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宗铁穆耳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后的第六代大汗，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二代皇帝。作为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当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忽必烈去世之后，选择一位什么样的君主，是关系到这个王朝能否存在下去，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元朝初年的汉法派花费了很大心血培养太子真金，目的就是希望他继往开来，希望他用儒家思想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金太子英年早逝，这不仅对汉法派是个沉重打击，对忽必烈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成宗之立完成了元代从开国阶段到守成阶段的平稳过渡，它虽然没有使元代进入太平盛世，但毕竟也是元初政治家们的一次成功之作。

真金太子去世时，忽必烈已经年过70岁高龄，但他却迟迟没有再立太子。这其中自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当时有资格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有4人：一是忽必烈的幼子那木罕，二是太子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三是真金太子二子答麻剌八剌，四是真金太子三子铁穆耳。

根据蒙古族“幼子守灶”的传统，那木罕作为元世祖的幼子，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他本人的确曾经寄希望于继位，并因此曾受到忽必烈的尖锐批评，被忽必烈疏远了。真金去世的前一年（1284），他与安童抚军北方，又被叛王昔里吉等俘虏，被海都等叛王关押了几年。故而被确定为太子的竞争性就大大减弱了。而根据汉族的皇太子继承制，“有子立子”，无子方能立弟。太子去世后，只要太子有子就应该被立为皇太孙，而不能再在太子的兄弟中选择继承人。故而朝中汉法派大臣都倾向于从真金太子的几个儿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从史书记载看，忽必烈对这3个皇孙都很喜欢，一时不能决定由谁来继位，这可能也是忽必烈迟迟不再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原因。真金太子的这3个儿子，能力都很强，长子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封为梁王，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率兵镇守北边，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与达达的军马、国土，在蒙古诸王贵族中很有影响。二子答剌麻八剌一直被留在真金和忽必烈身边，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才受命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但不曾到任就患了病，后来在大都去世。三子铁穆耳曾经随从忽必烈讨伐东北叛王乃颜，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乃颜败亡后，同党合丹继续与朝廷作对，铁穆耳受命征讨，合丹败亡。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的协助下抚军北边，防御海都。

据《元史》卷119《博尔术传》附《玉昔帖木儿传》和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完泽传》记载，早在忽必烈去世前，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伯颜、完泽、不忽木、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等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铁穆耳继位，并且得到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和忽必烈的支持。其中的完泽，还是同受遗诏的托孤之臣。

但《不忽木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其中说：忽必烈病重期间，“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至，不得入”。

这里说完泽不得进入忽必烈病房，也不是接受遗诏的3个人之一。后来完泽将此事告诉了太子妃阔阔真，阔阔真向3人询问，他们却说：“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所为。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并没有告诉阔阔真遗嘱的具体内容。

对于忽必烈去世之后的情况，《元史》的纪传也有记载，但互相矛盾。《元史》卷18《成宗本纪》和《阿鲁浑萨理传》记载，太子妃阔阔真的确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因此才派人催促他早日回上都继位。《显宗传》记载：“世祖崩，晋王闻讣奔赴上都。诸王大臣咸在，晋王曰：‘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于是成宗即帝位，而晋王复归藩邸。”这里是说晋王主动让位，并没有记载玉昔帖木儿的劝告。但《玉昔帖木儿传》却记载：“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孙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定策之际，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宴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工艺品——玉人雕刻（选自《图说北京史》）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皇孙遂即位”。这里明说，在上都的宗王选汗大会上，开始时晋王甘麻剌并没有主动让位，但听了玉昔帖木儿的劝告后，才当众表示同意推举铁穆耳继承帝位，故而铁穆耳得以顺利即皇帝位。

《伯颜传》对于此事的记载与以上各传都不相同，云：“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讳言，伯颜提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伯颜提剑而立殿陛，自然代表的是朝廷军事力量的权威，含有军事威胁之意。但他“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又是在解释忽必烈的遗嘱及其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诸王才同意立铁穆耳为帝。

《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传》又记载：忽必烈去世时，铁穆耳的母亲、真金太子的长妻“在大异密们的赞同下，立即派遣伯颜（此处指赛典赤伯颜）去追铁穆耳合罕，通知他关于祖父的情况并让他返回，以便让他登临帝位。在铁穆耳合罕到达之前的一年中，阔阔真哈敦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在他顺利到达以后，召集了大忽里勒台”，诸王贵族、朝中大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他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口才极好，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铁穆耳“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这一记载说明，在库里台选举大汗之时，铁穆耳及其大哥晋王甘麻剌的确有一次较量，其母阔阔真明显地倾向于铁穆耳，不仅事前做了准备，而且在选汗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有利于铁穆耳、不利于甘麻剌的临场测试，在这种情况下铁穆耳才占了绝对优势。这里没有记载伯颜的提剑而立，但太子妃与诸位大臣事前已经形成默契，并在会上操纵会场，形成多数，却是大同小异的。

有的学者说，成宗的继位是蒙古族“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相对于忽必烈曾经确认的皇太子制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即向蒙古旧传统的让步。我认为，铁穆耳与甘麻剌相比，虽然他是真金太子的幼子，但还不能将成宗之立简单地视为“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诸位汉法派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他们选择铁穆耳继位主要不是考虑他是幼子，而是考虑他“仁孝恭俭”，包括甘麻剌也承认“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而《史集》记载的那次临场测验，实际上是测验二者的政治才能。从总体看，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蒙古诸王之所以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讳言”，大概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而从守成的角度考虑，当时元朝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这应该是诸位汉法派大臣选择铁穆耳的主要原因。

而从确定皇位的形式看，忽必烈确定的皇太子制似乎并没有被诸王贵族认可，因此还必须在上都举行库里台由诸王贵族选择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次选汗大会上，皇太子制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玉昔帖木儿用以说服甘麻剌的就是“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就说明先帝已经有了立铁穆耳为帝的明确意向，因此甘麻剌才同意让步。卢沟运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而伯颜、不忽木等人是否接受过忽必烈的遗嘱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元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它可能是诸位大臣与太子妃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在选汗大会上影响最后决议形成的却是伯颜的“提剑立殿陛”或阔阔真的临场试题，它说明在此次皇位转移中权臣与主持朝政的皇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元朝，皇太子制一直没有真正确立，每次皇权转移都要走一下库里台选汗的形式，实际上权臣尤其是军队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导致了元朝后期的多次宫廷政变和军事冲突，成为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及元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