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明朝奇书《金瓶梅》“浑身是谜”，虽然略有夸张，却也不失贴切。单以《金瓶梅》的作者来说，就曾经有很多人做过专门的考证，但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不下三十余种说法，尽管每一种说法都看似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但总是留有一些疑惑之处，因此直到今天仍难有定论。

《金瓶梅》是明朝时出现的一部奇书，其生动的描述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恢弘的明朝市井生活画卷，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在通行的版本上，其作者署名都为“兰陵笑笑生”。数百年来，为了考证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学者们花尽心思，提出了很多假设，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观点：

一是“大名士”说。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为明朝文人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了清初，有人提出所谓大名士就是当时的著名文人王世贞。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大名士为李渔、赵南星、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贾三近、屠隆、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人的诸说，虽然各有说法，但都可以被归入这一类。

可以说，关于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说法起源是比较早的，也一直延续至今。但对于这一类说法，已经有人给予了反驳。他们认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虽然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语言组织才能，但书中大量抄录了前人甚至同代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说唱等，这种明显的抄袭和拼凑不大可能是“大名士”所为。而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一再说：“书画可临摹，文至临摹则丑矣。”“剽窃、模拟，诗之大病。”另外，《金瓶梅》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有少量前后脱节、错漏等现象发生，但全书结构内容上的不连贯、重出和有些描写上的粗糙，很难说都是传抄之误。而上述的任何一个“大名士”，都不可能在写作过程中出现如此败笔。更有甚者，《金瓶梅》中夹杂了大量的记音字、借音字(即别字)，甚至一些常用的字也用借音字来代替。例如“可不交人笑花死了”中的“交”、“花”，“杀人不斩眼”的“斩”等等。试想，一个“大名士”的笔下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别字呢？

第二种说法为“门客、老儒”说。这一说法的起源也比较早。明人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就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一一婬一一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手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也作如是说。由于这种说法过于含糊、朦胧，因而后世呼应者不多。最近有学者著文，提出《金瓶梅》是赵康王朱厚煜与其门客谢榛、郑若庸“三人合作”。但是，如果赵康王自己作文(或与他人合作)来暴露自己糜烂、一一婬一一秽的生活，把自己写成一个无耻的市井无赖、恶棍，实在是有悖常理。另外，还有人认为，《金瓶梅》作者可能是王世贞家厮养的说书艺人胡忠，但这一说法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

第三种说法则是“民间艺人”说。“民间艺人”说的出现是近年的事。戴鸿森先生曾在《我心目中的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一文中提出“刘九”说。但有人指出，刘九只是一个盲艺人，以说书为生，似乎不可能有一精一力担此重任。而且根据目前的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应当在万历年间，但据李开先的《瞽者刘九传》记载，刘九在嘉靖末年即已去世，因此时间上也无可能。

此外，还有人提出《金瓶梅》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认为它“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而《金瓶梅》“明显的抄袭现象”只有“作为历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但这一说法同样存在可疑之处，因为既是“历代累积的集体创作”，为什么又是突然出现，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金瓶梅》的故事在社会上演说过？特别是在盛行杂记小品的明朝，这种情况是很难说得通的。况且，《金瓶梅》宏大的整体艺术构思，也非集体创作在短期内所能完成。

总之，迄今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种种推论，实在还有不少难解的症结。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考证，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随着每一种新说法的提出，都会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提供新的参考。当然，如何最终解开《金瓶梅》作者这个难解之谜，揭开“兰陵笑笑生”的真面目，还需要学术界和广大文史爱好者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