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房间去了，因为我要与罗贝一起去里夫贝尔共进晚餐。外祖母要求我最近几天晚上动身以前在床上躺一小时，小睡片刻，这是巴尔贝克的医生提出的要求。不久，他便把这样的小睡扩展到每一天晚上。
再说，要回房间甚至不需要离开大堤，也不需要从大厅，也就是说从后面进入旅馆。在贡布雷，每星期六午饭提前一小时。现在这里正是盛夏，白天那么长，以至在巴尔贝克大旅社里，根据与此类似的提前规则，人们为晚餐摆放餐具时，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呢，似乎是吃下午点心的时刻。带滑轮的大玻璃依然开着，与海堤在同一平面上。我只要跨过单薄的木制窗框就到了餐厅里，然后我立刻离开餐厅去乘电梯。
从办公室门前经过时，我向经理送过一个微笑，而且一点也不讨厌地从他脸上收来一笑。自从我到巴尔贝克以来，我那宽容的关切已经渐渐地像备自然课一样将微笑灌输到他的脸上，改造了他的面孔。他的面庞对我熟悉起来，显示出某种很一般的意义，但可以像辨认一个人的笔迹一样看懂，与第一天他的面孔向我显示的那些莫名其妙、无法忍受的方块字已经毫无相像之处。那一天我在面前看见的那个人物，如今已被忘却。或者说，如果我还能回忆起来的话，他与那个无足轻重而文质彬彬的人物那令人厌恶而又略微加以漫画化的形象相比，已经判若两人，无法认同了。
我初来巴尔贝克那天晚上的那种腼腆和忧郁已经消失，我按铃叫电梯。在电梯里，我像沿着脊椎动物的胸腔一样，在开电梯的人身旁向高处升去。现在，他再不是默默无语了，而是向我叨叨：“人比一个月以前少了，开始走了，天凉了。”他这么说，并非因为确实如此，而是因为他在这海滨气候更炎热的一个地方又找了个事情做，他希望我们都赶快走，旅馆好关门，这样他“回到”新岗位之前，可以有几天归他自己支配。“回到”和“新”这两个词并不矛盾，因为对于一个开电梯的人来说，“回到”乃是“进入”这个动词的惯用形式。唯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屈尊使用“岗位”一词，因为他属于希望在语言中抹掉雇佣制度痕迹的现代无产者。此外，过了一小会，他告诉我，在即将“回到”的“岗位”上，他会有一套更漂亮的“工作服”和更好的“待遇”。“制服”和“薪俸”两个词，他已觉得陈旧和不适合了。由于莫名其妙的矛盾，在“老板”口中，词汇不顾一切，仍然比不平等这个概念活得更长久，所以，开电梯的人对我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唯一我关心的事，是要知道外祖母是否在旅馆。开电梯的人抢在我的问题之前对我说：“那位太太刚才从你住的地方出去了。”
我又上当了，以为是我的外祖母出去了。
“不是，我想那位太太是你们家的雇员。”
从前的市民语言，确实应该废除。但是由于在从前的市民语言中，一个厨娘是不叫“雇员”的，所以我考虑了一会：
“他搞错了，我们既不拥有工厂，也没有雇员。”
忽然我想起来了，“雇员”这个词也和咖啡馆的侍者留小胡子一样，给予仆人一种自尊心的满足，刚刚出去的那位太太一定是弗朗索瓦丝（很可能去拜访旅馆里的饮料管理员或者正在观看那位比利时太太的贴身女仆做女红）。
对于开电梯的人来说，光是满足自尊心还不够，因为他在怜悯自己的阶级时说“工人家里”或“小人物家里”，像拉辛说“穷人”一样，用的是单数。
我第一天刚到时的那种热情和腼腆早已远去，平时我已不再和开电梯的人说话，现在是他在上下穿过旅馆这个短短过程中，得不到我的回答了。旅馆像一个玩具一样，中间镂空，一层一层地在我们四周展开那分枝一般的走廊。走廊深处，灯光昏暗，越来越弱。通道的门或内部楼梯的台阶都变得细小，灯光使这一切都成了金色的琥珀，像黄昏时刻一样绵软而又神秘。在黄昏中，伦勃朗只需瞬间便勾画出窗棂或井上的轱辘。每一层楼上，一缕金光映在地毯上，展露出落日的余晖和起居室的窗户。
我自忖，刚才我看见的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她们会是何许人也。欲念这样朝着自己选择的一个小部落人群而去的时候，一切可能与这个小小的部落有关系的人都成了动情的缘由，然后又成了梦幻的缘由。我曾经听见一位太太在海堤上说：“她是小西莫内的一个女友。”那种肯定好事的神情就好像谁在解释说：“他是小拉罗什富科形影不离的伙伴”一样。立刻，从听到这件事的那个人脸上，你可以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巴不得再仔细瞧瞧作为“小西莫内的女友”的那个受到如此厚爱的人。肯定这是一种特权，大概不会赋予随便什么人。贵族阶级是相对的，有些价值不高的小小缝隙，在那里，一个家具商的儿子可以当上风雅王子，并且像一个年轻的威尔士亲王一样统治一个宫廷。自那以后，我经常极力回忆在海滩上西莫内这个名字是怎样对我产生影响的，那时我还辨别不出它的形式，对这个名字也没有把握，至于它意味着什么，指的是这一个人抑或是另一个人，也不肯定。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下面的故事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既模糊又新鲜的感觉，每一个字母、每一秒钟，都由于我们不断的重视更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上，这个名字变成了（从我对小西莫内的态度来说，只是几年以后才如此）回到我们脑海中（或睡醒时，或昏厥之后）的第一词汇，甚至先于“现在是几点钟”，“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些概念，甚至先于“我”这个字，似乎它所指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更胜于我们自己，似乎失去知觉一刻以后，先于一切休止的休止，便是没有想到这个词汇的那个过程。
