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挚友莱翁·都德：

谨致衷心的感激和敬意。

马塞尔·普鲁斯特

1

清晨，鸟雀唧唧啾啾的叫声在弗朗索瓦丝听来觉得没有趣味。“女佣”们说一句话都会把她吓一跳；走一走路都会使她受到惊扰，会使她猜想是谁在走动，因为我们搬家了。其实，在我们旧居的“七楼”，仆人们来回走动的声音也不算小，但她熟悉他们，听到他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感到非常亲切。现在，即使是寂静无声，她也会觉得难以忍受。我们的旧居门窗朝着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而我们的新居所在的地区却很幽静，只要有个过路人唱唱歌（哪怕歌声非常微弱，远远听来，也像管弦乐的主题曲那样清楚），搬了家的弗朗索瓦丝听了也会激动得流下眼泪。因此，虽然我曾嘲笑她为了不得不离开一幢“到处受到尊敬”的房子而内心忧伤（按照贡布雷的惯例，她在收拾行李时哭哭啼啼，口口声声说，到哪里也找不到比我们的旧居更好的房子），但是，当我看到我们家的这位老女仆因为初次见面的门房没有向她表示足够的尊敬而几乎垂头丧气时（因为尊敬对她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我就向她走了过去。我这个人虽不留恋旧东西，但也难适应新环境。只有她才能理解我。自然，她的那个年轻的听差决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他几乎还不能算贡布雷的人。搬家，迁入新区，对他说来就像度假一样，新鲜的事儿使他开心，有如作了一次旅行；他以为自己到了乡下；他得了一次感冒，这就好似在没有关严窗户的车厢里吹来了一股“穿堂风”，使他产生了一种见过世面的奇妙印象；他每次打喷嚏，都为找到了一份如此称心的差事而高兴，因为他一直盼望能遇上一个经常旅行的东家。因此，我没有想去找他，而是直接去找弗朗索瓦丝了。我曾对搬家满不在乎，甚至见她伤心落泪还嘲笑她，因此，当她见我愁眉不展时，便故意装出冷冰冰的样子，更何况她也和我一样沉闷忧郁呢。神经过敏的人越是“敏感”，就越自私；他们只许自己有痛苦，却不让别人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半点不快。弗朗索瓦丝对她感到的痛苦，哪怕是最轻微的，都要一一仔细回味；要是我不高兴了，她便故意扭过头去，使我的痛苦得不到同情，甚至引不起注意。我刚想同她谈我们的新居，她就把头扭过去了。两天之后，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回到我们刚搬离的房子去找几件遗忘在那里的衣服，她显示了女人的变化莫测，回来后竟说，她在我们过去的那条街上差点儿没给憋死，她这次回旧居实在感到“不得其所”，她从没见过那样不方便的楼梯。她还说，“即使回去可以当上皇后”，她也不回那里去住了，哪怕给她几百万钞票（反正这样瞎说又不要她花钱！），我们新居的一切（也不过就是厨房和走廊）要比旧居“布置”得不知好多少。可那时，搬家后我的“烧”还没有退，我就像刚吞下一头牛的蟒蛇，感到自己痛苦地被一只箱子撑得变了形，凸得我连看一眼都觉得吃不消。然而，写到这里，我该作个交待，我们的新居是盖尔芒特府附属建筑中的一套单元房。我们搬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外祖母身体欠安，需要更洁净的空气，而这条理由，我们对她是避而不谈了。

我们给了不可知一个名字，因而名字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知的形象，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实体，迫使我们把名字和实体统一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动身去某个城市寻找一个为该城市所不能容纳、但我们不再有权剥夺其名称的灵魂。在这样一个时代，名字不仅像寓意画那样使城市和河流有了个性，不仅使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而且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画面：每一个城堡、公馆或宫殿，都有它们的女主人或仙女，正如森林有森林神，水域有水神一样。有时候，仙女深深地隐藏在她的名字后面，受到我们想象力的滋养，随着我们想象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多少年来，德·盖尔芒特夫人于我不过是一张幻灯片或一块彩绘玻璃窗上的图像，但当完全不一样的梦幻用急流溅射的泡沫把它弄湿了时，它也就开始失去光泽。

