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七月里，杨迟又打电话给我，说自己毕业了，让我去化工学院帮他把被子铺盖都扛回戴城。九十年代中期，应届生留在上海很难，大部分都回到原籍工作，老杨也在其中。
我来到化工学院，场面惊人，伟大领袖指引未来的巨大雕像下面，无数已经拿到毕业证书的男生女生在合影，在痛哭，在亲吻。我居然还看见两个男生吻在一起，算是开了眼界。跑到寝室一看，老杨不在，下铺的兄弟说他一个通宵没回来。我逛了一圈，男生宿舍里每一户都放着各类酒菜，谁进去都可以随便吃喝，好像共产主义大食堂。有人告诉我，老杨喝翻了，在卡拉ok厅里躺着呢。
化工学院的卡拉ok厅又叫学生俱乐部，我去过，属于该校的高档场所，每次都能消费掉二十多块钱。我在这里还认识过一个女招待，她学精细化工的，她调制的鸡尾酒“绿野仙踪”就他妈跟风油精一样，完全没法喝。正常时候，这里都很冷清，十几个卡座能有七八个人就不错了，而毕业之前的这些天完全爆棚了，暗促促的地方，无数人围着大屏幕，正在唱“真心英雄”。十几二十个男人一起热泪滚滚，唱到酣处，全都把上衣脱了，搭着肩膀，露出湿漉漉的腋毛继续唱。有相熟的人看见我立马招呼老杨：“杨迟，你媳妇来了。”
那会儿老杨的鼻子已经康复了，光膀子走到我面前，只见上唇两个指甲痕，问是怎么回事，答曰喝醉了，被人掐了人中才醒过来。我问他还打算喝吗，他说不喝了，衣服被人穿走了，得找。
“什么值钱的衣服啊？回去穿件干净的吧。”我说。
“放屁，那是绍兴师姐送给我的真丝睡衣。”
“你光膀子穿了真丝睡衣出来喝酒，然后喝醉了，然后睡衣被人扒了？”
“是的。”老杨回头大喊，“谁他妈的看见我的睡衣了？”
一伙人扭曲着脸蛋回答他：“让真心的话，和伤心的泪呃呃，在我们的心里流动。”
我们走回寝室，街上有喝得醉醺醺的毕业生，男男女女七八个人横着走，局面似乎已经失控了。这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任何节日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除了中国足球队惨遭淘汰或者奥运会落选那次。每一个人都努力宣泄着自己，在精神上达到高潮，一种强烈的喷射与收缩。
在寝室里，我们刚坐下，下铺的兄弟穿戴整齐，默然地拿了一根棒球棍出去了。
“干吗去？”
下铺的兄弟风轻云淡地答道：“欠个人情没还。”
老杨说：“你消停点吧，逮住就是开除。”
“毕业证书已经寄到我单位了。”下铺的兄弟一笑，说完就走了。
在我出入于化工学院的四年里，下铺的兄弟一直傻呵呵的，通常都缩在床角看书，外面无论风吹草动还是山崩地裂，都难以撼动他的目光。他总是抱着一种悠远的态度，仿佛世外高人。此刻翩然出去，拎着棒球棍，当然不是打棒球。老杨告诉我，下铺的兄弟曾经爱上过一个女生，谈了两个礼拜的恋爱，该女生被一个助教抢走了。当时有人要替他出头，他淡然说，算了。现在看来，这笔账不仅没了结，而且必须用凶器来证明一下，敲一棍子是一棍子，哪怕吓唬一下也比什么都不做的强，反正毕业证已经拿到了。这话在理。我问老杨：“你有什么人要打吗？我可以顺手帮你一起做掉。”老杨说：“我他妈的只想找回我的睡衣。”
后来听说，下铺的兄弟抡起棍子在人脑袋上打了一下，下手有点重，不敢再回来了，被子铺盖全都不要了，他直接买火车票一口气跑了两千公里去单位报到，到那儿发现学校一个电话把寄过去的毕业证书又收回了。四年本科白读，惨遭开除。这算是题外话，比较有教育意义，反正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倒霉孩子。
