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一党一 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11月13日，一个初冬的深夜，寒风凛冽。在南京湖南路一所豪华的住宅内，一盏幽暗的壁灯映照着一个纤弱瘦小的身影，只见他缓缓地拿起床 头的药瓶，终于发下狠心，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160多粒进口烈性安眠药。他身着长衫，脚穿布袜，嘴角向下弯曲着，似乎心中隐藏着某种说不出的苦衷，直挺挺地仰卧在冰冷的床 上。这位自一杀者，就是曾主编过《天铎日报》、《商报》、《时事新报》并以鼓吹革命、积极反帝见称于世，后又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秘书长等要职的国民一党一 上层人物——陈布雷。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自一杀，就是他最后的选择。
陈布雷自一杀的当天，国民一党一 中央报社即以“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为题发布了消息，但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由于陈布雷生前性情孤僻而又自鸣清高，从不愿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加上在他死后，国民一党一 当局又严密封锁消息，致使陈布雷的自一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多少年来，很多人都想解开这一谜一团一 ，但由于立场、观点、观察的角度和运用材料等的不同，并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世人多从分析当时的局势人手，认为国民一党一 每况愈下的统治和面临崩溃的局面，是陈布雷由绝望而自一杀的根本原因。唐一人先生在著名的《金陵春一梦 》一书中写道：“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自一杀了。”石三友的《金陵野史》也说：“1948年，国民一党一 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感到回天乏力。4月末，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径自去中山陵向中山先生作最后的诀别，在座像前肃然鞠躬。不久，他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自一杀了。”陈布雷的女婿、中一共 地下一党一 员袁永熙是陈生前最后接见的一个人。据袁回忆说：陈布雷自一杀的前一天，打电话叫他去，陈用低沉的语调反复说道：“国民一党一 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投在蒋介石手下，以致今天不能自拔。”陈布雷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政治，他对袁的一番话是考虑已久的，乃是他自一杀前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从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看，也可看清陈之死因。陈布雷自1927年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长达20年之久。1935年，蒋介石的御一用 机构——侍从室事权扩大，他出任第二处主任，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
讲话、函电以及一党一 、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整整10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雷先生”尊称，以示不同一般。陈布雷5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己”。“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人生观。从此，陈布雷在蒋介石的礼遇羁绊之下，便至死不悟。当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20多年的蒋介石已无法挽救危局时，他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殉国难”这条路。
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一党一 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了陈布雷自一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然是精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忧也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压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年4月，国民一党一 政府改组；6月，陈布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一党一 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一精一力去应付蒋介石一交一 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院长粟宗华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朗失眠，精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一胡一 思乱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一尸一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来看，陈的自一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一杀是为了消除国民一党一 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年人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一党一 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一党一 内部争权夺利和贪一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觉得国民一党一 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一党一 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蒋介石撰写《三陈磨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一杀的原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一党一 内离心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一杀身亡。”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一杀之谜。陈布雷与先后两位夫人一共养育了七子二女，所以家庭负担很重，最初靠笔耕及祖产为生。抗战以后，在重庆完全依赖官俸，而山城百物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因此生活十分俭朴、拮据。蒋介石在逢年过节时，对他虽有所馈赠，但为数有限。陈布雷经常穿的是旧衣服，戴的是一顶旧礼帽，只有逢到出席重大会议或典礼
时，才换穿一套藏青哔叽中山装，算是他的礼服了。陈布雷自一杀前后，正值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这种说法以前曾经广泛流行，现在赞同者甚少。
（俞奭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