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具」指的是船上所有與桅桿、船桁、船帆以及連接它們的繩索有關的裝備。

當然，「索具」從頭到尾都與桅桿相關。儘管你可以憑著殘缺的繩索和篩子一樣的船帆航行，但是在沒有桅桿的情況下，你不可能還可以正常起航，因為所有的船帆都要靠桅桿和船首斜桅來支撐。

只有當桅桿有前後支索，再加上橫桅索的時候，它才能在暴風雨中屹立不倒。支索就是把桅桿與船首斜桅和甲板連在一起的繩索，而橫桅索則是在桅頭和船兩側之間的粗繩索，其作用就是支撐桅桿，而且水手們可以靠它爬到船桁來固定船帆。如今我們常常把這些繩索和繩梯混淆。繩梯是中世紀的一項發明，在它出現之前，水手們爬的都是橫桅索。他們就像猴子一樣光著雙腳抓緊繩索，從兩條繩索之間向上攀爬。在歐洲的一些小漁船上，橫桅索仍為此用，而且船上也沒有常規的繩梯。

剛剛我提到的索具中，橫桅索和前後支索也稱「固定索具」，因為它們一旦被固定就不會再活動，不作為牽引之用。剩下的繩索（數量成百上千）用來升降和操控船帆，也稱「活動吊索」。

隨著帆船的迅速消失（現在剩下不足十幾艘頭等帆船），已經很難再找到熟知這些索具、船桁、船帆等複雜術語的人，也很難找到在颶風中可以對主帆、頂帆、後桅頂帆、後桅縱帆、帆腳桿和主上桅帆發號施令的人。只留下那些喜歡老式帆船照片的外行人，還有那些喜歡描繪全帆裝船在強風中行駛的素描畫或油畫的人。

橫帆船和縱帆船

甲板

這景觀的確漂亮，但什麼是全帆裝船呢？我知道的定義全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也許，一位我曾採訪過的老水手可以給出最讓人滿意的答案，他說：「全帆裝船，指的是各種類型的橫帆船，船上載著與運輸量匹配的船帆，其中也包括船長的t恤。」

普通的三桅船上的桅桿（上帝不准我提及七桅縱帆船，儘管我曾經看到過一艘擱淺在英格蘭的南海岸）分為前桅、主桅和後桅。尾桅或者中桅當然應該在船的中間，而在全帆裝船上，它變為三根桅桿中的最後一根，卻依舊採用之前的名字，這是為了保持海上的傳統。大洋上的生活是毫無邏輯可言的，既然這樣，為什麼要在航船的命名問題上有所不同呢？

關於桅桿，它們又細分成不同的種類，每一種都有特別的名稱。由於桅桿不再像羅馬時期和中世紀那樣，只由一棵樹製作而成，而是由下桅（最靠近甲板的桅桿）、中桅（真正的中心部分）以及上桅組成。如果一根桅桿不是由三部分而是四部分組成（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上桅上面就會有一根短桅桿，它就叫作頂桅。如果桅桿是由五部分組成，那麼在頂桅上面的就叫作天桅。但是我最好就此打住，如果繼續介紹下去，我自己也會完全被主天桅、後頂桅帆、後桅天帆的後支索、主上桅翼帆的船桁這些名稱弄得暈頭轉向的。

15世紀之後，桅桿不再是一整根木料，而是由好幾段組成

在《晨郵報》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其作者說道：「軍艦上（引進蒸汽機之前）最高的船帆是頂帆和天帆，但是在私家船和私掠船上，有時在天帆之上還有三角頂帆，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在三角頂帆之上還有船帆，叫作月帆。」這些是作者從她父親那裡得知的，他是一名海軍上將，曾經擔任過第一海務大臣。

40年前，在我12歲的時候，我已經將全套索具的名稱熟記於心。我的叔叔曾是荷蘭皇家海軍最後一艘帆船上的軍官，這艘船當時是作為訓練船使用的。在假期的時候，如果叔叔他們的船恰好停泊在港，就會允許我上船待上幾天。當然，那時候我決定成為一名海軍軍官，為此，我央求一位水手長幫我繪製所有船帆、桅桿、船桁的簡圖，這樣我好為將來做好充分的準備。然後，他幫我將每部分的名稱寫在對應的位置，每天晚上我都會溫習背誦：「前桅天帆支索是從前桅天帆的桅桿頂端到船首斜桅底端之間的部分，馬頷韁支索（船首斜桁撐桿支索）是從船首斜桅底端到船首斜桅垂木之間的部分。」船首斜桅垂木是從船首斜桅的桅帽開始垂直向下的桅桿，通過馬頷韁支索支撐著第二桅桿。「馬頷韁」是比較陌生的中世紀詞彙，原本是在馬廄裡用到的詞，已經被用到船塢中了，這個詞的本義是馬前腿間用來讓馬低頭的皮帶。

帆船的結構

但是當年少的我把腦中填滿了這些有用的知識的時候，卻發現要想進入海軍學院，必須要學比想像中更多的數學知識，所以我很遺憾地放棄了戴上三角帽和金肩章的夢想，轉而成為一名作家。如今年紀也大了，已記不住一艘普通三桅帆船上251種索具的英語術語了，而荷蘭語版本的更是完全不明白。但我不覺得這是什麼重大損失，因為瞭解這種老式索具的知識已幾乎是完全出自對古物的興趣了。帆船已經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如今的帆船大多數是遊船，業餘水手也都能在一周內記住這種船上繩索的名稱。

桅桿由好幾個不同的部分組成

如果你明白作為一名水手要履行哪些職責，那我的無知也沒什麼關係了。作為一名水手，在猛烈的暴風雨中，桅桿都傾向青藍色海面的情況下，你要爬到主中桅上，還要在那待1小時，收集被颶風吹壞的、濕冷的主中桅翼橫帆碎片。

