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岁初，京师郊外仍是寒风料峭。就在这寒意袭人的驿道上，一群锦衣卫快马疾驰而过，直奔通州，将一年届七旬病翁逮捕，并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缉拿入狱。三月十五日，病翁趁狱侍不备，以其剃刀自割喉管，二日后，血尽气绝而亡。此人即是一代狂狷——李贽。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李贽参加乡试中举，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三十岁时李贽到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任教谕。嘉靖三十九年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到任数月，父去世，回家守制。三年守丧期满，到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没多久，祖父又去世，李贽在共城买了几亩地，让妻子黄氏带三个女儿务农为生，只身回泉州料理丧事。三年后回去时，两个女儿已先后在灾荒中饿死。嘉靖四十五年，李贽携家眷回北京，补了礼部司务，五年后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任期间，励一精一图治，革旧鼎新，反对封建伦理教条的“君子之治”和歧视、欺压少数民族，提倡“至人之治”，对官场乌烟瘴气深恶痛绝。据史料记载，李贽一生，既不谋朝政，也不贪货色，一生但以读书明理为乐，为何横来牢狱之灾呢？关于李贽入狱的原因，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说其入狱是缘于自身之故，由于他极具锋芒的批判思想为当权者所不容，所谓“以身试法”而横招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贽是明统治者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完全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而强加罪名所致。

李贽在北京任礼部司务时，接触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王一陽一明学说，并对王学进行补充修正，借以发扬其民主理性的内容，反对崇圣说教，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批判对所谓“古贤圣人”的神圣化。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期间，结识了反对理学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王畿、罗汝芳，并拜王艮（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的儿子王襞为师，颇受其影响。又因王畿和罗汝芳而接触禅学，又深受其影响，从而提出儒、道、佛三家无异同，倡“童心说”，反对孔孟教条。由于李贽的思想体系和官方推崇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格格不入，兼他性格耿直，不堪受上司欺压，姚安知府三年任期未满，即向上司辞职，未获准即住到大理府鸡足山佛寺，专心研究佛学，从此告别仕宦生涯。

万历九年，李贽从云南来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了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耿定理去世后，李贽与其长兄耿定向发生冲突而与耿家决裂。李贽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信，指斥其虚伪。耿定向也把李贽写给另一位朋友的言辞较为“怪僻”的书信略加增删后广为抄传，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提到李贽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告别耿家以后，李贽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龙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

但好景依旧不长。李贽的“异端”思想，又为麻城地方缙绅和官员所不容，结果又横遭驱逐，幸得门生杨定见事先得到消息，将李贽隐藏起来。麻城官员又下令搜查杨定见家，李贽只得躲进河南商城附近的山中。这年冬天，李贽的挚友马经纶（曾为御史，后因抗疏神宗而被贬为民）得知李贽被逐的消息后，从千里之外的北通州（北京通县）赶到商城山中，陪侍李贽。数月后，马经纶与李贽一道回通州，李贽从此便寓居于马家。李贽常以“异端”自居。因此有人认为正是他的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思想，，使得他最终为统治者所不容。当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张问达递上了一本奏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指责他“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并进而指责李贽作风不羁，生活放荡，“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最为现实的危险，是在于李贽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离北京仅四十里。统治者最为担心的是，倘若李贽思想传入京城，其产生的影响可能又将是麻城之续。故而神宗亲自下旨批捕，李贽因此下狱。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李贽下狱是由于首辅沈一贯有意加害。沈一贯迫害李贽的原因是想乘机打击应诏即将进京任次辅的沈鲤，因为在沈一贯看来，沈鲤入京任次辅，将会对其权力甚至首辅之位构成威胁，他说：“归德公（即沈鲤）来，必夺吾位。”为了除去沈鲤这个对手，沈一贯不惜炮制种种罪名，对李贽问罪即是其中之一。拿李贽开刀，可以牵及与其交往密切的名僧达观，并引出当时与沈鲤比较亲近的黄晖、陶石篑等朝士，进而牵连到沈鲤。有人认为，前文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正是由沈一贯在幕后指使。所以这份奏疏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李贽，其矛头恰是指向沈鲤等人。张问达在列举李贽几项罪名之后，话锋一转，称“迩来缙绅大夫亦有捧咒念佛……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实际上这是含沙射影地指责与名僧达观交往甚密的沈鲤。在二沈之间的斗争中，李贽成了牺牲品。

张问达的奏疏呈上后，神宗朱翊钧很快就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据马经纶说，李贽被捕时已卧病三月，仅余喘息，门板抬去，一路昏迷，而且连日粒米难进，呕吐相继，诊脉变常，医者缩手，可见病情已经很严重。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贽在监狱里并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籍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割喉自刎，但是一时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问：“和尚痛否？”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蘸血在侍者掌心中写字答曰：“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据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血泊中的李贽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中，则称李贽“不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