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支支吾吾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正规从厂门进来的我们当然要记录，可是如果不是从厂门进来的我们就没办法登记了，还有，一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登记，如果常来常往的已经都认识了，也就不登记了。”

彭远大说：“看来你们的门卫确实存在着漏洞，这次丢失金锭你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再问你一个具体事，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福建做生意的人到厂里找什么人？”

门卫想也不想地说:“有啊，是吴水道的亲戚。”

这又比生产车间的大刘说得近了一步，大刘说那是吴水道的老乡，门卫又说是他的亲戚，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跟吴水道的关系都很不一般。彭远大也顾不上追究那两个人到底是吴水道的老乡还是亲戚，接着追问：“这登记本上为什么没有这两个福建人进厂的登记记录？”

门卫解释：“他们是吴水道亲自领进来的，只要有本厂职工带着，我们一般就不登记了。”

彭远大又问：“你知不知道吴水道的亲戚还是老乡到你们厂干吗来了？”

门卫说：“知道，他们是来推销走私电视机的，黑白电视12英寸的日本原装货一台四五百块钱，厂里很多人都买了。”

彭远大又问：“除了吴水道的老乡以外，你们厂还有什么人的亲戚朋友经常到厂里来的？”

门卫说：“来得多了，不过一般都是老婆孩子，到厂里浴池来洗澡的，冬天分冬菜也有来帮着拉冬菜的，那都是职工自己的家里人，都在本地，说实话，那两个人是他的老乡还是亲戚我们也说不清，到厂里来联系业务的还真就是吴水道老乡这一份。”

彭远大起身告辞：“好了，刚才我问的这些事情你不许对任何人说，如果泄露了消息，影响了破案，可别怪我们请你去吃窝头。”

门卫让彭远大制服了，连连点头，彭远大正要出门，门卫提醒他：“这份笔录还签不签字了？”

彭远大说：“先不签，等到需要签的时候我再来找你。”

彭远大从门房出来就急急忙忙去找局长，局长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在公安局是极为少见的，足以证明这个案子案情重大，影响重大。这次开展群众摸排，局长对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采取了否定态度，结果专案组摸排情况找群众谈话的时候，都远远避开有可能涉及他人的话题，只要求每个人说明自己当时在干什么，有谁能够证明他在干什么，然后再分头对每一个人的情况进行核实，这样群众就失去了对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进行检举揭发的机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依靠群众检举揭发是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基本功。

局长这位老公安却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老传统产生了逆反，这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关。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够了群众检举揭发的折磨，那些大字报、大标语、批判稿揭发出来的事实八成都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和捕风捉影的想象，结果都成了局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公安局推行修正主义的罪证。所以一提起群众运动就像谁踩了他的脚鸡眼，一脑门子的反感。还有一点也让他对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持否定态度：如果再搞群众大检举大揭发那一套，说不准群众之间会有多少私人恩怨、爱恨情仇趁机浮上水面，借题发挥，最终转化成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到那个时候各种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线索足以把专案组绕进是非漩涡，搞个晕头转向。所以彭远大来找他要求发动群众开展检举揭发活动的时候，他再次一口拒绝：“搞啥名堂嘛，‘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还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再挑动起群众斗群众咋办呢？”

彭远大向他汇报了吴水道隐瞒重大线索的问题，局长迟疑半会儿，好赖给他留了一道门缝：“那这样吧，跟厂领导商量一下，对吴水道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突击调查他那两个老乡的情况，也可以在群众中集中调查一下吴水道的个人情况，但是绝对不允许任意扩大调查范围，搞群众运动，知道了吗？”