然而，只要我们接近名字所指的真实的人，仙女就会消失，因为这个人一旦和她的名字统一，也就不再是仙女；如果我们离开她，仙女就会再现；但是，只要我们待在她身边不走，她就会最终消失，随之名字也会消失，例如吕西尼昂家族，在梅吕西娜仙女离去的那天，也会黯然失色。名字不过是一张有照片的普通身份证，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我们就看一看这张身份证，好弄清楚我们认不认识这个过路人，该不该同他打招呼；名字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象而变了样，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原来的倩影。但是，尽管从前某年所产生的某种感觉，会像那些能保留不同艺术家的声音和风格的自动录音器那样，使这个名字在我们记忆中重现，使我们重新听见这个名字，而且听上去仍然是从前的声音，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仍能感觉得到，相同的声音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连串梦幻已经不相同了。有时候，在从前一个春天听到的名字现在又听见了，我们会像挤绘画颜料管似的，从中挤出逝去时光的神秘而新鲜的、被人遗忘了的细腻感情；当我们像一个蹩脚的画家，把我们的过去整个儿地展现在同一张画布上，任凭我们的记忆给予它传统的、千篇一律的色彩的时候，我们以为对过去的每时每刻仍然记忆犹新。然而恰恰相反，过去的每一时刻，作为独到的创作，使用的色彩都带有时代特征，而且十分和谐，这些色彩我们已不熟悉了，可是仍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心醉。我就有过这种体会。贝斯比埃小姐结婚已经多年，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又突然恢复了我在她喜庆之日所听到的声音，与今天的声音迥然不同，此刻我心里高兴得发颤，它使我又看到了年轻的公爵夫人佩戴的鼓鼓囊囊的领结，淡紫的颜色柔美悦目，光辉灿烂，新颖别致；还有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蓝晶晶的微笑，宛若一朵永开不败的不可采撷的长春花。那时候，盖尔芒特的名字也像一个注入了氧气或另一种气体的小球：当我终于把它戳破，放出里面的气体时，我呼吸到了那一年、那一天贡布雷的空气，空气中混杂有山楂花的香味。是广场一角的风把这香味吹过来的。这预示着一场大暴雨的风使太阳时隐时现，把阳光洒在教堂圣器室的红羊毛地毯上，使它呈现出天竺葵的肉色，或像玫瑰花的粉色，光彩夺目，它又像盛大音乐会上演奏的瓦格纳的乐曲，高雅华贵，轻松愉快，令人心旷神怡。此刻，我们会突然感到这个原始的实体在打颤，恢复了它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那些音节内部的形式和雕刻花纹。然而，即使在这样难得的时刻，即使名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常生活的漩涡中，仅仅成了一种惯用的称呼，失去了任何色彩，好似一个棱柱形的陀螺，飞速地、如醉似狂地旋转着，可是，当我们在幻想中冥思苦想时，为了回溯以往，我们会力图减缓和中止我们已被卷入的永恒的运动，渐渐地，又会重新看到某个名字在我们一生中向我们连续展开的斑斓色彩，层层叠叠，但各个相异。

