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戴城一共有八家连锁炸鸡店。我还记得第一家炸鸡店开张，全城的人都去排队，就为吃一块炸鸡。我头一次带女孩去吃炸鸡，那姑娘爱吃酥脆的鸡皮，把我的那份鸡皮也吃了。我记得请老杨吃炸鸡，当时他还是个饥饿的大学生，在两分钟之内吃掉了六块鸡。

这些记忆很遥远。当你从一个消费者变成工作人员，时间就被隔离了，它产生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你只能退到边界，而不能再越线。它像失恋，也像是我前半生历经的时代动荡，每一个节点，都会拦住我。我看过毛姆的《刀锋》，它引用《奥义书》的话说：越过一把刀的锋刃很难，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以前我不明白刀锋何在，后来发现，我去炸鸡店打工，这么普通的事情，恰恰就是命里的刀锋。

我和宝珠被安排在市中心最热闹的炸鸡店，据说所有的员工都害怕去这家店，因为它太忙，很多农民进城就去那儿逛街，顺便吃炸鸡。顾客排队等吃，鸡排队等下锅，员工排队等挨批，就是这样。我对农民没什么恶感，在炸鸡店干过活就知道，农民大多数比较好糊弄，他们看见不用筷子吃鸡的方法已经先矬了一截，就不会提更高的要求了。比较挑剔的是本城人，最讨厌的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游客，见过点世面，爱讲究，没耐心，经常会要求爬进柜台替我们炸鸡。

我们穿着店里的制服，红帽子，红色条纹衬衫，蓝裤子，只有鞋子是自己的。据我所知，那地方鸡肉不多，面粉铺天盖地，一天干下来，鞋子上的面粉可以带回家去做一顿晚饭。关于炸鸡店的细节，我和宝珠约好了，等我们老了，就写一本回忆录，取名《我的炸鸡生涯》。

在钟点工之中，我首次发现自己老了，干活的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小伙，大部分是技校职校的，只有我和宝珠是二十四岁。这当然受到了一点歧视，主要是嫌我们干活慢，另外年纪大了也没什么共同语言。我对宝珠说，真见鬼，我十八岁的时候天天在街上找碴打架，要不就是赌博、看黄片，绝对不会想到去做钟点工（那个年月也没有这种工作）。时代不同了，以前老杨总是感叹，自己早生五年，赶上一九六八年的那一代就可以叱咤风云，既参加了革命运动，也叼住了各种肥差，现在我觉得自己要是晚生个五六年也不错。总而言之，我们是成了夹板里的一代人。

我和宝珠常常在一起上班，很快就把后厨到大堂的技能都学会了，甚至在柜台上收银，我没出过一次错。这让我恢复了一点自信，本以为自己真的数盲呢。副店长是一个胖子，对我挺好的，经常说自己学历不高，靠的就是硬拼，才混到月薪三千的级别。那时候月薪三千是个天文数字了。他说“硬拼”的时候，会举起拳头，好像有一个旧世界需要砸碎。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每天打烊时剩下的鸡块，已经炸好并且放在恒温箱里的，必须扔到垃圾桶里。我觉得这样很浪费，其实应该请员工吃一顿。胖子店长说：“对顾客来说这是鸡块，对你来说，这是货，是损耗，是类似皮鞋和农药的东西，卖不掉的皮鞋你能吃了它吗？还是打算自己穿回去？”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美资企业果然有它的逻辑，顺便也纠正了我的世界观。

晚上打烊是特别累的事情，所有的锅碗瓢盆都得擦洗，这被纳入工作流程，稍有马虎的，就会惨遭辞退。天天都有人卷铺盖滚蛋，这淘汰率未免也太高了。后来胖子店长安慰我，被其他企业开除，可能是件丢人的事，被炸鸡店开除则不必自卑，因为，它真的很严格，不是正常的中国人能承受的，如果你在炸鸡店干满三年，那么将来去任何地方硬拼，都不会害怕。说完又举拳头。我心想，我才不会在你这儿干三年呢，宝珠什么时候走，我就跟着走。

