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传说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十分清楚。然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提出了怀疑的观点，认为大禹不可能葬在绍兴。真是如此吗？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相传是大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这样说来，会稽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史记》说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是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言之确确，令人不得不信。上世纪20年代，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展开的论争，却使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大禹是否到过会稽就成了一桩历史悬案，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所说根本不足信，大禹不可能到达会稽。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二中认为，大禹巡狩并葬会稽之事不足依据。当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并不应远来于越。顾颉刚先生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中指出：“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载《古史辨》第一册）这样说来，关于禹的传说全是假的，是南方人对治水的愿望而已。
近年来仍有一些人坚持上述看法，如蒋炳钊、辛土成等人认为司马迁之说大可值得怀疑。他们指出：把越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到文献记载都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他们系统地批判了流传已久的“越为禹后”说的错误（见《“越为禹后”说质疑》）。
梁钊韬不认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伪造的，但他指出，大禹时的会稽不在今天的浙江，而在山东。他主张在夏禹的时候，东夷越族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成员，共同建立了夏国，因而东夷越族在流传中说他们是夏的后裔，其后文字记载便把越王勾践的祖先认为是源出于禹之后，是合理的。可能在夏之时，会稽在山东泰山附近，为东夷越族人所崇敬，其后苏、鲁地区与华夏民族融合，不再被称为越人，后浙江越人因怀念其先祖，会稽一名又出现在浙江。故这个传说颇有来历，并非随便臆造。
陈桥驿先生的《旷越为禹后说溯源》中，进一步提出史书认为大禹到过绍兴的原因，主张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散布，属托古之辞。
也有许多人认为大禹是到过浙江的。如刘宜均、赵鸣等在《再论越族的鸟图腾》一文注中，对夏禹不可能到达浙江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夏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及大禹死于会稽之事，史书中均有记载，尤以《越绝书》记述最详。依《越绝书》所载，大禹曾两次到过绍兴会稽，第一次是为了治水，并在此计功行赏；第二次是称帝以后巡狩江南时，病死于会稽，被葬在会稽山下。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
林华东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先秦古籍记载中的会稽并无确指就在今日的绍兴，逮至西汉，司马迁才提出会稽就在绍兴，东汉以后，这个说法便被解释得更加具体；后代方志又大加附会、渲染，派生出种种传说来。绍兴会稽大禹陵、禹庙、禹穴果真是夏禹圣迹吗？欲解此谜，当从考古学入手，再典籍以印证，方能揭示当年原貌。如果大禹时代的宁绍地区已纳入夏之范围，那么，它在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应与夏文化基本一致。目前，夏文化遗存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而浙北、宁绍地区相当于夏商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上海市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即“马桥类型”，两者分布范围不同，文化面貌更是差别很大，绍兴并非夏土是很清楚的，大禹绝不可能远离故地在此治水或朝会诸侯并葬于此。当时“钱塘江以南的山岳丘陵地带，也不至于有洪水的泛滥”。其实，王充早就对此提出异议，他在《论衡·书虚篇》中说：“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指出“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王充是汉代浙江上虞人，对于会稽遗闻古事当有了解和调查，并不以司马迁之说为然。
林华东进一步根据《管子·封禅》、《墨子·节葬下》和《史记》所载“禹封泰山，禅会稽”，以及《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会稽”是“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禅于会稽是也”和杨向奎、梁钊韬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早期的会稽应在山东泰山附近，绍兴会稽是由山东的会稽乔迁而来，这同某支夏后裔南徙入浙有关。《吴越春秋》曾载范蠡筑越城成功后，怪山自生，说是从山东琅琊一夕自来，此文反映出越之先祖由山东南徙的若干史影。《越绝书》载越王勾践灭吴后迁都琅琊，也不无重返桑梓之嫌。当时，夏人抵浙后，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在一起，并慢慢占据统治地位，后因怀念其先祖，故会稽一名及大禹的传说亦便出现在浙江了。这种例子不在少数。而司马迁因相距年代久远，不明其中底细，误把乔迁的绍兴会稽当作山东泰山附近的会稽，致使后人欲识其真面目，诚非易事。（见《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近年来，持“大禹陵在绍兴”的学者进一步进行了探索，认为大禹不仅立业于会稽，成家也在会稽，死后大臣们根据他的愿望葬于会稽山。禹的儿子启恃父之功而拥有天下，启在岁时春秋都会派使者到越地祭禹。至夏朝第五代王少康，恐禹祀断绝，封少子无余于会稽，专奉禹祀。这样无余成了禹墓的专职守护人，他也成了最早的越王。
越国是无余的后代。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将越人的居住地从会稽山区迁移到平原地带，筑起了一陰一城，以便人民耕作和繁衍生息，而大禹的姒姓后裔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元末战火，姒姓后裔死于兵戈者十之七八。明清之际，姒姓后裔始有族党归集。至康熙时期，全族长幼不足60户人家。今日的姒姓居住在禹陵村，仍有40多户，每年都要举行祀禹大礼，募集资金邀请民间戏班在陵前的广场上唱戏。
相反的意见继续存在，有人提出大禹葬的会稽山不在绍兴，而是在湖南的攸县高视乡。根据这种观点，大禹与其父鲧都是今湖南人。鲧国被分封在崇山，称崇伯鲧，，其地相当于今湖南大庸县境。《吴越春秋》等书说禹家于西羌，而“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禹的老家三苗居于洞庭、鄱一陽一两湖为中心的地区，而古人地理观念不强，常以大家熟悉的高山地区作为统治中心，因此大禹会计万国诸侯的茅山很可能在江西湖南交界的地方，今攸县东部与江西交界的天子山很可能与大禹有关。
会稽山按《山海经·南山经》当在南方，其山在南次二经的中部，不可能在浙江。《吴越春秋》说，大禹在南岳委宛山得“金简之书”后，开始全国范围的治水工作，他是始于霍山，“归还大越”，说明霍山和大越其实是一地。南蛮当时称为越，而南岳处南蛮，当然可称大越。书中有“计于苍梧”与“计于苗山”，使我们知道苍梧和苗山实为一地。苍梧是大地名，苗山是小地名，可知苗山在湖南。衡山岣嵝山的《禹王碑》被公认为大禹治水时的手书，奇古难认，碑上的最后一段话说，大禹治水后返回南岳而安居乐业，所以刻下此碑作为纪念。攸县的凤凰山是大越的发源地。古代“翟”和“越”同音，大禹归还大越实际是归还大翟，也就是归还攸县凤凰山一带，后来大禹的后代被分封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越。此外，不仅是越族之名源于翟鸟，夏朝之名也源于翟鸟。《尚书》就说夏翟是雉名，“具五色中旌旄之饰”。
攸县得名与禹之妻攸女有关。大禹曾娶涂山氏的后代，“名曰攸，生余”。当地人均知道在攸县有茅坪、茅田、天子山。攸县的会稽山还在，在新乐村。茅山所处的大山现名天子山，也即今攸县天子山林场所在地。大禹曾经说过：“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应该就是在这里。在攸县城西门外有座禹王宫，历代不知修复了多少次。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禹陵的误传，主要是司马迁的过失，这是他没有认真研究《山海经》的缘故。
《越绝书》称，禹墓“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考古实地踏勘，绍兴大禹陵地形与这段文字所描述的情状甚为相似。既然人们认为大禹没有到过今天的绍兴，那么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