当然，在我小时候，当我的乳母轻轻摇着我，给我唱《光荣属于盖尔芒特侯爵夫人》那首古老的歌谣的时候（也许，她也和我今天一样并不知道这首歌是为谁而写的），或者过了几年，当年迈的德·盖尔芒特元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下来，夸我是漂亮的孩子，并从一只小糖盒里取出一块巧克力给我吃的时候（为此，我的保姆感到十分自豪），我不知道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在我眼前显示了什么样的形象。孩提时候的事情我毫无印象，就像跟和我没关系似的，我只能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仿佛是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事。但后来，当这个名字在我脑际留下印象后，先后出现过七八个迥然不同的形象，最先出现的形象最甜美：我的梦幻为现实所迫，逐渐放弃一个难守的阵地，后退一步，固守新的阵地，直到被迫作出新的退让为止。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也像她本人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发生着变化。她的住所也以盖尔芒特命名，年复一年，我听到的这样或那样的谈话改变着我的幻想，使这个名字逐渐充实：这个住所，在它那些已经变得像云彩或湖泊那样具有反射面的石头中，映照出我的梦幻。起初是一座城堡的主楼，墙壁不厚，不过是一条橙色的光带，领主和他的夫人在城堡顶端决定归附他们的人的生死，继而城堡让位于一片土地，土地上奔腾着一条湍流，就在“盖尔芒特家那边”的一端：多少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父母亲一起凝望着维福纳河；公爵夫人教我钓鳟鱼，告诉我那些一串串挂在附近低矮的篱笆上的紫红色和淡红色的花儿叫什么名字。这是一块世袭的土地，一座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城堡，高傲的盖尔芒特家族，犹如一座经历了漫长岁月、饰有花叶的古老苍黄的塔楼，高高地矗立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一家族兴起的时候，法兰西巴黎圣母院和夏尔特尔圣母院的空地还一无所有，后来才建造了这两座教堂；朗市山顶的圣母大教堂尚未问世，那高高屹立的塔楼，就像停在阿拉拉山上的挪亚方舟，族长和他们的家人一个个忧心忡忡，俯身窗口，观察上帝是否已经息怒；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准备在大地上种植，还带了各种动物。这些动物像是要从钟楼逃出去似的，牛在钟楼的屋顶上安详地闲步，居高临下，眺望着香巴尼平原；那时，如果游客傍晚时分离开博韦，回头一看，还看不见圣皮埃尔大教堂在残阳的金色帷幕上展开它那多分支的黑翅膀，紧跟在他后面飞翔。盖尔芒特家族就像一本小说的背景，一片虚构的风景，我很难想象得出它的面貌，但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发现它。它是一块飞地，周围是真实的土地和道路。这些土地，这些道路，在离一个火车站两里路的地方，突然充满了纹章的特征。我想起了邻近几个地方的名字，仿佛就在帕耳那索斯山或赫利孔山的山脚下，它们犹如会产生神秘现象的物质环境（就地形学而言），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我又看到了画在贡布雷彩绘玻璃窗底部的盾形纹章，经过好几个世纪，这个显赫的家族，通过联姻或者购买，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各个地方，获得了许多领地，它们一一刻在了纹章四个纵横等分的盾面上：北方的大片土地，南方有权势的城邦，同盖尔芒特家族合而为一后实质上已不再存在，只象征性地把它们绿色或银色图案的城堡刻入盖尔芒特家族纹章的蓝色底面上。我曾听人谈到过闻名遐迩的盖尔芒特挂毯，蓝色，有点粗糙，具有中世纪风格。我看见它们像一片云彩，在这古老的森林边缘，在这深紫红色的传奇式的名字上空飘游，希尔德贝常在这片森林里狩猎。这深邃而神秘的土地，这遥远的年代，只要我和这个女领主，湖泊的仙女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巴黎接触过一次，我就可以像进行了一次旅行那样洞察到它们的秘密，仿佛在她的脸上和言谈中具有老树和湖堤的魅力，像她档案室那本破旧的习俗汇编那样刻有世纪的特征。可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圣卢。他告诉我，他们家是在十七世纪买下这座城堡的，仅仅从那时起它才取名盖尔芒特。在这以前，他们家住在附近的地方，封号不是在这个地区获得的。后来，城堡周围建起了村庄，也以盖尔芒特命名。为了不使城堡的景致遭受破坏，颁布了地役法，规定道路的走向和限制房屋的高度。至于挂毯，底图全都出自布歇之手，是盖尔芒特家的一个艺术爱好者于十九世纪购置的。它们张挂在一个到处蒙着红棉布和长毛绒布的非常俗气的客厅里，并排挂着几幅拙劣的狩猎图，是那位艺术爱好者亲手画的。圣卢向我揭示了与这座城堡的名字不相关的东西，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根据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响亮的音节来看这座城堡了。于是，在名字的深处，我看到的不是这个城堡在湖面上的模糊不清的倒影。对我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就是她在巴黎的府邸，盖尔芒特府，它像她的名字一样清澈可鉴，因为它还没有受到任何庸俗的、不透明的物质的侵扰。正如教堂不仅意味着礼拜堂，而且还包括全体信男信女一样，盖尔芒特府也同样包括所有分享公爵夫人生活的人。可是她那些挚友，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于我不过是一些知名的富有诗意的名字；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这就只会增加和保护公爵夫人的神秘色彩，在她周围加上一圈很大的光轮，这圈光轮最多不过是会逐渐减弱罢了。