不知为什么，从第一天起，我心里便想，西莫内这个名字大概是这些少女之中哪一个的名字。我不断地琢磨，怎样能够结识西莫内一家。当然是通过她认为地位比她高的人。如果这些人只是市井小民中的小烟花女，要叫她不要产生瞧不起我的看法，大概也不难。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故友，只要没有战胜这种蔑视，对于蔑视你的人，就不能完全将你纳入他心中。每次彼此那样不同的女子形象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除非遗忘，或其他形象通过竞争将前一个形象排挤出去，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外来人变成与我们自己相似的某种东西之后，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安宁。在这方面，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的肉体具有同样的反应和活动。我们的肉体不能容忍异体的侵入，除非立刻将入侵者消化或同化。
小西莫内大概是所有姑娘中最俏丽的那个——我似乎觉得，她本可以成为我的情妇的，因为只有她一个人两三次扭头顾盼，似乎意识到了我那死死盯住的目光。我问开电梯的，在巴尔贝克是否认识什么人，姓西莫内。此人不喜欢说他对什么事不知不晓，便回答说，他似乎听人提起过这个姓。到了最后一层，我请他叫人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给我送来。
我从电梯里走出来，但没有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而是在走廊里一直向前走去。此刻，虽然管这一层楼的仆役害怕穿堂风，也已将走廊尽头的窗户打开。这扇窗子不向着海，而是朝着小山和山谷，但人们从来也不曾看清楚外面的景色，因为窗上的玻璃不透明，且常常关着。
我在窗前稍事停留，也就是对这个“景”朝拜一下的时间。这一次，倒叫人可以望见比小山更远的地方。旅馆背依这座小山，山上，只在远处有一房舍，但是远景以及落日的余晖在保留了其大小的同时，又用精致的雕刻和丝绒般的首饰匣装饰了它，犹如装饰微型建筑模型一般。好像圣物，只在难得的日子才拿出来供信女善男们瞻仰的金银或珐琅制小寺庙或小教堂。可是这朝拜的时刻已经为时过长，仆役一手拿着一大串钥匙，另一只手触到他那教士无边圆帽上向我敬礼，因为晚上空气清新而凉爽，倒没有将帽子摘掉。他已经走来又把两扇窗板关上了，就像将圣人遗骸盒的两扇门板关上一样，这样也就为我的顶礼膜拜遮住了小型的圣殿和金色的圣物。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随着季节向前推移，从窗中看到的画面也变了。首先是室内很明亮，只有天气阴霾时，室内才昏暗。这时，在海蓝色的玻璃里，在我窗户的铁框中，镶嵌着大海，就像镶在教堂彩绘玻璃的铅条中一样。大海那圆形的波涛使玻璃变得无边无际。在海弯那整个布满岩石的深深边缘上，大海撒开一些三角，三角上装饰着细腻的笔触勾画出来的不动的飞沫，或皮萨内罗笔下的羽毛，雪白的、永不褪色的、奶油般的珐琅色把这些三角固定在那里。在加莱的玻璃制品中，这代表着一层白雪。
不久，白昼渐短。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淡紫色的天空，似乎被太阳那僵硬的、几何图形的、转瞬即逝的、闪闪发光的面庞打上了烙印（好像代表着什么神奇的符号，神秘的鬼怪），沿着地平线的链条正向大海弯下身去，犹如主祭坛上方的宗教画。落日余晖的各个部分，映在沿墙摆开的桃花心木低矮书橱的玻璃上，我心目中已将它与由它脱胎而来的名画联系在一起，似乎那是昔日某大师为哪一个宗教团体在一个框架上绘制的几组场景，后来在博物馆的大厅中，人们将它一片一片分开陈列，观众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将它们放到祭坛后部装饰屏组画上原来的位置上去。
几个星期过后，我上楼时，已经日落了。大海上方，天空是一条火红的彩带，与我在贡布雷散步归来准备下楼到厨房用晚饭时在髑髅地顶上之所见一模一样。这火红的彩带，是完整的一片，又像肉冻一样可以切开。顷刻大海已经发凉，变成蓝色，好似人称鲻鱼的那种鱼，天空则像我们过一会在里夫贝尔点的鲑鱼一样粉红。这一切，更增加了我就要更衣外出晚宴的快乐心情。沉重的暮霭，烟灰般黑色，有光泽，玛瑙那样坚实，肉眼看得见，紧贴着海洋，吃力地从海上升起。这儿几片，那儿几片，高高低低，一层一层，越来越宽阔。最后，最高的几层向已经变形的根茎弯下身来，一直到脱离了直到此刻支持着它们的重心，似乎就要将已到中天高度的脚手架拖走，将它扔到大海中去。
我从前坐在车厢里有一种印象，觉得需要从困倦和关在一间房里受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见一艘轮船如夜行者一般远去，也使我产生同样的印象。但是，在此刻我自己置身的房间里，我并不感到受监禁。因为一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乘马车外出。我扑到床上。我看得见距我相当近的船只。奇怪，人们在夜间也看得见船只在黑暗中移动，好似颜色幽暗、默默无声却没有入睡的天鹅。我似乎觉得自己就在一艘轮船的卧铺上，大海的画图从四面八方将我团团围住。
不过，确实经常只是一些画图而已。我忘记了，在画图的色彩下，海滩正在形成凄惨的空旷地带，夜晚那不安的海风吹遍整个海滩。刚到巴尔贝克时，夜风袭来，我是那样焦灼不安。现在，即使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全部心思仍在我目睹从我面前走过的几个少女身上，我的情绪再也不能平静，再也不能停留在事不关己的状态。在我心中，是不会产生真正富有美感的印象了。等待着去里夫贝尔晚宴更使我心浮气躁起来。在这种时刻，我的意念停留在躯体的表面上。我就要给这躯体穿上衣服，以便在那灯火辉煌的饭店中，在打量我的女性目光前，尽量显得讨人喜欢。我无法在事物的色彩后面注入深邃的思想。我的窗下，雨燕和燕子不倦地轻轻地翻飞，像喷泉，像生命的火焰，将高喷的间歇与平面方向上长长的轨迹那不动的白色的线条融和在一起。这种地区性的自然现象将我眼前涌现的景色与现实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一令人着迷的奇迹，说不定我会认为眼前的景色只不过是每日更新的绘画选。人们主观地在我所在的地点展开这个绘画选，而那些绘画作品与这个地点并没有必要的联系。有一次，我觉得那就是日本木版、铜版画展览：在精雕细刻出来的好似月亮一般滚圆的红太阳旁边，有一朵黄色的云，犹如一面湖。湖边，是黑色利剑，有如湖滨树木的侧影。还有一道淡淡的玫瑰色，自从我有了第一个彩笔盒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玫瑰色。这颜色绽开，好似一条江，两岸上似乎有船只搁浅在沙滩上，等待着人们前来将它们拖入水中。我怀着业余爱好者或在两次交际访问之间到画廊转上一转的女人那种蔑视、厌烦而又轻浮的目光，自言自语道：“真奇怪，这落日，与众不同，不过我早已见过和这一样优美、令人惊异不止的落日了。”
