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崇儒，倡导德治”是元成宗君臣实行守成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元成宗刚刚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即“诏中外崇奉孔子”，公开向天下臣民表示朝廷执行的是尊孔崇儒的政治路线。

《元典章?圣政》记载了元朝前几代帝王实行儒家政治的诏令与政策，其中成宗朝相关诏令明显地体现了其执法行政的方向性。比如《饬官吏》条要求各级官吏“爱恤元元”，“抚安百姓”；《守法令》条强调，世祖朝“典章文物大备”，，本朝事宜“钦依先皇帝累降圣旨条画施行”，如有涉及“民间利害”有需兴除者，“中书省续议奏闻”，即由中书省商议，上报皇帝后方能执行，再次申明了其守成政治的基本方针；《举贤才》条指出“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要求朝廷及地方行省各部门“各举廉能识治者”3至5人，“务要皆得实才”；《劝农桑》条记载了成宗时期的4条相关诏令，强调“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农桑衣食之本”，要求各级官吏“仰依已降条画常加劝课，期于有成”。“农桑衣食之源，经费从出，责任管民官劝课，廉访司提调”；《安黎庶》条强调“民者国之根本，军国之用度一切财赋皆所自出，理应常加存抚”，禁止军马牧养之人向当地百姓“取要饮食钱物，非理搔扰，纵放马匹践踏田禾”；《重民籍》条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要将非法占有的驱口还籍为民，各色民户则要“各务本业”，禁止别投贵族名下；《均赋役》条强调各色人等要合理负担赋役，诸王公主驸马不得影占百姓，权要之家不得沮坏原有体例；《复租税》、《减私租》条则提出，在国家减税的同时，地主也要相应减免地租，如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上书：“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税如故，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选自《图说北京史》）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成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大德八年专门制定了一条制度：“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薄税敛》条提出“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并明确提出“仍禁诸人扑买”；《息徭役》条强调“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救灾荒》条记载了成宗年间朝廷开仓救灾、控制粮价、动员富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诏令。《完泽传》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成宗本纪》则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情况；此外尚有《贷逋欠》、《惠鳏寡》、《赐老者》、《赈饥寒》、《恤流民》等条，提出减免历年所欠赋税或高利贷负担，优惠鳏寡老病之人，赈济饥民、流民等。所有这些诏令都是根据儒家德治、仁政的要求制定的，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农桑乃衣食之本”、国用之源；强调轻徭役，薄税敛，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受灾的百姓给以适当救济；甚至强调要延续前代圣主先帝的制度政策等，元成宗君臣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也是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德六年（1302）六月，元朝“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这是有关元朝正式在大都建立孔庙的最早记载。成宗时的重臣哈剌哈孙非常尊重儒学者， “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说：“京师久缺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这说明在元朝正式建立孔庙后，根据“左庙右学”的传统，元代的国子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本纪》大德八年（1304）二月记载：“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为之。”据《耶律有尚传》记载，耶律有尚“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至元晚期曾任国子祭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当时，耶律有尚已经年老，因葬父还乡里。“朝廷思用老儒，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得起为昭文阁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身为学者师表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它说明在元成宗时期，儒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即宣扬程朱理学，用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培养人才，使其“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这些人才逐步进入元朝各级政权机构，自然会对当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这种守成政治、以德治国也带来了另一种消极作用，即姑息养奸、网漏吞舟，导致了官员队伍的日益腐败。据《成宗本纪》记载，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这说明，当时官吏贪污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元成宗一方面颁发诏书打击腐败，另一方面对于大臣的腐败现象却姑息包庇。比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为阿合马党羽，御史台弹劾其有“不法”行为，元成宗说：“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据《史集》记载，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珍宝装饰品，名义上说将这些宝物卖给朝廷。其中书省大臣“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巴里失）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后来有人揭发，这批珍宝的实际价值不过30万巴里失，成宗“有旨重新估价”，“珍宝被估价为三十万巴里失。《岁数碑铭》（选自《图说北京史》）合罕下令把商人和旧货商人抓起来。他们招认曾给予每个异密若干钱。以此之故，异密和丞相们也被抓起来了”。这一巨大贪污受贿案涉及中书省平章政事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鲁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张斯立等，数额巨大，证据确凿，成宗不得不“治罪有差，诏皆罢之”，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九月，“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左丞”。而那位有“不法”行为的阿里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也一起提拔为平章政事。南宋末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降元后负责元代海运，曾为南粮北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二人也因此成为巨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自然会采取行贿的手段。“监察御史杜肯构等言太傅、右丞相完泽受朱清、张瑄贿赂事，不报”。此次受贿案直接涉及到朝廷的首席大臣完泽，元成宗干脆来了一个不闻不问。总之，元成宗对朝廷重臣的贪污受贿、政治腐败行为基本上采取的是姑息养奸、网漏吞舟的态度，这自然不能遏止腐败行为的发展。

在大臣中，对于官吏的腐败犯罪行为也采取一种姑息态度，甚至用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干预案件的处理，为姑息罪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朝廷重臣不忽木，“人称其平恕”，其本传记载了他的具体主张，其一是：“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其二是：“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其三是：“枢密受人玉带，征赃不叙，御史言罪太轻，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古代盛食物的用具）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在这里，不忽木强调的是父子之情、主奴之义，强调的是所谓“励风俗”、“宣政化”，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这些都是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在这种旗号下，他们可以置任何法制、公理于不顾，其结果却是促使官吏队伍进一步腐化，并不能达到“宣政化、励风俗”的目的。当时就曾经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从此，元代政治的腐败就更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