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的背包旅游
早上5点，我妈爬在我身上叫醒我：“我们去张家包吧？”“张家包里包的是什么？椰蓉么？”“张家包是保康的山”。保康又是什么？听起来怪耳熟的。原来它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天气预报中：“枣阳，最高气温30°c，保康，最高气温27°c……”昨晚我妈念叨着：“保康啊保康，哪天我们去保康看看吧？”没想到“哪天”竟然就是今天！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和我妈背着一个大得能装进大象的背包，仓惶地冲向汽车站。
我妈乐观地认为，只要上了大马路，就有超过二十个售票员一脸期待地争夺我们，问：“到保康请上车！”后面的记忆中我已经机械地走向某个不知名的商场，因为我妈曾梦到过商场前的广场上，一直停着去保康的车。果然，我们远远地看到一辆公共汽车，赶紧大呼小叫地赶上去，才发现是流动公厕。
在横跨这个城市寻找汽车站的途中，我和我妈终于吵了起来，是她先谴责我的（这一点我相当坚持）：“都是你啦！本来我们直接坐车到下一个汽车站就可以了，你偏要走路到商场”。“你这样我很受伤耶，是你说做梦梦到商场前面有车的”。“别跟我说话，猪！你笨得像猪！”“丑人！你是个丑人！”
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我妈找不到那个传说中的汽车站，她还像谈心聊天一样假装漫不经心地问我：“这地方你来过没有？我怎么好像不太熟啊！”口气非常轻松，好像没有预感到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会坐在周围环境及其陌生的马路沿子上，等着拦截去保康的车，情景凄惨得让我准备了一个碗，为着接住好心人扔来的硬币。
没有看到一辆保康的车，所有的车都是开往“泥嘴”的，而且所有“泥嘴”的售票员的姿势都一样：为了招呼我们上车，整个身子都悬在车外面，还松开了四肢中的两肢，喊：“上车上车，有座位有座位。”我紧张得都快哭出来了：“大哥大哥，你回去吧，我们不去泥嘴。”因为所有的人都邀请我们去泥嘴，所以我妈觉得是上帝安排我们去泥嘴的，兴致勃勃地说：“要不这样，我们去泥嘴吧？”我只是报以足球评论员张路同志一样的冷笑。
我妈终于放弃了她的执着，决定回家，路上她自言自语：“没想到去保康比去马集还难！早知道就去马集了。”我忍不住发火：“马集又是他妈的哪儿？”
上山下乡
我生活在城里的最大好处，就是表示我不是生活在山里。我去了一个沉闷而安静的县城，我先开始要求到一个“有空调，有大镜子，免费送冰水”的地方吃饭，后来要求愈降愈低：“哪儿有餐巾布的餐馆哪？”“我从不到没有菜单的地方吃饭。”“带我去一个炒菜时不把油溅到我身上的地方吧，求你了。”每一个山区人民都建议我们去“小吃一条街”，他们总是先悠闲地把手指插到耳朵里转一转，再说：“吃饭？咋不去小吃一条街嘞？”说着，想象到菜香飘万里的美妙，就淌下口水。最后我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巷子里——也就是传说中的“小吃一条街”——找到“乡巴佬快餐”或者“没有味小吃店”之类自暴自弃的空荡荡的餐馆，吃了一碗阳春面。
我坐公车去农村找乐子，路上呆板无趣，尽是些切割整齐绿绿黄黄的田地，看得我满心寂寞。田里站着无所事事，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伸进嘴里的少年，极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车把沟里的水溅到他们的蓝色劣质衬衫上，直至车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然后就一直看着公车远去的方向，直到出现了另一辆车，才缓慢地摆动头颅。