晚上，一条船被地平线吸收，又将它变成了流体，显得和地平线完全是一种颜色，宛如一幅印象派的画。船只似乎也与地平线一样，由一种原材料所制成，似乎人们只是在雾的蓝天中勾画出船体和缆绳。缆绳交错，船体显得更加细小，变成了金银制品。有时，大洋几乎占满了我的整面窗户，上方是一抹天空，只有一条线，与海一样地蓝，因此我以为那还是大海，只在光照作用下，才显出不同的颜色。
另一日，大海只在窗子的下部描绘出来，窗子其余的部分布满了浮云。水平方向上，一朵一朵的云你推我搡，结果好像出于艺术家的预谋或专长，那窗玻璃正在介绍“云朵研究”。与此同时，书橱的各块玻璃上显示出相似的云朵，但这是在另一部分地平线上的云朵，而且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似乎向你提供同一题材的反复。这是某些当代画家十分珍爱的反复，总是取自不同的时刻。而现在，由于艺术的固定作用，可以在一个房间里一览无余，呈彩粉画形式，并且压在玻璃板下面。
有时，在海天一色的灰色上，细腻精巧地加上一点粉红。这时，在窗子下方安睡的一只小蝴蝶，就像将双翼落在这幅有惠斯勒风味的、题为《灰与粉红色的和谐》的画下方。这是切尔西大师亲自签名的作品。这粉红色渐渐消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注目。我呆呆站立片刻，然后拉上窗帘，再次躺下。从床上，我看见窗帘上方还留有一线光亮。这一线光亮也渐渐暗淡下去，越来越细。平日，这个时刻，我已坐在饭桌上。今天，我就这样让这个时刻在窗帘上方逝去，既不忧伤，也不惋惜，因为我知道，今天与别的日子不一样，像黑夜只有几分钟打断白昼的极地的白天一样，今天比平时更长一些。我知道，从这黄昏的蛹壳里，里夫贝尔饭店的万丈光芒正在准备经过美好的变形脱壳而出。
我自言自语：“到时间了。”我在床上伸伸懒腰，起身，梳洗完毕。这样无用的时光，脱去了物质生活的重负，我觉得自有其魅力。别的人在楼下进晚餐，而我在这里，将下午无所事事积蓄起来的精力，只用在洗浴后晾干我的身躯、穿一件无尾常礼服、系领带上。指引这些动作的，已经是期待已久的与某个女子重逢的快乐。那是我上一次在里夫贝尔注意到的一个女子，她似乎对我注视良久。有一会她离席了，也许希望我尾随而去。我怀着快乐的心情给自己加上所有这一切诱饵，以便使自己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地投入一种新生活。这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要让圣卢的冷静来支持我的犹豫不决，并在生物的各个品种和来自各地的物产之中进行选择。这些菜，我的朋友一点，便构成罕见的佳馔，会大大刺激我的食欲或者我的想象。
最后，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我再也不能通过餐厅从海堤回到房间了。餐厅的玻璃窗不再敞开，因为外面夜色已经降临，而且这个玻璃蜂巢灯火通明，将贫苦的人和好奇的人都吸引来了。他们无法进入这灯光通明之中，便像秋风卷下的一片黑糊糊的蜂群一样，扒在玻璃蜂巢那发光而又光滑的四壁上。
有人敲门。是埃梅亲自给我送来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
埃梅走之前，非要告诉我，说德雷福斯罪该万死。
“人们会得知一切的，”他对我说，“不是今年，而是明年。这是与参谋部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先生对我说的。”
我问他，是不是在年底以前人们还下不了决心马上揭露一切。
“他放下烟卷。”埃梅继续说下去，模拟着那个人的动作，并且像他的顾客那样摇着头，晃着大拇指，那意思是说：“不要要求过高。”
“‘不是今年，埃梅’，他敲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今年不可能。到了复活节，行’。”
然后，埃梅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您看，他怎么说的，我都原样告诉您了。”那意思，要么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对他那么随便，他很洋洋得意，要么是我更能清楚明白地看到那论据的价值和我们抱希望的根由。
我在外地人名单的第一页上，看到“西莫内及其家属”几个字，禁不住心头一震。我心中仍藏着童年时代便产生的由来已久的梦幻。梦想中，心中有的和所感受的全部柔情融成一片，由一个尽量与我不同的人给我带来。这个人，我现在用西莫内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并且忆起在海堤上看见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她们展现成可与古代和乔托的名画相媲美的体育队形，是多么和谐。我用这个名字和对这优美的和谐的回忆，创造出了这个我等待的人。我不知道这几个少女中哪一个是西莫内小姐，也不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哪一个真姓这个姓。但是我知道西莫内小姐爱着我，我要靠圣卢设法立即与她结识。可惜在这个条件下，圣卢只得到允许延长假期，他不得不每天回到东锡埃尔去。为了叫他不去尽那个军队义务，我本来以为，除了可以指望他对我的友谊之外，还可以指望人类博物学家的那种好奇心。我经常有这种好奇心，常常我并未见过人家说的那个人什么模样，只要听到人家说，哪家水果铺子里有一位漂亮的收款员，我就想与女性美的这个新变种去结识。我希望在圣卢面前谈及我那几个少女，也在他心中激起这种好奇心。谁知我大错特错。他是那个女演员的情夫，他爱她，因此，这种好奇心早已麻木。即使稍有感觉，他也将它压抑下去，因为他很迷信，以为情妇对自己忠实与否，取决于他自己是否忠实。所以我们动身去里夫贝尔晚宴时，他并没有应允积极地去管我那几个少女的事。