平衡桅桿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錯誤的航道

輪船已經不用擔心這些情況發生了，而往昔的水手則會從他們的墳墓（更有可能是從海底）中出來，感恩地喊一聲：「阿門。」

但是話題回到17世紀，那個時候的船開始失去小型戰船的特點，逐漸發展成「商品載體」。

開始的時候，船沿著新路線發展得很迅速，之後發展速度就急劇減緩。直到19世紀上半葉，在我們遇到新的重大變革之前，出於恐慌，著名的快速帆船嘗試過去擊敗輪船，但那時已經太晚了。因為不久之後輪船就將所有的對手驅逐出了大海，而它們再也沒有回來。

17世紀上半葉是最佳的起點，當時去往印度的航線最終為北方人所知，而且荷蘭和英國的貿易公司正如雨後春筍般在世界各地湧現。比起以前的時代，我們更熟悉這個時期的航船，因為大眾對於地理方面探索的時代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也想要知道近期發現的大陸是什麼樣子。旅行書籍以及關於陌生國家和民族的書籍，都像今天的驚險小說一樣暢銷。由於所有來自赤道以外神秘土地的財富都是通過航船被帶回船籍港，國家的安全和繁榮也依賴於航船，所以很自然地，大眾對航船的照片的需求量很大。

而且，為了迎合大眾需求，藝術家們也繪製航船的素描畫、油畫。他們有空閒的時候，就會做一些船的模型，烤制船型陶器和瓷磚，或者讓他們的女兒們將船繡在她們的刺繡品上。

實際上，就像一個世紀前的人們有地理意識一樣，當全世界都有航船意識的時候，這確實是一段愉快的時光，而我們自身也從這狂熱中獲益良多。1600年之後，我們真正知道了關於航船的一切，它們載著那個時代的祖先到達新大陸，到達遙遠的四大洋。

在那之前，我們不靠豐富的想像力甚至無法判斷哥倫布航行的時候用的是哪一種帆船。17世紀新政時期（西印度群島不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獨佔領地，所有的人都可以為分一杯羹而戰）的航船和之前的船相比，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它們的航線更直。從中世紀保留下來的、有近一個半世紀之久的船首戰鬥炮塔已經沒有了。船尾也不再像城堡一樣，在海浪之上高高矗立。但是沒有了艏樓卻打破了船身的平衡，所以在船首部分有必要增加一點重量。因此一支、兩支或三支船桁被固定在船首斜桅上，而且加長了很多。這些船桁上有小型正方形的船帆，分別叫作斜桁帆、斜桁中桅帆、斜桁上桅帆。

17世紀的碼頭

這些船帆曾經肯定讓所有的水手深惡痛絕。即使是在風和日麗的天氣，在一艘快速行駛的帆船上，船帆的操作也是非常複雜煩瑣的，這使得船首最前端變成了一個潮濕且讓人難受的地方。在調整船帆的時候，水手們要在船首斜桅上爬上爬下，和馬頷韁支索一起上演一場真實的走鋼絲表演。如果暴風突襲（在海上所有的自然現象都來去突然），他們通常就懸在那裡，在翻滾的海浪上方緊張地上下擺動，咒罵著當時自己是因為喝多了才被帶到船上的。

水手們顛倒的世界

這些船首斜桅船帆被綁在船首斜桅的下面，是有其邏輯上的原因的。它們承受得了波濤洶湧的海洋，是因為其中位置低一點的船帆上面有很多洞，當船身傾斜的時候可以讓海水從洞中通過，這也說明了這些船帆並不是只在天氣好的時候才能派上用場。

但是從船首斜桅末端立起的小中桅桿為什麼在現在的這個位置，以及它為什麼有那麼多支索，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所有的17世紀航船的圖片上都有這根小桅桿，我很確定它在那個位置絕對不是用來做裝飾的。最後一位使用這一精巧裝置的船長在兩個世紀之前就去世了，現在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們真相。那個小桅桿，就像中世紀著名的希臘火藥一樣，可能永遠成為一個無法解開的秘密。

在暴風雨天氣，船首斜桅並不是一個舒適的地方

17世紀的人浪費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在裝飾上的原因也將永遠成為我（我確信對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無法瞭解的秘密。他們把船首到船尾裝飾上一些漂亮的木雕，這個很容易理解。對於船來說，「她是位女士」，正因如此，她有資格享受額外的照顧和關注，也有資格打扮得漂亮一點，這樣她才能有自信並為自己感到驕傲。但為什麼船尾裝飾得像座藝術館？為什麼要把船尾弄得像一出滑稽戲一樣，上面畫著天使、神話人物、戴著雛菊花環的小天使，還裝飾著成噸的錨鏈呢？為什麼船尾欄杆上有著精美的油畫？為什麼在船尾最高部分有支撐著旗桿和燈籠的三角木頭呢？

對此我還是不瞭解原因，但是「船尾欄杆」（taffrail）一詞，只是荷蘭語中「tafereel」一詞的英語化詞彙。至於油畫，則是告訴我們船上特別為一些藝術家留下空間，讓他們為這個工藝品增添些許色彩。

精心裝飾的戰船船尾（1750年）

然而我們應該記得，這是一個崇尚裝飾的時代。當時人們突然變得富裕起來，金錢不會在乎它的主人是誰，更不會干涉他在藝術領域做些奇怪的事情。在陸地上，巴洛克式教堂有著過分精緻的外觀，驕傲地向天聳立著，而大眾也青睞這種過分裝飾。在17世紀的人們的房子裡，他們正是被這樣的傢俱裝飾包圍著。他們的刀叉和今天的刀叉的簡單樣式完全不同，銀盒子上刻著彎著腰的小天使，鐘錶上滿是海景圖、山水圖、明月和繁星照耀下的海軍交戰圖，這些多到你都看不清鐘錶的時刻了。

