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是我国古代第一次高举“平均”旗号的农民战争，在历史上颇具影响。然而，根据史书的记载，在长达九年的起义过程中，王仙芝曾经接受唐朝政府的诱降。史书的这些记载可信吗？

现存的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一致记载，王仙芝曾在新州受唐刺史裴偓的诱降，引起起义军内部分裂，与黄巢“分兵”。后来，他又在安州受唐监军杨复光的诱降，派遣尚君长等人出使长安“奉表”、“请降”，遭到唐招讨史宋威的劫杀。而黄巢也曾在乾符五年（878年）二月在淮北遗书天平节度使张裼请降。

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是否有变节行为，所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们便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有人认为，义军进攻蕲州时，王仙芝通过王镣写信给蕲州刺史裴偓谋求妥协。有人支持这种观点，认为王仙芝出身盐贩，保存着贪图富贵的观念，，进攻蕲州时，他欲牺牲群众而去投降，经黄巢责以大义，加上众人愤怒，才将卑鄙想法暂时按捺下去。他离开黄巢后．屡次派人到地方官处请求朝廷任命，立场如此不坚定，其失败是必然的。有人认为乾符五年他又派尚君长等请降，使义军遭到一定的损失。更有人认为在攻克安、随二州城后，王仙芝曾七次投降，完全变成起义军的叛卖者。

但有学者认为，史籍所记载的王仙芝和黄巢事迹，不仅各书所载各有矛盾和错误，就是同一本书中的纪、传之间也不尽相同，在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他们认为传统的说法有很多不实之处，而这些失实的地方是旧史家出于对农民革命的仇恨，对其罗织和诬陷的结果。

他们提出：第一，关于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在蕲州受刺史裴偓诱降，引起王仙芝和黄巢的冲突，从此二人分开作战的记载是失实的。因为早在乾符三年九月，起义军攻占汝州之后，王仙芝和黄巢就已经分道活动了，王仙芝攻占蕲州时，黄巢并不在场。第二，蕲州招降起义军一事，并非王仙芝妥协动摇，而是唐政府招降一陰一谋的结果。有乾符三年九月乙酉僖宗《讨草贼诏》为证。第三，王仙芝进军蕲州的时间是在乾符四年秋，而《资治通鉴》、《平巢事迹考》等史书虚造王仙芝于乾符三年冬在蕲州受敌诱降，是混淆了年代。第四，起义军攻蕲州时，被起义军俘虏的汝州刺史王镣，曾经为王仙芝致书裴偓约降，并作为王仙芝投降的牵线人这件事，也是不可信的。因为王镣当时是否在起义军中，还是一个问题。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在《新唐书》、《通鉴》等史书中，写得那么重大的王仙芝投降事件，在《旧唐书》中却没有只字记载，很有可能是唐末五代后宋人夸大铺演而成的。王仙芝攻复、郢诸州时，杨复光派人说降，这是事实，但王仙芝并未受敌诱降。尚君长等在颖州与宋威战死，根本不是受王仙芝派遣出使长安路过颖州时为宋威所杀。

然而，一些人不同意以上学者的观点，并且从分析史料入手，对这些看法进行了反驳。

针对前面所罗列的这些观点，他们指出：首先，《旧唐书·黄巢传》将王仙芝和黄巢的活动完全分开叙述，根本没有提他们合兵攻打汝州的事，既然没有提合兵攻汝州，又如何断言攻克汝州后两人分道作战？

关于《讨草贼诏》这一证据，他们指出，这一诏书并非发布于乾符三年九月乙酉，而是乾符四年三月发布的。支持王、黄二人没有变节行为的学者错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乾符三年九月乙酉的赦令当成了《讨草贼诏》。因此，说乾符三年十二月蕲州招降义军是唐政府既定招降一陰一谋的实施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指出，上述观点的提出者认为王仙芝进军蕲州之时，被俘虏的汝州刺史已经逃走，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三水小牍》、新旧《唐书》的《僖宗纪》以及《资治通鉴》等都说当时王镣被俘虏，没有提到他逃走的事。

除此之外，另有学者提出，认为王仙芝没有变节行为的学者一再强调王仙芝乞降的记载是封建史臣的有意“污蔑”、“歪曲”和“罗织”，所以《资治通鉴》、两《唐书》等记载矛盾百出，前后抵牾。这一观点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现代学者的立场和司马光、欧一陽一修、宋祁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两者衡量事物的尺度并不一致。史臣们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绝对不会把农民坚持起义看成是光荣的事情。而只会把农民领袖的投降看成是“归顺”或者“弃暗投明”。因此，司马光、欧一陽一修、宋祁等人不会用王仙芝的“乞降”来“污蔑”他们。他们认为，史籍中史事记载的矛盾和抵牾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根据这一现象就否认历史事件的存在．认为是出于捏造，是不对的。

也有人强调，王仙芝动摇是比较确凿的。攻蕲州时，可能是为了麻痹敌人，伺机而攻，就采取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只是后来王仙芝在敌人诱降面前突然动摇。但杨复光遣使说谕一事毋庸置疑，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也是存在的，因为农民军进攻宋州失败后处于失利的境地，王仙芝发生动摇也是可能的。

要揭开王仙芝受降的真实情况，看来仍需时日，希望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深入。

（杨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