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迟去销售部上班。
在整个漫长的八十年代，供销科都是工厂的金饭碗，那里面的科员虽然没有惊人的权力，但可以利用小小的职务之便为自己搞一点灰色收入。到了九十年代，情况不太妙，买东西容易，卖东西难。各地私营的、外资的农药厂蜂起，把国营龙阳牌农药挤到了市场份额很小的地步，要不是农民念旧，比较相信老牌傻矬，这厂早就歇菜了。
当日老杨被紧急提拔出车间，进入营销界，引起众议，认为他行贿了。后来得知是负责销售的东北人厂长赏识他，除草剂车间主任率先表示不满：杨迟明明是个学化工的，怎么忽然又把他吹成了销售天才，早知如此干吗不去找个营销专业毕业的。副厂长根本懒得搭理这群人，拍着杨迟的肩膀鼓励他：好好干，这个厂里根本不懂营销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卖菜呢，把他们当个屁就可以了。
销售部在古老的办公大楼底层，这暗示了销售员经常要出差的事实，在科员中的地位也不是很高。厂里的工人吓唬老杨说：最近糖精厂有个销售员卧轨自杀啦，因为他被人骗了，违反了销售纪律，把货发了出去但是钱没收到，数目倒不是很大，就两百万，所以他死了。讲完这个故事，又对老杨说：算了，你还是在车间里倒三班吧，别说两百万，两万块就够你死好几次了。
杨迟在销售部遇到了一位上司，这人姓包，人都喊他包部长，带下面三个销售科。部长听上去像个大领导，比厂长还大。此人长了一个倒鸭梨的脑袋，大嘴巴，下巴像被人砍掉了，双目分开有五公分宽，眉毛的生长方向和常人相反，全都是向着眉心倒过去的，果然天赋异禀。在食堂里老杨见过此人的尊容，现在总算忍住了笑。包部长不太喜欢老杨，觉得副厂长如此看好他，是对整个销售部的不信任。其实全厂没有人信任销售部的白痴，在包部长的带领下，农药销量逐年下跌，三分之一的工人已经下岗了。
包部长淡淡地说，卖农药其实很容易，并不需要走街串巷敲农民家的门，产品到了县城里，由农资公司统一按渠道往下卖，最多再去植保站陪人吃顿饭就可以了，本厂虽然股份制了，但大体上还是国有企业，不允许行贿受贿的，免了很多麻烦。至于销售员，无非是按时出差，按时回来，如果闹虫灾就出去得勤快点，如果闹水灾就歇菜，回家躺着祈祷。老杨听着，假装很虔诚，掏出笔记本很认真地记了下来，用天真的双眼看着包部长的眉心地带。包部长很不喜欢别人这样，但是面试技巧上偏偏又写过，正确的谈话礼仪是看着别人的眉心，而不是别人的秃头或者乳峰。谁能想到老杨竟撞在异人包部长的眉心上呢？
谈完了，包部长说：“你爸爸我认识。”然后念出了老杨爸爸在厂里的绰号。厂里很多人都有绰号，你可以背地里喊，也可以当着他的面喊，但不能当着他儿子的面喊。杨迟摸了摸脑袋，心想这不是王八蛋吗？本来还装孙子，忽然被激怒，但也不能直接就照着包部长的脸拍过去。包部长又说：“你爸爸在厂里这么多年就很听话的。在我手底下干，你也要听话，要经得起诱惑。”
这时很多销售员都围过来打量杨迟。杨迟收起了笔记本，问：“什么是诱惑？”包部长说：“金钱的诱惑，要管得住自己的手。有些私营的农药厂，销售员卷款逃走，损失很大。”有个老销售员叫朱康的，平时很不服包部长，就在一边说：“杨迟他爹是我厂的党员，你让杨迟卷款逃走，逃哪儿去？”老杨对包部长说：“没错，你可以把我爸爸当人质。”包部长有点难堪，马上换了话题，说：“我是个直肠子，有话都直来直去的。最近看过《宰相刘罗锅》吗，做人不能学和坤。”
老杨说：“那字好像念‘’吧？”
包部长说：“乾坤的坤嘛。”
老杨说：“好像是王字旁吧？”
包部长有点蛋疼，抬手捏着自己的眉心思考。老杨心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你丫非要读白字，电视剧里怎么念你就跟着怎么念呗，搞什么创作，谁不知道你是傻逼？