因为我丝毫也想象不出应邀出席公爵夫人晚宴的宾客长着怎样的身子，蓄着怎样的小胡须，穿着怎样的半统靴，用怎样一种合乎人情和理性的方式讲着乏味的甚至是别出心裁的话语，所以，这些急速旋转着的名字，不会比围着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个萨克森瓷像举行的幽灵宴会或舞会带给我更多的信息。它们使她的玻璃府邸保持着玻璃橱窗的透明性。后来，圣卢又给我讲了他这位舅妈的园丁和小教堂神甫的几件轶事，盖尔芒特府就变成了一座城堡，就像从前的卢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周围是它的世袭领地，是根据一个奇怪地残存下来的古老权利继承的领地，德·盖尔芒特夫人还在对它行使封建特权。但是，我们搬来这里，住进了这座公馆一个侧翼的一套单元房里，与德·盖尔芒特夫人为邻，紧挨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时候，上面所说的城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一幢旧住宅。像这样的住宅现在兴许还能看到。也许是民主的巨澜形成的冲积层，或者是历史的遗赠物（因为在比较古的时候，各种行业都聚集在领主周围），在这类住宅的主院两侧，常有商店的后间和工场，甚至还有鞋匠或裁缝的木屋小店（这种小店在教堂的两旁也能看见，建筑工程师的审美观未能把它们彻底清除）；一个补鞋匠兼门房在院子里养鸡种花；院子深处，在被称作“公馆”的府内，住着一位“伯爵夫人”，当她帽子上插着几朵旱金莲花（大概是从门房的小花园里摘来的），坐着她那辆破旧的由两匹马拉的敞篷四轮车出门的时候（马车夫身旁坐着一个听差，他到本区的各家贵族公馆去投折了角的名片），一视同仁地朝门房的孩子和此刻正巧同她迎面而过的中产房客颔首微笑，挥手致意，和蔼之中露出轻视，平等之中藏着高傲。

在我们刚刚搬进的这幢房子里，住在院子深处的高贵主妇是一位公爵夫人，举止优雅，看上去还很年轻。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多亏弗朗索瓦丝，我不久就掌握了这座“公馆”的情况，因为盖尔芒特家的人从早到晚都挂在她的嘴边。她常用“楼下”，“底下”称呼他们。早晨，她给妈妈梳头时，禁不住朝院子里瞟一眼，说：“瞧！两个嬷嬷。肯定是到楼下去的。”或者说：“啊！厨房的窗口上挂着漂亮的野鸡，不用问是从哪里来的，公爵去打过猎了。”到了晚上，她给我准备睡衣的时候，如果听到钢琴声或一曲小调，她就推断说：“他们底下请客啦，真快活！”这时，在她端正的脸庞上，在她满头的银发下，绽出动人而得体的笑容。这个焕发着青春的笑容，把她脸部的每根线条暂时放到了适当的位置上，显得协调和谐，但也有点矫揉造作，就像人们跳四对舞之前的脸部表情。

然而，盖尔芒特一家的生活中最能引起弗朗索瓦丝兴趣，最令她高兴同时又最使她痛苦的时刻，是过车辆的大门打开，公爵夫人登上她的敞篷马车的时刻，一般在我家用人刚吃完午饭之后。他们每日的午餐，像犹太人过逾越节那样神圣，谁也不能打扰，这成了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就连我父亲也不敢摇铃使唤他们。他知道，摇五次铃和摇一次铃的效果一样，都不会有人来听他使唤。再说，干这种不知趣的事儿，不仅白费力气，而且对他一无好处。因为弗朗索瓦丝会一整天都板着脸，给他颜色看。自从上了岁数以后，她的脸简直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长期积压的牢骚和她内心不高兴的缘由都写在她那张布满了红红的楔形细皱纹的脸上，既明显，又令人捉摸不透。此外，她大声诉说她的不满，不过，我们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她把这称作给我们做一整天的“小弥撒”，以为这会使我们丧气，“难过”或者“恼火”。