17世紀船舶的船首

他們社交生活也很繁複精緻。在生活中你要做的不是「挽回面子」，而是「扮鬼臉」。你在許多非正規貿易公司中擔任股東，你的平民名字被贈予無人知曉的偏遠地區的山河。你慢慢變得富裕，你的妻子擁有17件絲質裙子，你的孩子穿著美麗的裙子到處玩耍，而這些裙子原本是給濟羅羅島的蘇丹的女兒製作的，她現在已不在人世，正是不幸地死於你的水手槍下。總之，你是一個好人，富有，但不在乎別人對此是否知曉。但自從你只能隔很久才能親自出國一次，就想讓這些航船代表你，幫你漂亮地完成這個使命。如果你是法國國王，以你妻子命名的帆船的船尾上有28尊雕像，每一尊都比真人大得多，它們或懸吊著，或坐著，或悠閒地躺在船邊緣上，你想讓普利茅斯或倫敦海邊的居民看到這些時目瞪口呆。因為你知道，這些英國的碼頭工人會相互轉告，只有非常有權勢的人才能支付得起這麼多無用的奢侈品（你自己數一下雕像的數量吧！看看古老海神頭上戴著的金冠！我敢保證那絕對也是純金的），因此你一定是這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之一。 [1]

荷蘭議會尊貴的閣下們給瑞典的國王寄送了一份正式的外交文件，表達他們不想冒險，讓他們的大使被瑞典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伯爵鄙視。這些伯爵當然很清楚自己偉大的父親是在批發麻布行業中發了財，並沒有資格擁有徽章，也沒資格擁有自己的廚師。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瑞典人深刻意識到，如果他們喜歡的話，可以買下整個瑞典，把它作為放置捕獲的鯨魚和鯡魚的便利基地。正是因為這樣，才會有那些精緻雕刻的船尾，而很顯然，此法有效。

他們炫耀自己的家族盾徽。這樣的盾徽，即使是哈布斯堡家族 [2] 以最復古的方式都不見得能設計出來。他們炫耀著盾徽上抬頭蹲伏的獅子、躍立狀的獅子，以及其他動物。他們有彩色玻璃的窗戶，在晚上當地人可以透過窗戶看到荷蘭海軍上將招待他身份尊貴的客人。有些人的房子也有陽台，在陽台上人們就可以看見他們的閣下悠閒地抽著捲煙，這讓他自己和他的仰慕者為之感歎。

是的，那些華麗裝飾的17世紀帆船船尾是項不錯的投資。當兩船交火的時候，只有船的兩側會受影響，船尾很少被擊中，所以絕對可以借此讓鄰船眼前為之一亮，這一點你不用擔憂。

幸運的是，當我們涉及歷史上這個時期的造船業，我們不再完全依賴圖片，圖片只能給我們展示那個時期帆船的外形而已。我們有那個時代一些著名帆船的精確平面圖和規格細則，根據這些古老的藍圖，我們已經重建了它們中的一些帆船。還有一些帆船，其中包括令人生畏的1795年左右的英國監獄船，已經由現代的水手駕駛著在海上航行過了。這些教會我們三件事：一是這些航船的絕對適航性。二是不管它們的外表多笨重，卻有著超出我們想像的加速能力。三是從今天的視角去看，這些船不是很適合人在上面生活，也不是很舒適。

但是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不知情的人們回答我說：「但是那些人不介意，他們很無知，他們喜歡那樣。」

靠這樣的船隻，清教徒移民們穿越了海洋

也許是這樣的。但是，那個時候，他們很小心地隱藏自己的感情，因為每當他們手裡有筆要記錄海上的經歷時，他們都不忘用那種對愛人失望的口氣去詛咒海水的強大有力，他們也不隱藏自己對各種事物的態度，比如糟糕的食物、難以忍受的昆蟲、壞血病、不合理且殘忍變態的紀律條令。這些在上文提到的監獄船上比比皆是。

就像所有在17世紀的信仰中長大的人一樣，水手們也不會違背上帝。他們接受了萬能的上帝賜予他們的特殊奴隸地位，但這也不能讓他們擺脫離開陸地後像蒼蠅一樣死於大海的命運。首先，他們不可避免地吃了或者喝了不恰當的食物。通常情況下，航海人的思考和生活方式都很保守，很顯然，這也是無法改變的事情，這也似乎是他們職業中的一個危險問題。他們過著孤獨的生活，幾周、幾個月，有的時候甚至是幾年的孤獨漂泊，這使他們變得非常內向。他們唯一的智力資源，就是每天仔細研究《新約》《舊約》中晦澀難懂的部分，至少在古代的時候是這樣。這在本質上很大程度地讓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卑微，並讓他們感受到一種神意顯靈之前的徹底的無助，同樣，這些神意要比在陸地時強烈很多。所以幾個世紀以來，水手們都耐心地遵循著完全不利於身體消化的食譜。300年前的船長肯定從長期悲慘的經歷中知道，他們發放給水手的食物是不適合人類吃的，但是他們似乎從沒想過他們可以改變一下。同時，水手們已經習慣了對無可改變的事情採取服從態度，所以他們就接受了自己的命運，沒有任何抱怨。

他們還能做什麼呢？從兒時起，他們就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世界是被分成兩部分的，大家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假設他們上過學，他們的老師也教會了他們這條奇怪的原則。它質疑了那些17、18世紀出於生活需求，被強制在海上工作的人。他們的教堂教會了他們同樣的事情，那個時候，所有傳教士無休止的重複的說教是：「尊重你的父親和母親，尊重你的僱主們，尊重你的上級，尊重任何比你更智慧的人。」

對於那些被醉鬼毆打致死或者死於某種可預防疾病的20歲出頭的人，這只是一種無用的安慰罷了。「主將他深愛的孩子分為兩類：『富人』和『窮人』或『領導者』和『受命者』。」對於一個對此深信不疑的社會來說，出現以上的情況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吃虧的總是那些底層的人，他們甚至不能為自己做主，這些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只能讓這本書變成一本展現人類如何殘忍對待同類的控訴書。

