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 辞 和 语 言
语辞就是普通所谓语言。语言是达意传情的标记，也就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情达意可以用各种的标记，可以通过各种的感觉。如用兰臭表示意气相投，兰臭便是一种嗅觉的标记，用握手表示情意相亲，握手便是一种触觉的标记。而最常用又最有用的，却是一种听觉的标记，就是口头的语言。普通所谓语言，便是指这一种口头语言而言。
其次，为了留久传远起见，又须用文字做中介，把口头语言写录做文字。文字是诉诸视觉的标记，性质自然同听觉的语言不很同，但同语言很有密切关系。语言学书上往往并这文字也称做语言。而把口头语言叫做声音语或口头语，文字叫做文字语或书面语。较广义的语言，又是指语言和文字这两种而言。
再看聋哑和婴儿，又颇有用摇头、摆手、顿脚等装态作势的动作来传情达意的事实。我们谈话、演说，也还时时利用它来做补助的标记。故有时更加扩大范围，又往往连这种态势也算做语言，把它叫作“态势语”。语言的更广义，又是含有声音语、文字语和“态势语”这三种。
前说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所谓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一半便是这些种语言的习性。另一半是体裁形式的遗产。如前头说过的藏词，便是一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此外如引用，如仿拟，也是利用遗产。这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以前很盛行。但都偏于引用古人的成句或故事。普通叫做“用典”。用典虽然可以构成联想内容，但很容易喧宾夺主，破了美意识的纯一境界。有时甚至使人不懂说的是什么。例如现在酒店柜屏上常写着“青州从事”四个字。这四个字，我们固然知道它是指说好的酒，但是曲折之多，却正可供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引去做中国语文费解的有力的证据。他说：“最有力的例证，是用‘平原督邮’代替‘劣等的酒’，‘青州从事’代替‘优等的酒’。中国人说：美酒可以及于‘脐’，而劣酒只能及于‘膈’。这个‘脐’字，恰好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齐’字，形体相似，而‘齐’为一个地名，属于青州治下；所以美酒叫做‘青州从事’。另一方面，‘膈’字也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鬲’字，形体相似，而‘鬲’也是一个地名，属于平原县治；又因为劣酒止及于‘鬲’，所以叫做‘平原督邮’。桓温的主簿是一个酒的鉴赏家，发出这种文学的诙谐语，正可用为代表中国语精巧的一个例子。”（参看张世禄译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第六章及《世说新语·术解》篇）这种说法，当时是精巧的，现在可就觉得很费解了。“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所努力的，大半便是这种费解的用典风气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中国语与中国文》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大约著者当时还不十分知道中国已经有了一种新文风，故还处处以用典为中国语文的特征。现在我们也已经把这种措辞法认作一种乞灵法，或没有时间镕铸新辞时的救急法，不再认它为正常的措辞法了。除了几种浅显明白的不必查考典故便可懂得的之外，都已废弃不用。所以我们研究修辞，也就无须浪费精力，从事偏僻的用典方式的研究。而语言习性的利用，却比以前更为注意。至少也不比以前忽略。虽然现在另有语言学、文字学等专科的研究，也不能不在将要进讲修辞方式的时候，把这修辞工具的性质说述一点梗概。
二 “态 势 语”
“态势语”，是用装态作势的动作，就是态势，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苏轼所谓“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见《怪石供》），便是指着它说的。它同所要表示的意思极直接，一般不过用它来补助口头语言的不足，在不能用普通语言交流思想，或没有共通语言交换意思的时候，也还可以用它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如聋哑和婴儿以及其他一切人的指手画脚之类便是。