当晚我就睡在下铺。熄灯后，楼道里的动静还是很大，整个楼面都是面临毕业的男生，末日狂欢在黑暗以及蜡烛光的笼罩下更显得神秘而动人，酒气汗臭夹杂着呕吐物不可形容的气味，间或还有女生的浪笑。无人敢管，舍监们自动放假了。这伙年轻人大部分都会去化工厂，全国各地，所有那些散发着毒气、随时可能爆炸、有着青绿色脸孔的师傅们的地方，大的化工厂相当于一座城市，小的化工厂相当于一个厨房。我在那种地方待过，知道什么滋味，完全有理由发狂。相比之下，杨迟显得沉静理智，因为他没找到工作，他得回家。
我问老杨什么时候回去，老杨说再玩几天，反正也不急。他比我更闲。夜里来了两个同窗好友，把他从床上薅下来，塞给他一瓶红星二锅头，三个人像打架一样瞪着对方，喝了几口，其中一人忽然大哭起来。
“我又要回到那个倒霉的地方去了！”
楼道里涌进来几个醉鬼，抱住了一起大哭，然后互相架着走掉了，留下半瓶二锅头。老杨捏着二锅头很冷静地说：“刚才那个人，他是农村的，找到的工作是在他们县的小化工厂里干技术员，他很悲伤。”
“为什么不留在上海？”
“因为没户口。”
“外面到处都在下岗，连农药厂里都有好多工人辞职了去浙江给私人老板打工。你再回到戴城去看看，满街都是没有户口的人。干吗一定要回到县城去？”
“我们暂时还认为，没有户口到处乱跑，是穷途末路的人做的事情。”
我们坐着，不久又来了个女生，背着行李，走到老杨面前。我们直勾勾地看着她。她说：“杨迟，你欠我的钱该还了吧。我夜里两点半的火车，走了。”老杨说：“欠你多少？”女生说：“四十八块。”我说：“怎么还带零头的？”女生说：“丫他妈的每次就借两块钱，以为不用还了。但是借了二十四次。”我说：“用肉体偿还，行不行？”女生说：“滚你妈的蛋。”杨迟就从包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给她，非常真诚地说：“我就剩五十块了，不用找了。我会想念你的。”女生忽然有点动情，说：“其实我也不是来讨债的，就是来看看你，以后有机会来找我，混出息了别忘了我。”说完把钱揣口袋里走了。
我问：“这个又是去哪里的？”
老杨叹息说：“这个混得比较好，去广州的外资企业。她是北方人，在广州举目无亲。”
这时又有人跑进来。我心想，今天别睡了。那人大声告诉老杨：“有人看见你的睡衣了，穿在一个三年级的小逼身上，他骑着自行车往二号门去了，没拦住。”老杨跳起来，伸手往自己枕头底下摸，摸了个空。那人说：“别摸啦，你的西瓜刀上午就被人借走了。”老杨骂了一句，抬腿踢烂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凳子，拎了根凳脚追了出去。
我跟在后面，一直追到二号门的路灯下，并未看见那件睡衣。忽见远处大排档一阵骚动，有人打起来了，老杨拎着凳脚去凑热闹，原来是附近的流氓和大学生肉搏，双方都在抄砖头。其中一个大学生掏出证件大喝一声：都他妈的不许动，我是×安局的！红色本子烫金字，流氓轰的一声全都跑了。旁边的大学生也都很害怕，亲哥哥，找的工作竟然是×安局？这位把证件反面扣在桌子上给众人看，烫金的小字：化学品研究所。
老杨把凳脚扔在草丛里，我们两人又往回走。有一段路聚集了大量的蠓虫，成千上万地浮在半空中，即使在这种恶劣的场所，还有男女驻足亲吻。老杨说，不容易啊，待了四年的地方，忽然就散伙了。最伤感的是那些情侣，他们分道扬镳必须说再见，纯美的爱情化作中年以后的怀恋，譬如那位绍兴师姐，他实在应该追随她而去，一想到她的肉体就性欲勃起啊。操他妈的是谁把睡衣给扒走了？
