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与高登，同为南宋朝臣，俱怀抗金之志，抗忤奸臣秦桧，都被贬黜流放，放逐中一阙《好事近》，愤慨“豺狼当路”。然而此词究系何人所填？各种说法不一。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记载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故事：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相，怂恿高宗与金议和，且不顾主战派官员的反对，遣王正道为计议使，去金修订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舍身抗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官员。“疏入，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人差遣，注福州签判”。绍兴十二年，秦桧又喻台臣加论其罪，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仲宗正寓居三山（今福州），以一阙《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胡壮行，胡到新兴，亦赋词《好事近》：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于江西赣州招募丁壮，保卫乡里。后至临安，建炎间进士及第，为枢密院编修官。这首词抒发了胡铨当时的心绪：他离别故乡，是为了帮助朝廷抵抗金兵，并非为富贵而来。总算进士及第，刚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哪知奸臣权贵当道而时机不对，所以“空使猿惊鹤怨”，自己还被流放。很想驾车归去，归故乡或归朝廷，但有豺狼当路，哪里回得去呢？

绍兴十八年（1148），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郡守张棣：“赵鼎、李光都远贬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正好得到此词，连忙向朝廷检举，加以“讪谤”、“怨望”诸罪名，胡铨被再移送吉一陽一军（今海南崖城镇）编管。三年后，秦桧又读到张仲宗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证”，只将张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铨一直坚持到秦桧死后，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说他被放逐到海南这样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重新起用，时已入古稀之年，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诸职。

应该说，对照胡铨的政治生活里程，尤其是那二十余年颠沛放逐的经历，他在词中引东汉张纲斥责外戚梁冀“豺狼当路”的典故，痛诋当朝奸臣秦桧，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记载此故事的还有《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元人韦居安《梅大磵诗话》等。

然而也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这首词还被刊刻在与胡铨同时代人高登的《东溪集》中。这样，就有学者对王明清《挥麈录·后录》的记载表示怀疑：这个记载后面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为什么这件事要由胡铨之子亲为删定呢？尤其是在亲为删定之后，仍是存在错误。如对照《宋史》本传，胡铨上疏后，秦桧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判胡铨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而并非“责为昭州盐仓”。由于营救者不少，迫于公论，朝廷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才改签书威远军（治今福州）签判。这个错误似乎是胡铨之子所不该犯的。

此外，《独醒杂志》载：“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磋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海南）。”就是说郡守张棣向朝廷检举胡铨的并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万古磋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的词。

事隔几百年之后，清代王鹏运刊刻《东溪词》时，在跋语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名臣言行录》说，胡铨贬新州，偶为此词。郡守张棣迎合秦桧之意，奏劾胡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被贬黜流放二十年。“按此词乃《好事近》歇拍，载《东溪集》，盖彦先亦发策忤桧被谪，事衅略同，棣遂牵合为澹庵作。”就是说，高登亦曾上书触犯秦桧，而被贬谪，五十多岁时，死于贬所。其政治生涯与胡铨略同，却要早于胡铨许多年，张棣就将高登这肖词牵强为胡铨所作，以作为其奏劾胡铨的依据。

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今属福建）人。北宋末为太学生，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侵，国家危亡，徽宗禅位于钦宗，他与陈东等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靖康元年（1126），京城开封被困，为反对议和及李纲罢相，又与陈东率太学生与军民伏阙上书，后被斥还乡。绍兴二年（1132）廷对，极言时政缺失，无所避忌，授富川县主簿。后诏赴都堂审察，遂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秦桧恶其讥己。知静江府古县时，拒绝为秦桧的父亲建祠，终得罪秦桧编管容州（今广西容县）。

有学者认为，同是这首《好事近》，《东溪词》与《澹庵词》略有差异，如《东溪词》中是“空惹猿惊鹤怨”，“囊锥刚强出头来”，“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这些不同可能是告发胡栓者所加工。此外，该词风格与高登其他词作如《渔家傲》、《多丽》的格调情韵较为相似，尤其是高登崇尚陶诗，“欲命巾车归去”全系从陶渊明《归去来兮》“或命巾车”中脱出。所以王鹏运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但日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此词是高登所作，抑或胡栓所作，甚至张棣奏劾胡铨是否用这首词？也并不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