彭远大得到了局长的首肯，连忙去找厂领导落实对吴水道隔离审查的事情。那个年代法制不健全，国有企业就有对职工实行隔离审查的权力，反过来公安机关如果要对哪个职工采取强制司法措施，还必须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才行。彭远大向厂领导转达了局长的意见，厂领导正为丢了那么大一块金子而坐卧不宁，哪里会不同意公安局的意见，好赖也算是有了一个嫌疑对象，有了嫌疑对象就有了突破案子的希望，厂领导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吴水道送进了隔离室，并且派了十二个身强体壮的武装民兵轮班看守。彭远大没有想到的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他正在迈进一个让他半辈子都摆脱不了的阴影，也让他心里承担了半辈子难以排解的沉重负担。

2

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也及时采取了组织措施，专案组精神振奋，马上兵分两路，一路由彭远大率领，开始重新找所有职工谈话，重点就是了解吴水道以及他那两个福建老乡的详细情况。另一路由局长亲自坐镇，展开对吴水道的突击审讯。彭远大这一路很快有了重大突破，经过深入谈话摸排调查，有人反映，吴水道的老乡因为给厂里职工推销走私电视机，所以跟厂里很多人都认识，进入厂区也就非常随便，对厂里的情况也就非常了解。更让他们振奋的是，一个中年女职工言之凿凿地说，有一次她给吴水道送报表，到了库房之后碰上吴水道给他的老乡看那块大金子。当时吴水道还得意洋洋地说：凭这一块金子，就能把他们全县的房子都买下来。

彭远大及时把得到的这些情况汇报给局长，然后由局长领导的审讯组对吴水道进行审讯。吴水道却什么也不承认，一口咬定过去根本不认识那两个老乡，现在也只是为了找他们买走私电视机才认识的。这跟彭远大他们摸到的情况差距太大了，明摆着说假话，不老实交待问题。审讯组连续突击，连番审讯，吴水道口风非常紧，追问他那两个福建人的住处，姓名，他一问三不知，啥也不说。警察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火，采用了一些轮番轰炸的疲劳战术、灯光眩晕的迷糊战术、戴上手铐半蹲半站的惩罚战术、连蒙带诈的诱敌战术，这些战术用到吴水道身上居然完全失效，他不但拒不交待问题，反过来还动不动提醒专案组注意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搞逼供信。局长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以为捞了一根脆麻花，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一根咬不断嚼不烂的牛皮绳，这个吴水道表面上看着老实巴交，其实比油锅里的鹅卵石还圆滑，比脚后跟上的老茧还顽固。审讯陷入了僵局，老局长也有些一筹莫展了。

所幸的是彭远大他们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吴水道那两个卖走私货的老乡的住处，便立刻对这两个家伙实施抓捕。那些到银州市来做买卖的福建人都喜欢租住当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俗称小土房里，既省钱，也方便，警察一般不会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查户口。这些卖走私货的也知道自己干的是违法勾当，万一有什么事情跑起来顺当。果不其然，当彭远大他们来到吴水道那两个老乡的住处时，他们早已经像闻到猫味道的老鼠溜之大吉了。彭远大他们对这些人的住处进行了极为认真细致的搜查，结果除了捡到几个装电视机的破空箱子和一些人家扔掉不要的破鞋烂袜子、空牙膏皮，连金子的影儿都没有。公安局立刻发布了紧急搜捕令，对银州市展开了大规模、地毯式的清查行动，整整搞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收获，吴水道的老乡就像沙滩上的水珠蒸发得无影无踪。

