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辑 候选人史密斯先生(2)
辩论结束之后，竞选进入组织阶段，往后是公众大集会。或许你还从没见过一个县被“组织起来”是怎么回事儿吧。那景象可壮观极了。首先是巴格肖那班子人马出来游说，他们驾着轻便马车从西往东在县里四处巡行，然后又从南到北巡行一遍。无论何时他们遇到一个农夫，他0梆会到农夫家里去，在那儿吃上一顿饭。吃完之后，他们把农夫带到轻便马车边，请他喝上一杯，于是这个人的选票他们就可以稳拿了。一直要到农夫招待保守党人吃完饭之后，他这张选票才会变卦。
事实上，向一个农夫表明你对他一片诚心的唯一办法，就是上他家去和他一起吃一顿饭。要是你吃不下那顿饭，那他是不会把票投给你的。这是一种公认的政治测验。
不过嘛，当然如此，正当巴格肖一行开始巡行拉选票的时候，史密斯的人马从另一个方向驾到了，他们和农夫们一起吃饭，给他们递雪茄烟，把他们又全部还原成了保守党人。
你或许还会在这儿或那儿看到独立候选人爱德华?周恩的身影，他在政治车马的烟尘中从一个农庄游说到另一个农庄。对每一个农夫他都解释说，他保证自己不行贿赂，不给黑钱，不许诺职位，因此每一个农夫都热情地和他握手并且把去下一个农庄的路告诉他。
在乡村被组织好之后，接下来的阶段是举行选民集会，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与对手展开舌战。
我想在整个加拿大自治领还没有哪个地方像玛丽波莎这样，能对贸易问题——关税互惠问题——进行如此彻底的探讨，能表现出如此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人们谈论的除了这一话题没有别的。在街上甲某会叫住乙某，告诉对方他昨晚从报上得知纽约一个蛋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的高百分之一。同一天晚些时候，乙某又会拦住甲某，告诉他爱达荷州每磅猪肉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每磅牛排的平均价格便宜六厘钱（也许是贵六厘钱——他一时记不清是便宜还是贵了）。人们靠诸如此类的数据过着日子，谁记的数据最多，谁就会拔尖，被视为天然的领袖人物。
不过这些东西得到最全面彻底的探讨，当然还是在选民集会上。要想把密西纳巴县举行的所有选民集会一点一滴全记录下来，那非得有鸿篇巨著不行。不过这里或那里出现的某些雄辩有力、与众不同的演说，还是值得一提的，它们堪称经典力作。比如说，约翰?亨利?巴格肖在德肯色区中学的礼堂发表的演说便是如此。第二天《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评论说，那篇演说会载入史册。一点儿没错——它会深深地埋在史书堆里。
凡听过巴格肖演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演说家。而在那天晚上，他以一个年事已高、只渴望为国家效力的人的平静与庄严发表演说，几乎超越了他自己的水平。在他的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某个人的饰针掉到了地上，落地的声音是那么大，简直把窗玻璃都震响了。
“我现在老了，先生们，”巴格肖说，“肯定过不了多久，我不仅必须和政治告别，而且还必定去那个有去无回的地方。”巴格肖说到这里时全场一片沉寂。大家的理解是，这句话意味着他想去美国定居。
“是的，先生们，我已入垂暮之年，我希望，在我走的时候，我能尽可能少地留下憎恨。但在我走之前，我希望大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保守党内的恶棍多得不计其数，其数额超过了任何一个正派社区所能容忍的程度。”他继续往下说，“我对谁都没有恶意，我希望对所有的人善言以待。我要讲的是，居然有一批有理智有责任感的人把那样一个恶棍提名为保守党候选人，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先生们，目前这场竞选容不下任何报复性的咒骂。我们不妨站得更高一点，超越那种低贱的举动。人们告诉我说，我的对手史密斯是一位沙龙老板。这一点不谈也罢。人们告诉我说他被判过盗马罪，说他是一个作伪证出了名的人，还说他是闻名密西纳巴县的最黑心的说谎大王。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吧。不要让这些东西玷污了我们的唇舌。”
“不，先生们，”巴格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我们还是站得高一点，来谈谈国民福利的问题吧。我们最好先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是多从整个国家的大局着想。为此，不妨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德肯色镇区的大麦价格的一些事实。”
接下来，在一片寂静之中，巴格肖读了一张价格表，它们是十六年以来十六个地方的十六种谷物的不同价格。
“不过，还是让我回过头来，”巴格肖转向了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的另一方面，一花点时间看一看密西纳巴县的沼泽干草的价格吧……”
当巴格肖坐下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在德肯色镇区自由党稳操胜券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在这一点上人们低估史密斯先生的政治天才了。史密斯第二天一听说有关情况，便马上把他那几个主要演说人召集拢来，他说：
“伙计们，他们在统一学方面占我们上风了。我们这方面还差得远哩。”
然后他转向尼文斯，说道：
“前天晚上你在这儿讲过些什么数字？”
尼文斯拿出一张纸并开始念了起来。
“慢着，”史密斯先生说，“成肉的数字是多少？”
“一千四百万元。”尼文斯回答说。
“太好了，”史密斯先生说，“就说是两千万元。那些农民，他们会赞同的。”
尼文斯做了修改。
“那么干草的价格是多少呢？”
“两块钱一吨。”
“把它提高到四块，”史密斯先生说，“我跟你说呀，”他补充道，“假如有哪个农民说这些数字不对，叫他到华盛顿去亲自查好了。可以对他们明说，要是有谁想证实你所说的数据，他可以随便到英国去查——告诉他直接去伦敦，亲自去翻册查明好了。”