最初，我们抵达里夫贝尔时，太阳刚刚落山，但是天色依然很明亮。饭店的花园里，灯火尚未点燃。白昼的热度下降，好像存放在一个花瓶的底部，沿着这花瓶的边壁，空气形成了透明、暗色而又浓稠的果冻。偌大的一丛蔷薇，贴着墙，在暗淡下来的墙上画出粉红的条纹，宛如人们在缟玛瑙石里看到的树枝状纹路。
过了不久，我们走下马车时，夜色已经降临。或是天气不好，或是希望暂时安静一会而推迟了叫人驾车的时间，总之我们从巴尔贝克启程时，夜色就已经降临。但是这样的日子，我听到海风吹拂也不感到忧伤，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就要关在一个房间里。我知道我们要在茨冈音乐声中走进饭店的大厅，那里无数的灯火将用金光灿烂的宽宽的烙铁，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黑暗和寒冷。于是我高高兴兴地上了马车，坐在圣卢旁边。马车在滂沱大雨中等待着我们。
现在，我每天一坐到桌前开始一项评论研究或阅读一本小说，便感到厌倦。贝戈特说，他坚信，我特别是能体会脑力劳动乐趣的材料，虽然我自己并不持有这种看法。在“我以后能干什么”这个问题上，最近这些时候，贝戈特的话倒使我感到，这种厌倦透露出一点希望。
“归根结底，”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写一本小说时能否体验到快乐，并非是判断一篇文字是否美丽、是否有价值的无懈可击的准则。说不定这只是一种常常附带而来的次要状态，而缺乏这种快乐并不能就预先断言文章不美。也许某些杰作就是打着哈欠写出来的。”
外祖母对我说，如果我身体好，我就会写得很好，而且会怀着快乐的心情去写。这话打消了我的疑虑。可是我家的家庭医生认为，更为谨慎一些的作法，还是提醒我，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我面临什么严重的危险。他给我列出了应该遵循的各种保健措施，以免发生意外。我认为各种快乐应从属于目标。与快乐相比，目标无比重要。这个目标便是要变得身强力壮，足以能够完成可能蕴藏于我自身的大业。自从来到巴尔贝克，我对自己进行周密而经常的控制。喝一杯咖啡会使我彻夜失眠，而睡眠对我第二天不感到疲倦必不可少。那么，谁也别想叫我去碰那杯咖啡。
可是，一到了里夫贝尔，在新的快乐刺激下，我又处于另一种思想状况之中了。例外情况才叫我们进入这种状况之中。这么多天以来耐心织成的、将我们导向明智的网已经撞破，似乎再也不该有什么明日，有什么待以实现的高尚目标了。顷刻间，为了维护这高尚目标而起作用的、整个周密谨慎的保健机制烟消云散。一个跟班小厮问我要不要外套时，圣卢总是对我说：
“你会不会冷？最好还是穿着，天气可不太热。”
我总是回答说：“不要，不要。”可能当时我并不感到冷，但是不管怎样，我再也不知道害怕病倒、不要死去以及写作重要这些事为何物了。我把外套交出去。我们在茨冈人奏出的军乐声中进入饭店大厅，在一排排已经上了饭菜的桌子间前进，就像在轻易获得荣誉的道路上前进一样。乐队授予我们军事荣誉和我们配不上的凯旋曲，我们感到音乐的节奏将快乐的奔放灌输到我们身上。我们用庄重而冷冰冰的表情和懒洋洋的举止将这种情绪掩盖起来，以便显出与那些咖啡馆音乐会里服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女人不同。她们就着火药味十足的曲调，唱着轻佻、放肆的歌曲，跑着上台，那尚武的举止犹如打了胜仗的将军。
从这一刻起，我便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我外祖母的外孙子，只有到出了门的时候，才会想起她，而是成了就要服侍我们就餐的小伙计的临时小弟弟了。
在巴尔贝克我一个星期也达不到的啤酒量，更不用说香槟，现在，我一个小时就喝下这么多，还要加上几滴波尔多酒。我心不在焉而不知其味。在我冷静而清醒的时候，这些饮料的味道意味着明显可以称道而又轻易放弃的快乐。我一个月节省下来的两个“路易”，本来想买一件什么东西，此时再也想不起来要买什么，而赏给了提琴师。在桌子之间撒欢上菜的侍者，有几个跑得飞快，张开的手心里托着一盘菜，似乎这里就是那种看谁不把菜盘掉在地上的比赛的终点。确实，巧克力蛋奶酥没有打翻而抵达目的地，英式炸土豆，虽然疾驰快跑本来会摇动，可是抵达目的地时，仍然在波亚克乳羊肉四周排列整齐如初。我注意到一个侍者，个子非常高，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脸上像扑了粉一样，使人更容易想起某些珍禽而不是人类。他不停地从大厅这头跑到那头，似乎没有目的，叫人想到一只南美大鹦鹉。这些南美大鹦鹉以其艳丽的羽毛色泽和不可理解的骚动不安填满了动物园的大鸟笼。
不久，场面井然有序了，更高雅更平静，至少在我眼中如此。所有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活动全集中成为安静的和谐。我望着那些圆桌，无数的群体将饭店充满，每一桌有如一个星球，有如从前讽喻画中的行星。在这各不相同的星球之间，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引力在起作用。每桌的就餐者，眼睛都望着别的餐桌，只有某个阔气的东道主例外，他有办法，带来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借助于旋转小桌的特点，极力逗引作家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太太们倒听得兴高采烈。这些星球般的餐桌之间的和谐，倒也不妨碍无数侍者不停地运转。因为他们不像就餐者那样坐着，而是站着，所以是在高层地区运转。有的跑着送冷盘，有的换酒，有的添加酒杯。虽然有这些特殊原因，他们在圆桌间不断地奔跑，最后还是揭示出这令人头晕目眩而又有规律的运行的法则。两个其丑无比的女收款员，坐在一大丛鲜花后面，忙于没完没了的算账，好像两个女魔术师，忙于通过天文计算以预见在这个按照中世纪科学设计的天体苍穹中偶尔会发生什么大动荡。