经过不断的揭发检举，线索越来越集中到了吴水道和他的这两个老乡身上，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就在大金锭丢失的那一天早上，有人还在厂区的后围墙附近看到了吴水道的老乡之一，那一天因为要接待老将军，全厂戒严，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门卫也信誓旦旦地保证那一天绝对没有任何外人进厂，如果门卫没有说谎，那么这些人肯定就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围墙虽然有三米多高，上面还有玻璃碴子组成的防爬网，但是如果事先作好准备，要想越墙而入也不是没有可能。彭远大再次热剩饭，带了几个警察沿着厂区围墙内外一寸一寸地检查，又调来了警犬先到吴水道那两个老乡的住处嗅过了他们遗留下来的破衣烂袜子之后，沿着围墙一寸一寸地嗅了一遍，来到一处拐角的地方，警犬狂吠起来，训犬员向彭远大翻译了警犬的意思：在这里嗅到了嫌疑人的气味，嫌疑人肯定到这里来过。彭远大他们连忙对这一处围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了仔细的勘查，这处围墙的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堆上了垃圾，垃圾堆有一人多高，从这里爬上围墙是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看来那些职工揭发检举的是实情，嫌疑人就是从这里翻墙进入厂区的。明白了这一点，一点用也没有，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抓住吴水道的那两个老乡。

那个时候破案手段还非常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手段和侦破技术，所以那两个嫌疑人跑了之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吴水道身上，指望能从他身上得到那两个人的身份资料。可是任凭怎么样软硬兼施，吴水道一口咬定跟那两个人虽然能算是老乡，但是过去根本不认识，即便现在也仅仅是一般来往，从他们手里买过一台便宜点的黑白电视机而已。这又应了那句话，贼没赃，硬似钢。

公安局只好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了吴水道身上，也许连续不断的审问确实让吴水道吃不住劲了，他松口了，说只要让他睡一觉，他就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公安局。专案组也被他折腾得精疲力竭，吴水道提出的这个要求也还算合理，退一万步说，不管合理不合理，你不让他睡觉他就不交待，让他睡一会儿，说不定还真能交待问题，其实到现在为止，吴水道还不能算是犯罪嫌疑人，因为他的那两个老乡到现在也没抓住，更没有拿住他们盗窃金锭的确凿证据。于是专案组同意了吴水道的要求，让他好好睡一觉，然后老老实实把问题交待清楚：“就算是你自己偷了金锭，也不至于是死罪，如果是你的老乡偷了，你揭发检举他们还能立功受奖，好好睡一觉，起来原原本本地把他们的身份、住处等等交待清楚，你也就没事了。”临入睡之前，彭远大还这样对吴水道做了做工作。吴水道连连答应着，倒头便睡。彭远大出来吩咐看守他的民兵，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吴水道逃跑或者自杀。民兵拍着胸脯保证：“彭组长，你放心，没问题，裤腰带、鞋带我们都给他解了，身上任何利器没有，门窗都有铁栏杆，他插上翅膀也飞不了，撞破脑袋也死不了。”

彭远大又对现场和吴水道检查了一遍，防范工作非常严密，就像民兵说的，插上翅膀也跑不了，撞破脑袋也死不了。老局长也心疼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指示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再接再厉争取尽快拿下吴水道，抓住那两个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警察和吴水道都休息了，过了风平浪静的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彭远大精神抖擞早早起床，带了专案组的人来到隔离室要继续审讯吴水道。民兵在门外克尽职守地看守着吴水道，彭远大问：“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民兵说：“没问题，一切正常，睡得跟头死猪一样，到现在还没起来呢。”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吴水道确实已经成了一头永远也不会醒来的死猪。

彭远大让民兵把门打开，室内昏暗，吴水道蒙头盖脸仍然熟睡着，彭远大过去正想拍醒他，却感觉这人睡眠的姿势太怪异，他上下两截睡在床上，中间一截身子却吊在床外面，彭远大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点不对，揭开蒙住吴水道全身的被子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吴水道的脚用自己的裤子绑在了脚下面的床头上，脖子用两只袜子联结成的绳索套住，身子耷拉在床边，就像穿起来悬挂在绳索上晾晒的鱼干，脸色蜡黄，嘴唇含着舌尖，眼珠鼓了出来，活像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人。大家顿时慌了手脚，七手八脚地把他解开，探探鼻息，吴水道就像倒闭了的饭馆，冰锅冷灶一点热呼气都没有了。