在海上謀生的人都知道海上的生活是怎樣的，商人覺得不盡理想，艏樓和橋樓的水手們在老闆和自己有矛盾的時候，幾乎沒有機會做出任何決定。因為管錢的是老闆，而歸根結底，是他們決定了水手們和其家人能不能過活。

但是他們不像從前那樣無助了。首先，他們的世界觀已經完全改變了，不再接受自己的命運是「已注定的」，同時質疑「無可逃避地屈從」這一教條，而他們的祖父輩們，正是用這樣的教條安慰自己消沉的靈魂，度過了在濟貧院的最後幾年。其次，他們知道，他們所到之處，一定會有法庭、法官或者執行官，這些機構和人員存在的職責就是處理他們的不滿。此外，他們可以通過報紙求助於採納公眾意見的特別法庭。

所有這些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辦到的，甚至是非常困難的。但是至少這是一種可行的途徑，而這在50年前都是不存在的。直到半個世紀前，水手們還完全被他們的僱主所掌控，只因為小小的冒犯，他們就可能會被鞭笞，就像赫爾曼·麥爾維爾 [3] 筆下的船主那樣，他們只是拒絕聽從船長的命令剃掉鬍鬚，就要被罰。不管船長或官員如何殘忍地對待他的船員，他們總是對的，而船員們一定是錯的。

食物只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小寫照，在那樣的環境下，這些不足以讓我們吃驚：幾個世紀以來（在我們的記憶裡是這樣的），船員的食物的質量完全取決於船主和船長的貪婪程度，以及廚師做飯時會不會偷工減料，而儲物艙的看守也能從中搾取利益。

從船上的生病頻率就可以看出飲食不足的後果，在航海中，常常會有一半的船員喪失行為能力。而從歐洲到西印度群島的航程中，死亡率竟然高達20%～30%。當時的情況是完全不可扭轉的，而今天的航船即使環遊世界或者沿赤道繞行十幾次，都不會有一名船員犧牲。

你可能會這樣對我說：「但是，17世紀的船主都不是傻子，他們做生意是要賺錢的，他們肯定會意識到這樣大量地損失船員，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他們肯定知道，可以通過降低船員的死亡率來獲取更大的利潤。」

這樣的邏輯在17世紀是行不通的，通過減少船員損失來達到盈利的目的，對這些僱主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們就是在那樣的社會意識形態中長大的，把水手視為法律範圍以外的生物。水手們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或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的士兵有著同等的社會和法律地位，而且他們不僅當了炮灰，還要做潛在的「海灰」。誰在乎呢？一塊舊帆布和幾個炮彈就可以讓裝著水手屍體的袋子沉到海底，而這也花不了多少錢。對於每個水手來說，那就是從船上被扔到海裡的一個草率葬禮，而其中的兩三個傢伙原本是被迫入伍的。

救生船

我們抱怨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不公和殘酷，但是相比一個半世紀前的情況，我們彷彿是在天堂一樣，因此歌德這樣寫道：「真相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一直是很悲慘的，人類總是和自己周圍的人對抗，並且折磨他們，而從來不會學習去尊重和享受他生來就有的美景和幸福。」

所以自從發明了航船以來，在過去漫長的世紀裡，水手們悲慘地死去，而沒有人會在乎他們。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某個有人性的指揮官會對他的海員的命運有所擔憂，讓他們至少吃住得正常一點，給他們提供基本的醫療看護，防止他們得病。但只有那些非常確定自己在群體中地位的人，才能支付得起這些花銷。當他們打開船上的一箱餅乾來檢查其質量和重量是否達標的時候，船商就會緊隨其後、嚴格追查，讓他們難以忍受。一旦他們把一大袋鹹豬肉扔到海裡，因為「它的臭氣讓人難以忍受，連狗都不想吃」（不要怪我，我只是引用別人的話而已），屠夫就會曝光海軍部的大人們給他們的莫須有的罪名，他們自己也曾是這些大人的部下手裡的受害者。當他們發現賣給海軍的毛毯（被單更是新奇之物，甚至在今天都沒在艏樓裡找到它們）是贗品的時候，同樣的事情又會發生了。當帆船需要新的船帆的時候，同樣的事情又會上演。如果你想知道關於往日海軍中盛行的貪污細節，那就去讀一讀皮普斯先生著名的日記吧！

皮普斯在1665年荷蘭戰爭期間，負責為英國的艦隊裝載食物。他那時深受約克公爵的恩惠，之後約克公爵登上了英國的王座，成為詹姆士二世，但是那個時候他只不過是個海軍大臣。皮普斯當時只是出於個人原因寫下了日記，所以他在日記中沒有任何隱瞞。他也沒有特別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驕傲，似乎也從沒為此感到羞愧。海軍的生活條件一直是那樣的，可能永遠都沒有變化。皮普斯有什麼立場要去改變這一切呢？

某天，拿起皮普斯的日記，讀一下1665年、1666年和1667年所記錄的內容，你就會開始理解其實沒什麼理由去控訴伊麗莎白女王——常常有人控告她在對抗無敵艦隊之戰中故意讓她的海軍挨餓，如果英國水手當時有充足的食物，那麼整個西班牙艦隊就會被擊潰了。

這位有著強大能量的高效率女士，對她的臣民有著很強的責任感，卻在被要求對抗眾多的貪污者和奸商時沒有了任何辦法，這些人像禿鷹圍繞著屍體一樣圍繞著女王的船塢。直到尼爾森時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這樣的情況才得以徹底改變。即使是那個時候，水手們忍受了許多世紀的各種殘酷虐待——劫掠喝醉的人到船上；綁架剛從海上回來的人；在帆船和不定期貨船上，不給水手充足的食物已經形成了風氣；官員們對水手的人身虐待，水手拿不到任何的賠償；在船到港前，船長想方設法卑鄙地搾取水手們的工資。而在有些國家，這些虐待延續至今，而且同往昔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1660年，荷蘭軍艦進入港口