我和宝珠分别有了艳遇。

喜欢宝珠的那个小伙子绰号叫猴子，他是我的母校——化工技校的学生，那所学校曾经是戴城最烂最可怕的地方，孕育流氓土匪，偶尔还有杀人犯。到猴子这一代，已经完全蜕变了，学生安静而无害，甚至愁眉苦脸，国营企业也不再去他们那儿招人，必须自谋生路，去外资企业找工作。外资企业不好糊弄，稍不满意就请你走人，所以猴子学习很认真，平时出来打工，贴补家用，锻炼自己的硬拼能力。这他妈哪像技校生，分明是未来的杰出青年啊。我们聊过几句，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上一代的化工技校霸主，譬如我路小路，我曾经拿着菜刀独自踏平烹饪职校，还曾经抢过高年级学生的马子，声名赫赫，不可一世。猴子翻着白眼说，从来没听说过，现在只有傻逼才干这种事。

猴子对宝珠很好，开口闭口都是喊姐姐，宝珠姐姐好，宝珠姐姐再见，宝珠姐姐我来帮你。宝珠很受用，还教育我说，要向猴子学习，嘴甜。我私下里听女同事们说，猴子喜欢这个胡子姐姐，因为胡子姐姐是本科生呢。店里的女孩也有几个本科在读的，长得还都很周正，我就问：“为什么猴子不喜欢其他本科女生呢？”她们说：“这还不清楚吗，他一个技校生，只配喜欢长胡子的本科女生。”这话宝珠要是知道了，能气疯掉。

至于我的艳遇，来自顾客中，而且是熟人。有一天歪歪来到店里，正好我在大堂里拖地板，歪歪惊骇地看着我，走过来把我帽子揭了，大声说：“路师傅，是你！”

“闭嘴。”我把她推回座位上。

歪歪说：“fuck，路师傅，是什么让你决定来炸鸡店上班的？在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你改变了自己。”

我说：“你才发生了什么呢，都会讲英语了，中国话也变得拗口起来。以前不这样的。”

歪歪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以后要经常来吃炸鸡。”

我又推她坐下：“你别来了。”

歪歪仰起头说：“你一个戴红帽子的竟然拒绝顾客？”

我说：“你不是顾客，你是歪歪。”

歪歪说：“可你是店员啊，哪个人赋予你权力让你赶我走的？”

我完全被她战胜了，做过几个月打字员的歪歪，已经脱胎换骨，变得像个律师一样严谨。我只好说：“好吧，既然你是顾客，那我不认识你，再见。”歪歪大笑：“路师傅，认真了认真了，别认真嘛。来，给我擦擦桌子，再帮我去拿两张餐巾纸。”

我没好气地伺候了她一通，心想，这倒也很奇妙的，为了这两块钱一小时的收入，我和歪歪之间的关系竟然颠倒过来，而且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会儿她是上帝，一会儿她又是好友，在这个场合下我找不到坐标了。等她吃完了，走出店，我摘下帽子追上去，冲着她耳朵大喊一声：“别逗我！”

自此以后，歪歪常来。大多数时候我都躲在后厨，对着面粉池子给鸡块做按摩，再将它们装进电子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出锅。宝珠看到歪歪，会故意走进来提醒我：“那个神经病女人又来啦。”我说歪歪不是神经病，她只是兴奋，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虽然我很烦歪歪，但我不想说她脑子有病，她是我整个工厂生涯唯一的活的纪念品了。

宝珠学着歪歪的口气说：“路师傅，我觉得你才是个活的纪念品。”

在戴城大学，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玩得春风得意。我和宝珠都挣了点钱，相对来说，日子好过了些。她不愿意带着我在学校里乱逛，又不能去女生宿舍，于是，有一天她让我跟着去了广播台。

那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外墙长满了爬山虎，早春时节，叶子还没长出来，只有灰黑色的茎，很不好看。进去是一道深深的走廊，两侧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没有窗，四下里寂静无声。大门口停着不少自行车，宝珠说楼里还是有人的，只是他们不常出来。走廊阴暗，楼梯拐角处的小窗照进来一束光，时常会有一只花猫蹲在那里晒太阳。

这是一个需要蹑手蹑脚才能走进去的地方，甚至连猫都不能惊动。宝珠带我上楼梯，她说三楼倒是真的没人了，房间都空着，广播台就在这儿。她仍然压低了声音讲话，不然走廊里会有回声。

在任何年代，广播台都是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它大致代表着宣传的职能，向所有人喊话的权力，哪怕只是播放几首流行歌曲，此种权力依然弥漫在屋子里，使之神秘庄严。屋子分成两间，外间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课桌，另一边靠墙处有一张床，值班时睡的；里间则是一堆器材，银色的麦克风孤零零地竖在桌子中央。