自此以后，统计数字方面也就没什么麻烦了。然而，我还是得说一句，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好诸如此类的数据，那还是很能让听众折服的。在这场选举中，最擅长此道的大概要数银行家穆林斯了。一个操他这种行当的人，非得对贸易、人口和金钱方面的数据了如指掌不可，在演说中能把它们信手捡来，那效果是妙不可言的。
无疑你听过这类人物的演说，但是我怀疑你所听过的演说的效果，没有穆林斯在第四区的选民集会上所作的演说那么典型。
穆林斯本人当然对那些数据早已烂熟于心，他从不屑于把它们写在纸上，而他的演说却效果非常惊人。
“先生们，”他非常诚恳地说，“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到了什么程度呢？谁能说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进口额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呢？”然后穆林斯停顿下来，环视一下四周。谁也不知道。
“我本人……”他说道，“也说不出确切的数字——现在这个时刻说不上来——但数额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再比如说人口的增长，”穆林斯再次振奋起来，像天生的统计学家在估摸大概数据时一贯表现的那样，他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能说出来，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主要城市增加了多少人口？——”
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下来，信不信由你，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
“我现在说不出具体数据来，”穆林斯说，“但我家里有这些数据，它们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在发表竞选演说方面，候选人史密斯一度遭到了严重失败。
按原来的计划，史密斯先生的竞选纲领里列有彻底禁酒一项。但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这一着失策了。他们从城里请来了一个特约演说家，一个系白领带的严厉的人。此人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工作上，除了他的日常开销和每次的演讲费之外，他是不计报酬的。我是说，除了那么点钱以外，他别无所求。
在自由党人在德肯色区的学校集会的同一天晚上，他在德肯色区的社交大厅发表了演说。
“先生们，”他说道，然后中间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会儿我们聚在一块儿认真谈论国事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的对手的会场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吗？今天下午，有十七瓶黑麦威士忌被从城里送到了那所易于相信别人的无辜的学校，这你们知道吗？有十七瓶威士忌藏在黑板和墙壁之间，参加开会的每一个——请注意我的措辞，每一个人——都可以灌足那种可恶的东西，费用全由那个自由党候选人支付！”
演说者说到这里的时候，史密斯的支持者们在会上你看我我看你，既吃惊又气恼，致使演讲才讲完一半，会场里的听众差不多已走光了。
自此之后，彻底禁酒的条款被更改了。委员会采取了两全之策，一方面主张严格限制酒类营业执照的审批发放以促进禁酒运动；另一方面又鼓励含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并通过严厉的酒类贩卖法规确保此类酒饮只供给适合饮用它们的人。
最后，盛大的选举日终于来了，正如大家所知，这一了不起的日子使史密斯先生的事业达到了胜利的巅峰。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多谈，因为它已变成历史了。
反正，凡是到过玛丽波莎的人，都知道选举日是何种盛况。所有的商店，按惯常的习俗，当然都打烊了。所有的酒店，都遵照法规关门了，你要进去得走后门才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恣意取乐之前，他们在街上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就像他们在七月十二日或圣帕特里克节常做的那样。选民们都在不断地观察不同的投票点，看别的人是否已投票，因为谁都不想率先投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生怕被愚弄而把票投给了不该投的候选人。
史密斯先生的大多数支持者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们引而不发，在开头的几个小时都不投票。在史密斯先生看来，竞选有如捕熊，先得沉住气。
“先留着你们的选票别投，伙计们，”他说，“不要太性急。等时机成熟再干，到时候再大打出手，狠狠地来它两下。”
玛丽波莎的每一个投票站都有一名选举主持人和两名监票员。那些选民在投票站内外四下窥探，我看呀，和老鼠在鼠夹边东张西望没什么两样。而一旦两个监票员把某个人弄到了投票间里，他们会把他推到一幅小帷馒后面，使他不想投也得投了。至于投票方式嘛，不用说，是采取无记名投票，因此除了选举主持人，两个监票员和当时在场的两三个人以外，谁都不知道此人投了谁一票。
正是由于这一点，开头的投票结果往往是相互抵触，矛盾百出。有时因投票站安排得乱七八糟，监票员弄不清选票到底是怎么登记的，结果也就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选票恰好统计反了。另外还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投票者投票时太匆忙、太漫不经心，结果监票员们不得不把选票从票箱里拿出来，仔细看看到底是选了谁。
我想大概是由于以上原因，玛丽波莎选举初期的结果才那么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