供膳船

還有唯一一個理由，當權的人可以用來解釋或者辯解他們的態度：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怎麼能做得更好呢？在那樣一個年代，所有人對食物價值、維生素、熱量、碳水化合物菜譜都一無所知，所有繼承法都基於父親在45歲去世、兒子繼承遺產的設想，他們怎麼能給自己的水手提供均衡的膳食呢？

這些無知是很糟糕，卻不及「沒人認真想過如何解決問題」這個現實的一半糟糕。例如，在18世紀的前50年間，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某種程度上因為開往巴達維亞 [4] 的航船上異常高的死亡率影響了生意，他們向著名的萊頓大學醫學院求助。當時那些有學識的教授做了什麼呢？赫爾曼·布爾哈夫 [5] 是讓萊頓大學成為文明世界醫療中心的人，在他的帶領下，這些教授寫了一篇報告，然而這個報告並不是基於個人的觀察，因為這些著名的教授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到西印度群島去研究出現的問題。在2500年前，希臘和羅馬的內科醫生們曾就這個問題寫過報告，而教授們的報告只是收集了這些材料，在報告中看不到任何原始調查的內容。

儘管如此，海上的死亡率還是慢慢降低了，這完全歸功於另一個階層的人們，他們在歷史中沒有被承認和歌頌，但是他們絕對值得子孫後代為他們建造一個大型的集體紀念碑。我指的是那個時候船上的外科醫生，他們默默無聞，薪資微薄。

原本船上的外科醫生也要擔任理髮師，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知識水平逐漸上升。直到17世紀中期以後，每艘噸位大於500噸的長途旅行的船上，都要搭載至少一名外科醫生或者助理醫生。這些人要在本地醫院工作1年以上，才會被認定完全合格，可以在船上醫治病人。

醫生的醫療室由一個黑暗發臭的洞組成，在靠近船底的位置，位於啤酒桶和紅酒桶之間的某個地方。如果兩船交火，醫生們就要拿起手術刀和鋸片，藉著蠟燭的光，進行必要的截肢手術。在和平時期，他們可以在甲板上進行手術。當進行手術的時候，病人會被綁在一對木板上，喝下朗姆酒直到他處於幾近昏迷的狀態。然後醫生就會為他取出結石，或者為中彈的腿部截肢。在那裡，醫生還負責牙醫的工作，包括拔牙。那個時候極高的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們的牙齒問題，而直到今天大家才發現這一點，當時顯然沒人注意到。在海上的人，牙齒狀況比在陸上糟糕，因為像壞血病和瘧疾這樣的熱帶疾病會對牙齦有影響，用流著血的牙齦去咀嚼船上像石頭一樣硬的餅乾是不可能的。

但是，儘管這些醫生的醫療知識很有限，他們的手術技術卻很非凡，可以在兩分鐘內完成截肢。此外，他們是認真負責、總體上很聰明的一群人。而且，比起岸上的醫生，他們有著很明顯的優勢。他們是船的一部分，生活地位處於水手和船長之間的模糊地帶，因此他們不僅知道（船長幾乎不知道）這些人怎樣生活，也知道他們的死因。

為了派遣他們出海的公司的利益，他們要用日記記錄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在航行過程中的見聞。正是從這些日記中，當權者才能逐漸得出一些結論：保證水手們的健康，才能盡可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他們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船上一半的患者死於壞血病，而缺少新鮮蔬菜和牛奶正是導致壞血病的原因。導致壞血病的原因是我們的食物中缺少維生素c，這會對血管造成影響，導致內出血，使牙齦萎縮。這種病不僅會讓人逐漸沒有力氣，也會引發心理上的抑鬱。實際上，壞血症患者要遭受感冒、發燒、精神萎靡、肌肉疼痛等不適。之後，他們的牙齦會受到影響，牙齒開始脫落。幾周後，患者就會死於肺炎、腎病或者其他併發症。如果能給患者吃新鮮的蔬菜和水果，例如番茄、洋蔥、捲心菜、蘿蔔、蘋果、葡萄、梨等，過一夜病幾乎就能好了。

當人們知道了真相後，大量戰爭隨之而來。每個沿海國家都試圖得到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這些島嶼分佈於貿易主幹道附近。例如，聖海倫娜島，這是一個在今天不會被在意的地方，卻被1502年首先發現它的葡萄牙人當作發財之地。逐漸地，島上有了人類居住。當兩個去往羅馬的日本大使在1584年登上該島時，他們至少受到了禮節性的招待。61年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強行佔領了這些島，為了給自己的艦隊提供足量的必需的維生素c。但是這個島是由海裡的岩石上升形成的（山脊從152米到609米不等），直到今天也只有一個安全著陸點，因此荷蘭人不久之後就將他們的蔬菜園轉移到了1652年佔領的好望角。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佔據了聖海倫娜島，英國人也只佔領了它很短一段時間，因為它後來再一次被荷蘭人佔領。

北海漁船

現代作為電纜站使用的、位於南大西洋中部的阿森松島 [6] ，因為島上只能長草和灌木，才免遭同樣的命運。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位於好望角和爪哇島的中間位置，是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走的另一個新鮮蔬菜站，因為他們需要這個島來讓長途航行去西印度群島的船員們保持健康。之後這個島被法國東印度公司佔據，最後被英國人佔領。