我有些可怜起这所有进餐的人来，因为我感到，对他们来说，这些圆桌并非星球，他们在办事中也从不运用什么分类法，以使我们摆脱其惯有外表形式的束缚，能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与某某人进晚餐，这一餐大概多少钱，他们第二天还要再来。对于年轻侍者服务行列的行进，他们显得完全无动于衷。这些侍者很可能这会儿没有什么紧急的活，正排着队递送面包小篮子呢！有几个年纪特别小，饭店总管经过时打他们几巴掌，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忧郁的眼睛直勾勾地在那里出神。他们从前曾在巴尔贝克大旅社干过，如果有哪一个巴尔贝克大旅社来的顾客认出了他们，跟他们搭上几句话，亲自吩咐将无法下咽的香槟酒拿走，他们就非常得意，只有这时才得到点安慰。
我听到自己的精力在鼓荡，其中有舒适的成分，但这是独立于能使我们感到舒适的外界物品之外的舒服。身体、注意力的极微小的变化，都足以使我感受到这样的舒适，正像轻轻一压便足以使一只闭着的眼睛感觉到颜色一样。我已经喝了很多波尔图葡萄酒。我之所以还要喝，主要并不是为了享受再加几杯能给我带来的新的舒适感，而是因为前几杯所产生的舒适感。我任凭音乐随着每一节拍牵动着我的快乐，快乐乖乖地来到每一节拍中停息。多亏有了那些化学技术，能大量地生产出自然界中只能偶然遇到的物质。里夫贝尔的这家饭店，与那些化学技术相似，它在同一时刻内汇集了许多女子。从她们那里获得幸福的前景激动着我的心。靠散步或旅行的邂逅相遇，一年之内我也不会遇见这么多人。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音乐——华尔兹，德国轻歌剧，咖啡馆音乐会歌曲交相混杂，这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本身就像是神仙快活的去处，它与另一种快活相重叠，又比那另一种快活更醉人。每一个旋律，都像一位女子一样特别，但却不像女子那样，将流露出来的感官享乐的秘密只留给某个备受青睐的人。它主动向我举荐这种快乐，贪婪地望着我，迈着任性的或淫荡的步伐向我走来，与我攀谈，抚摸我，似乎我骤然间变得更有魅力、更加强壮或更加富有了。我感到这些曲调里有某种很无情的东西。因为这些曲调对一切脱离物质利害的美，一切智慧的辉映，都是格格不入的。对它们来说，只存在肉体的快乐。它们将这种快乐——自己爱慕的女子与另外一个男人去品尝的快乐——作为世界上存在的唯一事物呈现在那个可怜的妒者面前对他来说，这实在是最无情、最找不到出路的地狱。
但是，我低声重复着这曲调的音符，并不给它一个亲吻时，它使我感受到的它所独有的肉欲，对我又变得那样珍贵，我甚至会离开自己的父母追随这旋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中去。它用一行又一行一会充满慵懒一会又充满生命活力的音符，正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建立起这个奇异的世界。这样的快活并不能赋予得到它的人以更高的价值，因为只有他自己感受得到。每次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讨得注意到我们的女子的欢心时，她并不知道那个时刻我们是否拥有这种主观的、内心的极度幸福，因而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她对我们的看法。虽然如此，我仍感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几乎成了无法抗拒的男子。我似乎觉得，我的爱情再不是什么令人讨厌、别人可以嗤之以鼻的东西，而确实具有这音乐的感人之美、诱人之处。这音乐本身好像一个可爱的去处，我心爱的女子与我在这里相逢，顿时变得亲密无间。
这饭店的常客，不但有半堕入风尘的女子，也有最风雅阶层的人，他们下午五点左右才吃茶点或者在这里设盛大的晚宴。茶点设在一条狭窄的成过道形的玻璃长廊里。长廊从衣帽间到餐厅一面，走向花园的一侧，除了几根石柱以外，长廊与花园之间只有玻璃门窗。这里那里，门窗敞开着。结果是除了许多处穿堂风以外，骤然射进的强光，令人头晕目眩和不稳定的光照几乎使人无法看清用茶点女客的模样。所以，这些女客两张桌子两张桌子地拼在一起，沿着这狭窄的细颈瓶一长条坐在那里的时候，她们喝茶或相互打招呼的每一个动作都闪闪发光，简直可以说那是一个鱼池或鱼篓，捕鱼人将捕来的颜色鲜艳的鱼儿堆积在这里。鱼儿半身露在水外，沐浴着阳光，以其变化不定的光芒在人们的眼前像镜子一样闪动。
过了几个小时，便到了开晚餐的时刻。晚餐自然是在餐厅里开的。那时，虽然外面天色依然明亮，餐厅里已燃起灯火。从餐厅里向前望去，可见花园中的楼宇，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好似夜间面色苍白的幽灵。楼宇旁有株株千金榆，一抹夕阳正穿过那淡绿的树叶。从进晚餐的灯火辉煌的厅室中望出去，玻璃窗外边，那绿树再不像是在闪闪发光而又潮湿的鱼网之中，正如我们形容下午沿着闪射着蓝光金光的长廊用茶点的那些妇人一样，而是像神光照耀下淡绿色巨大养鱼池中的水草了。