我站到窗口往外看，高大的水杉树挡在眼前，过滤了一层景物，戴城大学著名的钟楼就在不远处。我问宝珠，这儿能抽烟吗。宝珠说可以，不会有人进来。每个星期四的中午和晚上，这里只有她一个人。

我就在这间屋子里抽烟。那时我觉得生活单调、混乱，同时又在其中找到了规律，一部分时间去炸鸡店打工，一部分时间来陪宝珠，剩下的是回家睡觉。宝珠看起来很像是我的女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有她在身边真是不错。

我曾经在广播台看着她做节目，傍晚的云在窗外渐渐浓重、沉落，一些去食堂打饭的学生走过窗下，音乐经过扩音器从很遥远的地方返回来。她对着麦克风说了些什么，我全都听不到，而那返回的声音同样微渺难循。

有一天她做完节目，对我说：“路小路，你不记得幼儿园时候的事情了吗？”

“不记得了，很重要吗？”

“忘记了就不重要了。”

“但你还是记得，对吧？”我说，“说给我听听吧。”

宝珠说，那也不是件很要紧的事，理当忘记掉。她坐在我对面，要了我一根烟，抽了两口。根据她的回忆，那应该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某个中午她独自离开了幼儿园，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她肯定是溜出去的。学校里没什么人，她沿着一条小路往深处走，两旁是竹子，后来她知道那种竹子叫凤尾竹，她走了很久，一回头发现身后的路已经没有了，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她小时候很孤僻，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在戴城，平时都是外婆接她上下学。女孩要是没有爸爸，就会变得怪怪的。

我一阵伤感，问：“后来你找到路了吗？”

她说，起初只是茫然，后来害怕了，一个人蹲在竹林里哭了会儿，觉得自己快要被坏人拐走了。这时从竹林里钻出来一个人，抱着一根笋，他的个头比笋高不了太多。

宝珠说：“那个人就是你。”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我倒是挺爱吃笋的，和蹄一起熬成汤的那种。我说：“后来呢？”

后来，这小子走过去安慰了她一下，具体说了些什么她也忘了，反正很温柔啦。她当时对那根笋特别好奇，觉得他能去竹林里拔笋是件很英勇的事。她说想回幼儿园，但那小子抱着笋说，这会儿还不能走，得等他叔叔和他女朋友出来。

“什么？”我大喊起来。

宝珠说，过了一会儿，只见两个面红耳赤的青年从竹林里钻了出来，她记得男青年长得特别瘦，眼角耷拉着，牙齿全黄。我点点头，宝珠没记错，我叔叔就是那个倒霉样子，当时他是知青，刚从二十里地外最穷的乡下调回来，无业，而且有个已婚的女朋友……这件事在我家族里被嘲笑了十几年，至今他还没结婚。如此看来，抱笋的熊孩子确实就是我了。

宝珠说：“你叔特别流氓，我还记得他指着我，对你说：‘哈哈，小子，你也找了个女朋友？’”

我说：“那会儿我爸很忙，经常去开会，有时就让我叔叔接送我。但是我真不记得有这件事，他怎么能带着我去竹林里和人幽会呢？他妈的。”

“大概是让你望风吧。”

“看起来是这样。”

宝珠说，接下来这对浑蛋叔侄干了件特别无聊的事，他们背对着两位女性，拉开裤子一起撒尿，尿完了，叔叔对侄子说：抖一抖，快点抖一抖。旁边那阿姨都笑翻了。

“我操。”我摇头。伤感的氛围消失了，我无地自容，看来我的记忆自动删除这一段时光，是有其原因的。想不到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给淫荡男女把风了。我说：“你至今还鄙视我吧？”

宝珠说：“当然不会，你要知道，我当时和两个大人一个同学一起走回幼儿园，那种感觉是非常安全的。你还抱着笋给我讲熊猫的故事，我让你把那根笋送给我呢，可惜没有。”

“难道没给你吗？”

“你叔送给他的女人了。”

“我叔真是个浑蛋啊。”

宝珠走过来，温柔地看着我说：“路小路，你再给我讲个熊猫的故事吧。”

“从前有只熊猫，他把衣服脱了。你猜他是黑熊呢还是北极熊？”