從荷蘭人近一個半世紀管理好望角的方式中看得出，這些半路上的蔬菜站僅僅是作為中途醫院使用，並沒有戰略意義。他們不僅不鼓勵，反而盡可能地阻止所有想永久居住於此的人。他們並不想再多要一個殖民地，因為管理西印度群島上大片的領域就已經夠麻煩的了。但是他們非常重視好望角作為新鮮食物站的這一價值，所以在那裡建立了他們最強大的一個要塞，以保護那些大型的蔬菜園，如今這些已經被改造成了好望角的公園。

這證明了在18世紀上半葉，人們至少做了改善狀況的努力。但是直到18世紀末，這些努力才有了明顯的成果。然後，多虧了庫克船長 [7] ，以及英國、荷蘭和法國的船上醫生，由於這些人的專業研究，各國海軍部最後才勉強願意為他們的水手提供科學的膳食。

在1795年，除了分發定額的朗姆酒之外，英國海軍開始每日向水手們分配定額的橙汁和檸檬汁。在北方寒冷的氣候下，喝朗姆酒還可以理解，但是在高溫的熱帶，朗姆酒有致命的危險。有一點可以向你證明政府對於普通水手的命運如何冷漠：直到70年後，英國貿易委員會才規定船商必須為水手分配定額的橙汁和檸檬汁。從那時起，英國的水手才沒有再得壞血病。甚至在事關生死的問題上都表現得很保守的其他國家的水手，曾經給那些嬌生慣養的同僚們起「英國佬」這樣的羞辱性外號。但是，逐漸地，所有其他國家也效仿起英國的做法。直至今天，在一個文明的國家，壞血病就像麻風病一樣罕見。

但是即使當時有充足的新鮮蔬菜供應，船上的食品供給狀況還是不容樂觀。每天的食譜單調得令人難以置信，壓縮餅乾和鹹豬肉是幾個月甚至幾年的主食，只有在海港的時候才能吃到鮮肉。隨船帶上幾頭牛，當需要鮮肉的時候可以屠宰，這種情況也是可能的。但是這些牛必須要在甲板上飼養，過不了多久它們的腿就有可能會骨折，這樣就不得不立即屠宰它們了。關在籠子裡的雞可以放在甲板的邊上飼養，操作起來更容易些。但是由於這些小船的甲板經常有一半是泡在水裡的，雞要麼會淹死，要麼就是死於某種疾病。不管是哪種情況，死後的雞都會立即被水手吃掉。聽上去很倒胃口，但是你總不能讓這些把海鷗、信天翁以及其他海鳥都當作佳餚的人（在法國大淺灘的漁船上，他們今天依舊把它們當作野味），去仔細調查這些可以食用的鳥類的死因吧？況且在他們看來，這些鳥在用炸鹹豬肉的油炸過以後嘗起來和健康的鳥根本沒什麼區別。

除了壓縮餅乾和鹹豬肉還有什麼呢？還有奶酪，但是不論貯藏工作做得多好，也難免會在熱帶陽光的影響下變質，這就是引發大量胃病的原因。雖不致命，卻同樣可以讓病人失去行動能力，無法正常工作。

在法國的船上，當地的烹飪天才發明了著名的肉湯，這種湯可以由前天所有的剩飯熬製而成，材料包括幾塊豬油、過期的麵包、一點奶酪以及其他剩餘的食物。但是在荷蘭、英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的船上，這種肉湯沒有用武之地，水手們得到的除了每天定額的餅乾（當然是沒有黃油的）和加有乾菜的鹹肉以外，其他唯一的食物要麼是豌豆，要麼是大豆，它們一般是以湯的形式出現的。但是它們通常是被沒有經驗的奴隸用水煮制，直到裡面的營養物質全都煮沒了為止。這些奴隸是水手中地位最低下的人，他們在廚房中幹活幹得很不錯。我們不能責備他們對所謂的「蔬菜水」的輕視，在歐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區，煮完蔬菜剩下的水仍然會被倒入水槽中，這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一艘桑給巴爾單桅帆船往返於印度洋

這些賣相不好的食堂雜燴不會被分到每個人的盤子裡，而是直接用銅鍋盛放，從廚房拿到水手的住處，然後他們就把刀子和勺子伸進去開始用餐。叉子對於艏樓的水手來說，則過於奢侈。這樣的食物分配方式，再次引發了各種爭吵，因為所有的人都想吃最大塊的肉。這些爭吵又進一步引發了最嚴重的紀律問題，所以，船上的生活依舊像監獄生活。

在帆船上出航的水手們當然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常規作息」。他們可能有常規的「手錶」，放在瞭望台或者駕駛台上。但是風是無常的，在水手們入睡10分鐘後，負責帆船的船員可能會被叫醒，去收起前上桅帆或者拉起後頂桅帆。

憑借這樣的船隻，英格蘭打敗了拿破侖

水手們大多數時間處於潮濕之中，這是非常難受的。而他們中很多人上船時，除了身上的衣服，沒有帶任何可以換洗的衣服，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即使給他們提供了六件額外的衣服和褲子，在沒有爐子的情況下，他們怎麼烘乾衣服呢？但是，不論船要開往多麼遙遠的北方，除了廚房裡的爐子，船上都不允許攜帶其他供暖設備。所以水手們都是在由疲憊引起的半麻木狀態下工作的，那種絕望的麻木感源於睡眠不足、牙齒疼痛，以及他們所忍受的大大小小的痛苦（酷熱、因長時間接觸潮濕繩索而引起的皮疹、凍傷後生壞疽的手指）。這些進而導致艏樓水手們的神經衰弱（我們的祖先稱之為「水手的幻想」），在其影響下，這些可憐的水手因為一點矛盾，或者根本沒有緣由，就互相拔刀亂砍，撕扯對方的耳朵和鼻子。

如果一切都順利，天氣不錯，水手們都沒有得病，且沒有受到睡眠不足和工作過度帶來的影響，那麼每天下午兩三點開始供應午餐的時候，就會成為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水手們唯一可以身心得到一點放鬆的機會，因為常規生活中的任何一點變化，都能打破這只有藍天、海水、鹹豬肉和水煮豆的讓人絕望的單調乏味。