公车停在一个叫“朱家厂”的地方，所谓的“厂”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商店——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能够逼迫他们打开灯——和一个灰白的平房以及十几个正在死盯着我看的妇女。几分钟之后，她们派出一只老中青结合的队伍朝我走来，我确信她们是要问我的产地，因为我清楚地听见她们在说：“问问这个小女娃儿。”可她们只是绕到我身后，假装摘狗尾巴草，在我周围环绕一周后离去，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到了山里一天半以后，我城里人的优越感没有了，因为我已经融入了农村的生活，准确地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和山一样沉默的山里人：每天傍晚，和全部的山里人一样，搬着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看所有视线之内的东西，用耳语的声量交流一下对今天天气和收成的看法，看着黑得吓人的山村，等待萤火虫出现，叹息。等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就上床困觉。每当听见方圆500米内有发动机的隆隆声音，就立刻放下背上的柴禾，猛地回头叉腰站定，另一只手放在嘴巴里，看着它“咻”地一声经过，猜测车上的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别样的耳朵
乡下的夜非常黑不隆冬，无论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满眼都是不着边际的黑，让人只好把安全感附着在耳朵上，倾听山里细微的声音。
我一听见这种自然界幽美的声音，就变得十分无助，想到自己身处荒山野林，无论从哪个方向计算，我距离任何一个警察局都有几哩远，距离任何一个有菜单的饭店都有几十哩远，距离任何一个穿着100块钱以上衣服，说普通话的人都有几百哩远。
右边山涧里瀑布是山里最大的声音，不用看，仅仅听声音，就知道水流的形状，最响的地方，肯定是山涧最窄的地方，如果仔细分辨，可以听出水撞在石头上与撞在大木桩上的声音是不同的，想象到那个大木桩，可能是一条死掉的怪兽，在水里被冲刷，我就紧张起来，走到水声小的地方去，那里的声音动听和安全多了。
左边的山也有声音。我小时候按照幼儿园老师的要求，把所有的食物都画上了眼睛嘴巴围裙西裤，什么门板啦，太阳啦。这时，我忽然发现了山也有大嘴巴，离山很近的时候，可以听到整座山发出的呼吸声，一波一波，非常沉重。是那种窝在被子里的叹息声，畜生冰凉的鼻子发出的鼻音，狗尾巴草的脑袋一仰一倒的声音。使听者走路的节奏，也不自觉地配合了这喘息声，尽管我已经冒着内分泌失调的危险打乱自己呼吸，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大山喘息声的控制，太邪乎了。
最大的动物声，不是来自青蛙，也不是来自虫，虫叫的声音虽然很响，但是已经融入我们的夏天，甚至叫人觉得那并不是声音，只是某种颜色，青绿色。声音最大的是飞蛾，因为没有火光让他们自焚，所以他们扑闪着翅膀，在人耳边呼呼地响，有时候突然扑棱扑棱地冲下来，好像它打算和我同归于尽。
耳朵特别好的人，可以听到全村人睡觉打鼾的声音，耳朵不好的人，可以听见楼下旅舍主人一家聊天的声音，他们半个小时只说几句话，发出几声咳嗽。其余时间，就是长久的沉默，不远不近的地方，有猪哼哼的声音，和我的笑声最相近，所以我不禁跟着它哼哼，感觉真满足呀真满足。
山里的生活把我的耳朵磨练得异常尖，我到山里的最大改变，就是多聆听少开口，非要说话的时候，也尽量压低声音。我带来的mp3播放器却从来没用过，因为它是工业的嘈杂产物。
另一种声音
标语是另一种声音。
我一长途车，感觉即将展开一段奇妙的心情历险，忽然在车蓬顶上看到“车匪路霸，可以当场击毙，群众打死有奖。”“对车匪路霸的容忍，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我立刻受了惊吓，瑟瑟发抖，不过我一直自我安慰道：“不怕不怕，我是全国散打少年版冠军（这是我若干年前做的一个恶梦）。”车上，我看任何人都像车匪路霸，嫌疑人包括：攀在车栏杆睡觉上的男人，每次都能在差点倒在我身上的时候，忽然倒向相反的方向；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吃我的瓜子的老头，一直昏睡着的平头男人。为了保证安全，我强烈地抵制所有想要上车的人，一见有人想上车，就死死地抵住门，这么大的劲儿也只有全国散打冠军才有啊！
开始我没怎么注意标语，因为墙上刷的都是些“肛泰痔疮……”“4b06制胶厂往前走400米处……”一出城，一进山，标语就赫然多起来，每家每户墙上都刷着雪白血红的大字。大概是因为他们把标语当成外墙涂料，防雨防潮抗跌打损伤。我是个爱认字的好孩子，平时看到在电线杆子上看到“寻找爱犬”“寻找伴游”也要凑近了看，在人烟稀少的山里，标语是放大的压倒的声音，为近视眼和旅途烦闷者提供了乐趣。
