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有一首《过故人庄》，讲述了庄主人的热情好客，秋后的农村是一片美丽的田园景色。像这样的农家庄园在唐代武则天以后是相当普遍的。然而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西欧也存在着大片的领主庄园。那么，此庄园是否彼庄园呢？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一陽一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一首《过故人庄》道出了庄主人的热情好客，画出了秋后一片美丽的田园景色。如此美丽的庄园出现在唐代，多少有点令人意外的。自唐高宗、武周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些私人田庄。其名称除了叫“庄园”外，当时还称作“田园”、“田业”、“庄田”、“别业”、‘别墅”、“山庄”等等。
历史学家们对庄园的理解各有千秋。有人认为庄园的本来意义是城外的别墅，它是具有林泉台榭等专供王公贵族游憩的地方。而唐代的庄常包括有田产，后来就泛指一切田产，因而作为私人花园的意义就少了许多。也有人认为唐代的庄园、庄田指住宅、田地或指地主经营土地的据点，或指村庄。还有人认为庄与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园指“玩赏的园地”，庄为“官僚地主的别墅或带有园林的山居”。另有学者对隋唐五代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庄”、“庄园”名称进行了分析，认为正史中它们都代表了同一含义，可以互换，诏敕中它们一般都是农田的同义语，别无他意。而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庄”等名称，多数即指田地，或田土、田宅，与一般的田产、田宅并无不同。
其实，庄园在唐以前就有。据唐史专家考证，最早的“庄”是东魏祖鸿勋在范一陽一雕山的山庄。至唐初，均田制下官吏都授永业田，勋官还授勋田，都传给了他们的子孙。经过百年左右，随着李唐王朝官僚机构的不断扩大和官吏人数的膨胀，政府授给官吏的永业田更多，加上政府赏赐的“赐田”，渐渐的就都变成了其子孙的私家田庄。而庄园发展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政府屡禁不能止，反而到高、武以后日益激化的土地兼并，地主、官僚、商人多利用政治权势掠夺、抑买大量百姓良田来扩充其田宅。据《旧唐书》载，太平公主的田园就“遍于近甸膏腴”，而当时的大商人邹风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另外，有观点认为当时在土地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小租佃制，其发展成为土地兼并日盛的催化剂。唐政府在均田制授田过程中，由于地段过于分散，均田农民不能照顾分得过远的土地，不得不把一部分分散的土地转租给他人。也有一部分均田农民由于非常贫穷，不得不把他们的口分、永业田典贴给另外的富裕农民，但这是不合法的，于是就以租佃的形式使其合法化，这样就助长了兼并之风。到两税法之后，永业田、口分田的租佃、买卖更是无所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官僚大地主，寺院的僧侣大地主还是一般的地主，都在贪婪地不断兼并掠夺农民份地的过程中扩充田产，最终形成庄园。
一般认为，唐代的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和一般地主私家庄园以及寺院庄园之分。但也有人认为从文献中反映出，普通农民、土兵、商贾等的农田也有称为庄、庄田的。官庄和皇庄是由官田发展而来。官庄管理者称为宫使。园苑使或者庄宅使；皇庄管理者称为内园苑使、或内庄宅使，多有宦官充任。官庄和皇庄一般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到期征收租米。但官庄、皇庄对佃户的束缚性较之其他庄园是很强的，因而招租时普通百姓都没有自愿应雇的，还需用政治力量来强迫。
官僚地主的田庄规模一般都相当大，贵族的赐庄由“庄吏”去管理；一般大地主的庄子，往往由贫穷的族人、亲戚或家人奴仆去照料。唐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田庄，主要来源于陆续兼并均田农民手里早已分割得很零碎的土地。因而一个大庄主尽管拥有上万亩土地，但是很难连到一起。可也并非绝对的天南地北。往往大庄主在某一区域内的各地购置有田产，就在这些地方各置庄园，作为经营这些分散土地的据点。一切租佃手续的办理，庄租的征收，向政府缴纳两税，都在这里进行。每到收获的季节，有的庄主就从所居住的城市亲自下庄里或派人去了解年成的好坏（地主采用分成制向佃户收租），并向佃户、庄户催收田租。
当时，寺院田庄的占地面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其可观的。寺院庄园的来源主要通过赏赐、捐献、施舍及均田制下的授田等。寺院田庄有专司管理的僧侣，称之为“知墅”、“知庄”。其经营方式有人认为，以开元天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唐前期，具有强烈的自然经济特点，依存于政权护持，格守农奴式庄客耕作制，以庄客耕作为生产关系的主体。唐后期，由于均田制废弛，土地兼并合法化，新型寺庄普遍兴起，呈现出多途径广泛设置的情景，而普遍实行租佃制，则是其基本特征。
长久以来，也许因为名称相近的缘故，人们多把唐代庄园同日本、西欧的封建庄园制相提并论。自20世纪初，一位日本学者提出唐朝“庄园”说后，“庄园”是否可成为封建制“庄园经济”在唐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当时这位日本学者认为唐代的庄与欧洲的庄十分相仿，他认为“唐代的庄园和欧洲法兰克时代的庄园，具有全然相同的意义”。