水手們所有的玩笑都是關於他們煮飯和吃飯用到的銅煮鍋，在這些頭腦簡單的人看來，這些笑話為煩悶的生活添色不少。誰要是敢在軍需官開飯前把舊襪子或舊鞋伸進湯鍋裡，那他肯定會被稱為英雄。但可憐的廚師要是有重大過失，就會被打十二鞭，這種場面卻是所有的船員都樂意觀看的。因為通常來說，他們很討厭廚師，因為他把用來買豬肉和大豆的錢都貪污到自己的口袋中。

然而，人類不是僅靠麵包和鹹豬肉為生的，還需要一些液體來把這些硬的食物衝下食道，而給幾百人提供充足的飲水比給他們提供充足的食物更加困難。大豆、豌豆、麵包和豬肉，在煮之前要仔細篩選，即使有時候有很少的昆蟲混在裡面，但食物的營養不會流失。但是即使是再口渴，我們也會在吞下一個小型水族館之前猶豫一下。那兩個世紀的飲用水裡含有大量的生物，這些生物面目各異並且不怎麼好看。在帆船離港一周前，這些生物就出現了，對此誰也沒有辦法。個人、皇家和國家海軍部，都沒有提出要對製造真正防蟲木桶或鐵桶的人給予獎金。不管在水裡加什麼樣的物質來保持水的新鮮，過不了多久，放在艏樓附近的水桶的桶栓就會開始滲出綠色或褐色的黏液，而這個桶裡裝的是底層船員唯一的飲用水。如果這個桶沒有蓋子，船員在渴了的時候就把角狀口杯伸進去取水，相比從封閉的大桶中取水，這樣就不那麼容易發現讓人生厭的黏液了。

木匠和制桶人已經盡力了，他們嘗試了各種木材和塗漆，但是飲用水的質量都沒有什麼改善，直到金屬代替了木材。當然，鋼鐵容易生銹，這樣一來水就會變成褐色，嘗起來還有鐵銹味。然後，某個天才突然想起了幾個世紀前煉金師做過的一個實驗。

中世紀的煉金師對於化學知識的貢獻很小，但是他們至少學會了一件事——海水經過蒸餾可以變成純淨的水。這聽起來很簡單，但是這成了發明家為之傾力研究了幾百年的難題，最終也沒有得出實際的結果。

庫克船長也許是改善船上條件的先驅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在第一次踏上太平洋之旅時，隨身攜帶了很多化學實驗儀器。他的蒸餾器功能很好，他有一樣他自己稱之為「純淨水」的物質，他的船員都不准碰。他們都說它不適合人類使用，然而所有的船員都需要定期飲用純淨的水。在長途航行中，水被高度重視，在水桶邊通常要安排一個特殊的看守，偷一滴水要比偷麵包受到更加嚴酷的懲罰。幾周後，船員都會被配給定量的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談不上個人衛生了。船員當然可以選擇用海水洗澡，但是絕對起不到清潔的作用，洗完了皮膚會感覺很黏，反而加重了忍受著酷熱的船員的痛苦。古時的水手們要從進入熱帶的那一天開始忍受這樣的痛苦，直到離開的那一天才會結束。

庫克船長在太平洋

現在，如果你能記得鹹牛肉和鹹豬肉是這些水手每日菜單的主要食物，也記得水、啤酒以及所有物品的數量多麼有限，而你自己剛吃過一頓烤火腿（你能吃到那個時候的鹹豬肉或鹹牛肉的機會微乎其微），你就能想像出這些人曾經必須要忍受怎樣的苦難了。他們像接受其他一切那樣接受了他們遭受的苦難，但是一旦到了岸上，不管哪裡來的水他們都會喝。由於當地村莊裡的水是被污染了的，無節制地飲用微生物含量很高的水必然會引發痢疾和傷寒。

實際上，多數17、18世紀的航船上的傷寒似乎都是地方性疾病，但是沒人這樣診斷過。所有的遠征都曾因水質問題引發的傷寒而失敗，拿破侖戰爭時期，英國軍隊對抗荷蘭的那次遠征就是一個例子。儘管發明了顯微鏡，也沒人發現這些微生物是引發疾病的罪魁禍首。而水的替代品只有一種，那就是葡萄酒、啤酒、杜松子酒或者朗姆酒。那個時候的啤酒沒什麼用，幾乎馬上就會變酸。酒類可以更好地抵禦熱帶動植物帶來的危害，但是沒有人能夠無限制地喝酒之後再正常工作。

南方海軍和法國海軍可以把他們的船艙裝滿當地的葡萄酒，這些酒的價格和水幾乎一樣，但是當真正口渴的時候，酒卻不能像水一樣解渴。同樣地，他們也嘗試過讓酒取代水，並且允許船員們喝飽，但是這個嘗試完全失敗了。一天一頓飽飯，外加無限制地飲酒，這些水手營養不良的身體承受不了這樣不平衡的飲食。因此，葡萄酒實驗不得不被立即放棄了，情況還跟以前一樣沒有變化，直到大約50年前現代衛生學的教授開始變得繁忙起來。

如果要談200年前水手們穿的衣服，那足足可以寫幾個章節，但內容卻依然是比較悲慘的。即使是在熱帶夏天最炎熱的時候，水手們也不得不穿著羊毛衫和褲子工作。在與當地人激戰的時候，他們除了自己身上穿著4.5千克的衣服，還要背著和大型戰爭中使用的機關鎗一樣重的槍。他們這樣是怎麼參加戰鬥的呢？而我也沒發現哪個專家能解釋這個問題。通常他們會這樣回答我：「他們肯定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只好就此作罷。