态势共有三种：就是表情的、指点的和描画的。如用微笑表示欢喜或许可，蹙额表示愤怒、厌恶或反对，便是表情的。表情的态势虽然似乎多是反射作用，未经反省的，但刺激旁人的功用却颇大。指点的态势，是直接指点对象的态势，如指人说人，指物说物之类。这种态势，自然只能用以指点前后左右视觉可及范围内的事物和方向。在视觉所不及的范围中的事物，便要应用描画的态势来表示。描画的态势又可以分做三种。如一手支头，两眼紧闭，表示睡着，是象形的；伸出大指头表示大，伸出小指头表示小，是指事的。指着前方表示将来，指着后方表示过去，是象征的。第一种是直写事物的形状，第二种是借他物重要的特征来表示这物，第三种是借适宜描画别方的行动来表示这方的事物。态势能够做出这样三种来，表意的功能已可说是不小了。
但它总是直观的，不能表示抽象的意思。如“凡人皆有死”这句话，用“态势语”来翻译便不容易翻译出来。遇有接连的时候，又只能用印象的接连法，不能有普通的文法组织。其接连法大抵如次：
主语，附加语——补语，谓语
故如说“黑牛吃草”便要化成“牛，黑——草，吃”的形式。而文法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词品，又几乎无法分别。如指黑土可以说黑，也可以说土，指青草可以说草，也可以说青。究竟说什么，全要从情境上去臆度它。就是语气，也是如此。同是指点一件东西，一带有疑问的表情便会成为询问语，一带有发急的表情便会成为命令语，也要从情境上猜度它。种种方面凑集起来，“态势语”便成为很粗陋笨拙、暧昧不明的思想交流法，大不及声音语的简捷而明确。对于声音语来说，只可算是粗笨的漫不足道的交际工具，不能同声音语相提并论。除了某些情形特殊的人，如聋哑、婴儿之类，或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境，如彼此言语不通之类，用它来约略示意之外，一般不过用它来做补助声音语言的工具。在修辞上也只同口说或记录口说的文辞有关系。如《论语·八佾》篇：
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指其掌是一种手势，是态势的一种。“指其掌者，弟子作《论语》时言也。当时孔子举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诸斯，谓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时夫子指其掌也。”假如孔子当时没有这指点的手势或记录时并不记录出这指点的手势，他的话中就不能用那等于现在说“这个”或“这里”的“斯”字。故在口说或记录口说的文辞中，态势实际也同修辞有相当的关系。它能指示说话时的情境，而本身也便是说话时的情境之一，修辞须得同它相应合。但它实在不是所要调整的语辞的本身。所以除了演哑剧，学演说，教聋哑，领婴儿，或者另外须有特殊的研究的之外，修辞上已不将它作为可供利用的工具了。
三 声 音 语
修辞上最要注意的是声音语。我们常简称它为语言。声音语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的，自然离了声音便不能存在，缺了意义也不能成立。但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却不像“态势语”那样的直接。如说骑马拴马，在“态势语”是将手做几下摇鞭的姿势，将脚做一下跨上的姿势，来表示在骑马。又将脚做一下跨下的姿势，将手做几下结绳的姿势，来表示在拴马。都就用表意行动的本身做思想交流的手段。是直接的。而声音语，却不用行动本身做思想交流的工具，而用行动所生的结果——声音——做思想交流的工具。是间接的。这种间接的声音，在约定习成之后，自然也会觉得声音和意义之间仿佛有着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似乎无可改动，无可移易。例如马，你不能叫做鹿，鹿也不能叫做马。但当初全是适然的，人定的。正如荀况所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荀子·正名》篇），嵇康所谓“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嵇中散集·声无哀乐论》）。它是意思、事物的约定俗成的标记，而非意思、事物的自然、必然的表征。大约当初生活在同一地方的，生理和环境都很相似，经验也差不多，经验既经互相认识，用以表示该经验的声音也复互相承认，随后便将那声音来做表示同样经验的约定标记，这就成了这种用声音表示意思的语言。
语言是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使人脱离了其余的动物界，劳动创造了人，使人成为社会的生物，劳动也使人有了语言和思想。语言和思想都早就产生的。语言的产生是由于人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中，有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需要，因而形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产生当初，也是异常简陋，语汇是很贫乏的，文法组织也是很原始的，但因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全然随应社会的习惯约束，只要约定俗成，即便可以声入心通，富有因应社会而变迁改动的可能，可以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工具。社会假如没有语言，必致混乱。我们大概都还记得《旧约》中巴别塔的传说。那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中记着说：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已作起这件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便叫做巴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
