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年间，蒙古瓦刺部大举进犯中原。明英宗亲自率领五十万大军迎敌。蒙汉两军于土木堡附近展开一场大战。结果明军大败于土木堡，不但五十万大军损失过半，就连一国之君明英宗也被掠去，一时天下震惊。事实上，造成这一事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明军的指挥竟然是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此人就是权倾一时的宦官王振。由于王振在这次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乱锤击毙，英宗复位后，竟又为王振恢复官爵，并将王振的假身供奉在智化寺，享受祭拜。作为一名太监，王振何以能权倾朝野，左右朝政？

宦官专权乱政在明朝之前便已屡见不鲜了。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吸取历朝历代因宦官而亡国灭家的教训，对宦官的活动和权限作了很严格的限制，绝不允许宦官过问朝政大事。为警醒宦官起见，朱元璋命人在宫门挂一块三尺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后来，这条规矩到明成祖的时候就渐渐被破坏了。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从道统上来说，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之举。为防范大臣反对或于背后非议他，成祖开始重用身边的太监。此后，宦官的权力一步一步得到加强。明成祖的孙子宣宗时期，宦官可以读书识字，甚至司礼监宦官可以代皇帝批阅奏章。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宦官的权力开始日渐膨胀，明代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宦官王振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曾习儒业，略通经书，也曾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他而言似乎不太容易。在做了九年教官后，一次，王振听说皇宫要招太监，便自阉入得宫里。当时宫里习书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便都叫他“王先生”。王振性情诡异，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由此深得宣宗皇帝的欢心，封他为东宫局郎，专门教太子朱祁镇读书。年幼的朱祁镇爱玩，王振便想出各种方法讨好太子，尽可能让他玩得痛快开心。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宣宗一病而终，太子朱祁镇登基称帝，这就是明英宗。英宗继位后，作为老师，王振身价也因此倍增，并最终当上了手握大权的司礼监。英宗继位时刚满九岁，年幼无知，只得由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氏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全权处理。三杨德高望重，太皇太后也非一般女流之辈，所以当时王振还不敢放肆，对张太后和三杨也极尽殷勤，毕恭毕敬。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玩耍，被王振看见了，他暗自得意，一次表现自己忠心的好机会来了。次日，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一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蹈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并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模样。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对王振的戒备之心也因此日减。为了表示自己遵守规定，不参政事，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时，总是站在门外，假装不敢入内，三杨被其“忠心、守规矩”的假象迷惑。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讨论政事时也不加防备。

渐渐长大的明英宗并不曾过问国事，仍一味追求玩乐。王振在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时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他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此后，由于王振对皇帝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朝廷大员对王振十分畏惧，因为得罪了他，往往不是被撤职就是遭充军。但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仍在间接直接地监管着朝政，所以王振此时仍不敢过于嚣张。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不久去世，，只有杨溥在朝，但他年老多病，已难问国事。失去约束的王振便肆无忌惮地飞扬跋扈起来。他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专权干政的计划。第一步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然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园林。王振性情残暴，但在表面上仍要装出佞佛的样子，祭佛敬神时动辄征军民万人，花费数十万银子。所以当时京城有歌谣这样唱道：“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王振大权在握后，便肆无忌惮，为非作歹。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甚至丧失身家性命。一些无耻的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得升官发财。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祐，长得面白须净，却是个出了名的马屁一精一。有一次，王振问他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祐笑着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花怒放，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官僚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拍马，也先后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在打击异己，安插亲信的同时，王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他先后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掌管着宫内外的刑侦司狱大权。除中央外，地方各级官员也极尽谄媚之能事，纷纷依附王振，从中央到地方很快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由于英宗终日不理朝政，使得王振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王振专权后，党同伐异，独断专行，朝政日乱，军纪涣散，边事不修，终于招致了蒙古瓦刺部的进犯。

公元1449年，瓦刺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藉口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对蒙古的赏金和马价。此举激怒了瓦刺首领也先，也先率领瓦刺骑兵进攻中原，首犯大同，边境告急。由于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本不应仓促应战，但王振为在朝廷扬威，竭力怂恿快速出兵，并要求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有充分准备，要求皇帝不能亲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认为，只要兵多将广，就一定能打胜仗。英宗平时一贯对王振言听计从，禁不起王振的蛊惑，于是不顾大臣的劝谏，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匆匆出发。

这次出兵，由于缺乏必要准备，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乱指挥，战争一开始，部队就一溃千里，未战先败。王振意识到情况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带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于是几十万大军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后来王振怕兵马损害家乡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这样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刺的追兵赶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利军假议和之计，被瓦刺军包围，明军大乱，损失惨重。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气愤地说；“我为天下诛此奸贼！”说完，将王振乱锤击毙。

眼看明军大败，脱逃无望，英宗便跳下马来，盘腿静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臣震惊，悲痛不已。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兵部侍郎于谦向朱祁钰跪求，清除王振党羽，诛其家族。此时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诛杀王振党羽，朱祁钰立即下令处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余党。王振从一个东宫局郎，最后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独断朝政的权臣，个中原因，深为复杂。有人认为这是王振善于钻营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应归咎于明英宗的昏庸无能，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体制必然的结果，种种观点，不一而等，到现在仍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