人们离席了。如果说，在进餐过程中，各位宾客把时间都用在望着、辨认着邻近各桌的宾客，也叫附近各桌的宾客叫出自己的名字，而在自己桌子的周围则保持着完美的整体的话，围绕着一个晚上的东道主形成重心的引力，在他们到进茶点的那条走廊上去喝咖啡时，便失去了其强大的力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经过时，某桌正在进行的晚餐便放弃了一个或数个微粒子。这个粒子或这数个粒子因为受到对方餐桌极大的吸引，便从自己的餐桌分离出来。而前来向朋友问好的一些先生或太太又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然后又回到原位，说：“我得溜了，回到某某先生那儿去……今天晚上我是他的客人。”这一刻，人们可以说，这分开的两束花交换了其中的几朵。
然后，长廊本身也渐渐空了。常常是，甚至晚餐后，天色还有些亮，这长长的走廊没有点起灯火，沿廊玻璃窗外树木摇曳，倒像是树木丛生、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公园小径。偶尔会有一位进餐的女士在阴影中滞留良久。一天晚上我穿过长廊出去，发现美丽的卢森堡亲王夫人正在那里，坐在不相识的一群人中。我脱帽向她致意，但没有停下脚步。她认出了我，微笑着点点头。远远超过这致意的，是从这个动作本身升起向我道出的几句话，如仙乐一般。可能是较长的一句道晚安的话，并非叫我驻足，仅仅是对那点头致意的补充，以构成有声的问好。但是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非常含混不清，结果我只听到了声音。这声音那样柔和地拉着长腔，我觉得那样富有音乐美，宛如在树林幽暗的纤细树枝中，一只黄莺啼啭起来。
有时碰巧圣卢遇见了他的哪一伙朋友，决定到附近一处海滩的游乐场去与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如果他与那些人一道走，便将我一个人安顿在马车里。这时，我就吩咐车夫奋力疾驰，以便让这没有任何人帮忙度过的时光不要显得那样漫长，免得我向自己敏感的心灵叙述到里夫贝尔以来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哪些变化——用回顾和力图走出已陷入齿轮咬合之中一般的被动地位的形式。狭窄的小路只容一辆马车通过，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很有可能与来自相反方向的另一辆马车相撞。悬崖上经常有崩塌的土方石块滚下，路面也不平稳。悬崖陡壁垂向海中，就在眼前。这一切都无法在我心中唤起必需的一点点力量，以将对危险的意识和恐惧拉回到我的理智上来。这是因为，使我们得以创作出一部作品的，并不是要成名成家的欲望，而是勤奋的习惯；帮助我们保护未来的，并不是眼前的欢愉，而是对往昔睿智的思考。帮助我们残废的头脑走正路的，是理智思考和自我控制这一副拐杖。然而，如果我抵达里夫贝尔时，早已把这副拐杖扔得远远的，破例地放松我的神经，处于任凭精神失调、酒精肆虐的状态中，就等于我赋予当前的每一分钟以质量和魅力。其结果是既不能使我更能够，也不能使我更有决心去保护这每一分钟。我听凭自己将这些看得比我剩余的生命贵重一千倍的时候，我的激情就已将这每一分钟与剩余的生命割裂开来了。我像英雄，像醉汉一样将自己关闭在现时之中。我的过去已暂时隐去，在我面前再也映不出自己的影子，我们管这个影子称作自己的前程。我将自己生活的目的，再不放在实现往昔梦幻之上，而放在现时这一分钟的欢愉中，我看不到比这一分钟的欢愉更远的东西。结果是，正是在我感到格外快活的时候，正是在我感到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正是在我看来我的生命应该更有意义的时候，我摆脱了至今生活能够使我设想到的各种烦恼，我毫不犹豫地将生命交给发生意外事故的偶然。看上去这很矛盾，但这只是表面的矛盾。再说，简而言之，我只不过将轻率集中在一个晚上而已，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轻率稀释在他们整个生存过程中。在整个生存过程中，他们每天都并非必要地面临着海上旅行、坐飞机或坐汽车游玩所包藏的危险，他们的死亡会使之肝肠寸断的人正在家中等待着他们归来。或者一本书最近就要出版是他们活着的唯一缘由。这本书还与他们脆弱的大脑联系着。
同样，在里夫贝尔的饭店里，我们逗留的晚上，如果有人怀着杀死我的动机来到，由于我在一个不现实的远景中只看到我的外祖母、我未来的生活和我要写的书，由于我完全融入了邻桌那个女子的香水味、旅馆侍应部领班的彬彬有礼和正在演奏的华尔兹乐曲的婉转与悠扬之中，我完全依附在现时的感觉上，除了与它不要分离，再也不能想得更远，再也没有其他目标，我就会紧紧抱着这感觉死去，我就会任人杀害，不去自卫，一动不动，恰似那被烟草的烟雾熏得麻木的蜜蜂，再也无心去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食物，再也不指望保全自己的蜂巢了。
此外，我还应该说，在我极度振奋的心情下，最严重的事情也变得无足轻重，这使我终于理解了西莫内小姐及其女友们。要与她们结识的大业，现在在我看来似乎轻而易举但又无所谓了，因为只有我现时的感觉极度强烈又有每一细微的变化，甚至只是这种感觉持续下去会使我快乐，对我才有重要意义。其余的一切，父母、工作、游玩、巴尔贝克的少女，都不比不容其停留的、大风中的一抹飞沫更有重量，只是与这种内心的强烈感受相对而言才存在：酩酊大醉将主观唯心主义、纯粹的现象论实现了几个小时。一切都只不过是表象，只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崇高而存在而已。这并不是说，真正的爱情在这种状态中无法存在——如果我们确实有情，而是我们如同新到一个地方那样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改变了这种情感的规模，以致我们对它再也无法同等视之了。这同一爱情，我们还能再次寻找到，但是已经易位，再也不考虑我们自己，满足于现时赋予它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们已经足够，因为非现时的东西，我们是不在乎的。可惜的是，如此改变价值观的系数，只在酩酊大醉这个时刻才能发生作用。此时此刻再没有任何重要性，像吹肥皂泡一样一吹就破的人，到了明天，会重又具有他们的重量。又得尽力重新开始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的研究工作了。