“快叫救护车吧。”旁边一个警察提议，“赶紧通知技术组来作勘查吧。”另一个警察提议。

谁都知道此刻叫救护车已经没有意义，吴水道已经走远，神仙都叫不回来了，可是谁也知道不叫救护车不行，这是一道程序，如同坐火车到达了终点站也必须检票，不检票就不能出站。救护车来了，拉着法医和刑侦技术员的警车也来了，局长听到消息坐着他那台伏尔加也来了，厂长书记包括其他厂领导也都赶了过来，吴水道死了倒比活着的时候更加引人关注，有这么多重要领导前来送行。急救医生翻开吴水道的眼皮用电筒照了照，摇摇脑袋退了回来：“人都凉了，已经开始发生尸僵，没救了。”轮下来就到了法医和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显身手的时间，忙乎了半晌，得出了结论：自杀身亡，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三点钟左右。自杀方式是：吴水道先用自己的裤子固定住自己的双脚，然后再把用袜子结成的绳索绑在床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他朝床铺下面一滚就万事大吉了。

唯一的线索断了，从吴水道身上找出大金锭的希望破灭了，公安局和工厂上上下下极为沮丧，案子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没有马上撤，继续做着一些没有什么意义却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吴水道的家属从老家前来处理后事的时候，抬着吴水道的尸体到公安局门前闹着要赔偿，搞得公安局非常狼狈。市委书记出面严令886厂出面收拾局面，厂领导吓唬吴水道的家属，说吴水道是畏罪自杀，如果再继续闹就按照法律严惩不怠，私下里又比照工伤待遇给吴水道的家属作了补偿，软硬兼施才算把吴水道的家属安抚下去，好赖把吴水道埋了。说吴水道畏罪自杀一点都没道理，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明人家有罪，按照现在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在法院判决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多亏那个时候的人还比较老实，法制观念也比较差，法律也不完备，让单位领导一吓唬，再多给一点丧葬补助也就不了了之了。

案子闹了个没名堂，还又死了人，大金锭就像快乐的天使在人间转了一圈忽悠一下子就飞没了，公安局上上下下灰头土脸，对谁都没法交待，只能继续调查这个没有任何线索可供调查的案子，派出大批人员拿着那两个福建人的模拟画像，到全国各地去找那两个福建人。中国人多地广，那个年代通讯条件技术手段又非常落后，要在茫茫人海里找到那两个福建人，难度比大海捞针差不了多少。其实谁心里也明白，这种找法根本就没什么希望，充其量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徒劳而已。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开始恢复“文革”前股科处队的建制，这样一来也就面临着人事安排和干部任命的现实问题。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永远都是狼多肉少，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除非所有官员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那时候肯定爱当官、想当官的会大大减少，因为谁都愿意当主人，谁也不愿意当仆人，真正要去做仆人了，很多人肯定就不爱干了。公安局的组织机构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干部界限已经很不清晰，干部级别也搞得不清不楚，一说大家都是组长或者副组长，可是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组长，有时候连局长都说不清。这一回经过拨乱反正，今后大家各就各位，行政级别清清楚楚，这也为今后每一个人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家眼睛都瞪得跟汤圆一样，谁都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谁都不愿意让这一趟开始正点运行的列车落下。