这传说便是显示语言不通是怎样的不便。
四 文 字 语
及至经验发达，不能单靠口头传述，直接记忆，从这一时代留传给别一时代，又社会扩大，人事增繁，不能单靠口头，维持这一地方和别一地方的关系和团结。于是单有语言，也还觉得不便。社会上便又有诉之视觉的文字语发生。我们常常简称它为文字。
现在人一说到文字，总以为文字是语言的标记，或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尚书·序疏》）。这就现在而论，也符事实。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同语言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的标记。
文字从起初到现在约略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一）记认时期
（二）图影时期
（三）表意文字时期
（四）表音文字时期
就是在今日通用的表音文字之前都曾用过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之前又曾用过别的几种图记。
在文字未同语言连合的过渡时代，大抵先用结绳、刻符、串贝等方法，补助人类的记忆。这是文字史前的记认时期。据说中国的汉族也曾有过结绳时代。《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又曾有过刻符时代。即所谓“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而中国的苗人，也用过刻符。方亨咸《苗俗纪闻》说：“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剖而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其次便是用种种的图形，写录种种的意思的时期。这是文字史前和文字史的过渡时期。故或划入史前，或划入史中称它为“图影文字”，说法颇不一致。但凡连篇的图影同语言还不连合的，似以划入史前较便说明。如下图是奥吉倍族的女子写给一个男人的情书。左上一个熊是女子的图腾，左下一条泥鳅是男子的图腾，便是信上的发信人和收信人。旁边两条线是路径，两个三角垛是相会的帐幕，里面画有招他去的标记。三个十字架表示幕周居民都是基督教徒，对他说明四周的情况；还有三个圈，是表示那里有湖沼，用以指示位置，仿佛等于说那是什么路多少号。我们中国什么时代用过这类的图影，现在还未考究清楚。但据沈兼士氏推测，以为《虞书》上说的欲观古人之象而作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说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大约便是这一种图影。不过古代纯粹用这一种图影记事的古迹已经很难考见了。
奥吉倍女子的情书
后乎图影的就是表示各个观念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的第一步。中国的汉字普通用作六书“象形”之例的 （日月），用作“指事”之例的丄丅（上下）等，就是这一步的表意文字。埃及的楷书，表太阳的 ，表月亮的 ，也是这一步的表意文字。由此再进一步，拼合了这等象形文字来表意思，便成了一种完成的表意文字。这在中国的汉字如六书中的所谓“会意”，合“人”“木”两字作一个“休”字，合“刀”“牛”“角”三字作一个“解”字等，就是适例。
表意文字以后便是表音文字了。这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分歧：一面埃及楷书的象形文字发达为行书（僧侣文字）和草书（民间文字）之后，腓尼基人采取楷书及行书造了拼音字母的原形，递嬗下来，成为今日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而一面如我们中国的汉字，虽然也有六书中称为“形声”“转注”等半表音文字及称为“假借”的纯表音法，却始终只借固有文字为表音记号，直到注音字母以及其他种种拼音字母（包括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字母）出现为止，不曾定出什么以简御繁的拼音字母。现在的汉字，虽然因为经了几次字体改变，已经如钱玄同氏所谓“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鸟（鳥），一只角的牛（牛），象形字也不象形了”，毕竟还带有几分图形的性质。