更严重的是，这种明日数学，与昨日数学一样，我们将再度不可自拔地陷入这些数学题目之中，这便是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也约束我们的数学，事实上对我们自己失去了约束力而已。如果恰巧在我们近旁有一位端庄的女子或充满敌意的女子，前一天还那样难办的那件事——即使我们能讨她喜欢——现在我们却觉得一百万倍地更加轻而易举。实际上绝非如此，因为这只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内心看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变了。就在当时，如果我们来得放肆，她也会对此不满，就和我们到了第二天，要为给了侍者一百法郎小费而对自己不满一样。那道理是一样的：此时已不再酒醉。只不过对我们来说，理智迟来一步而已。
那晚在里夫贝尔的女子，我一个也不认识。她们成了我酩酊大醉的一部分，正如反射是镜子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她们显得比西莫内小姐一千倍地合乎我的欲望，而西莫内小姐对我是越来越不存在了。一个金发姑娘，独自一人，神情抑郁，戴一顶插满野花的草帽，出神地望了我好一会，她显得那样讨人喜欢。然后轮到另一个，再后轮到第三个。最后轮到一个肤色有光泽的棕发姑娘。圣卢几乎认识所有这些姑娘，我则不然。
认识现在成为他情妇的这个人之前，圣卢确实在这个花天酒地的有限世界里生活过那么长久。这些晚上到里夫贝尔来用晚餐的女子，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他本人或者他的某一位朋友至少和她们睡过一夜。其中有不少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出现在里夫贝尔饭店。她们来到海滨，有的是来与情夫重聚的，有的则是极力想找一个情夫。如果她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圣卢便不与她们打招呼。她们则比望着自己身边的男人更多地望着圣卢，看那神情，似乎并不认识他，因为谁都知道，除了那个女演员，他现在对任何女人都毫不在意了。在这些女人眼中，这一点又赋予他一种特殊的威望。
有一个女子嘁嘁喳喳耳语般地说：“那是小圣卢。看来他一直爱着那个妓女。真是情意缠绵呢！他真是美男子！她觉得他真是了不起！多么帅！不管怎么说，有些女人就是有运气！而且是多么神气的男人！我原来和德·奥尔良在一起时，跟他很相熟。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他那时为她花天酒地！可现在，他再不那么干了。他不做对她不忠的事。啊！她可以说自己真有运气！我真不知道，他从她那里能得着什么。肯定他也是个大傻瓜！她那两只脚像船一样大，像美国女人一样长着唇髭，内衣脏得很！她的裤子，我相信一个小女工都不要！你瞧瞧他那一双眼睛，为这样一个男人，往火坑里跳也愿意呀！咦，别说话，他认出我来了，他笑了，啊呀，他从前与我很熟呢！跟他一提我就行。”
她们与他会意地相视，让我撞见。我真希望他把我介绍给这些女子，真希望能够要求与她们一见，她们也慨然应允，即使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约会也罢。如果不这样，在我的脑海中，她们的面庞便永远缺乏自身独特的那一部分——似乎为面纱所遮掩——这一部分，是每一个女子都不相同的。没有见过时，我们无法想象。只有在向我们投过来的目光中，这一部分才显现出来，那目光对我们的欲望表示赞同，并向我们作出许诺：我们的欲望会得到满足。
她们的面目，虽然我只局部见到，但对我来说，仍然远远胜过我猜想大概会恪守妇道的那些女子的面孔。那些女人的面孔与这些姑娘毫无相像之处，平淡，无底蕴，平板一块，没有厚度。这些姑娘的面庞之于我，肯定又不同于之于圣卢。对于佯装与他并不相识的那种不动声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打招呼那么平平常常，向任何人打招呼都可以如此。透过这毫不在乎或平平常常，他心中忆起，眼前浮现出散乱的头发，痴狂的嘴和半张半闭的眼睛。这整个一幅无声的画，恰似画家为了欺骗大部分观众，用一幅得体的油画将它盖上的那种画幅。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中不曾有一丝一毫进入这些女子中哪一位的心灵，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被带到她一生所走的吉凶未卜的道路上去。对我来说，自然这些面庞一直是封闭的。但是，知道这些面庞曾经喜笑颜开过，已经足以使我感到这是一种奖赏。如果她们的面庞不是其下隐藏着爱情回忆的圆形饰物，而只是漂亮的奖章，我是不会给她们找到价值的。
至于罗贝，他坐着时永远无法正襟危坐，他用宫廷宠儿的微笑来遮掩武将的渴求行动。仔细端详他时，我意识到，他那三角脸上精力充沛的骨架与其祖先该是多么分毫不爽。这骨架对一位豪情满怀的弓箭手更合适，而不适合于一位风雅文士。在细腻的皮肤下，显现出大胆的房屋建筑，封建时代的建筑艺术。他的头使人想到古老城堡主塔上那些塔楼。塔楼上毫无用处的雉堞依然可见，但是在内部，已把这些塔楼改成了图书室。
返回巴尔贝克的路上，对于他给我介绍的那些陌生女子中的某一位，我一秒钟不停地又几乎不知不觉地在心中反复说着这句话：“多么甜美的女子！”好像唱叠句一样。自然，更确切地说，这些话是发自神经亢奋状态而不是持久的判断。如果我当时身上有一千法郎，而且到那时还有开门营业的珠宝店，我定会给那个陌生女郎买一个戒指。这是真的。当我们像这样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度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时，我们常常对各种人过于慷慨相赠。到了第二天，大概又会觉得这些人毫无趣味。但是对于前一日对他们说过的话，人们感到负有责任，而且希望实践诺言。