彭远大根据他的现任职务刑侦组副组长、9·11大案专案组副组长，当个副科长甚至科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干部任命人事变动都是一场场人咬人、人捧人、又咬人又捧人的悲喜剧。彭远大也属于这场大戏的重要角色，自然也就有人朝他张开了大嘴。咬他的原因很简单：有限的果子被无限的欲望抢夺时，场上少一个人别的人就多一份机会。咬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深陷在9·11金锭案子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案子毫无进展，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死了重要嫌疑人，死者的家属抬着死尸到公安局大门口闹事，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此外，他也不是科班出身，根底不过就是个以工代干，这也是反对他担任公安局科级领导职务的重要理由。其实，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咬人的人也照样被别人咬，捧人的人也照样被别人捧，这种剧目在中国已经上演了数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经验遗传到现今的干部身上，日益发扬光大，手段也越来越花样翻新、成熟老到，几乎成了每一个有志于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的人必备的功能，成就的大小也往往跟这方面的造诣深浅呈正比。俗话说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况且彭远大在公安局干了这么多年，好朋友远远不止三个人，那些咬他的话也能及时传到他的耳朵里，彭远大既生气又着急，生气的是别人这么说他显然是不公平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着急的是，如果组织上听信了这些谗言，他显然就会失去这一次正规化带来的提升机会。如果这一次彭远大能够如愿以偿地成为科级干部，那么他的远大理想迟早就有实现的希望，如果失去了这一次机会，他的远大理想不仅变得缥缈，就是现在的警察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也会成为未知数。

彭远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尽早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硬着头皮去找了局长，他没有直接说自己想当科长，那个时候的人脸皮还没有现在的人厚，即便跑官也是躲躲闪闪、迂回出击，不像现在的人，把跑官看得就像在商场上做生意，就像在房地产市场作投资。彭远大那会儿还不懂得跑官，因为那会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还没有这种名堂。他只知道这是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要尽量把这个意见和看法伪装成和个人利益无关，那个时代为自己谋利益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彭远大尽量要装得自己找领导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个人利益。

局长头发已经花白，有人传说这一次机构调整结束之后，他就要离休回家了。彭远大很喜欢这个老革命，这个老革命也很喜欢彭远大，彭远大能在进入公安队伍短短几年里就由一个以工代干的警察成为刑侦组的副组长，一方面因为他确实能干，像模像样地破了几个案子，另一方面也跟局长喜欢他不无关系。如果局长不喜欢他，他破的案子再多也没用，那个年代讲究的就是资历，论资排辈，他的资历还太浅。排队买票也得耐心等上十年八年。

老局长也在为9·11大案挠头，这个案子拖了下来，上级也觉得凭他们的本事一时半会儿破不了这个案子，催的也不像刚发案的时候那么紧了，尽管上面不再催命似的追案子，但是局长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心和荣誉感的老革命，这个案子毫无进展，让他如同芒刺在背，日夜不得安宁。其实彭远大何尝不是这样，他是专案组的副组长，老局长虽然担任着组长，但是日理万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要传达贯彻上级各种各样的精神，要协调局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和部门，真正的日常工作由彭远大主持，案子办得像一块夹生大饼，吃又不能吃，扔又扔不得，而且还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吴水道，尽管吴水道的家属让单位连蒙带哄地暂时糊弄住了，但是彭远大心里并不好受，吴水道死得太不明不白了，如果真是畏罪自杀倒也罢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承受不了遭受嫌疑的压力而自杀，别的不说，起码彭远大要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那终究是一条人命啊。案子不破，吴水道自杀就永远是一个谜，吴水道自杀之谜破解不了，彭远大心灵就像一张白纸洇上了污渍，那是一片永远也难以抹去的阴影。

彭远大来到局长的办公室，怯生生地敲了敲门，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报告。局长在里面喊了一声：“进来。”

彭远大磨磨蹭蹭地踅进局长办公室，局促不安地站在局长办公桌前，局长问他：“怎么？有啥新情况没有？”

彭远大连忙申明：“没什么新情况。”

局长“唔”了一声接着又说出了一句让彭远大非常难堪的话：“没啥新情况你来做啥？”

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案子没有新线索你就别来见我。彭远大惶惑了，惶恐了，真想马上掉头一走了之。可是啥话不说掉头就走他也不敢，那么做很容易让老局长误认为他在使气，八成会把他叫回来骂个鼻青脸肿。

彭远大嗫嚅道：“局长，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谈谈别的事情。”

局长这才给他让座：“别的事情？有啥别的事情？你坐下说。”