杨迟找到自己的办公桌布置起来。包部长说还得给杨迟找个师傅，带他一阵子，了解各地的销售情况。这次他没含糊，直接把老杨派给了朱康，朱康负责最为遥远的东北和新疆业务，就让杨迟尝尝坐长途火车、长途汽车和长途马车的滋味吧。另外又给了老杨和朱康一个不太艰巨的任务，离戴城四百公里以外有一个划水县，那儿一个私人老板欠了农药厂十万块钱已经半年，始终没把汇票打过来，麻烦他们两个去搞定这件事。此前去过一个销售员催款，在旅馆里大中午的嫖娼被抓了，人都开除了，这次再去，希望他们不要嫖。说到这里，拍了拍朱康的肩膀。朱康说：“你别拍我，我是阳痿。你要是不放心，就派个女的去，划水县的治安不大好，当心被人奸了。”
此后的几天，老杨在小苏家里学围棋。小苏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围棋，老杨不会，借了棋谱学了点布局和死活，二人对弈，其乐融融。我在一边挠狗，看他们手谈比手淫还起劲，我也挺乐的。围棋比象棋复杂，小苏的棋风很厚道，不露声色，专心围空，老杨比较凌厉，每一个棋子拍下去都像象棋里的当头炮。老杨没赢过。小苏提议让子，但老杨不答应，他觉得让子是一种很无聊的做法，让子就好比你这辈子可以活一百二十岁，三十岁才青春期，八十岁才更年期，你对于时间的理解会弯曲掉。后来老杨提议打牌，把输给小苏的那点自尊全都赢回来了。打牌属他厉害。
闲聊起来，老杨既忧伤又兴奋地说：“我马上就要去新疆了，还有个什么划水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我一听划水县就激动了。我妈妈家里，祖上就是这个县的地主，前清还中过举人，解放以后，家族里判的判、毙的毙，田宅和小老婆都分给穷苦农民了。我妈那一系由于在戴城，躲过了这一劫。每当说起这个，我妈就不免会反动，但我只觉得庆幸，要是晚解放几十年，枪毙的说不定就是我了。别看我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样子，先前也曾是赵太爷，小小地骄傲一下。听说要去划水县讨债，我闹着要和老杨同行，老杨嘲笑我：“你会讨债吗？”
我说：“我表哥就是讨债队的，下手很黑的，把债务人的老娘都绑架了。”
小苏说，这个办法其实不太好，在他的家乡，你若是把债务人的妈绑架了，这儿子会把老太太的户口本、身份证全部送过来，留下工资卡和医保卡（如果有的话），然后她就是债主的妈了，随你怎么使用，养着也好，杀了也罢。我问：“那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要回债？”小苏说他也不知道。老杨说：“那些人觉得，能把钱从你这儿骗走，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智力创造，是一种劳动成果，所以根本要不回来的。”小苏说：“我们那儿有债主拿着刀子往自己身上戳的，大概能要回来一点儿。”
我们一起摇头叹气。老杨说反正这事儿由朱康扛着，虽然朱康帮着老杨顶撞了包部长，但老杨并不喜欢他，觉得他反复无常，脑子有病。同一战壕里最怕这种货色。小苏开了电视机，我们一起看新闻。一个单亲下岗家庭的少年，十五岁就肩负起了生活的重担，靠擦皮鞋和捡破烂养活了微有残疾的爸爸。我们都很感动，想要一个这样的儿子。
紧接着，热点追踪里报道了上海孤儿院的一则故事：一个女青年认养了孤儿（她未婚，没有领养的权利），孩子四岁左右，会喊她妈妈，在电视上她们表现得非常愉快，非常平淡，新闻本身也很克制，并无太多煽情之处。唯其如此，才令人感到这是普通人的情感。我挠着狗看了一会儿，忽然问老杨：“你还打算认养孤儿吗？”
“等我攒点儿钱。”老杨点头说。
“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小苏问。
我说：“别提了，这是他的夙愿。每一次遇到孤儿，他都几乎被搞死。他一直想搞一把大的。”
那时是冬天，农药销售淡季，新疆和东北都不必去，只需讨债即可。一星期以后老杨从划水县回来，在小苏家里破口大骂，主要是骂朱康这个矬逼。
