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惊世变法（下）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高级行政长官左庶长，开始变法。因卫鞅后来功勋卓著被封为商君，故世称商鞅变法。

商鞅于这一年所颁布的法令，核心内容只有两条。

第一条便是赫赫有名的“什伍连坐法”。十家为一个管理单位，称为“什”。一人犯法，全家有罪，且其余九家必须揭发，如不揭发，则与犯罪之家连坐。发现犯罪及时上告者，与斩敌首同赏（晋爵一级），知情不报者，与降敌同罪（诛其身，没其家）。

其二，则是自商鞅之后秦国的基本国策——耕战立国。而实施这个国策的方法是：

耕种、纺织等行业有杰出成绩的，免除徭役，你不想种地，想经商，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赔钱了，那就是对国家没有贡献的人，全家没为奴隶。这是“奖耕”。

有军功，立即授爵；无军功，虽贵族亦无爵位；严厉处罚民众自相私斗。这是“奖战”。

此时的人类社会，尚处早期。轰动天下的商鞅变法，法令条文并不十分复杂。然而效果如何呢？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千百年来，商鞅其人、其法，议论极多，且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放到整个世界历史中看，如此立杆见影的改革，也是寥寥无几。

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商鞅变法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使得十年之间，秦国竟能瞬间由夷狄之邦变身为繁华治世？

个中诀窍其实只有四个字——赏罚分明。

有功，则大赏；有罪，则重罚。奖赏之丰厚，处罚之严酷，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任何一套法律可与商鞅之法相提并论。

关于商鞅的赏与罚，各有一个著名故事。

话说商鞅制定好法令，尚未颁布之时，在国都南门摆了一三丈长的木头。战国之时，一尺约为23厘米，一丈等于十尺，约为2.3米。所以三丈也就是七米左右，很长了。但政一府说谁能把这七米长的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黄金十金。金是一种单位，又称一镒。一镒是多少？按《管子·乘马》所说：“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我们常说春秋时一个中等以上国家叫作“千乘之国”。一金黄金够百乘花一晚上，那么十金就够千乘花一晚上了。我们可以有个感一性一认识，十金黄金是很多钱。所以没人相信。后来商鞅竟将赏金加到五十金，有一人出来搬走了木头，居然真的拿走了五十金，约等于一个国家花五晚上的钱！这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取信于民之后，法令颁布。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家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法令还是不容易真正深入人心，反对之一声也从未止歇。直到一日太子犯法，商鞅毅然对太子的名誉老师，秦孝公的兄弟嬴虔，和太子的老师公孙贾二人处以重刑。一时间举国震惊，无人再敢儿戏新法。

法令有了信誉，人们才终于相信了那不可思议的重赏与重罚。那么很自然的，哪怕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人都会朝着政一府所希望的方式去行动。国富兵强，水到渠成。

商鞅以其绝顶智慧，找到了乱世之中兴国的绝妙法门。民力的空前开启，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秦国。在当时的世界，民众的力量被开发到这种程度的，恐怕只有希腊的雅典和中国的秦。雅典靠的是给民众以主人翁的地位，而秦国靠的是巨大的利益与严酷的刑罚来驱动。雅典成就了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灿烂辉煌的黄金时代，而秦国则终将横扫六一合，荡平乱世，建起一个人类世界举足轻重的帝国。

雅典和秦，各自成为西方和东方历史上的里程碑。而这两座丰碑，分别是从梭伦和商鞅这里开始铸就的。铸造的方式，叫作激发民力。

同样的目的，迥异的方法，雅典和秦国，在人类的历史画卷上相映成趣。

当然，这两套政策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终，雅典和秦国也会因自身难以避免的痼疾而毁灭，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但至少，他们各自谱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梭伦身后，是几千年不变的尊重。而商鞅身后，却是几千年不尽的骂名。

司马迁《史记》云：“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道：“商君尤称刻薄”。中国古代两大史学家都把同一个词送给了商鞅，难掩对他的厌恶之情。

显然，大家对商鞅最大的非议，在于刑罚过重。这的确不错，据说商鞅法令中，有“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一说。又有一次商鞅亲自监斩，一次杀死触犯新法者七百余人，竟至“渭水尽赤，号哭之一声动于天地”。但重刑，却不是商鞅之法的关键。亚述、波斯刑罚之严酷，远甚于商鞅，然而世代内乱，屡禁不止。后世朱元璋肃贪，剥皮实草、赶尽杀绝，却建起一个贪一官污吏空前猖獗的大明朝。

第98节

因此，商鞅的成功，不在于单纯地“乱世用重典”，而在于赏罚的极度分明。不只有罚，还有赏。正是因为赏罚之间这个巨大差别，才形成了一个极其有效的驱动机制，使得全体秦人退可以安居乐业，进可以奋勇杀敌。商鞅其人，岂是“刻薄”二字可以概括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商鞅，不会去考虑身后之名。他正在专注于他的变法，同时，紧紧盯着东边六国的一举一动。在商鞅变法的这段时间里，战国进入了一个极其热闹的阶段。

中国，乃至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一精一彩的一场群雄并起、交错争锋的好戏即将上演。请看下集——秦盛魏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