彭远大坐下来之后，看看局长的脸色，局长的脸板着，像一张烙糊了的葱油饼。彭远大知道，案子破不了，局长肚子里窝的火如果遇到火星子发作出来，足可以让他焦头烂额出不了这个屋子。他暗暗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找局长，由此想起了老牛曾经说过的“三不”原则：不在领导刚刚上班的时候找领导，不在领导准备下班的时候找领导，不在领导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头的时候找领导。老牛解释说：领导在家里万一刚刚被老婆骂过，一上班去找领导明摆着是送上门的撒气筒。领导忙了一天，饿了累了，急着下班回家，你却拖着他不能按时回家，能办的事情也不会给你办。领导如果一个人呆在办公室肯定就有不愿意见人的事情要办，你这个时候闯进去，领导肯定烦恼，勉强接待你也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看来自己违反了老牛总结的第三条原则，不应该在局长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来打扰他。

局长果然很不耐烦：“说话啊，眼珠子骨碌碌转着想啥呢？”

彭远大连忙收摄心神，摆脱私心杂念，按照事先打好的腹稿开始向局长念苦经：“局长，我本来不想麻烦您，可是有些事情不向您说说憋在心里我又难受得不行，所以就想耽误您几分钟，如果您没时间，我改日再向您汇报也行。”

局长嘿嘿冷笑：“来都来了，有话就说，但愿你别把你的难受转变成俄的难受就好。”

彭远大连忙给局长宽心：“那不会，绝对不会。”

局长说：“不会就好，你说，啥事。”

彭远大说：“最近局里不是搞机构改革、干部不是要重新任命吗？”

局长马上睁圆了提高警惕的双眼追问：“你关心这事做啥？”

彭远大暗想，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不光我在关心，如果我不关心，我就是麻木不仁的傻子，嘴上却说：“当着局长的面我实话实说行不行？”

局长说：“不光当着俄的面要实话实说，就是背过俄的面也要实话实说。记住，对领导不怕说错话，就怕说假话，任何一个领导都不会容忍他的下级对自己撒谎撂屁。还要记住，在俄的面前说话，有啥说啥，绕弯子、打迂回、吞吞吐吐那些东西俄最受不了。”

彭远大只好尽量做出老实巴交、甚至有几分可怜的样子说：“局长，有的人在群众中制造舆论诬蔑我，说9·11案子让我煮成了夹生饭，非说是我逼死了吴水道……”

局长说：“这有啥嘛？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嘴是圆的舌头是扁的，你有本事把人家的嘴缝上，把人家的舌头割了？别说你了，俄是局长，背后不照样有人骂俄吗？皇上背后还有人骂狗鞑子呢。”

彭远大说：“那不是一回事，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现在不是搞机构改革吗？干部人事安排都要重新进行，他们在这个时候这样造谣诬蔑，制造舆论的目的不是很明显吗？”

局长瞪圆了眼睛问：“啥目的？”

彭远大弄不清楚局长是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不管是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他的话都得说明白：“他们就是不想让我提拔，最好把我赶出公安局，有人说我是以工代干，不是国家正式干部，所以这一次机构调整我没有资格参加。”

局长说：“小彭啊，俄没想到你这娃的心思还多得很嘛，案子放在那搭没有进展，你还有心思琢磨这些事情？俄明告诉你，机构咋调整，干部人事咋安排，那是组织上的事情，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服从。你今后少在这些事情上动脑子，也不要再因为这些事情来找俄，找俄有啥用？人家不管是啥目的，污蔑也罢，造谣也罢，终究不是反革命谣言，俄总不能立案侦查到底都是谁说了你的坏话吧？再说，案子确实没破嘛，人家说就说了，你能把人家咋？啥是好警察？案子没破就过不安生，这才是好警察，整天想着自己能不能提拔，自己能不能当干部，那不是警察，是政客，最反对的就是这一套，越是关心这种事情的人越不能提拔重用，这是党的原则。从今以后，你记住，工作、案子你啥时候来找俄谈都可以，这些狗扯羊皮的事情最好不要找俄，找俄也没用。”

