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无南方人拜相当国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说太祖曾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语，刻石于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孙。此事是历史事实，抑或是传闻蠡测，抑或是后人杜撰，难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惇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