周末晚上，宝珠带我去跳舞，跑到大学食堂，桌椅撤在一边，头上的电视机里播放着卡拉ok，一群人在很黑的地方跌跌撞撞抱着转圈。宝珠说自己是跳舞皇后，当日看到她站在积雪的木桩上，我信了她，但真到了这个乱哄哄的地方就知道，没有人关心宝珠，也没人请她跳舞，尤其当她身边有我的时候，男生都不会愿意来惹这种麻烦。其中有个大波浪头发的女生，在舞池里跳得非常醒目。我注意到了她，宝珠也发现我注意到了。

“她好看吗？”

“太黑了。”

宝珠满意地说：“我也觉得她有点黑。”

我说：“抱歉，我说光线太黑，我看不清。”

宝珠说：“所以你起劲地看她，是吗？”

宝珠找了个条凳坐下，闷闷不乐，跷着二郎腿。过了一会儿问我：“路师傅，不会跳舞了吧？”我说：“不想跳。”宝珠说：“压根不会跳嘛。”我不想告诉她，厂医姐姐曾经教过我跳舞，比较简单的慢四。宝珠越来越生气，说：“你走开点，老站我身边，没人请我跳舞了。”我听了这话很生气，就独自走出食堂。过了一会儿听到宝珠跟上来的声音。

“路师傅，别生气啦，我错了。”

“赶紧回去，有人请你跳舞。”

宝珠劝了我一阵子，又说我不仗义，大小伙子神经很健全，应该让姑娘撒撒脾气。我心想，妈的，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姑娘了？这话不能说出口，会决裂。最后我说：“你不是舞厅女皇，你是舞厅女杀手。”宝珠听了，站在黑咕隆咚的地方哭了。

我又回去劝慰宝珠，劝了半天才平息了她的委屈。她说：“你是傻矬，唉，我怎么能爱上你这个傻矬？”我勃然大怒，拔腿就走。宝珠说：“我操，没完没了了是吧？”又追上来。最后我们发誓，这辈子就算真的翻脸，也不许说一句难听的话。我们都太容易赌气了。

我和宝珠商量着去从前那所幼儿园看看，它位于城郊，不知变成了什么样，竹林还在不在。不过去那地方很不方便，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又嫌太远。说起自行车，不得不描述一下，宝珠的车子是一个学长送给她的，很小的女式车，全都锈了，前轮还有点偏，骑起来很像是一头驴子；我的车子是花三十块钱买的老货，年纪恐怕比我还大，因怕小偷染指，我还不太敢修它，前轮刹车没了，后轮钢丝断了三根。我们俩骑着车在街上，懂事的人都会让我们先走，不懂事的以为是杂技团的演员来了。

在炸鸡店打工，每个月发两张定额餐券，那是员工福利，给大家解馋的。我和宝珠拿到券，在店里点了些炸鸡，换掉了工作服坐下来，那种感觉当然很幸福，吃着自己炸出来的鸡。我想起杨迟讲过的著名黄色笑话：吃鸡吧。就对宝珠说：“吃吧，鸡。”宝珠说：“去你的，谁是鸡？”

鸡块拿在手里，我忽然丧失了所有的胃口，一阵恶心，以为自己染上肝炎了。宝珠说：“这不奇怪，天天闻着炸鸡味，脑子里充满了它，怎么可能还想吃它？”

“怪不得有人说，厨子不爱吃自己做的饭。”

“是这个道理。”

我把自己的鸡块都给了宝珠，宝珠也吃不下了，这非常可惜，鸡块凉了更难吃，连猪食都不如。早知如此，我还不如把餐券给杨迟，他可以把盘子都吃下去。我们坐了一会儿，看了看外面市集的风景，这时有一个要饭的孩子进了店，只听柜台上一阵吆喝：“欢迎光临！”小孩径直走到我和宝珠身边，伸出了脏兮兮的手。我把两个完整的鸡块连盒子端起来放到他手里，小孩走了。猴子在柜台里喊：“路小路，你他妈的把要饭的都引来啦。”我说：“去你妈的，我现在是顾客，你管得着吗？”这时门口涌进来一群高高矮矮的要饭孩子，全都奔向我和宝珠，我们抱起手里的可乐杯子夺路而逃。