彭远大让局长训斥得不知如何是好，走也走不得，留也留不得，尴尬、委屈、气恼，各种情绪激得他眼泪在眼眶子里一个劲转悠。局长大概也觉得自己说话太严厉了，放缓了语气对他说：“小彭啊，不是俄批评你这娃，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是金子总会闪光，是狗屎放到哪儿都是臭的。”

彭远大的眼皮子几乎阻挡不住泪水，他连忙用袖筒子在脸上抹了两下，把泪水抹掉了：

“局长，我不是来找你要官当，我也知道我资历浅，不够提拔的条件，我就是担心如果组织上听信谣言，把9·11案子的责任算到我的头上，再加上我是以工代干，去掉了我参加这次机构调整的资格，那我连警察都当不成了，回去当工人我不怕，可是我就是想当警察，想破案啊。”

局长盯着彭远大看了半会儿，总算咧咧嘴露了一丝笑模样：“你小彭把俄当成啥了？俄是9·11案件的专案组组长，这个案子侦破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由俄负责，谁能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如果把这个案子侦破过程发生的问题推到了你的头上，那俄不但没有资格当这个局长，俄连一个普通员的资格都没有。再说了，现在案子还没有破，吴水道自杀的性质谁也没有定性，远远不到追究责任的时候嘛。还有，俄再给你一颗定心丸，这一次机构改革，你到底会安排什么工作俄没办法提前告诉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研究那些事情，即便研究了俄也不能给你说，那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但是，俄可以给你说，组织上不是不讲道理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政策的，这一次结合机构调整，配备干部，对你这样的以工代干国家有规定，凡是在1999年以前因为工作需要抽调到干部岗位的以工代干人员，有正式手续的，经过组织部门考核，一律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这也许是国家最后一次转干了，今后干部制度肯定要有大的改变，不会再直接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了。所以这一次也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性质，你是1976年底调到公安局来的，又是经过组织部门正式办了调转手续的，完全符合转干条件，你瞎猜什么？文件没给你们传达吗？”

彭远大说：“我最近一直在福建那边出差调查吴水道的情况，所以没有听到传达文件。”

局长说：“好了，该说的俄都说了，该做啥你自己也清楚，最近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用在俄们公安机关，啥是硬道理？破案就是硬道理，保一方太平就是硬道理。去吧，干你的活去。”

彭远大听到他具备转干条件，可以继续当警察，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局长对他的训斥批评此时都成了天籁纶音，精神振奋，起身给局长敬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礼，转身出了局长办公室却又犯愁起来，话好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可是作为9·11案件专案组的副组长，局长虽然说要替他承担责任，可是不会替他破案子，这茫茫人海、浩荡乾坤，到哪里去找那两个既不知道长相又不知道姓名的福建人呢？再冷静地想想，那两个福建人充其量不过是犯罪嫌疑人，目前根本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就是偷金子的贼，如果金子根本就不是人家偷的，抓住他们还真不如不抓住他们更好一些。

彭远大想到可能的前景，禁不住发虚腿软，刑警最怕的就是捧到热年糕，所谓的热年糕就是那种案情重大、备受关注、线索极少、极难侦破的案件，这种案子有的一拖几年，谁也不敢提出挂案，提出挂案等于认输，即便厚着脸皮提出挂案也很难获得批准，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说这个案子就永远是具体承办人手中的案子，永远是压在承办人头上的巨石，承办人只好硬着头皮死熬，彭远大目前就在死熬，他也作好了死熬的准备，不再奢望能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提升科级干部了。好在死熬还没有把他熬死，就在和局长谈话不久，又发生了2·15盗枪案，才算把彭远大从尴尬的局面中解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