此，我认为电影上“起用”了民间故事，并把民间的黄梅调融入到里面去，已是中国艺术的一大发现。

在艺术心灵早已枯竭了的人的面前，什么地方也找不出题材，穷固然没有办法，富也同样没有办法。

（原载1963年5月28日《征信新闻报》。

选自《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一册。）

泛论形体美

一

希腊很早便以真、善、美为人生所追求的三个理想目标。许多人认为希腊文化的精神是艺术，艺术的最大成就就是雕刻，雕刻的取材，是人体的形态美。不过，他们当时的社会，对女性是采取非常轻视和抑压的态度，所以雕刻多取材于男性而很少取材于女性。但毕竟代表形态美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希腊男性雕刻的灵魂，依然是被隐藏着的女性而不是男性。

形态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似乎没有希腊的幸运。就现在可以知道的古代三大形态美——妹喜、妲己、褒姒而论，因为她们在政治上与亡国的惨祸连带在一起，使古代的人引为大戒，于是以最大的力量，歌颂文王的后妃，说她的伟大乃在德而不在色。其实，有德而无色的女性，有如又苦又涩的营养品，对人生总是一种缺憾。而今日成为卫诗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对女性形态美的歌咏，正与希腊的石像，同其不朽。

现在，正是心理变态的时代。变态之极，艺术不再是美的升华而趋向为美的否定。毕加索只有把自己的太太画成三只眼睛的怪物，才能满足自己艺术创造的冲动。其实，在现实世界中，毕加索的内心，可能因自己未曾得到最后的形态美而会有时感到空虚、叛逆，但我相信他决不会要三只眼睛的女性作太太，即使有这种三只眼睛的女性。女性的形态美，将成为美的永恒地定石，将成为扭转当前艺术变态心理的强有力的契机，这是我相信的。

古希腊雕塑　维纳斯

二

不过，形态美虽然可以通过雕刻、绘画、诗歌而使其长春不老，但形态美的自身，因生理的无可奈何的限制，却和英雄人物一样，永远是带着悲剧的命运，袁子才“美人有寿已无恩”，正说明了此一悲剧命运的性格。汉陈皇后奉黄金百斤，向司马长卿买赋；明末卞玉京，因自伤憔悴，而与吴梅村避面绝缘；这都说明此种悲剧命运的残酷。因此，形态美的自我完成，也常常和英雄的自我完成一样，只能诉之于悲剧。所以项羽宁以头颅赠故人而不肯渡过乌江，这便足使拿破仑大为减色。至昭君能琵琶出塞，杨太真得宛转马前，这是她两人真正美的完成；遂使青塚黄昏，马嵬片土，永远系人留恋。

从上述的观点说：最近玛丽莲·梦露的自杀，或许是她最聪明的选择，也许是美的自我完成的一个不太高贵的例子。我说她不太高贵，是说她被世人所认取的性感之美，在美的价值衡量中，恐怕只能居于最低级的地位。美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缥渺的，想像的，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太现实化了的东西，便是商品而不是美。但这不是玛丽莲·梦露之过，而是这一时代之过。这一时代的下流根性，只能把美变成商品而加以糟蹋。玛丽莲·梦露以裸体表现她的最后，这或许是她对此一下流时代所作的抗议。

三

“善”和“美”，与“真”有所不同。“真”可以自己加以表明，但“善”和“美”，只应由旁人认取，而本人却最好在追求之际，又能把它忘掉。一个自以为善的人，固然对于善是一种损害；一个经常自以为美的人，对于美恐怕也是一种损害。因为美不能离开形态，但美也同样不能离开纯静雅洁的心灵。美的无限价值，主要是使人通过形态去把握心灵所引起的想像。一种自以为美的人，便把自己束缚在自己形态之上，阻碍了心灵向其他方面的发展，于是没有动力与烘托的形态美，也便容易僵化。

更重要的是，美以悲剧而完成。但任何人都希望以幸福结束自己的人生，决不愿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人生。而旁观的人，只可以欣赏、赞叹已经发生了的悲剧，决不应希望他人发生这种悲剧。由悲剧向幸福的转换，便要求美的自身，有种合理的转换。向学术与事业方面转换，当然是很理想的。但这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所以对一般女性来说，应当由形态之美，转换为家庭生活之美。相夫教子，使一家人都过着和谐而上进的生活，丈夫认为是贤妻，儿女感觉到母爱，社会认为是一个美满家庭，这其中，酝有无限的温情，也即酝有另一形态的无限之美。这种美，因没有生理的限制，是永不会破灭，是永不会被遗弃的。每一女性，都可作这种转换；但有一个先决条件，便是，要在爱美之中，同时忘记自己的美，以免把自己的精神，拘限在自己的生理形态之上。从这一点说，当了国姐、世姐的女性，可能不一定是很幸福的女性。因为她自己的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常常不容许她作必需的转换。

（原载1962年8月26日《华侨日报》）

认取“心源”

当我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正是许多人标榜以抽象主义为中心的“现代艺术”的时候。现在这种声音，似乎比较微弱了。艺术到底走到什么地方去，三十年来，他人是在摸索，而我们则在模仿；摸索者多已感到空虚，模仿者也应有些迷惘。我觉得大家应当暂时放下“传统”“现代”这类硬壳子的招牌，先下一番功夫，了解传统、现代、有关艺术的说明，到底是些什么意义。就我的浅陋所及，在理论方面，西方自康德起，是美学家走在艺术家的先头。我国三百年来，因过分重视笔墨趣味，而忽视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意境，以至两皆堕退，尤以画论方面的堕退为甚。当代名家中，只有白石老人，拈出一个“静”字，为真能道出他的体验所至，接触到艺术中某一方面的真实。画家的心中，若填满了名利世故，未留下一片虚灵之地，以“罗万象于胸中”，而欲在作品中开辟境界，抒写性灵，恐怕是很困难的事。这部小著，假定能帮助读者，带进古人所创发的“心源”，而与其互相映发，使自己的作品，出自此种根源之地，则天机舒卷，意境自深；或者这是一点小小的贡献。

壬子冬至后十日徐复观自序于九龙寓所

（选自《中国艺术精神》三版自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元］倪云林　江亭山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