最后的仪式结束后，弗朗索瓦丝犹如早期基督教堂主持弥撒的神甫，同时又是做弥撒的信徒，给自己斟满最后一杯酒，从脖子上解下餐巾叠起来，用它擦了擦嘴唇（因为上面残留着咖啡和掺了大量水的红葡萄酒），然后把它放进饭桌上束餐巾的圆环中，以忧郁的眼神看了看“她”的年轻的听差以示感谢，因为这个年轻人过分殷勤地对她说：“太太，再来一点，怎么样？这酒味道不错。”然后，她赶紧去把窗子打开，借口说“这该死的厨房”太热。她转动窗把，透了口气，一面敏捷而又漫不经心地朝院子深处瞥了一眼。这偷偷的一瞥使她确信公爵夫人还没有准备停当，于是她非常想看却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看了看套好的马车。她的眼睛专注地看过地上的东西后，又抬头望了望天空。她早就猜到天空万里无云了，因为她感觉到空气甜丝丝的，太阳暖融融的。她凝视屋顶的一个角落，恰好在我卧室壁炉的上方，每年冬去春来，鸽子都到那里来做窝。在贡布雷，弗朗索瓦丝的厨房里也有这种鸽子咕咕地叫个不停。

“啊！贡布雷，贡布雷。”她叫了起来。（她诵读这一祈求时的那种近乎唱歌的声调以及她脸上洋溢着阿尔人的纯正的表情，会使人怀疑弗朗索瓦丝是南方人，而她的故乡——她常常为离开她的故乡而惋惜——不过是她的第二故乡。但是，也许人们搞错了，因为没有一个省没有它的“南方”，我们不是能碰到不少萨瓦人和布列塔尼人，他们说话时也像南方人那样，总是很容易把长元音和短元音颠倒。）“啊！贡布雷，可怜的故乡，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你！什么时候我能在你的山楂花和我们可怜的丁香花下过上一整天，听金丝雀唱歌，听维福纳河像人那样悄悄说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停地听见我们小少爷的讨厌的铃声。他不到半小时就要害我沿着这可恶的走廊跑一趟。而且，他还嫌我去得不及时，好像我应该在他拉铃前就听见铃声，你要是晚了一分钟，他‘又会再发’可怕的脾气。唉！可怜的贡布雷！兴许要等我死后才能见到你了，他们会像扔一块石头似的把我扔进坟坑里。到那时，我就再也闻不到山楂花的香味了，你那些美丽而洁白的山楂花。不过，我想，我活着时已经让我吃足苦头的三声铃声，我在九泉之下还会再听见的。”

可是，院子里那个专做背心的裁缝在向她打招呼了，她停止了絮叨。从前有一天，我外祖母去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这个裁缝很感兴趣，可是弗朗索瓦丝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他听到开窗的声音就抬起了头，一直在设法引起他的女邻居的注意，以便向她问好。弗朗索瓦丝向絮比安扮出少女的娇态，这使我们家这个爱咕哝的老厨娘的那张被年龄、坏脾气和炉灶的热气弄得死板的脸变得好看了。她含蓄、亲昵而又腼腆地，动人地向裁缝挥手致意，但没有同他说话。因为她即使敢违背妈妈的嘱咐朝院子里张望，也不敢在窗口同人交谈；弗朗索瓦丝想，这会惹起太太的“一番申斥”。她指了指套好的马车，仿佛在说：“那匹马真漂亮，是不是？”可嘴里却嘀咕说：“瞧那破家伙！”她知道他会回答她的。他把手放在嘴边，好让他那压低了的声音传到她的耳朵里：“你们想要，也会有的，甚至会比他们更多，只是你们不喜欢这些东西罢了。”