文字是诉之视觉的，从记认记号、图影记号、象形文字等等诉之视觉的方面发达起来，也是自然的趋势。但单单诉诸视觉，直接表示意思，不同语言连合，必如“态势语”似地，繁重而不便应用。既同语言连合，文字就不但表示意义，也且表示语言中诉之听觉的声音。文字就成为语言的标记。普通所谓文字，就是指这兼表音义的文字说的。陈澧《东塾读书记》（十一）说：“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是否“为意与声之迹”，是现在我们区别文字和非文字的一种普通标准。
用这标准，我们才把表意和表音的划入文字之内。而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便都由文字形体和意义和声音三者构成，其分别不过在文字对于意义和声音的直接间接的关系：直接表声音，间接表意义的，便是表音文字；直接表意义，又直接表声音的，便是表意文字。往下将就文字、意义、声音这三者，加以约略的分析。
五 声 音
语言中的声音也是一种音。凡是略略翻过物理学的，大约都知道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成。这振动从空气中或从别种物体中传达到我们的耳朵，刺激了我们的听神经，我们就发生了音的感觉。我们知道音有音别、音色等音质。音质是由于许多振动复合所成的色彩。又有强有弱，有高有低。强弱是由于振幅的大小，高低是由于振动的快慢。又有长有短。长短是由于振动延续的久暂。此外还有发音的时分，发音的地点，发音的方向、距离等等。凡是音，必都具有这些因素。而音到了耳朵，还将有使人觉得愉快或觉得不愉快等情调的反应。
语言的声音也是一种音，当然也具有这种种因素。但语言中的声音并不像别种物体的音，例如上课的钟声、吃饭的铃声，那样简单。钟声、铃声是反射的，语言的声音却是有意表出的。这有意表出的声音，或许当初也有一些是摹拟事物的声音，但当约定俗成之际，却都要依照社会的约束、习惯。无论所用的音素，音素的排列以及其他种种，都依现有的习惯。习惯假如不同，声音也便不能一律。世界语言所以千差万殊，便是因为习惯不一致的缘故。
又全具这些因素的乃是一种具体的声音。具体的声音例如谁说“我在读书”，自然具有以上种种的因素。你的口音和他的口音不同，便是音质的不同。你也许说得轻，他也许说得重，便是强弱的不同。你也许说得尖，他也许说得粗，便是高低的不同。然而口音等等，平常说话听话多半是不计的。平常说话听话的过程是这样：
全过程是由从意思到发音，从听音到意思的两个作用联合而成。联合两作用的是声音。做各个作用的中介的是声音意象。声音意象平常多不过是抽象的声音。由于各个具体的声音中，抽去许多各别的因素，单单留下一些共同的因素构成。固然没有时分、地点、方向、距离等因素，也没有音色、轻重等因素。只是一个漠然的声音意象。我们平常说话听话时都以这种抽象的声音意象做基础。例如现在你有必要，要说“我在读书”这句话，这时这个抽象的声音意象就浮现上来。随后你的发音器官（喉舌等等）应和着动，便可发音。这时所发的声音是一个具体的声音。有个人的音彩，有一定的时分地点等等因素。这个具体的声音比之抽象的声音，内容属性多好多。但这些多的属性平常你并不留意，你只要抽象声音的属性能够被包含在这具体的声音中，便算已经达到了目的，你便觉得心满意足了。你所要发的，毕竟只是单含抽象声音因素的声音。此外的属性，例如音色等等，你并不关心。说的人如此，听的人也是如此。听的人平常也只注意对方具体声音中，关于这抽象声音的一部分。除非是特别引人注意的话，总不将那具体的声音一并记住。所以语言学上，颇有人将语言声音所含的因素，分作固有的和临时的两种。将具体声音中，各个具体声音所共通的抽象部分，叫做“固有因素”；各个具体声音临时所加的因素，叫做“临时因素”。
六 形 体
文字的形体也是社会约束的习惯的东西，同信笔涂抹不同。那约束最重要的，便是前头说过的“为意与声之迹”，做书面语言的标记，代表语言的两个因素：声音和意义。故同单表意义的图影，单表意义的数学记号等类标记不同，也同单表声音的音标不同。古今中外的文字所以千差万殊，也便是因为文字形体同约束习惯关系复杂各别的缘故。
形体也有具体和抽象之分。某人在某时某地所写的是具体的形体。具体的形体有特定的书体、笔势、大小。有特定的位置、方向、行式。又有特定的墨色、纸质等等。并且有特定的时间：什么时候写，可以保存到什么时候等。例如殷代的兽骨龟甲文字到现在还被保存。此外也有一种看形体时所反应的情调。如好字看了使人愉快，坏字看了使人不快之类。具体的文字形体，必都具有这等一切的属性。
但我们平常对于文字形体所存的观念，也多不过是抽象的形体。由各个具体的形体中，抽去许多各别的因素，单单留下些许共同的因素而成。所以将具体的形体分析，也可以发见中间含有“固有因素”和“临时因素”。临时因素是经几次经验之后会被抽去的成分，如我们心里的一个“大”字，便没有一定的大小，或什么人的笔迹，乃至纸质墨色等等。只是一个漠然的“大”字。这漠然的“大”字，便是“大”字形体的固有因素。
形体的固有因素大约只有下列几项：（一）笔画，如“大”字有一画，一撇，一捺。（二）个数，如“大”是一个字，“一”是一个字，“一”“大”相合为“天”，也是一个字。我们平常写字、认字，也不过拿这几项固有因素做基础。
