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位35年（1260—1294），主要历史功绩是建立元朝和统一中国，统一的范围规模超过汉唐盛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第一，它拓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元朝继隋唐之后，将一些边疆地区又一次纳入中国版图，其疆域超过隋唐。一些自秦汉以来的羁縻统治区域也被元朝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台湾、云南、吐蕃，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元朝统一后，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

许多汉人迁到蒙古、西域、东北、云南地区，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为适应大一统的局面，元朝在各地设驿站、修驿道。驿道四通八达，有利于物资交流和商业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第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元朝皇帝名义上一直是大蒙古汗国的宗主，并把自己看做整个天下的当然主宰，因此他们并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战争基本结束以后，他们还企图通过和平交往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元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开放的，这对于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既属于蒙古贵族内部的关系，也包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元朝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属于内部问题，而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却逐步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元朝与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两个汗国都由蒙古贵族统治，所以元朝与他们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十分密切。这两个汗国都有驿站直通大都，互相之间不断有使节往来，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着经济上的交流，使者及其随从则趁机贩运货物，每一批使者实际上都是一支庞大的商队。与时同时，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来到元朝，斡罗思、钦察草原和伊斯兰各族人民有的被掠夺到中国，有的移居到中国，，在元朝他们被称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元朝军队，如阿速卫、钦察卫、斡罗思卫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当时的第二等级。从此逐渐形成了我国的一个新的兄弟民族——回族，他们是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后裔。中国内地的手工业者、医生和其他学者也有人移居到这两个汗国，元朝和两个汗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各方面互相影响。中亚城邦中所习用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内地推行。元代中外交通贸易路线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写世界历史名著《史集》时，曾有中国学者参加编纂。《史集》中关于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实，主要得自出使伊儿汗国并留在那里的元朝丞相孛罗的口授。

元朝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如至元十五年（1278），生长于大都的景教徒骚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至元二十三年（1286）受伊儿汗国国王之命出使罗马，船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后又前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并到了巴黎，参观了巴黎大学，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欧洲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在这时来到中国，在中国整整生活了17年，并曾出任扬州的地方长官，任职3年。他所写的行记称为“世界一大奇书”，他第一次把中国的文明介绍给欧洲人，从而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眼界，引起了欧洲人寻找中国的强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