为了这件事，我被胖子店长批评了，作为本店员工太没有觉悟，招惹要饭小孩。我不便于顶嘴，心里暗骂猴子不是好东西，屁大的事情，闹得店长都知道了。胖子店长说：“不是我没爱心，以前这里要饭的孩子都是在店门口候着的，现在来的这拨比较狠，不知道谁教出来的，闯进店里要钱要吃的。我们是高档快餐店，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然而炸鸡店有一条规矩，任何客人在店里，哪怕不点吃的，坐在那里睡觉，你也不能赶他走。衣衫褴褛，满身臭气，一概视为上帝。这是美资企业的道德底线。起初我还觉得挺滑稽的，在我小时候，那些中国面馆里有一种孩子叫作“喝面汤的”，他们蹲在顾客身后，很文静地渗着，等客人吃完了就冲上去喝那口残汤。遇到这种孩子，服务员通常都用筷子往头上打——是一把筷子哦，很疼的，我自己试过。美资企业不能这么干，也没筷子，胖子店长很发愁。

说起来，炸鸡店也有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在店里抽烟。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就是市政府开会都能抽烟，小小的炸鸡店居然立下这种规矩，不可思议。仗着美资欺负烟民嘛。有一次我遇到个特别狠的顾客，他在店里抽烟，经劝阻无效，他爬进柜台，在厨房里又抽了一根，众人无可奈何。换了社会饭店，早就被厨子大卸八块了，他还把烟头插进了冰激凌里面，这才扬长而去。照我说起来，这也是美资道德的矛盾所在，既不能打顾客，又不给他抽烟，你这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攻克柏林吗？太难了。不过，聪明的胖子店长还是想出了办法——以后凡是有人爬柜台的，就打电话给街道联防队，请注意，不是110，而是联防队，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餐券送到这群壮汉手里。有了他们的守护（不由令我们奸笑），反正规矩也有了，美资道德底线也守住了。

现在胖子店长烦恼的是，就算联防队也不会来殴打要饭小孩，这太低级了。怎么办？

那阵子还出了一档事，店里的鸡块经常少掉，总是在打烊前的几个小时里，总是鸡腿被偷。这至少说明两件事：一，有个内贼傻逼他晚上饿了；二，他还知道挑好的吃。胖子店长非常愤怒。我说：“谁要吃鸡块啊，天天做鸡，我都想吐了。”宝珠说：“你低估了某些人的胃口。”

胖子店长让我不要声张，暗中观察哪个浑蛋的嘴巴在嚅动。店里管得很紧，鸡块是带不出去的，也不能塞裤兜里，偷到手必须第一时间就吃掉。每一个员工能偷闲的工夫不会超过三十秒，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要把一个鸡腿塞嘴里，我认识的人中只有杨迟能做到，但他也不能做到囫囵吞下，总得含在嘴里嚼几下吧？

有一天夜里，我听见厨房里一阵喧闹，胖子店长大喊：“抓住偷鸡贼啦！”那时店里正好打烊，我们全都冲进去看热闹。只见胖子店长抱住了猴子的腰，旁边还有一个清洁工阿姨，用山东话指证：“就是他，我看见他吃了。”

猴子咽喉咕噜一声，使劲翻了个白眼，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什么东西咽了下去，缓了缓，说：“我没吃啊，捉贼捉赃，鸡块呢？”

山东阿姨比较老实，摇头对胖子店长说：“我看见他吃的，他躲在水池后边，一张嘴，鸡块全都塞进去了。”

猴子骂了一句难听的，人人都听出他舌头不利索，但也不能去掰他的嘴。山东阿姨叹了口气说：“你吃就吃了，干什么骂我？”这时宝珠从我身后挤过来，伸手掐住猴子的脖子，宝珠和这山东阿姨的交情很好。猴子试图反抗，我和胖子店长同时扑上去控制住了他，令其不能动弹。宝珠冷笑，手上继续用力气，对猴子说：“你嘴里那根鸡骨头，咽得下去吗？咽一个给我看看。”宝珠身高和猴子差不多，后者已经被我压下去半个头，她得以居高临下地掐他，目露凶光，仿佛要杀人。掐了半分钟，猴子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了一根两寸长的鸡腿骨。宝珠一松手，猴子说：“妈呀！宝珠，你这个臭婊子。”我抡起不锈钢勺子照着他嘴上拍了过去。

按照美资企业的规矩，没得说，猴子当场开除，明天去财务那儿结工资。猴子捂着嘴说：“路小路，你等着。”我说按我十八岁时候的江湖规矩，你敢说这句话，当场就会被人打死，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在美资企业里把区区一个偷鸡的蟊贼弄死，你走吧，我等你。

回家路上，我赞宝珠气概非凡。宝珠很得意，说：“你那一下才厉害呢，勺子都打瘪了。”