七 意 义
用某声音或某形体代表某意义，也是一种社会的约束习惯。如图，或以声音代表意义，如一切的语言；或取双重关系，以形体代表意义，又以形体代表声音，如一切的表意文字；或取单重关系，仍以声音代表意义，只以形体记出声音，如一切的表音文字，都无不可。不过声音和形体原不过是一种标记。标记的作用只要能够引起所意谓的事物的联想便算有效。有效的程度相等，标记本身便愈简便愈容易愈好。采取双重关系，无异叠架重床，照现在看来，实无必要，而且也不能完全做到。如前头说过的，中国的汉字中也已经有一部分的表音文字，便是不能完全做到的明证。又因为声音形体只是一种标记，并非事物本体的摹本，只要标记和事物的联想能够成立，就可完成任务；声音、形体、意义三者，实际也有变更的可能。
意义也有具体抽象的区别。这同心理学或逻辑学上所谓概念观念相当。平常出没在我们知觉、记忆、想象中间的，常是事物的观念。观念是具体的。如马，必是或黑或白，或大或小，或胖或瘦，或驯或野的马。而“马”这一个声音或这一个形体所代表的，却是包括一切具有黑白等毛色，大小胖瘦等形体，及驯野等性格的马，便是事物的概念。概念是由事物经过几次经验之后，抽异存同，我们的心理构成，是抽象的。这抽象概念所含的属性自然同具体观念所含的属性不同，比之具体观念所含的属性少好多。如“马”就只含有四脚、善跑等少数共有的因素。从概念所内涵的因素说，这“马”竟可说不是那些含有特殊因素的“白马”“黑马”以及其他种种的马。所以中国古时公孙龙曾有所谓“白马”非“马”说。但从所涉及的外延说，这“马”却又能够包括那些含有特殊因素的“白马”“黑马”以及其他种种的马。只要是同类的个体，都可以应用。倒比单能表示各个观念的简便得多。
一切语言文字的意义，平常都是抽象的，都只表示这等概念。就是专有名词的意义也只表示概念。专有名词如西湖，初看似乎是代表西湖的观念，但西湖也有晴雨，有热闹冷静等等的特殊相，单讲西湖也已经将这等特殊相抽去了，也只是一个概念。概念所含的因素，是意义的“固有因素”。
及至实际说话或写文，将抽象的来具体化，那抽象的意义才成为具体的意义。例如《西游记》第十六回唐僧在观音院前“下马进门”。那马便是一匹鞍辔齐全、性格驯良的白马。虽然单说一个“马”字，“马”字所含便已不止“马”字概念所含的因素，另外还含有毛片性格等等许多的“临时因素”。
照此看来，语言文字的声音、形体、意义，都有固有和临时两种因素。这等因素平常都只凭着经验来分析。经验不同，分析也就不能符合。一个有特殊发音经验的，或许对于发音的运动感觉特别留心。一个特别爱好写字或特别欢喜揣摩字眼的，或许对于字眼的好歹或筋肉感觉特别清楚，甚至并入固有因素之中。可是未必人人如此。至于意义，更是这样。意义的体会常随经验而不同。常因经验不同而各人的联想感想不能互相一致。例如说白马，我此刻想起了唐僧的白马，你也许想起了白马将军的白马，另一些人或许又想起了上海跑马厅的白马。而对于白马的情趣和价值，也就各人的感想不能全同。对于含情的字眼，更是如此。
八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以上大体就单音、单形而说。此外单音、单形的组合，如音质上单音的多少、单音的先后等等，也都同意义有关系。我们总看声音、形体和意义的情状，大抵平常总只是抽象的，只有一些固有因素，及至实际应用，这才成为具体的声音，具体的形体，具体的意义。声音要到实地发音，才成为具备所有因素的具体声音，形体也要到实际写在纸上，才成为具备地位、方向、大小等一切因素的具体形体。意义也是一样，必要到实地应用才成为具备实际一切因素的具体意义。其所加的临时意义，大抵都由情境来补充。例如我此刻对你说，“请你把书闭拢”，你必定知道我说的就是你刚才在那里看的一本书，有一定的大小颜色等等一切因素，而不止是书的概念所含的因素。这除出概念因素以外的临时因素，便是情境所补充的因素。此刻的情境是实际的环境；如果不是实际的环境，必是文字的背景。如前举“马”的一例，便是由于情境补充，我们因此知道它是说鞍辔齐全、性格驯良的那一匹白马。此外意义的临时因素，大抵凭声音形体的临时因素来表示。声音和形体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意义上特别着重的，在声音上可以相应地说重，文字上也就可以相应地写大或印大。又如意义上有断续的，在声音上可以用断续表示它，在文字上也可以用虚线表示它。再如一个人传述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在声音上可以变更地点来表示，在文字上也就可以变更行列来表示。其他书体、方向、行式、墨色、纸质等等临时因素，也无不可供利用。
还有说话，可以用态势帮助，使人明了或注意。文字也可以用图画帮助，使人明了或注意。