弗朗索瓦丝高兴、谦逊而又含糊地向他回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各有各的派头。在这里，一切得从简。”然后关上了窗子，怕妈妈会突然闯进来。絮比安所说的“你们会比盖尔芒特家有更多的马”中的“你们”，实际上应该指我们，当然他用“你们”也不无道理，因为除非为了满足某种纯个人的自尊心（譬如，当她整天咳嗽不止，使全家人担心会被她传染上感冒时，她会带着讨厌的冷笑说，她没有感冒），弗朗索瓦丝已同我们合为一体了，就像那些植物，它们和动物紧密相连，动物为植物捕捉食物，吞食和消化食物，最后把它们变成可吸收的粪便，提供给植物作养料。应该由我们，按照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来计划满足我们自尊心的小奢侈，对于满足她生活上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必须服从我们的需要。另外，我们承认她有权按照传统的习惯，自由地吃她神圣不可侵犯的午餐。餐后可以在窗口透透空气，有权上街逛逛，买点东西，星期天去探望她的侄女。

读者这下该明白，为什么弗朗索瓦丝在搬家后的头几天里会那样无精打采。我父亲的各种荣誉头衔还没有被我们新居的居民知道，她感到浑身不舒服。她自己称这种不舒服为烦闷。这种烦闷，就是高乃伊作品中这个词所表达的强烈意思，或者是那些对他们的婚后生活、对他们的家乡深感“厌烦”从而想自杀的士兵笔下所表达的意思。弗朗索瓦丝的烦闷很快就治愈了，恰恰是被絮比安治愈的，因为他一上来就讲了一句使她高兴的话，就跟我们决定要买一辆车子时使她产生的愉快一样强烈，甚至更为高雅。“真是好人哪，这些朱利安（弗朗索瓦丝乐意把新词和她已经掌握的词混用）是正直的人，一看就知道。”絮比安果然善解人意，他逢人便讲，我们没有马车，是因为我们不想要。

弗朗索瓦丝的这个朋友很少待在家里，他在某个部谋得了一个职业，在那里当雇员。这个做背心的裁缝起初和一个“顽皮的女孩子”一起生活，我外祖母曾误以为他们是父女。几年前，我的外祖母曾去拜访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时候女孩子还很小，可是裙子做得很像样了。当她转做女装，成为女裙裁缝时，絮比安再干他的老本行就无利可图了。她先在一个专做女装的女裁缝铺子里当“艺徒”，缲缲边儿，缝缝边饰，钉钉纽扣或“揿纽”，用别针固定腰身，但很快就晋升为二级继而是一级技工了。她的顾客都是上流社会的贵妇。她上顾客家，也就是说，上我们院来做活，常有铺里的一两个小姐妹陪她来，她们是她的徒弟。从此，絮比安在她身边就用处不大了。固然，小姑娘长大后，还常要给人缝背心，但是有朋友们当帮手，就不需要别人了。于是，姑娘的叔父絮比安申请了一份工作。起初他只是给人当助手，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后来他取而代之，到晚餐时候方能回来。幸好，我们搬到这里后过了几个星期，他才被“正式任用”，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向弗朗索瓦丝献殷勤，帮助她不太痛苦地度过这开始阶段的异常难熬的时光。尽管我不否认絮比安作为“过渡药剂”对弗朗索瓦丝所起的作用，但我不得不承认，初接触时，我并不喜欢他。从近处看，会发现他的眼睛充满怜悯、忧伤和迷惘。这种眼神彻底摧毁了他那肥大的双颊和红润的肤色可能产生的效果，会使人感到他病得厉害，或刚死了亲人，精神受到了打击。其实，他既没有生病，也没有丧事，而且能说会道，说起话来总是冷冰冰的，爱嘲笑人。这种在眼神和讲话语气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了某种虚假的现象，非但不会引起人好感，甚至使他本人也似乎感到很尴尬，就像一个穿着短上衣出席晚会的来宾，看到别人都穿燕尾服而感到难堪，或像一个必须回答某殿下的问话，却又不知从何答起的人，只好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来摆脱困境。我不过打个比方罢了，相反，絮比安讲话总是娓娓动听。我很快就发现，他身上蕴藏着一种非凡的才智，这也许同漫布在他脸上的怜悯、忧郁和迷惘的眼神相吻合（同他混熟后，就不再去注意他的眼神了）。他这种非凡的才智，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文学天赋的人所具有的才智，也就是说，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只要浏览几本书，便能精通或者掌握语言的最瑰丽的表达法。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都是风华正茂就去世了。因此我断言，絮比安很快也会死的。他心地善良，富有怜悯心，感情细腻而丰富。

