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当时《南洋商报》有个服务版，每周都拨出一定的版位，让读者免费刊登“征求笔友启事”。

我是个终日把自己囚禁于文字的女孩——既爱读，也爱写。握在手中的那管笔，仿佛藏了千军万马，老是呼啸着想冲出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个木讷口拙而又孤僻离群的人，因此，以笔交友，对于社交生活一片空白的我来说，充满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一日，鼓起勇气，以“漪佩”为名，拟了一则“征友启事”。

两周过后的一个早上，才踏出房间，便听到爸爸喊道：“过来。”

指着报上的那则征友启事，问道：“这漪佩，是你吗？”爸爸那张好像“发霉面包”的脸，使我本能地起了战栗性的惧怕，以细若蚊子的声音应道：““是。”

接下来那一周，信件惊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飞来，而是一叠一叠地涌来，信箱几乎都被撑破了。

爸爸坐在身边，拆信、读信，然后，成堆成堆地用像皮筋子捆起来，表情肃穆地嘱我拿去丢掉。我倔强地忍着眼泪，照他的指示做。信从十多层楼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时，发出了闷闷的声音，我明显地感觉到悲哀像一阵黑黑的风，冷冷地掠过我挂了一块铁的心。

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疙瘩。它连同生命里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儿深深地埋葬在我记忆的底层里。

事隔30年，在接受资深记者黄丽萍小姐的访问时，爸爸忽然提起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说：“我怕她误交损友，所以，不让她回信。”

听到这话，眼前立刻浮起一个瘦小的背影。她站在垃圾桶前，把信一捆一捆地往下丢，长长的脸，满满的都是怨；细细的眼，湿湿的都是泪。可是，这女孩，没有想到，她的背后，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如同照明灯一样，为她照亮前面的道路。

等意识到背后有这样一双温暖的眼睛时，这女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而且，她也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自己的孩子哪！

幸福的饮料记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

台湾已故散文家钟梅音女士随同夫婿余伯祺先生旅居新加坡。

一日下午，到她坐落于加东的寓所造访她。天南地北，不知时光流逝。时钟敲响六下时，余伯祺先生下班归来了。温文娴淑的钟梅音女士立刻站了起来，替他接过了公事包，搁到收拾得纤尘不染的柜台上，然后，施施然地走进了厨房，倒了一杯茶，双手递给坐在沙发上准备翻阅报纸的夫婿。余伯祺先生接过了茶后，双眸微笑地瞅着他的夫人，低声说：“谢谢。”

当时，我坐在餐桌旁，默默地把这一幕收诸眼底，心里有一根弦，很温柔地被拨动了。小小的一杯茶，蕴藏了多少隽永而温馨的夫妻情啊！工作合约期满而离开新加坡后，钟梅音女士又随同夫婿移居美国，我们一直音讯不绝。我知道她忙于写作、绘画，也知道余先生一直支持她的艺术活动，努力为她创造优渥的环境，让她在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从事创作。她的生活，一直过得安定而美满。

80年代初期，钟梅音女士不幸患上了“帕金森氏症”（先天性脑部退化症），回返台湾治疗。我飞去台北探望她时，她已垂危，住在医疗费昂贵的加护病房里。余伯祺先生一直留在身旁照顾她，尽管她已失去意识，可是，余先生仍然隔天就炖一次人参汤，耐心地喂她喝。护士长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男人，能够这么无怨无私而又无微不至的照顾患病的太太……”最近，读及本地报章的热门话题“妻子应否为丈夫倒茶”，我的脑海，不期然地浮起上述旧事。

坦白地说吧，倘若夫妻两人有绵长的情分，妻子捧给丈夫的茶，其实不仅是茶，更是一种唤作“幸福”的饮料。天天喝它，长长的一生，便得以分亨喜乐、分担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