我说：“丢了就丢了吧，其实我也受不了你穿着睡衣唱越剧的样子。”
老杨黯然地说：“反正睡衣也没了，我明天就回戴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杨迟去上海火车站。我背着他的被子，拎一个皮箱，老杨拎着两个皮箱。散伙的伤感在火车站涌动的人潮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如何能买到车票回戴城。以往我们凭借矫健的身姿越过栏杆逃票，或者油嘴滑舌满脸真诚地骗过某个检票员混上火车，但这次不行了，行李太多，学生证也过期了。好不容易买到两张票，我们蹲在车站前面抽烟，来了一个要饭的小女孩，揪着老杨要钱。老杨掏出五分钱给她，她收了，但是很不屑地说：“才五分。”
老杨敷衍说：“别嫌少，等你长大了我给你一百。”
这句话捅了娄子，小女孩一直缠着他，说他答应给一百的。老杨说：“别再缠着我了，要不我再给你五分吧。”
她又收了五分钱，坚定地说：“不够。”
火车站的乞儿难缠，我冷冷地站在一边，看他怎么办。杨迟说：“看什么看，我兜里已经没钱了。”
那小女孩嘟哝着走掉了。我想起医院的事情，问他：“你后来去福利院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没有。”
“我猜你也不会去。”
快要发车了，我们穿过人群，拎着行李疾走，其间还被警察拦住看了看身份证，快到检票口的时候老杨的腿忽然被人抱住了，那女孩又来了，或者说她根本就是在伏击我们。
“爸爸，你答应给我一百的！”
老杨气急败坏，“谁是你爸爸？”
女孩说：“爸爸！”
我说：“你要再不承认是她爸爸，我们就误点了，误点了你还得留在这里做她的爸爸。”女孩说：“爸爸爸爸爸爸。”老杨吓唬她：“我真要误点了。你再拽着我，我可就把你一起带上火车回家了。”女孩说：“带我走啊，我再也不想要饭了。”这时旁边有人起哄了：“你就带她走吧。”
我站在检票口等老杨，老杨拖着女孩往我这边挪，那孩子抱着他的腿，已经坐在他脚背上了。
“随便给点钱就行。”我说，“或者你给她一个耳光，她立马逃走。自选吧。”
“借我五块钱！”他对着我大吼。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钱的纸币，对着女孩摇晃，这不是调戏，仅仅是希望她撒手。她犹豫了一下。在她那小小的头脑里必然是盘算过了，到底抱着一个无望的老杨请他做爸爸呢，还是来拿这个近在咫尺的一块钱。后来她冲过来从我手里一把撸走了钞票，再回头，老杨头顶着两个皮箱嗖地蹿进了检票口。
女孩失望地说：“爸爸带我走吧。”
老杨边跑边回头说：“等我赚到了钱回来找你，拜拜！”
我对老杨说：“我有点后悔了，你应该做她爸爸，带她回家。”
“不，我应该留下来做她爸爸，跟她一起在火车站要饭。”
那趟火车的终点站就是戴城，由于是短途车，中间停了很多次。三个小时后到站，我们下了火车，呼吸了一下深夜沉闷的空气，然后在站台上抽烟。下小雨，湿热，旅客们很快就走得一个都不剩，可以看到铁轨对面出站口经年不变的一块广告牌，用草书写就的五个大字“虎山欢迎你”。虎山是戴城的旅游胜地。由于书法写得太草，那个“虎”字老是被外地人看成“”。山欢迎你，其实也蛮不错的。
我们同时吐出一口烟，伟大而黑暗的戴城，我们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