所有這些因為無知、偏見和保守主義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死亡，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損失是很嚴重的。16、17世紀的大部分先驅都英年早逝。一項關於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的調查，揭示了那些海軍的平均死亡年齡是45歲。這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像奴隸一樣工作，吃著對身體不好的食物，在不適當的時間過度飲酒。但是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他們沒有蚊帳。停靠在熱帶港口的航船上，喜歡撲火和在黑暗發霉的地方產卵的各種昆蟲已經氾濫成災。但這還不是全部。沒有蚊子的地方，他們也會為之創造條件。例如，荷蘭人剛在新城巴達維亞安頓下來，就發現必須要給城市建造複雜的通航水道，從而可以讓市區和幾千米外的海港聯繫起來方便。這些水道成為數百萬隻蚊子的繁殖地，當到了一年兩次的國內艦隊出發的時候，航船卻不能起航，因為半數的船員都因得了瘧疾而病倒了。

你是否好奇——任何人都好奇——這些曾經經歷了無數次不同危險和麻煩的人，竟然成為所有社會階層中最迷信的一群？他們身邊只有自己的設備，而且知道自己在暴風雨、突然死亡或者耍酒瘋的船長面前是多麼的無助。沒有了家鄉教堂的安慰，他們更願意嘗試任何秘方，拿各種魔咒、護身符、兔子後腿以及其他可以抵禦邪惡力量的法寶做實驗，這樣他們就能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全面保護。除此之外，十字軍時期大量的盲目朝聖者把奇怪的信仰帶上了地中海的帆船（任何融入船員潛意識的東西在幾百年後還會存在），當你讀到艏樓和艉樓中有奇怪的信仰時，就不會感到吃驚了。

當然，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這些信仰大不相同，但是它們是沒有辦法被徹底根除的。當人們對於民間傳說感興趣的時候，有時會好奇，為什麼低地國家一部分人要慶祝聖尼古拉斯節 [8] ？那是因為，聖尼古拉斯曾經是中世紀所有水手的保護神。他與法國的聖米迦勒以及聖彼得享有同樣的榮譽，而聖彼得因為出生於普通漁民，因此比其他兩個聖人更加理解船員們的需要。這三位聖人曾經在可憐的水手們遇到各種窘境時，試圖幫助他們，但是他們不得不跨越廣闊的領土，還要和很多敵人戰鬥。這是另外一個想像的世界，這些老水手們在這裡以非常自由的方式為此做出了貢獻。

我現在談論的是天地間的事情（它們通常很神秘，有時還會讓我們受到驚嚇），但是我在思考海中怪獸這個問題，人們都對此深信不疑。海蛇在中世紀就如在今天一樣活躍，而一年時間不到，艱辛的四季深海捕撈的海蛇甚至在最有名的報紙上至少佔據了幾個專欄。它是《薩迦》中巨蛇的直系後代，這條巨蛇被認為環繞了地球一周，而且永生不死。但是在古時候，它有很多對手，大多數都像它一樣厲害，它們更讓人害怕。而海蛇是無害的，如果你直視它的眼睛，它就會立即沉入海底。只要你的帆船還在附近，它就不會再出現。但是還有北海巨妖 [9] ，儘管它最古老的祖先是屬於烏賊一族的，但它會偽裝成海蛇出現，這些長相可怕、長著10條觸角的海怪會在你發現它之後，跟你糾纏上很多天。

但更危險的是魚，因為你從來看不到它。今天，魚只是一種無害的吸盤魚。當這種魚需要移動的時候，它就會把自己固定到一條鯊魚身上，直到要覓食的時候才會放開。但是在古時候的水手們看來，魚就是一種巨大的怪獸，它會把自己吸附在帆船底部，不管風多麼強勁，帆船都完全停滯不前，直到所有的船員都死於飢餓和口渴。

吞掉船隻的北海巨妖

然後還有流傳的恐怖傳說，比如聖愛爾摩火。這是一種在暴風雨到來前出現在桅頂的藍色微小火焰，通常以非常不吉利的方式炸裂並且吱吱作響，儘管這的確是一種好徵兆，預示著它發覺了地中海水手們的保護神——聖伊拉莫斯的出現。還有當航船靠近時就會隱匿到海裡的神秘島嶼。還有美人魚，很多心地善良的水手在聽了這些懷有惡意的美麗女人的花言巧語後，死去了。他們只看到了她們可愛圓潤的肩膀，當意識到她們有著長長的魚尾，上面還有可怕的長釘時，已經為時已晚。

可怕的魚

不久之後，還有「飛翔的荷蘭人」 [10] ，他們出沒於好望角附近，因為嚴重褻瀆了神明，而被判刑永遠在海上漂流，用靈魂做賭注和魔鬼玩骰子，把厄運帶給所有擋道的人。

我們不再相信這些恐怖傳說，對我們來說這些傳說是如此幼稚。我們上船，召喚服務員在早上9點時給我們拿來咖啡。如果我們抵達彼岸晚了1小時，就發誓下次不會再走同樣的航線。至於在天黑後我們可能會在餐廳或者吸煙室裡看到鬼神，但那些絕對不是超自然的東西。

但是，等到你在星空下的敞艙船上待了幾個晚上之後，你試試還能不能使乘客相信：恐怖的黑色海浪下沒有什麼人類沒見過的東西！

[1] 印度尼西亞馬魯古省最大島嶼。

[2] 歐洲歷史上統治地域最廣、統治時間最長的封建家族。

[3] 1819—1891，美國小說家、散文家、詩人，被譽為「美國莎士比亞」，代表作為《白鯨》。

[4] 即今雅加達。

[5] 1668—1738，荷蘭著名植物學家、人文主義者、醫生。

[6] 南大西洋中的火山島，英國的海外領地。

[7] 1728—1779，英國著名航海家和探險家。

[8] 歐洲傳統節日，每年的12月6日。

[9] 北歐神話中的海怪。

[10] 傳說中一艘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上面載滿了被詛咒將永遠在海上漂流的荷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