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的“摊丁入亩”，在中国经济史上有很大影响。这一改革开始存在很大争议，是经过多年试行以后才逐步推广开来的。根据相关记载，一般认为，它在全国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时期，具体时间是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但事实上，在张居正改革前，“一条鞭法”就已经开始在全国一些地方试行了。那么它最早试行于何时呢？

“一条鞭法”，原名“一条编”，有时称“条编”。它是将地税与徭役合二为一，按田亩征纳的税法，即将复杂的赋役项目编为一条，故称“一条编”，后变为“一条鞭”。又因其征银，亦称为“一条鞭征银法”。这种税制征收手续简化，将一年应收的粮税、代役金以及各种经常性摊派、杂税与土贡之类并在一起，“计亩征银”，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朝之所以产生“一条鞭法”，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变化所决定的。进入明朝中期，因为很长时间不造赋役册籍，加上一些地方豪强为了逃避赋役，又和吏胥里甲相勾结，将政府记录田地和人口数量的鱼鳞图册和黄册涂抹篡改，以至田亩与丁口户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这样，赋役册籍就遭到破坏，特别是户口黄册被破坏，人口流亡，不负担赋役，使得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生存，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间流民多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

在田赋方面，当时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地主、官僚和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负担赋役，而贫民无地则要负担赋役，地方负责征税的粮长倚公挟私，避强凌弱，佃民百姓备受困扰。在徭役方面，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采用种种名目剥削百姓，人民不堪其苦，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而同时，国家财政支出却逐年增加，以至“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者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一条鞭法”便是这些官员们实施改革的结果。它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即将各州县赋税徭役的种种项目统一编派，总为一项征收；二是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地丁或丁粮派役（过去差役分三种：按户征派的“里甲”、按丁征派的“均徭”、临时征派的“杂泛”，现在三种差役合并，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同时将一部分差银摊入地亩，即“量地计丁”，派役时既按地又按丁，或丁六粮四，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这种既量地又计丁的派役办法，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三是田赋征银，官收官解，除国家必需的槽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折成银两缴纳，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把银两全交官府，由政府开支，用于购粮或雇役等。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一条鞭法”是与张居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确实，它的全面推行是在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由张居正在大力推广实施的。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其开始推行却是更早的嘉靖年间。

那么到底是在嘉靖哪一年呢？据史料记载，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史傅汉臣曾经向嘉靖皇帝上疏，讨论“一条鞭法”实施的利弊得失，可见在当时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了。因此很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这一年应该是“一条鞭法”试行的确切时间。

对此，有学者根据新的史料提出了质疑。他们从《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嘉靖九年十月内阁大学士桂萼的奏章，其中已经要求按照人丁、事产的多少，重新编派省、府、州县和里甲的徭役，户部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其内容和傅汉臣的几乎完全一样，最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应该是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最早记载。其他学者也从《明实录》中找到了根据，在该书的卷—一八中就有关于桂萼上奏的记载，证明他当时确实提出“编审徭役”的具体办法，而户部也对此进行了讨论。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当时是嘉靖九年十月戊寅，换算成公历则应是1530年11月12日。因此“一条鞭法”的始行应该是嘉靖九年，而试行的地点则是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直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改革，才开始向全国推广。这应该是确切无疑的。

“一条鞭法”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白银代替实物税，，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输银可以代役，农民有了更多的生产时间，国家相对减弱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条件；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等。但是，由于各派政见不同，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只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继续推行，其他地区未再彻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