起初，中外多数学者是持肯定观点的。他们多认为唐代庄园是一个包括多种产业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大多数庄园，除了庄宅及其附近的田地以外，还包括有果园、茶园、碾硙、店铺、菜园、盐畦、车坊及山泽、森林这些生产资料，均归庄园所有”。其经济生活，也构成自给自足的闭锁集团，“不与外界来往，恰如一个消费共同生产共同的家族集团”。在庄园范围内，地主可以以绝对的权力，凌驾于农民之上。庄园主凭着占有的土地直接榨取农民，而且他也是庄园的直接统治者。庄园都是租给佃户或雇工耕种，在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农民们都沦落为庄园主的佃户和雇农，佃户或雇农必须向庄园主缴纳“庄租”、“庄课”或“租课”。“佃户在当时虽不能被任意买卖，但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与农奴几无区别。他们是庄园主的‘私属’，被束缚在土地上，对庄园主构成人格上的依存关系。”即认为地主对庄园内的佃户或佣工，有政治上之统治及法律上之裁判权。从而认为唐代庄园和西方中世纪的庄园基本一样。
持这种观点者一般都认为均田破坏的过程就是庄园越来越多的过程，并最终代替了均田制，成为普遍的土地所有形态。也有人指出唐代的庄园中还存在着奴隶制度的残余。庄园的奴婢没有生产、生活资料和人身自由，而且可以买卖。
有一些人肯定唐代存在着庄园制，但认为唐代的庄园和欧洲的庄园有着较大的不同，农民转移和土地的买卖是其基本区别，因为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庄园是不可买卖的，农奴完全依附于土地。由于这个特点，唐朝庄园的自给自足性不像欧洲那样顽强。唐朝的庄园内部虽有分工，以自给自足为主，但和市场仍有一定的联系。庄园内进行集约经营，除生产粮食外，还从事不少副业和手工业，不少庄园主还兼营商业，因此工商业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也继续发展起来。
也有众多相对立的意见存在，很多人认为唐朝根本不存在庄园制。唐朝的庄并不是包括了多种产业、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当时的庄不过是一定数量的田地。唐朝的庄园和欧洲庄园是大相径庭的，佃客也不是农奴，不是庄园的私属。所谓的庄园制，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庄园本身不仅是一块大地产，而且内部具有一整套生产体系和经济制度。而唐朝没有庄园制所具备的一整套经济结构和生产制度，地主的土地集中一处形成大田庄或分散各处不能形成大田庄，都是采取分块出租的方法，因而称之为庄园制是明显错误的。
也有人承认唐代的庄园是在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普遍发展起来的，但唐代庄的田产是分散的，根本无法构成完整的封建庄园组织。有观点从唐代庄园的结构分析，认为当时全国多数“庄园”里，不可能包括多种产业。以茶园为例，《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全国350个州，产茶州仅六十多个，并且十之七八在江南。而从全局看，当时的“庄园”最多集中在长江以北，因而全国大多数庄园内不可能有“茶园”。而且由于土地分散，唐代庄园不可能形成像西欧领主庄园那样整套的生产结构。当时庄园以生产谷物为主，也有副业和手工业，不少庄园主还兼营商业。在有些大地主或寺院的田庄中也有水碾、水硙等，但它们并不完全用于加工自己田庄的谷物。他们同时也替附近居民加工，因而可看作是地主、寺院附带经营工商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如欧洲那样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的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从另一方面来说，唐朝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全国城乡联系相当密切。当时，粮食、纺织品、茶叶、生产工具等，在全国流通广泛。因而，唐朝多数田庄，都被卷入全国物资交流市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在当时没有存在的可能（少数民族除外）。唐朝的田庄中有水碾和水硙，但它们并不完全用于加工自己田庄的谷物，同时也替附近居民加工，这只是地主、寺院附带经营工商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欧洲自给自足领主庄园的整体有机构成部分。
唐代庄园的地租形态基本上是实物地租，劳役地租比较少。庄客除缴租外，只负担一部分劳役或者不负担劳役。这些庄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但对地主的依附性并不像欧洲领主庄园那样强，并没有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的“私属”。唐朝是中央集权国家，人身统治权属各级政府机关，各庄园的庄主没有行政权、司法权，这与西欧领主庄园制中领主与庄客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从另一角度讲，学者们对唐代庄园经济是否可称为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也存在着争议。在唐代庄园问题刚刚被提出时，一直是作为一种田制，同均田制一起被学者们研究的。他们认为庄园是均田制破坏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经济的主要形态。此后有学者经过分析庄园的种类，最后得出结论：在庄园经济下，国有制仍居支配地位，私庄土地通过契约关系出租，而个体小农的数量仍很多。有人提出唐代的田庄不是一种土地所有制，而是地主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并且，这种方式是“适应中国地主经济，尤其是大土地所有者地权集中，地面分散这一国情的”，因而能够在当时政局日渐不稳定的情况下促进地主经济的发展。唐宋时期的地主庄园，不但没有制度化，并且没有表现出有走向制度化的趋势。
讨论仍在继续，并且推动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然而唐代庄园的真实面貌还是无法认清。此庄园是否彼庄园，看来仍然有待于更新的研究结果了！
（张洁周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