这样的晚上，由于迟归，回到我的房间，见到床，我很高兴。房间对我已不再抱有敌意。我初来乍到那天，还以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在这张床上安歇呢！现在，疲倦已极的四肢要在这里寻求一个支撑。因此，我的大腿，我的臀部，我的肩膀，一个接一个地从各个点上尽量与包着床垫的单子合成一体，似乎我的疲倦有如一位雕刻家，打算取得一个完整的人体模具。
但我无法入睡，我感到清晨即将来临。平静的心情，健康的体魄，都不存在。在忧郁中，我似乎感到这些东西再也不会失而复得。我必须安睡多时才能重新得到这些。即使小憩一会，再过两个小时也要被交响音乐会吵醒。可是我骤然入睡，堕入了梦乡。梦中，回到了青春时代，逝去岁月重返，失去的感情重来，灵魂脱离躯体，到处游动，对亡人的回忆，荒唐生活的幻想，倒退到大自然作为最原始主宰的时代（据说我们在梦中经常看见动物，却忘了我们自己在梦中几乎总是个没有理智的动物，是这种理智对事物放射出确实性之光。相反，我们在梦中对于生活中的景象只是提出一种不可信的看法，每一分钟这看法又被遗忘摧毁，前一个景象在后一个景象面前烟消云散，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张片子，下一个景出来，前面一个景烟消云散）。所有这些奥秘，我们以为不了解，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初步接触，同时也接触另一个大奥秘，就是消灭与重生。自己往事中某些已经暗淡下去了的地方，又逐个被照亮，里夫贝尔的晚餐难以消化，使这种光亮更加游移不定，这使我成了这样一个人：似乎最高的幸福就是与勒格朗丹相遇，因为我刚才在梦中与他聊天。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也完全被一个新布景挡住了视线，恰似舞台上所置的布景。后台换景时，一些演员在前台演出一个逗人开心的节目。我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滑稽节目，是东方故事味道。由于所置布景极其接近东方色彩，我在戏中对自己的过去，甚至对自己都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因为犯了过失身遭棒打和受各种惩罚的一个人物。是什么过失，我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个过失便是喝了太多的波尔图酒。
我忽然醒来，发现多亏这一大觉，竟没有听到交响乐音乐会的喧闹。时已下午。我用力起身想看看表，想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一开始，怎么使劲也毫无成效，头又沉沉落在枕头上，半途而废。这是继困倦以及其他的醉态而来的短暂的下沉，或由饮酒或由大病初愈而引起。何况，甚至就在看时间之前，我也肯定中午已过。昨天晚上，我不过是一个被掏空了心肝的、无重量的人（就像非得先躺下才能坐起来，非得睡醒才能住口一样），我不停地翻腾，说话，再也没有重量，没有重心，我被抛掷出去，似乎可以继续这闷闷不乐的奔跑，一直跑到月亮上去。虽然睡着了，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时间，我的身体却能计算出来。它不是在表面绘制出时间的表盘上量度时间，而是通过逐步称量我的力气恢复了多少。像一个大钟一样，我的身体让力气从头脑向身体的其余部分一级一级走下去，现在这力气已经将其积蓄的充足数量实实在在地堆积到了膝盖以上。如果说，从前，大海是我们生命所系的环境，必须将我们的血液重新投入大海之中才能恢复我们的力气，就遗忘和精神空虚而言，情形也是如此。有时，在几个小时之内，似乎脱离了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内积聚起来而没有花费的力气，通过其数量衡量了时间，与时钟的重量或沙山塌陷衡量时间一样准确。
何况，从这样的睡眠中醒过来，并不比长时间熬夜后再想睡着更容易，任何事情都有持续下去的倾向。如果说，某些麻醉剂确实会催人入睡，那么长时间睡眠则是更厉害的一种麻醉剂。长时间睡眠之后，要醒过来很困难。我就像一个水手，他清清楚楚看见自己的船只绳缆系在码头上，但是船只仍被海浪摇来摇去。我确实想看看时间，想起床，但是我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再次被投进睡眠中。着陆很困难，我又倒在枕头上两三次，然后才站起来，走到我的表跟前，将表上的时间与我那软绵绵的双腿所拥有的丰富的物质所指示的时间加以对照。
最后我终于看清楚了：“下午两点！”我按了铃，可是我立刻又睡着了。从我再次醒来时感到的平静和对已经过了一个漫漫长夜的感觉来看，这次大概睡的时间长得多。然而，我之醒来乃由弗朗索瓦丝走进室内而引起，而她进来又是我按了铃的缘故。所以这次睡着，我自己觉得大概比上一次更长，而且给我带来这样的惬意和忘却，而实际上只持续了半分钟的工夫。
外祖母推开我的房门，我就勒格朗丹家族向她提了一大串问题。
只说我恢复了平静和健康，还远远不够，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与前一天相比平静与健康与我距离有多远这样一个简单问题。我一整夜都在与逆流搏斗，然后，不仅仅是我又回到平静与健康身边，而是平静与健康又回到我身上。头空空的，有一天大概会粉碎，头上有几处位置明确，还有些难受。头脑任凭我的思想驰骋。思想再次各就各位，并与生命重逢。可叹的是，时至今日，我的思想还不会好好利用我的生命。
我再一次逃脱了无法入睡的困难，躲过了宇宙洪荒，躲过了歇斯底里发作的覆没。前一天晚上我无法得到安宁时威胁着我的一切，现在，我都不再害怕了。面前展现出新的生活。虽然我已经很舒服，但是仍然像骨头散了架一样。我一动不动，怀着喜悦品味着我的疲倦。疲倦将我双腿、双臂的骨头都拆散了，折断了，现在我感到，这些骨头都集中在我面前，随时准备重新接合起来。只要像寓言中的建筑师那样唱起歌来，我写上就能将骨架重新竖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