我们彼此赞美了对方的勇猛、下手狠、嫉恶如仇，仿佛在猴子这么个倒霉蛋身上找到了自信。宝珠乐过了头，又讲了一个幼儿园的故事，当年那个学霸抢路小路的饼干吃，也是这么掐住脖子，令其不能下咽，后来路小路就学会了掰饼干献给学霸。我听了这个，心情大为不爽，假如还能找到学霸兄弟，我能把勺把子都打断吧。

那年春天我意外地被炸鸡店开除了。我在店里干得好好的，都快成胖子店长的亲信了，拿到大专文凭我应该可以直升为初级管理员，穿蓝色制服，挣一千块月薪，而且不用亲手炸鸡，在旁边监督监督而已。这美好的未来让我自己给毁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店里又来了一群要饭孩子，众人无可奈何。恰好那天店长在，她是正的，比胖子店长高一级，一个三十多岁异常严格的女人，背后的绰号不堪入耳：炸鸡女皇。她目睹此景，痛斥了胖子店长，然后指着我说：“去，把小孩赶走。”

我说：“怎么赶？在店里玩老鹰捉小鸡吗？”

女店长从办公室拿了一个电蚊拍，递给我。这玩意儿是新发明，我见过但没用过。春天的店里没虫子，不知道她给我电蚊拍什么意思。女店长按了按开关，一个小红灯亮了，对我说：“拍他们的头。”

我抡着电蚊拍，朝一个小孩头上打了一下，他惨叫着逃出了炸鸡店。这倒蛮有意思的，我又拍了第二个小孩，这次下手轻了很多，他也惨叫，逃走。这么打了一圈，店里的要饭孩子跑得一干二净，隔着玻璃窗，我能看到他们在街上狂奔，心想这玩意儿打蚊子的，有这么厉害吗？朝自己脑袋上也打了一下，他妈的，我也惨叫起来。它根本就是一根电警棍嘛。

我走到女店长跟前，她威严地说：“以后就用这个办法。”我脑子已经短路了，被那一下子电成了神经病，抬手在她头上也拍了一家伙，下手有点重，或者说，我根本就是把电蚊拍按在了她头顶。她发出极其恐怖的惨叫，翻了个白眼倒了下去，别人扶起她的时候发现裤子都湿了。上天作证，电警棍插在脑袋上就是这个效果啦，植物神经会瘫痪，她娇弱，挨不起这一下子，比我和要饭小孩都差远了。我扔下电蚊拍，长叹一声，只听宝珠在柜台里赞美：“路师傅，有种！”

宝珠为那句赞美付出了代价，她也被开除了，好在我们都学会了无所谓，坐在闹市口的台阶上，我抱着脑袋喊疼。宝珠说：“真可怜，把自己电成这样。”

之前用勺子拍了猴子的嘴巴，固然可喜，但不值得骄傲，把炸鸡女皇电翻了是真的高兴。我心想，这段工作经历该怎么写进履历呢，外资企业钟点工把白领女主管电翻了，惨遭开除，这就不会有人雇我了吧？管他娘的，人都有失控的时候，她挨了电击不也尿失禁了吗，换了平常，她怎么可能尿在自己裤子上？我晃着脑袋说：“如此方才心满意足。”

“这哪儿学来的文言文？”

“武松血溅鸳鸯楼以后说的。”

宝珠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给我做了个头部按摩，街对面是一家美发店，两个穿制服的姑娘侧对着橱窗给客人按头，宝珠现学现卖，按得我十分舒服。

“连累你也被开除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说。

宝珠说：“路师傅，我快要毕业了，对上班一点兴趣都没有，做钟点工纯粹是出于好玩，其实我也有点做厌了。我想找各种好玩的事情，不上班，这样可以吗？”

“你问我可不可以，这是问错了人，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可惜，我总有一天会去做女白领的，也许很快。你怎么办呢？”宝珠哀伤地说，“我把你扔在街上，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假如我从此不再理你呢？”

“那你就不仗义了，我本来浪迹天涯，好不容易才决定留下来。你怎么能不理我呢？”我叹气说，“不过我早就猜到会这样。”

宝珠停手，从身后把我脑袋抱在怀里。宝珠的胸不大，被她抱着，后脑勺完全感觉不到什么。我也看不见她的表情，不知道是欣慰呢还是哀恸。这时有个戴红臂章的人走过，对我们大喊：“你们两个人真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