大抵用声音代形体，或用形体代声音，都有相当的可能。不过声音是听觉的标记，形体是视觉的标记，所诉的感官既然不同，功用自然也有不能交替的所在。诉之听觉的有时不如语言。例如现在文字固然对于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等多没有表示，就使有表示，也决不能记录下具体语言的一切临时因素。语言的临时因素很多，如某一个人特有的音色、声调、抑扬、缓急等都是。要用文字精密地记录下这些具体声音因素的全部，总觉得是不可能。万不如同是诉之听觉的留声机。而诉之视觉的，却又有时不如文字。例如文字上，可以用各式的提行、空格、空行，各种的行式，各种的书体，各种的墨色，各种大小不同的铅字，各种的地位方向，来表示意义的变化，语言上却又觉得不能完全做到。又，文字可用种种的记号，如文字的标点：、（顿号），，（逗号），；（分号），：（冒号），。（句号），？（问号），！（感叹号），‘’或“”（引号），（）或〔〕（括号），——（破折号），……（虚缺号），·（着重号，加在重要语句的上下左右），——（专名号，加在专名的上下左右）， （书名号，加在书名的上下左右）。数学的记号：十（加）、－（减）、×（乘）、÷（除）、＝（等于）、＜（小于）、＞（大于）等。此外还有化学的物理的等等一切记号。最重要的还是各种的图表。图表可以刺激人的眼目，使人一目了然，而语言却总无法做到那样的简明。例如下列一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是一例。我们试改用语言朗述一遍，便知它是如何的简明。
九 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
汉语文是世界上最发达最重要的语文之一，汉语文正在蓬勃发展，这里且让我们简单地谈谈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
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可以简括为三点来说：
第一，语文合一了 汉语文曾经有过一个语文分离的时期。一般书面都用远离口语的文言文。但接近口语的白话文还是作为通俗写生用语，作为文学哲学用语，在社会上流行。千百年来不断地逐渐地发展，终至发展成为比之文言文更便于写生活，记事物的书面语。到了“五四”前后，经过称为“文学革命”的运动一推动，它便取了文言文的地位而代之，成为大家公用的文体。汉语文从此消灭了语文分离或言文分歧的现象，重新确立了“语文合一”或“言文一致”的语文正常关系。这种语文合一的文体正在日益扩展它的应用范围，正在日益充实它的成分，经常从民间、从古代、从外国，吸收好的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而人民大众也经常从这种文体中吸收有用的成分来使自己的语言更精炼、更普通，逐渐形成为一种新型的普通话，为广大的人民传情达意之用。这是汉语文变迁发展的总的趋势。这是第一点。再就汉语文的组织来说：
第二，词的构成多音节化了 汉语文增添新词，一般早就停止使用造字为词的老方法，改用组字为词的新方法。汉字是单音节的，而组字为词组成的词一般是多音节的。汉语文开始组字为词就是汉语文的词的构成开始多音节化。组字为词的方法用得越多，多音节化的趋向也就越加显著。组字为词的方法在白话文中本来很盛行，在最近几十年来的白话文中尤其用得普遍。现在不但增加新词，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创制新词，就是引用旧词，也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改换旧词。例如“道听途说”的一个“道”字，我们现在引用就会增为“道路”两字，“天下有道”的一个“道”字，我们现在引用就会增为“道理”两字。词的构成这样的多音节化，可使词的声音意义都更明白分明，也使词的构成本身更有错综变化。虽然多音节化的词用汉字写出来，看去还都是一块块的，但它多已不是各自独立的分散的块块，而是结成长短不一的条条的块块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文法组织更加精密灵便了 文法组织，无论是词的组织，还是句的组织，都是比之某些词汇较难变动的，但在汉语文中也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动、改进。例如《庄子·齐物论》说：
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第一个“若”字和第二个“我”字同是补语，却把一个放在谓语后面，一个放在谓语前面，组织上彼此歧异不一。这种歧异不一的组织，现在就已经不用了。这在现在说起来，一定是说“我赢了你，你赢不了我”，两个补语都放在谓语之后，没有什么差别了。这就是现在文法组织更加灵便的方面。此外如“他”、“她”、“它”的分化，“的”、“底”、“地”的分用，“那”“哪”的分用，等等，现在文法组织比之以往更加精密的处所也不少。这是第三点。
总之，我们的语文已经日益发展成为更丰富、更灵活、更精密、更完美的语文。这种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实是年来我们语文改进和文字改革的大根基。我们讲究修辞，需要通晓汉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尤其需要通晓这种汉语言文字变迁发展的大势，正确地灵活地加以阐发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