车开到中途停了下来，让尿急的乘客上厕所，路边的厕所简直不是人上的，很臭。但这还不是最恐惧的，出了厕所，我忽然发现外墙上写着：“男女都一样！！！”我吓了一跳，发誓以后宁愿尿裤子也不上公共厕所，仔细想想才意识到这标语意思是说“生男生女一个样，不要重男轻女”。还有这样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在此牌前伫立良久，心潮澎湃，感觉自己胸前挂了个牌子，写着：“方舟＝野生动物”。
最多的标语是关于“少生优生”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属于“优生”的范围的，所以对这类型标语颇有好感：“少生孩子多种树，马上走上致富路。”、“少生孩子多养猪”、“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计划生育”这四个字像是藏经阁最深处的文字，忽然和“养猪”和“致富”联系在一起，好！相比之下，“朋友，请问您计划生育了吗？”就太软弱了，太客气了，太不好意思了，像是直接向生殖器官发问。要是我们班同学回答，他们准会乱吐着舌头说：“凭啥要告诉你嘞？”还是应该凶凶地说：“一个就生，两个就罚，三个就扎。”更有效应。
电线杆子上总是刷着：“光纤没铜，偷了没用。”“偷偷割电线，电死不赔钱。”好像看标语的只有一帮刚从号子放出来的犯罪分子。
最大的标语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每幢房子上只刷一个巨大的字，有些房子拆了，只剩下：“工大庆，农大寨。”这副对联工整得让人心生喜悦，我自作主张为它谱上曲：“工业学大庆呀，啷力格啷啷呛，农业学大寨呀，啷力格啷呛呛，嘿！嘿！”唱完之后，感觉全身都是钢铁，充满了劳动的热情。
涮涮泥巴
我爸妈总是带我去那些比我们生活更差的地方，说是让我“体验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一块田，或者一个蔬菜大棚，我妈就兴奋地问我：“方舟方舟，这儿你还记得吗？别说不记得哦！没良心的，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玩了。”
我最近去过的“可以体验农民辛勤劳动的地方”，就是围墙里面一块有泥巴的地方。门票十元。我爸我妈指着路边的草教育我说：“方舟方舟，这叫什么……哎，忘了。我们小时候都吃这个的……”总之所有的草都可以吃，吃完之后还一定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说完了又给我讲一遍他们玩耍的方法：用一根草棍捅蚂蟥的屁股。而我此时却在小心翼翼地对付脚下的稀泥巴，我毫不掩饰自己对泥土钻进脚缝里感觉：恶心。虽然我明白没有泥巴就没有我们，但只要鞋上沾了一点泥巴，就一路尖叫着冲到有水管的地方。
有一个专门展示农具的展览馆，有磨、瓢、镢头、镰刀、水车。那些农具像是从秦始皇墓里挖出来的一样破旧，古老得就像恐龙用过的。我蹬了一下水车，就把链条骑断了，只好把水车摆成一个看上去是自杀的造型。在空无一人的农家博物馆里，我那青春不再的爸妈像是找到与自己失散几十年的农具一样，夫妻双双地挑起扁担学刘巧儿和赵振华，重温了一下他们当年朴实的爱情。
经过一小片开发过的农田，路边竖着一些农家谜语，每一则看起来都像是骂人的，什么“狗咬狗”啊，“叫我伯伯”啊，我妈对着“白狗上炕，越打越胖”想了半天，犹豫着说：“是尿壶？”还是我对农业比较在行，一下子就猜出来了：“是棉花！”卫生间前也写着一个谜语：“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冲脚的地方，赶紧跑了进去。
那里有几十个伪装成农家小院的宾馆房，墙壁上挂着镰刀和小木凳，辣椒和大蒜瓣，名字却叫做“一条”“二饼”“二五八万”，我爸不顾服务生的不满，强行推门查看环境，并笑着表示：“这个地方好，僻静，很方便聚众赌博和胡搞乱搞。”
“情人林”里有个水塘，一个中年男人在钓鱼，我们路过的时候，他刚好钓了一条大草鱼，送给身旁的妇女，她笑道：“好好，是我情人送的。”
我赶紧冲到水塘边涮脚，凉鞋上面又粘上了不少泥巴。
慎重择业
现在要我操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最近是我妈的就业问题，她自从失业以后，就对所有的职业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景仰和憧憬，她经常说：“其实当送奶工蛮好的。”我说：“可是你昨天说过你要当饭店端盘子的。”这时我妈就会勃然大怒，像“兽人加鲁鲁”一样对我狂吼一声：“啊——不许惹下岗职工！”