销售员每人每天有十五元的差旅费，很微薄的津贴。住的旅馆也有要求，不能住单间。那个年代，旅馆是按床铺计费的，两三个人住一间的情况很普遍，彼此素不相识。较理想的情况是两个销售员一起出去，住一个双人房，这样就等于是个包间了，既安全也有照应。但是朱康为了省钱，带着老杨睡进了一个有二十人的大间，这可是县城的通铺，什么滋味自己知道。两天睡下来，老杨就觉得身上不对了，有跳蚤。他虽不是娇生惯养，这二十多年也没尝过跳蚤的滋味，赶紧去账台投诉，账台给了他一包六六粉，让他自己处理。老杨知道六六粉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能像爽身粉一样往身上扑的，就对朱康说换个地方住吧。朱康告诉老杨，这笔欠债肯定是要不回来了，假如身上不长跳蚤，下回包部长还得让他们来讨债，一直他妈的讨到春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带着跳蚤回厂，最好把跳蚤往包部长身上扔，下回就清闲了。老杨听了，觉得朱康不是人，是猪。
朱康有个很糟糕的习惯，喜欢自称是老杨的师傅，还不给叫朱师傅，因为谐音像猪，非要叫康师傅才过瘾。出差在外，朱康也是常年吃康师傅方便面，身上一股香辣味。老杨不太爱吃这个，路小娟曾经告诉他，方便面不能多吃，她们医学院女生做过实验，喂野猫吃方便面，吃了一学期，猫毛全都掉光了，可见方便面有多可怕。老杨看着朱康三十岁微秃的额头，把路小娟的话讲了一遍，朱康无所谓，老杨就撂下他独自跑到饭馆里吃东西。过了一会儿朱康来了，跟着一起吃，吃完了由老杨买单。
老杨说：“朱康，我要住到好点的旅馆去。跳蚤我已经养在玻璃瓶里了，你可以把它带回去送给包部长。”
县城很小，和戴城相比自然显得落后而破败，白天还能产生一些优越感，到了夜里简直没什么可看的，乏味得令人想睡。老杨住在干净旅馆的双人房间里，对面的床铺空着，祈祷这一晚不要再有人入住，他就等于是包间了。夜里坐在床上，觉得身上还是很痒，去洗澡间用半热半凉的水把自己冲洗一番，穿着短裤跑回房间往被子里一钻，心想明天怎么办？对一个城里人来说，身上有跳蚤是件非常羞辱的事情，但是总不能把衣服烧了。这么熬了一夜，第二天去找朱康，他不在，旅馆说他退房了。杨迟又去讨债，发现朱康也没来，心里有点起疑，这王八蛋究竟去哪儿了呢？两天之后，他打电话到厂里汇报情况，包部长骂道：“朱康昨天就回来了，你还在划水县玩什么？”老杨想，果然着了朱康的道。买了一张汽车票赶回戴城，先到农药新村，身上倒是不痒了，但他爸爸一听跳蚤的事情，二话没说，把他的衣服全都扔到了垃圾筒里。
戴城的人们不能容忍跳蚤。在我和杨迟的小学时代，曾经看到一个头上长虱子的女生被老师驱逐出教室，勒令剪去辫子，在操场上用篦子梳头，然而她似乎还是不能弄干净自己，就直接退学了。我一直记得她自卑而痛苦的眼神，以及老师们过于夸张的恐慌。我们穷，但是还有尊严的底限，这就是身上不能有跳蚤。
到了厂里，老杨满处找朱康，销售科的人说朱康在医务室，被跳蚤咬了，他主动要求检查自己有没有得鼠疫。这显然是摆摆样子，闹出点动静吓唬人。老杨本来不想说自己也被跳蚤咬了，这时不得不撩起衣服给同事看，一溜红点。同事用手指蘸了唾沫，在红点上抹了两下，确认道：“不是画上去的，是真咬了。”老杨愤怒地说：“我干嘛要往身上画这个？”同事说：“你不知道，真的有傻逼这么干过，欺骗领导，企图逃避任务。”
包部长把老杨和朱康一起喊进办公室，杨朱二人彼此嗤之以鼻。朱康告诉包部长，杨迟这个学徒很不配合，讲话也结结巴巴的，别说讨债，就是放债都不行。包部长奸笑着对他说：“我打电话给那家欠债的公司了，他们认为，杨迟的表现很积极，而你根本懒得说什么话。”朱康大怒，拉起衣袖给包部长看手臂上的红点，像朱砂痣一样：“我被跳蚤咬了！”老杨无奈，也拉起衣服给朱康看：“我这儿也有。”
包部长叹气说：“为什么每一个去过划水县的人，最后带回来的都是跳蚤咬的包，而不是钱？你们两个，立刻给我滚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