他在弗朗索瓦丝生活中的作用很快就不那么重要了。她学会了替代他演出他的角色。甚至，当一个供货人或一个仆人登门送货时，弗朗索瓦丝会巧妙地利用他们到厨房等候妈妈回话的片刻，装出不屑理睬的样子，继续干她的活，只是神态冷漠地指给他们一张椅子，示意他们坐下。这样，当这个供货人或仆人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脑海里一般都会深深刻下这个印象：“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此外，她如此坚持要别人知道我们有钱（她把“我们有点钱”说成“我们有钱”，因为她不会使用圣卢所说的部分冠词，而只会说“有钱”，“拿水来”，不会说“有点钱”，“拿点水来”），要别人知道我们很富，并非因为在她眼里财富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有了财富就不再需要别的，道德也不要了，而是因为光有道德，没有财富也不是她的理想。在她看来，财富是必需条件，没有财富，道德也就没有价值，没有魅力。她很少把财富和道德分开，久而久之，最终把它们混为一谈，以为道德会使人舒适，认为财富会给人启发教育。

窗子关上后，弗朗索瓦丝叹口气，很快开始收拾厨房的桌子，要不然，妈妈什么样的骂人话都会说出口来。

“在椅子街还住着盖尔芒特家的人哪，”贴身男仆说，“我有个朋友曾在那里干过，是他们家的第二马车夫。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朋友的内弟，他和盖尔芒特男爵的一个马夫在同一个团里服过役。”“得了，管他呢，又不是我的父亲？”贴身男仆接着开了句玩笑。当他唠叨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的时候，中间总要插进一两句新鲜的玩笑话。

弗朗索瓦丝上了年岁，视力减退了，但还能看见贡布雷天边的东西，可是贴身男仆这句话中的玩笑她却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这里应该有一句玩笑，因为它和下面的话没有联系。而且，她知道说出这句有分量的话的人平时很爱开玩笑。于是她宽厚而又赞叹地笑了笑，仿佛在说：“这个维克多，还是那个脾气！”况且，她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能听到这一类俏皮话，跟社交界有教养人的乐趣多少挨了点边。为了得到这份快乐，社会各阶层的人争先恐后地梳妆打扮，甚至冒着伤风的危险。再说她认为这个贴身男仆是她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常在她面前忿忿不平地揭露共和国对神职人员将要采取骇人听闻的措施。弗朗索瓦丝还不懂得，最残忍的敌手，并不是那些和我们持不同看法，并且试图说服我们的人，而是那些火上加油、无中生有、用一些坏消息使我们心里难受的人。他们还唯恐我们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可以减轻痛苦，可以对胜利的一方产生微弱的好印象，为了使我们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们硬要向我们证明，对方不但是毫不留情，而且是得意洋洋。

“公爵夫人和那些人可能有姻亲关系。”弗朗索瓦丝又回到了椅子街的盖尔芒特这个话题上，就像在重奏一段行板乐曲。“我记不清是谁跟我讲的，反正他们中有人把一个表妹嫁给公爵大人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括号’内的。盖尔芒特可是个‘大家族’哪！”她极其崇敬地补充说。她根据这个家族的人口和响亮的声誉，断言这是个“大”家族，正如帕斯卡尔依据理性和《圣经》的权威性确定宗教的真实性一样。因为，既然这两样东西只能用一个“大”字来形容，那么，在她看来，它们也就合而为一了。这样一来，她的词汇也就像某些宝石那样，有些地方出现了瑕疵，甚至在弗朗索瓦丝的思想上投下了阴影。