我劝我妈要慎重择业：首先不能当工人。我们家请了一对年轻的夫妻装我家车库的门，那天很热，走在路上可以听到许多人脚上的皮烤得噼里啪啦的声音，而这对夫妻一直工作着——当然只是凿我们的家的墙，凿啊凿啊凿——一从下午两点一直凿到晚上十一点，男的凿墙，女的举灯。我和我妈互相告诫：“长大了以后不要当工人哦，嫁工人也不行。”本来这场景已经足够我写一篇使老师掬一把鼻涕的感人作文，可想到我们家又花了一笔贵得惊人的钱，我又陷入无限的哀伤。
不能当卖西瓜的。所有卖西瓜的女人都像在非洲参加生存者游戏一样，暴露出自己皮肤被日晒以后的所有缺点。而且一斤西瓜才卖两毛钱，我始终不肯相信农业频道里致富介绍：一个卖西瓜的，一年能赚一笔只有推着小推车到银行打劫才能得到的钱。千万不要嫁给卖西瓜的，当卖西瓜的女儿也不行，因为每当卖西瓜的不在的时候，西瓜老婆就要帮客人把瓜抗到楼上，而让西瓜女儿看摊，所谓“一人卖瓜，全家劳动”。
不能当送奶工，尤其不要当有我们家这样客户的送奶工。我们家有过两个送奶工，一个是因为送奶太急，把脖子摔断了——后来他自己又把脖子拼起来，还是把奶送到了。一个有着经理以上领导的长相，肥头大耳，可是他却下岗两年了。他专门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打破的奶瓶太多，需要送奶工自己掏钱赔偿：“你们家打破了4个瓶子……一瓶奶一块五，一个瓶子就一块钱，我工作6天才能赚回一个奶瓶……”他走了之后，我和我妈计算他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妈算出来是5块钱，我算出来的是9块钱。
我不让我妈当家教，我们家门口的地摊上有一大堆家教等人挑。我不让我妈嫁所有我不许她从事的职业——她要是嫁给中巴车的承包司机，就要当售票员，我就要当中巴上的扒手。做一个人生存下来真难，我现在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未免太悲哀了。
生活在别处
我的生活平淡无趣，是在重复和忘记中度过的。我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上课的时候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师，看到价目表会条件反射地把它约分：“4块4，等于2块2，等于1块1”，胡乱地组合记忆里的单词：“吃午餐啦！再不吃饭就凉啦！”我喜欢说：“我小时候……”但是我回忆不起任何可供反复回忆的事情。我对自己过去的生活不满意。
我本来给自己安排了一份健康向上的暑假计划表——包括写短篇小说、学习织围巾、练习瑜伽、到石家庄做采访等等荒谬而忙碌的决定。时过境迁之后，我的暑假计划表实际为：每天在床上滚3个小时；每天研究自己胖在哪儿；每天看粤剧《十八里送英台》……
暑假里最激动人心时刻是接到一个恶作剧电话，他说：“喂，我是名侦探柯南，你是小兰姐姐吧？”；最快乐的时候是躲在厕所里看三八杂志《女追男好辛苦》；最害怕的事情是做梦做到自己怀孕；最喜欢观察的是街上一排擦鞋的妇女，诧异她们的活力是哪里来的；一听见“要花钱”这几个字，就会露出逃犯听到远处狗叫一样惊恐的表情；我的身体逐渐衰老，最近一把一把地掉头发。我思考后发现，按照这样的生活速度，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等死。但是我又无法预防自己不过这种生活，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死。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我对自己将来可能的生活不满意。我班同学拼命地怂恿我带她离开我们的城市，她说：“你一定要带我出去，我留在这里城市只会过我妈的生活：花钱上大学→走后门当个售货员→找个熟人结婚→顺利地生孩子→变胖→下岗→更胖”。她抱着我的腿让我把她拖了三个街区，求我带她去环球旅行，让我们度过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她对我所做的，正是我想对其他人做的。
我总算可以好好地过生活了，可以好好考虑我的新房间刷成什么颜色，可以好好地处理厕所漏水问题，看书架上我没有看过的书，写一个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像《人猿泰山》那样的，我以后大抵是不会写“范都都放了一个五香螺旋屁”之类的句子了，我将之视为恶俗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